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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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七千知识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个延大、整个行政学院解散下乡”，搞“放假旅行，真正学习本领”。这当然更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讲话》，它的深刻的思想性和说理性，仍使我们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感到折服。它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基本内容，将使我们长久地受到教益。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三部分第68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1）

　　　　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主席倡导成立高级组和中级组，花了很大精力领导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领导的路线是非。同时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性的整风学习运动，来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1941年底、1942年冬和1943年冬先后编出，特别是通过1943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地检讨了党的历史问题，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党中央认为，重新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再回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历史草案》，它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显然需要充实和修正。例如它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完整，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反映了当时认识上的局限性。　　　　
　　　　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是《历史草案》可作基础，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可以吸收；二是毛主席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以及他在4月12日和5月20日的报告——《学习与时局》，可以成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指导原则；三是“七大”召开在即，许多代表和高级干部聚集延安，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就历史决议提出修改意见。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召集，成员有少奇、康生、恩来、洛甫、彭真、高岗。5月19日又增加博古为成员。弼时同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他本人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这次会议记录。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重新起草历史决议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会议进行了11个月（原准备开两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　　　　
　　　　为了使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弼时同志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写出了第一个稿子，这就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五月）》。这个稿子是以《历史草案》为蓝本改写而成的（本来《历史草案》就是最早的历史决议稿，这次重新起草自然要以它为基础），分六个问题：（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虽然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一些重要思想观点的文字表述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一方面要把两万多字的《历史草案》的精华吸收进来，还需要作提炼和概括；另方面又要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这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弼时同志对稿子作了多次修改，能见到的就有三个改稿。第一稿近一万两千字，到第三稿压缩到一万字左右。　　　　
　　　　比较《历史草案》，弼时同志起草的稿子的新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修改了《历史草案》关于四中全会的评价。根据1943年“九月会议”的精神，弼时同志写道：“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者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阻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二是强调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弼时同志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但未因立三路线遭受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弼时同志还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地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的。”虽然这里的概括还是初步的，但这个思想是很好的。三是指出了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弼时同志在决议草案中说：“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与勇气”。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在弼时同志改过几稿后，又由胡乔木以弼时同志的稿子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稿子。这个稿子近七千字，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曲折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以开展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为核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军事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问题，怎样空前地丰富了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第二个问题是概述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怎样占据党的统治地位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内容，基本思想是根据《历史草案》和弼时同志的稿子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析“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四年之久统治地位的历史原因，也是根据《历史草案》写的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和代表人物的主观根源的论述来发挥的，指出个人品质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第四个问题是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指出遵义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新时期；七大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央的领导之下了。


