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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堂等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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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尤其是你们的父亲，忍不住大声叫好。他站起来表态说，我坚决服从野战军的决定。西藏从来都是我们中国的，过去国民党都没把它丢了，更不能在我们手中丢失。我们不但要解放它，还要守住它，让它永远不离开我们中国的版图。
这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你们的父亲立即请缨，要求调到先遣支队任职。
军长笑道，你放心，吃苦的事少不了你。
果然，在军里拟定出的进军方案中，你们的父亲被任命为先遣支队负责人。而先遣支队则由王政委的团担任。这样，他和王政委又成了搭挡。你们的父亲高兴得满脸笑开了花，终于有仗可打了！而且是在世界屋脊上打！恐怕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作过战。你们的父亲跟王政委说，咱们当兵的，就是骑马扛枪打天下！现在终于打到世界屋脊上去了，这辈子真没有白活。
他的命运从此和西藏交织在了一起。
而此时的我，也开始向西藏抵近。
8
夏天来临时，我们从军政大学学习结业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重庆闷热的上空传播着。那消息说，十八军来了几个干部，要从我们这批女兵里挑选100个女兵，充实到进军西藏的大军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现在想想真怪，我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兴奋呢？我怎么会在对西藏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向往呢？我真的不明白。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并不是因为西藏而兴奋。
我更不知道你们的父亲那时已经先遣到了甘孜，正在那里建立进军根据地。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兴奋，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
我在十八军同志带来的大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了西藏，感觉那是很大一片土地。但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想：既然那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它还没有解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去解放它！整个中国大陆都解放了，如果还要解放谁，就只有西藏了。我是多么渴望能亲自参加一次解放受苦大众的战斗啊。
不光是我，所有的同学都很激动，大家觉得革命前辈总算是留了一块土地给我们，让我们亲手来解放它。
全体女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没有人产生一丝的畏惧，也没有人有一丝的怀疑。那时我们的脑海里几乎就没有畏惧、怀疑、忧虑这样的词。我们有的只是热情、勇敢、信仰、希望。我们像一团生面，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发酵起来，热气腾腾地挤满了校长的办公室。
我们4个好朋友仍是一起报了名。经过军政大学近一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都变得比过去坚强，比过去有主见了。刘毓蓉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凡事都必须经未婚夫点头的刘毓蓉了，她非常干脆地对未婚夫说，要么你也报名参军，我们一起去西藏；要么你就耐心等着我，等我解放了西藏再回来结婚。
她的未婚夫犹豫再三，选择了后者。他害怕去西藏。他和我们不一样。他跟刘毓蓉说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两年后她还不回来，他就不再等她了。刘毓蓉想也没想就爽快地说，行啊，就两年。
那时候我们认为，解放战争也只打了三年，解放一个西藏还用得着两年。
女学生只招100个，不能个个都去。作为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身体健康成了招收的主要条件。招生的同志说，西藏非常苦，进军西藏更为艰苦，因此身体必须好。身体好是首要条件。
他们为身体定了一个硬杠杠：体重必须超过90斤。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啊。如果是现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体重90斤肯定不在话下，或者说，只会是超重的比达不到的多。可那时候却不是这样。尤其是我。我们四个人里我最瘦，个子又小。18岁了却没有80斤重。所以一听到90斤这个标准，我就傻眼了。我一直自认为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瘦点儿。如果仅仅因为少几斤体重就被刷下来，那不太亏了吗。
那天我急得像一头急于拱出笼子的小野兽，四处乱撞。吴菲她们见我急成那样，也急起来。她们三个的体重都没问题。但如果我去不成，她们怎么忍心撇下我一个人呢。
后来还是吴菲想出一个办法。她说体检的时候，吴菲和刘毓蓉站在我前面挡住医生，让姚兰芝站在我后面。等我称体重时，姚兰芝就悄悄踩一只脚到磅秤上，这样肯定能增加重量。
我们四个人中她最胖。至于能增加多少，她心里也没底，只好听天由命了。姚兰芝看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当即同意了。她再三对我说，到时候她一定会用力踩的，让我非超过100斤不可。
