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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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开阔　思想升华

在日本的考察、学习，使杨虎城接触到并理解了一些帝国主义本质的东西。20世纪末期，日本发生金融危机，田中内阁上台后，一方面以特别贷款缓和金融恐慌；一方面采取“对华积极政策”，即在中国实行军事进攻的政策。杨虎城在这里看到了垄断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的两极分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启动战争机器，企图用对外扩张解决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
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同年6月日本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将这些事件与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联系起来，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势不可免，而其发动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从这里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这对于他树立起坚定不移的抗日爱国思想、在部队中坚持进行抗日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杨虎城在日本期间，另一感受较深的是对于民主的认识。他自幼深受生活的煎熬和阶级的压迫，思想上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后接受和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日本后，他特别关注日本的民主问题。
他发现日本的政治完全由一少部分金融寡头、垄断资本家、政客和军人控制着，广大人民并无参与政治权利。当时军国主义者还没有完全控制国家机器，所以日本社会还维持着一定的民主状态。各种书籍包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可出版发行；各种主义都可以宣传；各种政治组织还可以公开活动。对此，杨虎城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一切政治主张、思想理论、学术问题都应该允许存在，公开拿出来讲，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单凭压力和镇压手段是解决不了思想认识和信仰问题的。通过日本与中国的比较，他认识到没有民主，只想建立专制，是中国动乱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洋军阀如此，蒋介石执政依然如此，其白色恐怖，思想禁锢比北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认识为他后来在陕西主政期间提倡民主和思想学术自由，与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势力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策划发动西安事变时，出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八项主张都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也对他个人的思想作风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5月15日，杨虎城以毛笔正楷亲书致其弟杨茂三简述了到日本后的情况：“茂三胞弟鉴：兄本月7日已到东京，住市外冈山，转告母亲放心。兄此次于军队脱离，略述于弟。兄技术落伍于时代，思想无系统，终被人淘汰。不如我先决以面谤我之语。前在宁、沪多日奔跋，原为十军多年患难同志寄托吃饭问题。兄十五年在西安围城后，决心脱离政治漩涡，求学三年，作以常识国民，回家奉母教子，以尽国民之天职，助弟工作或增你乐境也。地畔不长荒草，小儿不会骂人，是我之功。想弟当有同情。我近来学的写信，太不好。我现在变成蒙学小孩儿，你不要笑，人人都经过的阶段，迟早的关系。专此即祝农安，并叩母亲大人福安。　立正，5月15日。”8月25日，又以钢笔正楷亲书致胞弟虎荣（茂三）：“荣弟鉴：你的信我都收到了，是6月6日。咱们地方亢旱，秋田无望，今冬饥寒之状已成，吾乡父老何以灾重如此，真令人如之奈何！惟你信上所说，母亲安善如常，是我稍觉心安。我近来的身体，比较以前好得多，你可告母亲，使他老人家长此放心。我在外边一切顺适。老人不操心我了，她的身体就可以好些。我虽然在海外，总是能减少些忧愁。其别的话，我也不问，只托你由吴焕臣处暂借200元，送米暂沉家里，交他父亲手，请你非办到不可！我再与焕臣写几句话，在你的信内，请你注意。母亲大人金安，并祝你近好。呼尘启，阳历8月25日。”8月，在东京，杨虎城曾给中国共产党赠款300元。
经手此事的冯润章后来说：我是1928年6月去日本的，住在东京大冈山地区，4月下旬到日本的杨虎城和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也住在这里。我由上海赴日时，党中央通过张金印（后改名张慕陶）叫我到东京后，多同杨虎城接近，影响杨虎城。我因负有这样一个任务，所以到杨家去的次数就较多，主要是谈些国际形势和国内革命发展情况，杨表示同情革命。杨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大约在七八月间，给了我300元，叫我转给共产党。我通过张金印转告中央，后叫我把这笔钱交给了中国济难会负责人浦化人。②10月9日，中共中央函复中共东京市委：“收到你们的来信，兹特答复如次……三杨虎臣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的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指明两点：（一）目前党的任务主要的是争取广大的群众以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就要实行总暴动。总暴动是我党的前途，目前尚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尤不是每个同志一加入就要派回暴动。（二）每个党员加入后如在工作上有需要时，党仍须调其往他处工作，不给某个同志以固定时期的休养。”由于交通原因，此指示信到东京时，杨虎城已回国到达南京，故杨未“执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③　此后，杨虎城再也没有提过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因为通过在日本的学习考察，使他自己认为似乎找到了一条今后可以前行的道路——民主之路。他把共产党人视为志同道异的朋友。

