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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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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8月5日排出了历史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实际上是第十次修改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会议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它的功绩，使其评价更为全面；将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是有功绩的”，改为“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这次具体化为“1932年8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准确时间现已考订清楚是10月）。在第四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增写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时，增写了“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与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突出了它的政治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思想方面论及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否的根源时，将原来写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改写为“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与此相联系，也将原来写的“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改成为“毛泽东同志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从而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也相应地增写了“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话。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
第三部分第74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7）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补中委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者对历史决议稿再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历史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当时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1950年8月19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这个公开发表稿作了这样几点重要修改：
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改的。如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毛主席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已萌生了。还在1949年1月他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历史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但是，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二是根据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这个修改是陈伯达提议的，毛主席赞同了。
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了引号，即一律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就沿用了这个用法。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以及将“与”改为“和”等。
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新版《毛选》按照建国初期的编排，仍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三部分第75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1）
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标志而永载党的史册。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老战士，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党的七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大旗上，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在1931年1月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此后，因战事连绵，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好推迟。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等等。这一年的3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很精干，人员也比较年轻，我当时也只有26岁。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军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总政机关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洁的平房里，距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灯光。毛主席有时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得天独厚地能经常聆听到他的指示。由于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离中央首长又比较近，使我对七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规定。号召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为召开七大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1939年1月军委决定开始组建华北战地考察团，并任命我为考察团团长。中央领导对考察团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接见过考察团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记得毛主席报告的内容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李富春讲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滕代远讲了注意研究军事工作的重要意义；谭政讲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百忙中给我们讲课，使团员们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亲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方法、出发时间等。考察团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从军委直属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等单位陆续调集来的，共57名同志。其中有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有各种业务专长的年轻同志，人数不多，人才济济。我们按考察团的任务编为组织、宣传、敌工、军事、锄奸、战地记者6个工作组。配置了电台、机要等若干辅助小组，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
3月16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联合署名发给华北各根据地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战地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指挥关系、经费供给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强调“所有考察团的干部，任何人不得抽调，以保证其任务之完成”。战地考察团在向敌占区行进当中，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每到一地不论男女老少，见到我们这些八路军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仅有的一点细粮做给我们吃，并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带路、牵马。当时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一种患难与共的鱼水关系。
我们考察团每到一地，就紧张有序地工作，并每天将工作情况用电台上报给军委。
11月23日，军委来电，让我带着总结材料于12月底前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准备工作。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再次受到影响。这时，总部又来电让我“暂缓来延”，继续进行考察工作。
1940年7月1日，考察团满载而归，回到了延安。为了把调查报告总结好，王稼祥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室，由我负责。大约经过4个月的时间，我们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两份调查报告。王稼祥仔细审阅了这些总结材料和文章，他对我说，这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领导的决策工作非常重要。后来，这些材料也为七大有关报告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1941年3月我调到军委秘书厅任秘书长，兼管军委干部研究处的工作，专门负责研究八路军的干部问题。我记得，为了开好七大，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加强和扩大了中央党校，集中大部分已经来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到党校学习。我和王稼祥经常到党校，邀请各根据地来的七大代表，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干部情况，最后由我整理出了三份专题材料。王稼祥说，这些材料对帮助七大制定干部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
1941年春天，首先在中央党校发起，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运动。这年的夏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断调集军队进犯我边区。这时中央调我任边区留守兵团副政委。当时我与兵团司令肖劲光一起，边组织部队做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迎击敌人的准备，边认真搞好部队的整风工作。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全党高级干部在1943年冬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讨论中我对继续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建议不要让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后来我又把意见写在给中央的信上送给毛主席。不久，毛主席给我复了信。信上说：“方强同志：来信收到了。很愿同你一谈，因准备七大，近日抽不出时间，等一会再定时间约谈。同志的敬礼！”毛主席对大会代表的意见如此重视，令我十分感动。这时，我与王稼祥、谭政等同志一起被总政机关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我感到莫大荣幸。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的智慧进行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好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部分第76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2）
1945年的春天，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德国即将灭亡；在国内，敌后战场对日寇的局部反攻已经开始，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就在这春意盎然、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我作为军队代表团的正式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
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的筹备工作。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日才开。”他还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准备，其意义是非常大的。”
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还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要看到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要组织起强大的团结的队伍去战斗。”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当然家庭也是有斗争的，但新的家庭里有了矛盾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主席讲得很形象，含意非常深刻。毛主席的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预备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一是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二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三是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四是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是确定大会议程为：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选举中央委员会；六是七大会场规则。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这个礼堂是1942年由中央机关的同志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它虽然同现在许多高大建筑无法相比，可在当时的延安它是独一无二的，显得雄伟，令人振奋。我走进会场，按照代表证上的编号坐下。抬头望去，主席台上悬挂着两面鲜红的党旗，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挂在红旗的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会标的横幅上面，写着“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
看见这条横幅标语使我百感交集。我们党从一大成立到七大召开已有24年了，这24年走了不少曲折艰难的路程，现在我们终于懂得了：革命事业只有在正确旗帜指引下才能无往而不胜。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斗争，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主席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大会第二天，代表们先后听取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在他们每个报告后，会场里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们发自内心地表示热烈拥护。
大会在听取报告后开始进行小组讨论。
在小组讨论时，大会主席团想方设法让每名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代表们情绪始终是高涨的。讨论中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到处洋溢着非常民主、非常团结的气氛。原定讨论的时间不够，大会主席团又临时决定延长几天，会议的议程也不断地改变。记得各代表团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有的同志提意见具体到人，指名道姓，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毛主席发表讲话说：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要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该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画自己的圈。毛主席说：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比较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搞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毛主席很注意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只要有空就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他讲话总是很风趣，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很吸引人。一些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经他一讲顿时豁然开朗。所以，毛主席到哪里参加讨论，哪里的气氛总是非常活跃。
第三部分第77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3）
5月31日，毛主席向大会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国际形势问题。毛主席说，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英、美联合一切反动力量反对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毛主席在讲到第二个问题，即国内形势时说道：我们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几万份，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消灭我们。他提醒全党注意内战爆发的危险，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抱有丝毫的幻想。他说：我们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见光明，但是要准备克服困难。毛主席讲到了七大以后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内战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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