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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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了我们四个人。　　　　
　　　　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10月8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一共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第三部分第81节　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2）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的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件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四十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毛先生当时也有一篇简短的讲话（是记录稿，未经毛先生核定）：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　　　　
　　　　从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三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战争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把世界和中国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　　　　
　　　　刚才张先生说，中国需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我们也同样相信。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10月11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特别要提起1946年我第三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里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延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张治中：《毛泽东在重庆》）


第三部分第82节　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1）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难忘的喜庆日。平素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仿佛从天而降，不胫而走，霎时间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达重庆了！就要来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了！在群山环绕的九龙坡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时时翘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云霓，期待着毛主席很快的到来。　　　　
　　　　这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准备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但又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因为不久前，党领导通知我，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我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使我惊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身边工作，朝夕相随，亲聆教诲，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吗？现在，毛主席就要来了，日盼夜梦的期冀即将变成现实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欢欣鼓舞呢！　　　　
　　　　下午三点半钟以后，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机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由于工作关系，幸福地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主席下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在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洒脱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我原揣想，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必然神态庄严，在他身边工作，难免会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触后，却感到主席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就在从机场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陕西省人。毛主席便笑着说：我们在陕北十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对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毛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房。毛主席对待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关怀。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说，他仔细听完后，还常常先征求我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新华日报》每天大量报道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告诉报馆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毛主席这种质朴谦逊的精神，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更激起我的无限爱戴和敬仰。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电，假意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志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担心主席的安全，不免忧虑重重，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报劝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揭穿了敌人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响彻了整个山城。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在谈严肃的政治问题中，有时讲得很幽默，没有使人感到紧张的气氛。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虽然有些窘迫，却并不显得难堪。由于理屈词穷，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智囊”，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


第三部分第83节　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2）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的。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更阑人静的午夜，主席或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军人员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你同他们的关系。他指示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