心怀大志　准备回国（1）

一直陪同杨虎城在日本的米暂沉说：1928年秋，蒋介石和冯玉祥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蒋、冯的暗斗快要明争的时候，这个名义上属于第二集团军的第十军杨虎城部，便成为蒋、冯双方都力图拉拢争取的对象。冯玉祥一方面主动把第十军原留在陕西的一部分开到山东单县，并命令驻安徽太和的部队移驻单县，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归冯系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指挥。冯一面命令部队派人去东京促杨虎城回国，一面直接打电报促请杨回国整顿部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给这位从未谋面的杨军长打来电报，除慰问病况之外，并促其早日回国。
这个电报是由南京政府驻日本大使馆转的，因杨虎城在东京不公开和人来往，与南京驻日本的使领馆更无接触，故电报没有转到。以后南京方面的朋友来信，方知道有这个电报，但他也没有到大使馆询问。④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考虑回国问题。他与连瑞琦商拟回国后的发展计划。连瑞琦后来说：“我因代表邓演达去联络杨宇霆反蒋失败后逃到日本东京，住在久世山好屋。过了几天，忽然杨虎城来找我，他说：我也是被逼逃出来的，想请你陪我去苏联找斯大林，和他谈谈中国革命的问题。我说：你中文不通，俄文不懂，到苏联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是不适宜的。
你去苏联一趟，戴上一顶红帽子，回来后，军队里不能再进去，这是我不同意你去苏联的理由。杨又提出要脱离冯玉祥，我问脱离冯以后那部队归谁？杨说归蒋，直属南京中央。我说，这不是投降蒋介石反革命派吗，我不同意。杨说：新旧军阀都是反革命，蒋反，冯也反，脱离这个反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一样的。归蒋后，可以利用其地位，壮大自己的力量，到西北的机会多些。杨又说：我们打入反革命阵营，就是打进敌人的心脏，使其不疑而又得到敌人的信任，回到西北建立根据地不是更容易吗？杨又说目前要在国民党的旗帜掩护下工作，要以国民党的面貌做共产党的工作，这就叫作地下工作。杨称这办法为曲线革命，万一暴露了，设法避到安全地带。我问杨：要到什么时候共产党才能公开活动？杨说：部队到了西北，根据地巩固了，并且能够独立，这时就能公开。我们是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我同意了杨的意见。杨又劝我一同回去干。我开始不同意，因为我在武汉政府干过，不能公开活动。杨劝我到南京做一次官，过个渡，然后到他的部队干。他给我写了三封信，是分别给于右任、张继和邹鲁的，因为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可以庇护我。我同意了杨的建议，与他回国干革命。根据以上的谈话结果，拟了个计划，因为是在箱根车站候车室拟的，我们称它为‘箱根计划’。这个计划具体是：（一）杨虎城决定回到部队，并约我一同回国去活动。（二）部队脱离冯玉祥，直属南京中央，归蒋介石直接指挥，以图扩充发展。（三）尽一切力量，使部队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四）部队干部，尽量吸收武汉政府退下来的青年干部，主要是未公开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五）利用反动派内部矛盾扩展革命势力，同时联络友军互相帮助。（六）部队中的共产党活动，一律采取秘密方式，万一暴露，设法送往安全地带。以上六条意见，作为我们回国后的计划和行动目标。这时杨虎城部队派的代表姚丹峰等来东京，请杨回国。”　⑤
杨虎城在日本虽然只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善于分析思考，归纳总结，尽管文化没有多少提高，但通过对日本并以日本为窗口，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爱国救民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对他这位出自穷乡僻壤的农民来说是知识大增，眼界大开，信心倍增。以前他在政治上以积极追求进步为主，但也存在着简单、幼稚、盲从的弱点。通过这一过程，他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社会发展观，并一直为之奋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蛰居陕北期间，是杨虎城系统学习社会发展历史、国内先进思想、文化知识，思想上的第一次“充电”；旅居日本则是他思想认识、社会、文化、科学知识方面的第二次大充电。