真的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两腿酥软，人就像要飘起来似的。长那么大，我还从没干过这种作假的事。我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不光是我，刘毓蓉的脸也红了。为了理想，我努力叫自己沉住气，不要慌乱。
医生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吴菲往前靠，有意挡住他的视线。姚兰芝迅速踏上一只脚，用力一压。医生只管看秤上的度量尺，丝毫没察觉我们的计谋。
46公斤——他报出了数字。
够格了！我赶紧跳下来，生怕有人发现。姚兰芝紧跟着上了磅秤，说瞧你轻的，看我的。
保证有100斤。我们都听出了那句话的潜台词。我们都笑起来，暗暗得意。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
就在我转头的时候，一张笑吟吟的脸正对着我。是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他干净利落，个子瘦而高，像一棵白杨树。当然，那时我完全不认识他。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显然是看出了问题，想告诉那个负责称体重的医生。
我的脸涨得通红，情急之中我竟然对他说，我会唱歌，别看我体重轻，我唱歌声音很大的。不信你问她们，再不信我马上就给你唱。
吴菲和姚兰芝只是点头，一句求情的话也说不出来。我们都怯生生地紧张地看着他。
他看看我，终于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时我们的目光都可怜极了，令他不忍心揭穿我们的“骗局”。就这样，我终于站到了合格的队伍里。等我想答谢一下那个年轻人时，连他的人影都找不见了。我也就在一转眼忘掉了他。
我没想到，我们后来还会相见。如果不再见面，我可能永远只会在讲到这件事时想起他，并且感到好笑。他只是我脑子里那一幕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像现在，他成了我记忆中的伤痛，不，是生命中的伤痛。
1950年夏天，我们100个体检合格的军政大学分校的女生，一起坐大卡车往川西走。我们的军部在川西平原。
我们丝毫也没对将要去的西藏产生恐惧。真的。尽管那时候，已经有许多关于西藏的可怕说法在流传，说西藏那个地方如何天寒地冻，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下雪就有成群的牛羊冻死在雪地上，人不能出门，鼻子一摸就没了，耳朵一摸就掉了，等等。还有别的更为玄乎的说法，比如氧气稀薄，寸草不生，鸟儿不飞，外面的人到了那儿，说倒下就倒下。倒下就别再想站起来了。以后，当我真的踏上西藏的土地并在其中生活了多年后，我知道那些说法的确是夸张的。
但我也同时知道，西藏的确是非凡的。
当时我们一路唱着歌，都是些很有力量很有激情的歌。我们才不害怕呢。
毕竟有人害怕。
走到半路上，我们的卡车忽然停住了，前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后来有同学说，不知是谁的家长得到了消息，赶来拦住了我们的汽车。
吴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因为当初参军他父母就不肯，现在要进西藏，那还得了？吴菲说糟了，肯定是我爸来了！怎么办。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说你别怕，我们帮你。我和几个同学叫她躲在车上蹲着，我们围着她站着。我当时已经想好了，为了我的好朋友，我要撒谎。如果吴菲的父亲问我吴菲在哪儿，我就说她已经回家去了。我的心因为这个预谋好的谎言而慌张得乱跳，腿也软起来。
我心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怕自己的母亲出现。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又希望母亲出现，又怕母亲出现。希望母亲出现，是想再见她一面。因为离开学校前，我没有回家跟她告别，我只是给她写了封信，说我分配到十八军了。我没敢说我报名去西藏了。一直到进入藏区后，我才写信告诉她我进藏了，但我仍是说，一年后就回家看她。
我不是有意骗她的。
后来我终于看清了，拦车的家长中没有吴菲的父母，也没有我的母亲。但却有姚兰芝的父亲，还有另一个女兵的父母，他们正拉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坚决不准她们到西藏去。一时间许多路人都围了过来。
从那些家长的神情看，他们就像是来拯救女儿性命的，好像他们的女儿正面临着万丈深渊，面临苦海的岸边，如果他们不把女儿一把抓住，他们的女儿马上就没命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令他们的女儿又尴尬又无奈。
我看见姚兰芝傻站在那儿，就跳下车去帮她。我拉着姚兰芝的手，想说服她父母让她留下。但她的父亲凶巴巴地推开我说，不要你管，你自己要去送命，别拉着我女儿。
我只好松开了手。
接兵的同志见此情形，态度很温和地对两个家长说，对于参加革命队伍的人，我们从来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如果你们不自愿，就请回去吧。
无奈，姚兰芝和另一个女兵流着泪和我们告别，跟父母回去了。
我坐上车，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了，心里真为她们感到遗憾，由衷的遗憾。
几十年后，姚兰芝找到了我。一别20多年，她找到我时我已离开了西藏。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也几乎认不出我了。我们各自说着离别后的情况，有许多地方我们是一样的，比如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都老了。但有许多地方又是不一样的。比如当我讲述往事时，常常情绪激动，她的情绪始终是淡漠的。惟有说起孩子时，她的脸上才露出笑容，她对孩子的亲昵让我羡慕。再比如我们的孩子因了我们的命运，也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最好笑的是，当我们老了，得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病。
很难说谁是谁非，谁好谁坏。我只能说我对我的选择不悔。