第三部分第69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2）

　　　　这个稿子是由弼时同志的秘书兼中央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同志抄正并复写的。弼时同志在抄正稿上对胡乔木写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每次修改后都由树德同志抄正，先后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在第二次修改稿上加写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对文字表述的修改这一次更多一些。但是最重要的修改，则是对第三个问题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作了较大改动，加写了近五百字一长段话。弼时同志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表的障碍”。在第三次修改稿上，弼时同志除继续进行一些文字修改外，主要在文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这七条意见是：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条意见是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它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草案）”时提出的意见。　　　　
　　　　虽然弼时同志对胡乔木写的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感到不满意。中央指定闻天同志参加修改。因为弼时同志工作很忙，具体负责处理中央的许多日常工作，无暇继续用大量精力来专门修改稿子。闻天同志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发展历史，理论分析能力又很强，且整风以来对过去的历史错误认识深刻，高级干部对于他的检讨比较满意，适合承担这一任务。闻天同志改写的那份稿子虽然参考了以前的改稿，但基本上是在重新构思。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稿的全部内容已寻找不到。现在保存的是闻天同志修改过的不完全稿。这个稿子有前面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概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至1937年抗战爆发期间的革命斗争历史，说明了研究和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十年历史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里，闻天同志修改较多。他加写了一段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有份量的话：“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定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第二个问题，叙述“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产生，是有着它的历史渊源的。”这个标题是他加的。这个问题介绍了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五中全会、遵义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六大的介绍，是根据恩来同志在1944年3月3日和4日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和毛主席在3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结论写的，肯定“党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对其基本正确的方面和缺点作了初步的概括。对立三路线的“左”的内容及三中全会怎样纠正立三路线的情况也作了概略的分析。闻天同志对介绍三中全会以后的文字作了较多修改。这个稿子突破了此前的决议草案只从四中全会写的框框，把历史决议对历史问题作结论的起点从1930年12月的四中全会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因而这个稿子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不只是对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作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在这个问题的末尾讲到经过1942年全党整风以后的党的状况时，闻天同志加写了一段重要的结语：“大会欣幸的指出：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第三个问题，专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改变了以前的稿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四个方面进行叙述的写法，基本上以前述弼时同志归纳的七点提纲式的意见而展开论述。对这个问题，闻天同志作了较多的文字性修改。闻天同志的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闻天同志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以后有46页，大约有一万三千字。这个“抄清件”有第四、第五个问题，并有题目。前面几个同志的起草稿和修改稿反复磨了半年多。到这份“抄清件”为止，关于历史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来了。从1945年春开始，毛主席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他至少参加改了7次。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从闻天同志修改的那份稿子涉及的内容来看，这是符合实际的。历史决议的题目从此也就定下来了，再没改过。毛主席对“抄清件”的第一个问题改得较多，加写了许多话。后来历史决议上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这句话，就是这次加上的。只是“彻底”二字，毛主席写了又圈掉了，“完全”二字是后来添的。“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段话的意思，也是毛主席这次加上的。这第一个问题，经过毛主席修改后，基本上是后来历史决议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对其他部分，毛主席这次改动的不是很多。


第三部分第70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3）

　　　　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件上，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增加了一些有份量的话。如对党的六大进一步强调了它的正确方面，指出：后来的“左”倾思想主要地不是由六大来的，相反，是违背了六大的基本方针。对于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既进一步肯定了它的积极方面，也指出了它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及相当时间以来就有了的若干“左”倾错误政策并未加以清算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严重错误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指出：四中全会除了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及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外，还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全体同志。毛主席还写道：其实，当时的反党的右派，是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至于所谓右派大多数同志，如何梦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十余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与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虽然他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接着不久，这十余个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但是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长留在全党同志的心中。这段话在以后的决议改稿中基本保留下来了，并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这段话反映了毛主席对这些受迫害的同志的深厚的怀念之情。这个改稿还强调了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此时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的作用，以及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于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团结全党同志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结尾部分加写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一段话，为后来的改稿一直采用。作为历史决议结束的那一段文字也在这次改稿中基本定型。在这个稿子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去写的由党的七大讨论历史决议的提法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第七次扩大的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并且在稿子的第一页上写了两段批语，第一段批语是：“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此时如在）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第二段批语说：“此次决议如通过，只发七大代表，将来再考虑是否发学路线的人，其他都不发。”第二个批语虽然是规定发决议的范围的，但也补充了第一个批语的意思。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将历史决议交七中全会做结论，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讲了产生这个想法的缘由。他说：要使大会代表们有这种自觉，就是历史问题应由七中全会做结论，以便大会只集中注意力于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精神是弄清历史，团结全党抗日建国。不采用大会的武器来算旧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为了使与会代表们都同意这个想法，毛主席还建议让各代表团对这个建议进行讨论，然后写信上来请七中全会通过，“这样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政策问题，才真正是团结党内党外抗日建国”。毛主席的这个建议为与会同志所赞同。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解释了起草决议的一些指导原则。他说：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嘛！那时采用此态度是正确的，这次还采用此态度。　　　　
　　　　经过第二次手抄稿修改后，决议草案于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成铅印稿。对这个铅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这次修改虽然主要是文字上的增删，但也有不少重大改动。比较重要的修改有这样几处：（1）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与此相联系，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特点是不但不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却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以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来掩护它自身的“左”倾路线。改稿还增加了不少文字来叙述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2）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明确提出，“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会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这样，以后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