心怀大志　准备回国（2）

他第一次见识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看到和体会了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和了解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想与主张；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旅日是他形成“忠民爱国”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①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48—49页。②冯润章：《我和杨虎城的一些交往》，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党史资料丛书（26）》，第234—235页。③张守宪：《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几个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研究》，第172页。④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1页。⑤连瑞琦：《箱根计划》，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杨虎城》，第60—62页。


第九章　回国图志

回国之初　三方争取

1928年12月30日《革命军人朝报》报道，南京27日电：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因患有肺病，于今春4月赴日疗养。冯总司令以杨困守西安，转战豫东，厥功甚伟，催令回国，将任为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职，由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节制。杨乃于23日乘“长崎丸”抵沪，昨晚11时快车来京，现寓鼓楼饭店，本日上午即赴国府及军政部请示云。杨虎城到南京后，按照隶属关系立即去见了冯玉祥。米暂沉回忆说：“冯对杨的态度非常客气，谈到坚守西安有功党国。对于杨部在豫东受挫，也说明责任不在前方负责指挥的人。并指示杨虎城率部队开往胶东，准备剿办刘桂堂（即刘黑七）、顾震匪部，听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指挥。杨虎城到南京既没有也不便和蒋介石系统发生接触。到他快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天意外地收到何应钦送来的一份请柬，约他吃饭。何冠冕堂皇地对杨恭维了一番，并谈到蒋介石对他如何关切及电促其回国的情况，最后送了一份密电本，让他以后与南京方面多联系。①
其间，共产党也派人来找杨虎城。冯润章后来说：我由东京回到上海不久，杨虎城也回到南京，住鼓楼饭店。党中央知道我和杨虎城的关系，通过张金印让我去南京说服杨虎城，意思是说蒋介石是个流氓，用你时把你拉一把，不用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既然回来了，可以把队伍整编一下，向苏区边境移动。我到南京见杨虎城，陈述了党中央的意见，杨虎城很长一段时间默无一语。最后他说：“你回去对他们讲，我向右转了。”我只好回上海复命。②

