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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大传(选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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咄牛ㄍ懦ふ允偕剑┲形局傅荚薄＂�1930年夏，南汉宸回到杨虎城身边，后随十七路军入陕并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进入了杨虎城的政治决策核心，这标志着杨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杨虎城运用共产党人的才智在陕西实行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地方，改造部队提高军事政治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共产党人则利用杨虎城的支持与掩护，在十七路军和地方上恢复和建立起各级组织，发展了政治力量。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一直依重保护，曾在他的队伍里任职的共产党人有许多，从1928年魏野畴发动皖北暴动起到1933年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先后组织大的兵变就有8次，小的就达几十次。对这种在军队中组织兵变或起义，一般地方军阀是无法容忍的，杨虎城则一贯采取既往不咎，宽容的态度，从未因此而疏远共产党人。魏野畴遇难他掉眼泪；1931年，刘志丹在陕西邠县被杨的部下逮捕，杨虎城闻报派人立即将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走时还送钱送枪。中共党员王泰吉先后组织过三次武装起义，1929年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将其保释出狱，先后委任王为副旅长、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长等要职。米暂沉说：王曾多次劝杨虎城“打起革命红旗”，但杨虎城不同意贸然行事。
王泰吉于1933年7月率骑兵团在耀县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高岗任政委。起义后，王曾对何寓础（中共党员）讲：“我今日之所为，与杨先生的一贯革命主张是一致的。”杨虎城对王泰吉一事表示了宽容的态度，在部下请示对策时，他对孙友仁讲：“把他们逼走，不要打，都是自己的官兵。”⑧耀县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王泰吉带着仅剩的百十人参加了陕北红军。1934年1月，王泰吉在淳化县被人出卖被捕，当地政府立即报告了省主席邵力子，邵又立刻上报蒋介石。蒋很快复电：邵主席力子兄：敬电悉，元密王逆泰吉解省即予就地正法可也。王泰吉被捕后，杨虎城仍设法营救。无奈邵力子瞒着他直接上报，蒋介石又电令就地正法，只好遵令枪毙了王泰吉。对此杨也十分痛心，他对崔仲远（中共地下党员）说：“王泰吉太混蛋自己不小心，却回来死在我手里！”⑨ 在关押期间，杨虎城还下令给予特殊待遇，不准刑讯，可以自由会客。这种左倾盲动的兵变一直延续到1935年春，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的汪锋从上海带回了中共中央局关于：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留待将来红军攻打大城市时再行动。
肝胆相照 坚持合作（2）
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的指示后方才停止。杨虎城虽然重用了许多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与共产党高层的正式联系。对这个问题他小心翼翼地试图突破。1932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陕西，抵达了长安县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连瑞琦后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入陕到达距西安三十多里的引驾回时，杨虎城请我到他的家里密谈。杨问：“你看红军会不会进西安城？”我答：不会。他又问“你得到情报吗？”我说：没有。杨说：“那你为什么知道它不会进城？”我说：这是我的判断。杨说：“你认识徐向前吗？”我说：认识，但不熟悉。杨说：“到引驾回的红军，就是徐率领的，其方向是向西安进军。我想把部队撤到渭河以北三原一带，西安只留少数军警，由你负责维持秩序，并请你带领西安市民欢迎徐向前。”我问杨：我们在东京决定的反蒋计划，不是要同红军会合吗？现在正是好机会，为什么又要撤退呢？杨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同红军会合。第一，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根本改变，他们的口号还是要兵不要官，会合后势必被红军消灭。第二，我们队伍目前共有三万六千多人，内部意见还不一致，一旦公开与红军会合，红军是不会在西安久驻的，一定不能跟红军上山，势必投降蒋介石，结果也是被消灭。所以我认为目前不能会合。留你在西安欢迎红军，并和红军秘密谈判今后合作的具体办法。”⑩
