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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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我们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议论，主张跟毛主席北上，不愿意南下再过草地。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我们工作的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即北上，应秘密作好出发准备；同时要他和曹祥仁（当时是一科科长，解放后曾任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和浙江省委书记，已故）、邹毕兆（当时是副科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国防工办主任。）三个同志立即到三军团驻地去，并且告诉留下的同志迅速准备，待命行动。他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们得到通知后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议论着，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些。当时日常行军准备是很熟练的，我们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10日凌晨，遵照预定计划大家迅速行动，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驻地，就地停止待命。这时才见到叶参谋长一个人牵了马从我们的来路走过来，见了我们就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后来听说那晚上他的马未卸鞍，走的时候连警卫员也未告诉，是只身牵着马出来的。）我们也笑着向叶参谋长说：“我们是开大差来！”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队伍带到集合的地方，见到曾局长、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不久彭老总来了，毛主席也来了。他们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兴，都笑着问好。毛主席当时对集合在那里的全体直属机关同志讲了话。他说：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张国焘不想北上，决意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而且还企图阻挠我们北上。我们不得不带着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跟张国焘走，不北上，我们不勉强他们。我们一、三军团先走，开辟一条北上的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南下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走下去是会碰壁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会跟着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来的。当时空气是很紧张的，但是毛主席镇定自若。说完后我们立即上路。11日到了俄界，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开会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我才听说9月9日张国焘曾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中央，是叶剑英把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原来我们二局的同志当时是处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又一次使我们转危为安啊！　　　　
　　　　我们北上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9月11日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当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骨干。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们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普通战士的。　　　　
　　　　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虽然这匹马背上已烂了个大洞，在关键时还可能助一臂之力。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一直好不了，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值班。9月14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9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我混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20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7日白天住在山下一个小村里休整，身体慢慢恢复过来，18日就过腊子口，进入汉人区，到甘肃境内的哈达铺了。出了山区，见到地里金黄色的庄稼，精神倍增，老黄马也上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继续北行到了通渭，在西兰公路上打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物资，曾经分给我一块黑色礼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陕北在被服厂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激动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下来。我11岁时母亲死了也没有这样地流过眼泪。心里有话要说，硬是哽咽着说不出来。毛主席立即叫警卫员要扶我上他的担架，我直摇头。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说：“那就慢慢走吧，我们快到根据地了。”第二天10月19日我们就到了吴起镇。在长征中行军，贺子珍大姐平时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湾，才见到贺大姐，她把毛主席用过的一条半新的夹裤送给我，并且说：“这是主席穿过的，还能穿，给你应应急吧。”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见到贺大姐时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　　　　
　　　　岁月流逝没有冲洗掉我记忆中的这些往事。阶级情深，恩重如山。我参加红军后当小兵时就有两点鲜明的感受：第一点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与旧社会地主老财对待穷人截然相反。革命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领袖和群众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有意见在会议上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平时在工作上下级要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点是我们这支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旧社会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们当红军是好崽当好兵，好铁打好钉。这支军队好似一个家庭，又像是一所学校。我15岁参军后离家很近，一点不想家。第二次反“围剿”走到富田，路过家门而不入甚至怕家中亲人见到来拖后腿。我爱这个革命大家庭胜过爱自己的家。


第二部分第36节　钱江回忆长征（4）

　　　　到了吴起镇，休整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又移驻甘泉象鼻子湾。在号房子时发现这个小村住不下全部人，于是军委二局留在象鼻子湾，中央军委其他人员住在下寺湾。到达象鼻子湾时天下着鹅毛大雪。趁着总部直属队还在等待设营人员分配房子时，毛主席站在一块大磨盘上向大家讲了一次话。他说：我们终于到达根据地了，现在首先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团结，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同四方面军分开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指张国焘搞分裂活动），大家不要再议论了。其次，大家也很清楚，一年前我们离开江西的时候，队伍浩浩荡荡，人那么多，现在队伍变得小多了。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病故了，我们要怀念他们。有的同志负了伤、生了病，没有能走过来；还有由于种种原因而掉了队的同志，我们都不要责怪他们。我们走了一路，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回想起我们在江西开创了那么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现在到了陕北，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也会开创一个大场面，甚至比在江西还大。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使我们心里热呼呼的，都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1936年夏天，毛主席随红军东征返回陕北。军委二局当时也从瓦窑堡迁到保安。我们有些同志受当时时局发展的影响，思想有些波动。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有一天就到保安二局的驻地来看望大家，又向大家讲了一次话。那天正碰上我当班，讲话的内容别的同志后来向我传达了。大意是要我们安心从事这项技术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特别讲了一个修桥的故事。说鲁班爷要修石桥，石桥修到最后快完工了，就差一块石头，怎么打也打不出这块不大不小的石块来。一天有一个为修桥人天天打草鞋的老翁，其实是张果老的化身，他把锤草用的那块石头送给鲁班爷，不大不小，正好砌上，石桥终于修好了。你们二局的工作就好比这块石头，是革命的石桥少不了的。这和后来我们讲的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是一个意思。　　　　
　　　　此后我再直接见到毛主席就比较少了。抗日战争后期我调到南下支队。1946年7月中原突围后回到延安。毛主席当时住在王家坪，我向尚昆同志提出，希望能见一见毛主席。但心里想，主席这样忙，有没有可能？哪知不过一小时就答复同意我去。那天是4月6日。我一进窑洞就敬了礼。主席看着我不说话。我只好自己报告，我叫钱江，原名钱昌鑫。主席立即说：“噢，钱昌鑫啊，七八年不见了，你还没有死啊！”我忙向主席问候，接着谈了前线的同志当时对和、战问题及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一些看法，主席针对这些思想对当时形势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说：要知道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听了这番话，使我思想上清楚多了。以后1949年初在平山西柏坡、1950年4月在中南海，毛主席又对我们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特别使我感动的是1958年我们机关开完党代表大会后，到中南海由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照相。毛主席一见到我还是叫我钱昌鑫，并问我为什么这样瘦。我告诉主席因患十二指肠梗阻作了胃切除手术，已经好多了。我心里想，毛主席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记得我这个老战士呢！现在我们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17年了。我仍然深深地怀念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有预见。在巴西北上时，他说将来四方面军会跟上来，刚到陕北他就说我们还将开创出一个比在江西更大的局面。这些预言后来果真一一实现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沉着冷静，成竹在胸，能绕过暗礁，逢凶化吉。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真理。　　　　
　　　　（钱江）


第二部分第37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1）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湘江战役，进一步暴露了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1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下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同志根本没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在行军休息时就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红军挥戈西指，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开始，红军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第二部分第38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2）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