整顿部队　重塑劲旅（1）

在杨虎城出国期间，原十军内部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先是由于杨的离开部队疏于管理，士兵尚好，可在一些官佐身上出现了一些违纪行为。在太和竟发生了营长王劲哉霸占寡妇母女双人成其妻妾的丑闻。一些军官擅自离队返回陕西，有的染上了鸦片恶习。当十军移防江苏丰县后，又发生了第一师旅长曹国华枪毙当地清乡委员周文林的事件。周本是当地一恶霸，曹见义勇为，为民除害。但曹采取直接行动，终非适宜，得罪了当地反动势力，他们联合向南京政府进行控告。何应钦先下令要解送曹国华到南京受讯，后又电告冯玉祥解决十军，事态十分严重。经孙蔚如多方应付，最后以将曹国华撤职才平息了事态。随后蒋介石派中央军陈调元师，压迫十军向鲁西一带转移。初令移驻砀山。
当时，部队正处困难之中，无力抗拒，不得已接受命令，即日由太和开拔，到达砀山，坐席未暖，又续奉令移驻鲁西——单县、鱼台、成武、曹县、金乡一带。当时已届严冬，士兵衣单履薄，军食无着，且部队又无所隶属，每日枵腹行军，前途很感渺茫，艰苦流离之状，非言语所能形容。
行进途中，孙蔚如曾先后派段向武、李志刚、史宪章、李梅卿等赴泰安面见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此时日本侵占济南尚未解决，山东省政府移驻泰安办公），请求接济并点编部队。迨部队抵达单县后，原留陕西部队由赵寿山率领也同时到达即分驻上述各县，加紧训练，听候点编。当是派泰安之人未返，而部队现实情况已濒临绝境，但官兵均为革命精神所鼓舞，互相以大义勖勉，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不特长途行军，无一逃士，虽分防各地，亦军纪整肃，秋毫无犯。当时在部队中曾有两句话：“跑跑步以御寒，杀军马以充饥。”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有一个在围城时期的老兵，在单县城门写了四句打油诗：“前年围城在西安，今日驻扎在单县，艰难困苦都受尽，半斤黍黍吃两天。”
艰窘之况可以想见。接着，南京军政部将十军整编为暂编二十一师。在整编过程中，出现了因原留守陕西的部队都到了鲁西地区，引起住房、粮食、被服严重短缺的困难。部队一段时间到了只能维持一天两顿稀饭的境地。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冯钦哉和姬汇伯争当师长的情况。军政部关于第十军缩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的命令，由马青苑带到单县后，实际代杨虎城主持军务的孙蔚如，经过反复周旋，耐心说服，才确定了第二十一师三旅九团的主官名单。即：师长杨虎城，杨未回国前由孙代理；冯钦哉、姬汇伯、孙蔚如，分任第一、二、三旅旅长；武勉之、柳彦彪、丁忠林、韩世本、张自强、党振海、赵寿山、段向武、李价人，分任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团团长。师直属部队有特务营、炮兵营、机枪连、手枪队等。
但冯、姬二人一直心怀不满，暗中活动，企图夺取权力。孙蔚如对他们的行为早有所闻，只是顾及大局和战友的情面，一直隐忍未发。一天，当他听到姬汇伯和他的两个助手乱发议论时，忍无可忍，当面予以痛斥，暂时稳定了局面，但问题依然存在。他认为，只有杨虎城回来主持才能收拾这个局面，避免团体的分裂。当时冯钦哉、姬汇伯对杨回来都心存异志。于是孙秘密派姚丹峰赴日本（为了保密，姚的路费都是孙自己垫支的），向杨虎城汇报了情况敦请杨尽早回国。杨感觉问题严重，事关团体大事，遂决计回国。这可以说是杨回国的一个重要催化剂，从“中秋会”而创的这个“团体”在杨虎城的心目中，比什么都看得重。杨虎城回到部队后，面对着诸多的困难和矛盾，他首先设法解决部队的给养保障，并亲自出马大抓部队的训练和纪律问题。李志刚回忆说：我是在临沂与杨见面的，他让我住在师部，不久熟悉了部队情况，让我到泰安担任与孙良诚的联络工作及领运经费和军用品。那时，暂编第二十一师的经费数目没有确定，冯玉祥每月仅给二三万元的维持费。孙良诚对杨部的费用一点也不肯多发，其他军用品更是一点不发。