1933年年初，红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迫近汉中。杨虎城不愿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大规模战争，授意杜斌丞派当时在十七路军的中共党员张含初、武志平先后秘密前往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到汉中，经与孙蔚如（杨授权）商谈，6月24日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军可建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有了这个协定，两军在相当一段时间（到1935年年初）都没有发生冲突，而且通过地下交通线为红四方面军运送了紧缺物资。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不珍视这一合作成果，先是将协定在红军宣传材料上透露出来，给十七路军方面造成很大被动。又于1935年2月单方撕毁协定，向杨部发动进攻，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杨和部属都无法理解。
1934年年底，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戴季英、徐海东、程子华等的带领下，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蒋介石命令杨虎城率部围攻。杨采取了应付的办法，表面上调兵遣将，四处设防。暗地里交代部队只跟随其后，不要主动进攻。同时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调上，希望张能利用其中共党员身份与红军建立联系，也定个互不侵犯协定。张汉民按照杨的意思派中共党员张明远等去红二十五军联系，双方商定互不侵犯，还规定了联络暗号：“瞄不准不打。” 红二十五军要求提供军用地图、药品、电台的物品，张都认真办理。不料想，红二十五军当时的负责人根本不相信张汉民的诚意。
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蓝田县九间房设伏全歼张汉民旅5个营，张汉民被俘。当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回忆说：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我们对他们不太相信，有怀疑，这是出于警惕、是对的。因此就给他们出难题，如向他们要机枪零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他们的部队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的东西有些没送来，这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捉住的。｛11｝张汉民被俘后，再三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部队有党的组织，并叫俘虏中的党员都站出来，当场就有20多个人站了出来，结果这20多人和张本人都被红二十五军杀害了，而非党群众都被释放了。此事在杨虎城及部队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共产党对自己人怎么这么狠？
改造军队 适应发展（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其实这是当时所有政治人物、政治力量所遵循的一个原则，而枪杆子又要靠人去把握。杨虎城深知这一道理，所以对部队的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的部队从1927年自陕西出发参加北伐时的不到1万人，到1930年年底打回陕西后，三年多时间发展到6万多人，由单一步兵兵种发展成拥有炮、骑、工兵和通讯、卫生医疗保障部门的庞大军事集团。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始终是杨虎城处心积虑考虑的问题。他基本的做法：一是经常坚持对部队进行理想教育，保持部队与百姓的密切关系；二是开设中短期军事训练班、教导队，对中下级干部进行训练，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三是注意新老交替，及时提拔重用进步青年干部。到西安后，他常年住在西安绥靖公署中（西安新城），新城地域较大，驻扎了十七路军的直属部队。
