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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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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12点时，杨宏超才回家。我们的内应将事先准备好了的肉扔给杨家的狗，使其不吠，然后把门打开。战士们一闪而进，将杨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婆将孩子看好，抓获了杨宏超。织田镇离边区只有十几里路，我在县署等候消息。仅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就回来了。战士们给杨宏超戴上手铐后押到马栏镇。
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
杨宏超30多岁，身材魁梧。战士将他带到房子里，我叫警卫员把手铐、脚镣向他面前一丢，并厉声地说：“你怎么办，是讲真话，还是顽抗！？”
他摸不着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因而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织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而且十分重视。
抓住了杨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个师长到织田镇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特务专员杨宏超被共产党逮捕，言之令人痛心！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给我看过，但他却无任何表情。
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944年一二月间，我回到延安，任弼时、西北局、中组部对我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康生对于特务问题主观主义的估计和当时的一些重大斗争，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认可。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的还是党中央、毛主席。
早在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康生不执行正确路线，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
1944年4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我谈话。
毛主席看见我们就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
毛主席又问：“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我们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在从城里保安处去枣园的路上，我和周兴还商量汇报什么内容，后悔没有带上材料。见面后没想到毛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毛主席看出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开导我们。他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摸不着头脑。而李克农、周兴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作声，一边听，一边点头。
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的？”
我回答说：“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
“审问犯人的是谁？”毛主席问。
“负责人是审讯科长。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来。”我答道。
毛主席再次问道：“有没有这样审问犯人的？”
周兴说：“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他在江西就搞过这一套。这些口供都是他送来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审出来的。”
毛主席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这句话给我的打击很大，无异是泼了盆冷水。
毛主席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的？”
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完，觉得怎样？”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
第二部分第56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5）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
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它干吗，全是假的！”
从1944年4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
第二部分第57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6）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做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10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120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l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
我作为代表和工作人员出席了七大。当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工作人员一律驻会，只有我和陈刚两个人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机关，所以每天都从枣园到杨家岭开会。来回往返，使我们更加繁忙。
4月23日，七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期间，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陈毅、高岗、张闻天、博古、康生、陈云、彭真等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了专题发言。博古发言的内容是关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破产，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王明的路线错误。
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
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毛主席历来认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过，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说：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援助别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
毛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深思。主席的谈话充满辩证法，与我在苏联学习时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多么地不同呀！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办。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酝酿成熟后才表态。毛主席致力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中国特色”。因此，毛主席，也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毛主席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5月24日，他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
在他一再做工作后，大会选举李立三、王明为中央委员。
在谈到中央委员的代表性时，毛主席说，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散布在各地，有许多军队和山头。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就首先要承认山头。要使七大选出的新的中央成为缺陷最小的中央，就要从组织成份上反映各方面的力量。他还讲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会顺利地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大会圆满结束。毛主席在闭幕会中讲道：“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事实证明，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所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整风运动和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丰硕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摘自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
第三部分第58节 杨尚昆回忆整风运动（1）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进来。这个委员会是弼时同志牵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旬，一共研讨了9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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