整顿部队　重塑劲旅（2）

我再三交涉，均无结果。孙良诚的秘书刘垮灶告诉我，孙良诚在冯的控制下，不敢多发，要想多领，非去开封见冯不可（此时冯、蒋关系正恶化，冯回到开封）。我去开封见冯。冯装作同情杨部的困难，告诉我说：“虎城部队的困难，我是知道的，但中央没有他的部队的经费预算，这点维持费还是我在第二集团军内部挖肉补疮来拨付的，希望你把我的苦衷转告虎城。你既然来了，我就打电报给孙良诚对费用和子弹酌量多发些。”他是把过推于蒋介石，把功劳归到自己。我又跑到泰安，向孙良诚多领了一万元，又领了一些子弹，解回临沂。我把冯的话说与杨听，杨冷笑着说：“冯先生这一套，我算领教够了！”杨离开部队半年多，回来时，全师官兵在物质生活上虽极困苦，在精神上却大为振奋，相信杨回来一定有办法，因为这个部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他的办法是什么呢？主要是抓训练和教育。严冬腊月，他一早就到操场亲自督练，操练后经常集合官兵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多属革命、反帝、救国、爱民的道理，有时还引述他在日本时的一些观感来教育官兵。我听过他几次讲话，迄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讲过：“日本确是一个工业强国，但它是帝国主义，对内贫富悬殊，对外则进行侵略，现在还强占着我国的胶济铁路和沿线城市，并且掩护土匪，苦害我人民。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是消灭这些土匪，再进一步就是收回胶济铁路。”“日本当局对我国派去学军事的留学生并不认真教军事本领，秘密技术和军事演习还禁止中国留学生参加。”他对剿匪，强调：“一定要和当地民众合作，才能迅速肃清。因之，军队要讲纪律，不扰民，并尽可能帮助老百姓。”③
李百朋、韩寅生等人回忆说：杨将军由南京径赴泰安面见孙良诚请示任务并商谈部队补给问题。先是惯匪刘桂堂（即刘黑七）人枪约六七千，盘踞沂蒙山区，以莒县为其活动中心，张宗昌残部顾震人枪约四五千，盘踞诸城一带。两匪同恶，共约万余人，在胶东各县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孙良诚屡次派队进剿，均未收功，故此次调我军集结临沂，即为进剿刘、顾两匪预作准备。迨杨将军见孙良诚后，孙面委以剿匪重任。杨将军关心民瘼，一贯以保国卫民为职志，直任不辞俟将部队补给问题谈妥后，于1929年2月，由泰安直趋临沂。时部队已无数日到达。当时闻讯，师部各处负责人及各旅、团长均赴城外迎接。随杨将军同行和陆续前往迎接之米暂沉。马青苑、姚丹峰、王宝珊、白志钧、张国光等同时返回（谢葆真留住南京，我军到达莒县后派人接回）。
第二天，杨将军集合全体官兵训话，除谈了他离开部队的情况外，着重指出山东等于我军第二家乡，应严守军纪，保境安民，恪尽军人天职，并对今后任务有所说明。接着即着手大整顿部队。我军在长期困守和艰苦行军之后，因补给困难，官兵恒终日不饱。在此情况下，纪律不免松懈，士气不免低落，杨将军认为要扭转此种风气，首先，从教育入手，规定每晨5时起床，点名后举行朝会，官佐一律参加。朝会上杨将军亲自讲述革命道理，政治处长王惠作政治讲话。在一天朝会上，师参谋长王一山因迟到被罚立正。又在一次操场上，因第三旅迟到，参谋主任仲兴哉被罚跪。团长张自强、党振海均因事受罚，当时教育之严，可以想见。其次，是抓紧术科训练，每天两操两课，部队长都必须亲自参加。尤其注意战斗演习，如野外勤务和夜间教育等。杨将军每日亲自巡回视察各部队教育进展情况，赏罚严明，丝毫不徇情面。再次是严厉查禁官兵吸食烟毒。在我军移防单县期内，因杨军长时离开部队，且久未获得正式编制，个别军兵感觉前途无望，意气消沉，染上吸毒恶习，日久成瘾，陷溺愈深。不特百事废弛，而削弱部队战斗力。
杨将军毅然下令严禁。但因积习难改，一些瘾官兵仍阳奉阴违，暗地吸食，杨将军亲自带兵搜查，查出九团团副刘顺和烟具，遂立即扣押。翌日在操场上宣布并出示烟具证物，将刘顺和以违抗命令，当场枪决，一军皆惊。从此人人戒惧，烟毒得以肃清。在杨将军雷厉风行，大加整顿之下，军容大大改观，战斗力大大加强，凡此种种，均为日后剿匪胜利打下基础。同时我军的口号是不扰民，不害民，爱护民众。杨将军对此执行的非常严格，官兵也非常自爱，从无扰害民众之事发生。临沂整训期间，也正是刘、顾等匪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