他每天只要无特别事情都要亲自看部队出早操。逢双十国庆、西安围城纪念日、部队演习操典等活动，他都要对部队讲话。讲话的主要都是进行理想、爱国主义、三民主义教育的内容。
1933年1月1日在西安西关外大操场检阅第十七路军驻省垣各部队。并发表元旦训词，要求全体官兵“应下牺牲决心，努力奋斗，誓死驱逐暴日，收复失地，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1934年8月11日早晨8时，在新城大操场召集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及教导队点名，并训话。他说：“（一）世界人群之斗争是知识问题，不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即可战胜。我国在世界上有四千余年之悠久历史，人口亦比任何国家众多，现时在世界上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即是人民知识落后之故。所以欲复兴国家，必须先从培养人民知识做起，才有希望。（二）十七路是中国国民党的武力，凡参加十七路的同志均系信仰三民主义的忠实战士。为革命服务必须切实努力，以期达到革命最后目的，实现国家在世界上自由平等的地位。（三）大家来此受训练的目的，是欲增进适合时代的新知识。学术是日有进步的，大家务要诚恳接受各教官指导，努力学习，才能达到求知的目的。（四）现代的战争，是科学与机械的战争，故须在学术上有深刻的研究，作战才有把握。所以，军队要学校化，并使士兵皆有知识，方不愧为现代之军队。”
杨虎城把举办训练班、教导队始终作为改造提高部队的重要手段。开始在陕北办教导队，到耀县办军校，在南阳办教导队回陕西后主要是办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简称绥署步训班）。他把开办这些班与队作为吸纳社会进步青年，发现、选拔、培养部队干部的重要渠道，自己亲自担任队长、校长或主任。南阳教导队1931年1月在西安举行毕业典礼后结束。绥署步训班1932年春创办，1935年冬结束。共办了5期，培养了近1800名学员。为十七路军和相关的部队（警备旅等）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基层干部，从而保证了部队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杨虎城曾为步训班办的周刊题词：“为使本军永远追随时代的车轮，使光荣的历史更发扬光大之。”
表达了他的培训干部的初衷。杨虎城对他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认识是很清楚的。他曾说：“但是我们中国的兵多半是募来的无业游民，军队裁一个兵，社会上即多一个匪，多年来的盗贼分析起成分来，多半是当兵的。所以我盼望大家对于教育士兵，一方面要求他们纪律化，入伍时成一个良好的军人，一方面要求他们职业化，退伍时成一个良好的国民。
一个人没正信，就失却了个人的生命线，一个团体对于正信不共信，就失却了团体的生命线。推而至于整个的国家民族的生命线，也就在这正信、共信上决定。”“就是陕籍军官头脑率皆简单、封建，由此病而发生的变故亦多。从前我军有说河南人当兵爱哗变，在过去亦是有的事。当十五年围城守北关的人，大多数竞尔逃去。当时我们均莫名其妙，后加详细考察，原因是带兵人本身眼光太小，地域观念太重，只知援引私人，用些亲戚邻居来当兵，对于外省人率皆摈弃，不用且特别虐待，因此就发生不少的变故，并形成很浓厚的封建色彩。所以大家务要拿团体化来把多数与个人均化成一个单位来贡献给团体，以求整个的发展。否则其结果是加强分化，也就是举行自杀。本军此次回陕，在外省的人还有顾虑到团体本身及其前途的希望的；而本省的人呢，率皆面有得色，其原因不外故乡观念太重，就把团体的成分减少了。以为久经冯逆压迫的故乡，多年不能回来，一旦到家，便顾到什么成家立业，从事整理私计，团体前途就无暇顾虑，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啊！”
改造军队 适应发展（2）
1929年当陈子坚向他建议，运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创造出一个明显的革命局面，像朱德、毛泽东在江西那样时，他明确地说：“不行，我们的部队的重要干部都是过去用义气来结合的，是封建底子。”为了改造这个封建底子，他在人事上采用从社会招收进步知识青年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后分配到部队去当基层干部的方法，对高层干部则采用的是重点长期培养，分阶段逐步替换的做法。在靖国军时期，他重用和提拔了冯钦哉、孙蔚如这两位很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在大革命后就替换下了李子高、姬汇伯；在讨唐和讨阎、冯的战争中和主持陕政时，他着重培养提拔重用了赵寿山、张汉民、许权中、孔从洲等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又有文化和军事指挥能力的中上级（师旅级）军官。
