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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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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加深，毛泽东提出“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再经过三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又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了实际的工作日程。事情就是这样，毛泽东没有拘泥于自己过去的理论，他尊重自己的理论成果，更尊重新的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不是毛泽东凭空想出来的。也有人曾经怀疑，是不是听了斯大林的意见，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正好是在听取刚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苏联谈判情况的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查证，这个没有根据。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找。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即由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然后再“一举实现”社会主义，改为“逐步过渡”，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采取了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突变的、激烈的方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来势迅猛（这里要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急，是一个严重缺点），却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抵制这场改造，反而接受了改造；工农联盟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这些都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实践经验，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贡献。
（逄先知 李捷）
第五部分第126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1）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亲身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了解事件发生、发展到处理的全过程。为了说清楚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我还是从高岗、饶漱石这两个人说起。
我同高岗、饶漱石认识得很早：随中央红军长征，在1935年冬抵达陕北，就认识了高岗；同饶漱石认识得更早一些，1928年我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期间，他在我的领导下工作，那时我管他叫“小饶”。
在调来北京前，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且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一和党的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饶漱石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又是七届中央委员。但从出身经历到平时作风，他们两人很不相同。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一个以烧卖木炭为业的农家，只上过初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闯出来的工农干部。到东北前，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即刘志丹部队）政委、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要职。这个人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过程中，他有过重要贡献；抗日战争中在西北工作也有成绩；东北解放后，东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走在全国前面；抗美援朝中做后勤工作很得力，曾受到毛主席表扬。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方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的一个中学教师之家，上过大学，精通英文，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从白区城市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地下党斗争中锻炼成长的知识分子干部。1935至1938年间被派出国工作，回国后到华中局前，曾在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协助兼书记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分管白区工作。他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曾被少奇同志誉为“优秀的青年革命家”。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期间，他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同志协助下，领导军民就地坚持斗争，渡过难关，曾受到毛主席表扬。但是，这个人城府很深，寡言笑，少交往，几乎没有朋友，也极少主动找干部谈心。平时他给人的印象是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生活作风上同高岗相反，烟、酒不沾，从不跳舞、宴客，道貌岸然。可是，同他共事较久的同志对他的评价都不好：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说饶“心胸狭窄，权欲很重”；原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说饶“一讲权威，二讲权术”；曾做过他的政治秘书的艾丁说饶是“伪君子”。饶的权位观念重，我也领教过一次：1946年底前后，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解散，饶（军调期间任中共代表团顾问）飞回延安。我去机场接他，招呼他“小饶”，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我追上前喊一声“饶政委”，他才答应。过后我向陈毅提起这件事。陈说，饶这人就是这样。后来饶搞分裂活动败露，证明此人果然是“大奸似忠”。1954年春，邓小平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饶漱石是个‘单干户’，平时韬光养晦，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
这两个看起来如此不同的人，由于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来了。
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动起当独霸一方的“东北王”、相机攫取更高权位的邪念。他从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处处强调东北“特殊”，在政策执行上也强调“情况特殊”而自作主张，有的明显同中央政策不一致；二是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散布流言蜚语，设法贬抑、诋毁他们；三是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那时的苏共和苏联政府，大国沙文主义很露骨，高岗却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
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但又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志对我们在东北的合作非常高兴。”并且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多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
第五部分第127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2）
饶漱石的权欲，在1942年和1950年曾经两度自我暴露：
第一次，“黄花塘事件”（按：黄花塘为江苏省盱眙县的一个村庄，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曾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
1942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东回延安工作。中央电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刘走后，干部中有些人有议论，认为论资格、能力、经验、人望和历史功绩，陈都比饶强，书记、政委由饶代理，出乎大家的意料。不久，中央决定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饶更加忐忑不安，生怕书记、政委轮不到自己，于是，施展权术，把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看作排挤陈毅的机会。他自己躲到离军部40里外的地方搞“农村调查”，让陈毅在家主持会议，发动干部给领导提意见。再看准“火候”，突然返回，分别找一些负责干部谈话，强调陈毅历史上就“反毛主席”（指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说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说陈毅反毛主席，也跟着饶漱石一道批斗陈毅。用陈老总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那里“鬼都不上门”。斗过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发电报，歪曲事实，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末尾提出“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同时，又煽惑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发电批评陈毅。中央考虑到饶、陈不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而原定要在华东主要负责人中抽出一人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毛主席电调陈毅去延安。电文中交代：“陈来延期间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陈毅到延安后，很快向毛主席、党中央把一些问题说清楚了，并且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词意恳切、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报。毛主席也同时发电报给饶说：“关于陈、饶二同志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饶漱石同志加以解释。”可是，饶漱石在接电的第二天，就回电毛主席，硬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在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等，要毛继续“给他（陈）帮助”。给陈毅的复电就更不用说了。毛主席劝告陈毅“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现在“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听从毛的劝告，把这事搁下了。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就是这样得到的！