其中他最倚重的是张汉民。杨虎城深知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但由于杨长期对张的信任和张对杨的忠诚，特别是杨虎城在南汉宸第二次离开杨部和红四方面军单方破坏了与其所定的合作关系后，希望张汉民能负责起与红军的联系。不料张汉民却在1935年4月被红二十五军的左倾分子杀害了。张汉民的死直接打乱了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高层人事布局。对杨的打击很大，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以致后来他几次与中共代表会谈时都一再提到张汉民之死。
①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②连瑞琦：《广泛联系反蒋势力》，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69—71页。③王子安：《杨将军支持福建事变的经过》，《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283—285页。④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⑤郭增恺：《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亲身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存搞选编》，第683—684页。⑥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⑦贾自新：《杨虎城年谱》。⑧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⑨同上第77页。｛10｝贾自新：《杨虎城年谱》。｛11｝郑位三：《沉痛的教训》，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党史资料丛书》（26），第495—496页。
第十二章 与蒋介石的关系
以退为进 送走顾祝同（1）
杨虎城率部入陕主政，蒋介石的势力也随之而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从此展开。在军事上，1930年10月底，杨虎城率部刚一入陕，1930年11月，蒋介石就在陕西潼关设立陆海空总司令部西北行营，派顾祝同任主任，指挥陕、甘、宁、青的军务。顾率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和陈继成的第三师驻潼关、华阴、华县一带。让杨最不能接受的是，蒋曾一度打算把陕西人民深恶痛绝的刘镇华的残部，由其弟刘茂恩带领再度进驻陕西，对杨虎城部形成监视、遏制之态。杨虎城表面上对顾祝同表示服从与欢迎，陪同顾等将领游华山，去临潼洗温泉，请到西安开欢迎大会，整日大小宴会不断。暗地里杨将十七路军布置在临潼、高陵、大荔、朝邑一带，对顾部形成半包围势态。接着，围绕省机器局工厂的管理问题，杨与蒋展开了一番暗争。
杨虎城1930年11月5日任命连瑞琦为陕西省机械制造局局长，就是为了尽快掌控陕西仅有的一点工业。连瑞琦后来说：陕西机器局是由冯玉祥遗留下来的六个兵工厂改组而成的。因为杨虎城计划利用制造农具的名义 ，可以使兵工厂归陕西省自办，不受南京中央的节制，故改名为陕西省机器局。就是在冯玉祥占领的时候，亦怕蒋介石知道他办兵工厂，对他不利；亦不公开叫做兵工厂。如第一个叫南机器厂，第二个叫北机器厂，第三个叫吉鸿昌修械所（以上三个厂在西安），第四个叫华阴庙机器厂，第五个叫华山制药厂（生产炸药和弹药），第六个叫潼关机器厂。这六个厂共有五千多工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大革命时代汉阳兵工厂的工人。
这些工人因武汉政府被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统治后，大量屠杀工农干部，所以逃难到西安来，被冯玉祥录用。制造武器的品种是捷克式机关枪、步枪、迫击炮和炮弹等。当时中国新军阀混战，每个军事集团都有帝国主义支持，供给武器。因为冯玉祥盘踞在西北，没有海口，除没收民间枪支（如河南红枪会和民团，陕西土匪等）及苏联帮助武器外，主要是靠自己制造。同时武器进口价钱比较贵，运输又太招摇，常常被其他军阀抢去。至于购买钢材自造，既比较便宜，又比较保险。但钢材亦都购自国外，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用经济侵略殖民地的物资。