第二次，“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个大区都建立军政委员会，由大军区司令员兼主席，其他五个大区都照办了。对华东地区，毛主席再次交代由陈毅担任主席。陈毅觉得自己既是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的了，先后向毛主席和饶漱石表示最好别让他兼任此职。毛吩咐让华东局讨论再定，但仍明确表示，还是由陈毅担任为宜。饶却借着陈毅的谦让，对陈说：“你不担任，只好由我担任。”在召开华东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饶不强调毛主席一再关照主席由陈毅担任为宜，如果华东任命同各大区不一致，可能引起外界揣测，影响不好等等，来说服大家；反而强调华东在美、蒋的海、空封锁骚扰下军事任务重，上海工作繁重，陈毅太忙，一再谦让要他担任主席。华东局常委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同意了。讨论的结果报到中央，毛主席没有立刻批复，在饶去北京时，又向他问起此事。饶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他来担任。这样，才骗得批准。这项任命一公布，果然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许多揣测，很多人误以为，一定是陈毅犯了什么大错误。饶漱石却如愿以偿了。
此外，1952年春饶漱石在北京还演了一出闹剧：那一年年初，他因颜面严重痉挛无法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报请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养和治疗。他却疑神疑鬼，怀疑中央可能对他在华东的工作不满意，借此“调虎离山”；又不知从哪里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华东帮助工作，心情越来越紧张，情绪越来越烦躁。本来，饶漱石同少奇同志比较熟悉，这回却不去找刘，原因是他觉得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当时在某些问题上主张不太一致，就开始要同刘“保持距离”，并且常在陈毅耳边说少奇同志的坏话。5月间，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紧急求见已经入睡的毛主席。主席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起身接见。饶漱石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3个小时，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患得患失心理。过后，毛主席向我提起这件事，说那个晚上他听了半天也闹不清饶到底要说什么，最后才听出点眉目，原来饶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来了。
建国初，我们党用3年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少奇同志把我和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找去，商议如何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构适应上述形势和任务变化的需要。少奇同志还交代我和安子文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在1952年7月间由他报给毛主席。8月4日毛主席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这以后不久，邓小平、高岗、饶漱石（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和邓子恢、习仲勋（中南、西北两个中央局的第二书记）等，相继被调到北京工作。其中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分兼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饶正随少奇同志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会后又留下考察一些苏联工厂，到1953年春才正式就职）。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各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并进一步酝酿在适当时机撤销各中央局和这些大区行政委员会，再抽调地方上一些干部充实中央机构；同时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改革国家体制。
1953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对政务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其中，计划工作和8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
与此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负担，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本人退居二线，只抓大事的设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计委举足轻重，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以国家副主席兼任计委主任，又分管8个工业部，权势显赫，同其他进京的中央局书记相比，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进入了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相应地要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组织部举足轻重，它的部长被毛主席戏称为“吏部尚书”。这两个人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个人主义思想急剧膨胀：高岗更加目中无人，迫不及待地想当领袖；饶漱石也急于想在政治投机中附高岗骥尾，分得一杯羹。他们根据一些表面现象，错估了形势，认为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有隙可乘，视为良机。于是，1953年的夏秋之际，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配合默契，“这边一跑，那边一斗”，演出了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
第五部分第128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3）
这时，高岗飞扬跋扈，除开毛主席，可以说已经目中无人。从以下3个事例可见一斑：1．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岗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事商量时，他却通知让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去他那里，同其他与会者一道，坐候他出来主持会议。2．周恩来关照高岗：国家计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要上的重大项目，须先报经中央认可后才能下达执行。高听后很不高兴，反过来连问两次：“哪个中央？哪个中央？”3．高岗喜欢办家庭舞会。周恩来曾应邀参加过，发现舞会上很不像样，当场不辞而别，以后再也不去了。
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继续造谣说党内有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
——授意“秀才”代笔，以高岗名义发表题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少奇同志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统统列为所谓“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
——把上文中提到的少奇同志那些观点说成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并多方搜集有关文件资料，随时让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级干部阅看，相机对少奇同志进行攻击。
——散布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攻击刘少奇划圈圈，指名道姓地说哪些人是这个圈圈中的人。他还胡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挑拨党内一些同志同少奇同志的关系。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说起，毛主席有意改组中央政治局和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听后没有报经中央授权，自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的草案，拿给高岗看，也同饶漱石谈过。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草案）分作两组：一组包括毛、刘、周、朱、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高、饶明知这么做是十分不妥的，却不报告中央，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高岗胡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1953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指出：那张“名单”的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高岗还造谣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
——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对人说：“我在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财经工作的，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并且设有中心小组，高岗、饶漱石还有我和安子文等都是成员。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嚣张。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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