杨虎城部队一进西安，杨就派我代表他去机器局慰问工人，要他们安心工作，并表扬工人保厂有功。过了几天，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以电话通知我：杨主席派你担任陕西机器局长，任命状已发出。以后杨虎城又到我家来说：“机器局工人联名要求你去做局长，好领导他们。因为你给工人们讲的话，还有武汉政府时代的精神；同时在机器局内的工人，多数是由汉阳兵工厂过来的，他们认为在大革命时，你曾经做过汉阳兵工厂政治部主任，颇肯关心工人的政治和生活。”杨又说：“这是咱们兵器制造厂，也是咱们军事基地的命根子。”“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阎锡山亦收缩自己的摊子，如太原兵工厂闹裁员减薪。陕西机器局则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扩充。通过南汉宸关系，吸收太原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如刘某是太原兵工厂高级技术人员，来担任机器第一厂厂长（第二厂厂长王人旋，德国留学生。第三厂厂长是吉鸿昌之弟吉世昌）。因此生产军火的数量与品种，都比以前增加了几倍。如步枪、水机关枪和子弹等都增加了。
这时机器局生产军火，已成公开，杨虎城对外也不隐瞒，当时有人还想偷偷摸摸地干，杨说：“有四五千工人的厂，生产枪炮子弹，要叫人家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对生产数量、开支和工人实际数目要保守秘密；尤其是对这些军火的用途，更要保守机密，绝对不能让蒋介石知道底细。他若只知道我们生产些军火，是为了保卫西北治安；使他可以专心在江西与共产党打仗，那他何乐而不为呢？倘若被他知道我们所造的军火，就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打他自己，那他绝对不会应许的。”蒋介石是流氓出身，对杂牌队伍，向来不相信。杨虎城是江湖出身，流氓要比江湖派狡猾得多。蒋派何应钦来西安慰问杨虎城时说：“西北在五年之内，全权交杨主席整理。”并同意机器局划归省办。
以退为进 送走顾祝同（2）
但是何回南京后不久，蒋介石指示军政部来电：“陕西机器局交由中央接办。”杨接电后，十分愤怒地说：“蒋介石欺骗我。”杨认为机器局对在西北建立革命军事基地和反蒋计划，是个关键所在，决不能随便放弃；就派我去南京交涉。我去找军政部常务次长代部长陈仪，要求机器局归陕西省办。陈仪说：“何部长在西安参观了陕西省机器局之后的报告上说：‘机器局就是冯玉祥时代的兵工厂，生产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等大量武器，华阴庙厂还在生产子弹用药。共有五千多工人，合起来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兵工厂；每月开支十五六万元，陕西省政府各厅全部开支每月只有八万多元，而机器局开支比省政府超过一倍之多。陕西在三年灾害之后，人民实不能再负此重担；若归中央接办，可以减轻陕西人民负担。蒋先生已在何的报告上批示：电杨主席，陕西省机器局交中央接办。’”陈问我，杨主席的意见如何？我答：“杨主席的意见，认为这些厂都是由陕西人民的血汗办起来的，应归陕西省政府接办。而且陕西在三年大旱灾之后，农民渴望兴建水利，使旱田变水田，农业机械化，这是陕西800万人民的要求。杨主席体念农民的痛苦，特将兵工厂改为机器局，计划制造农具与水利设备。若归地方办理，可以减轻中央负担。”陈说：“你是自己人（我做过军政部卫生材料厂厂长），中央把这样大的兵工厂让杨接办，是不放心的。”
他还以拉拢我的口气说：“由中央接办后，仍然任命你担任厂长。”我们反复讨论的结果，把华阴庙药厂、机器厂及潼关的机器厂，划归中央接办，改为华阴庙兵工厂，派刘楚才（陕西人，美国留学生）担任厂长。我和杨皆同意这个办法。但我们预先把制造军火的机器和生产弹药的设备，全部搬运到西安。给刘厂长行贿17500元，由他呈报中央，就说顺利接办了事。①
机器局的建立为陕西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1931年春，蒋下令杨虎城部裁减一师的番号并即停发一个师的经费。杨不得已把马青苑的第五十八师改为陕西警备师，由陕西省承担经费。由此，马对杨心怀怨意，1932年调往天水时受蒋介石方面挑拨，最后叛杨投蒋。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弄清蒋介石的今后企图，杨虎城派长期负责与中央联系的李志刚两次去见蒋介石，代他向蒋表示：目前，甘、宁、青、新疆等省还是由地方军阀割据，自己愿将陕西军政大权交给中央，而率部西进，作为肃清西北的先头部队。杨虎城这种以退为进的谋略发挥了作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表态说：“告诉虎城安心进行陕西的军政建设，要把他的家乡治理好，切勿三心二意犹疑不定，这样的态度是做不好事的。至于西北的事，将来或许有用他的地方，但那是以后的事。”杨虎城还将对蒋介石的表示告诉了顾祝同以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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