因了这样一个选择，我常常在回忆往事时感到心底的疼痛。
这样的疼痛使我无法麻木。
·4·
裘山山 著
第四章
欧木凯跳上三菱越野车后，对司机说了声去军区，就再也不吭声了。
司机小韩用眼角看看他的团长，发现团长的脸阴得像成都的冬天，云层厚厚的，一点儿光也没有。怎么了，中午吃饭时不还高高兴兴的吗？还说等他探亲时，他也可以探亲了。怎么一转眼就变了呢？难道团里出事了。
小韩已跟了团长三年，知道团长连每天夜里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睛，惟恐出事故。可是在西藏带兵，一点儿事故不出，的确不是靠人为努力就能做到的，还得靠老天保佑。
小韩不敢言语，只有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
欧木凯一手抓住车前扶手，一手夹着一支烟，让烟雾浓浓地在眼前飘散。虽然已是下午5点，阳光却热烈得如同正午一样，照得马路白花花的。但一打开车窗，风依然是又冷又硬。
毕竟是11月了。但他还是摇下车窗，让硬硬的风猛烈地吹打着自己的脸庞。他有头痛的感觉。手中的烟被风一吹，迅速地燃烧下去，很快就剩个烟头了。他把烟头扔出窗外，随手又拿出一支。
小韩想，看来团长的确是遇到心烦的事了。
昨天晚上，欧木凯才带领全团从野外驻训回来，精神和体力都疲乏到了极点。脸晒得黢黑不说，人也瘦了整整一圈儿。一个月的外训，全团车炮拉出，行程千里，最后不但是实弹考核得了个全团优秀，还车辆人员一切平安。军区考核组给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对身为团长的他来说，辛苦一年，这样一个结局就是最好的回报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也莫过于此了。
可没想到生活对他竟那么苛刻，仅仅让他愉快了一天，就一掌将他击进了黑暗。
他好像有预感似的。本来下午是团党委的总结会，他和政委坐在那儿说话，感觉非常不好，头一阵阵地眩晕。他想这是怎么了，难道一回来思想放松，身体就支撑不住了吗？还在野外训练时，他就感冒了，每天大把大把地吃着药片，但他一直挺着没倒。他不想在那样的时候倒下。怎么一回来休息反而不行了呢。
后来政委看出来了，政委说老欧，我看你得先去看病，打打吊针。你的脸色实在是太难看了。欧木凯说那怎么能行？军区等着要总结呢！政委说，会可以晚上开。无论如何，你现在得去看病，要不要我陪你去。
欧木凯连连说不用，自己就去了卫生队。医生一量体温一查血，不由分说地给他挂上了葡萄糖盐水，医生说他现在的状况再不控制就该成肺水肿了。欧木凯一边说别吓唬我，一边还是老老实实地躺到了床上。这边输着液，那边他就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疲乏了。
正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叫他接电话，说是他姐姐从成都打来的。他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爬起来提着盐水瓶就跑去接电话。他知道没有特别的事，姐姐是不会给他打电话的。一定是父母大人哪一个病了。他当时判断是母亲，母亲身体一直比较弱。
没想到竟是父亲。
没想到竟是父亲的噩耗。
欧木凯在一瞬间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父亲？怎么会是父亲？是的，他两年没回家了，两年没见到父亲了，可他也时不时地，差不多是一个月一次吧，往家打电话。每次打电话，父亲的声音都很洪亮，丝毫没有衰弱的表现，怎么会说倒就倒，说走就走呢？他真的无法相信。可是，姐姐已经那么明确地告诉了他，姐姐是医生啊。
欧木凯想也没想，就告诉姐姐他要回家。他怎么能不回家？他必须回去最后一次见见父亲。对他来说，父亲不仅仅是父亲，还是曾经的上级，还是心中的偶像；对父亲来说，他也不仅仅是儿子，还是相知的同僚，还是未来的希望。
而且，由于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他放弃了去年的探亲。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两年没回家了，两年没见到父母了。本来他是想春节的时候无论如何回去一次。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放下电话时，欧木凯发现自己的眼里已经盈满了泪水。他一言不发地拔下针头，交给紧跟着他跑出来的医生，一句话也不说，就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操场，向团部后面那座大山走去。
一直到他穿过操场不见了，医生才回过神来。但他不敢去追，他太了解他们团长的脾气了。
欧木凯大踏步地走，一路上有下级军官向他敬礼，他像没看见一样只顾往前走。这些下级军官们感到很意外，他们的团长怎么啦？他们的团长匆匆地往前走，只想尽快地爬上山去，尽快地站到那块石头上去。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泪水。除了大山，大山是他的知己。他噌噌噌地爬上了山，站到了那块他常常站立的巨石上。一站上去，泪水就急不可耐地涌出来。
他站在那儿，面对安静的山峦，无声无息地淌着眼泪。
满脸都是。
那些咸涩的泪水不等滑落下去，就被阳光吸了去。
一条细蛇似的血流，从拔掉的针眼中渗出，沿着指尖滴落到脚下。
17年前，欧木凯从炮兵学院毕业，来到这支部队。
走进连队荣誉室，他在墙上贴着的那张“红一连历任连长指导员”的表格中，竟一眼看到了父亲的名字：欧战军。父亲竟是这个连的第六任连长。他简直惊呆了！父亲从没对他说过。他一声没吭，心里却明白了父亲坚持要他到这个部队来的用意，他甚至能肯定父亲在他的去向上动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
他一个人在荣誉室站了很久。他为父亲感到自豪，为自己感到骄傲。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为父亲争光，要干出个人样来。
那年他21岁。21岁的他被任命为红一连一排排长，是他们那支部队第一个军校大学生。或者说，第一个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官。
作为排长，他太年轻了。尤其是在80年代，当时排里的老兵有一半儿年龄都比他大。
他那张清瘦白净的脸上还有几分学生气。他开始用一套与过去老部队完全不同的方式管理他的排。排里的老兵从不服气到服气，从服气到佩服。
记得刚到排里没多久，他领着全排在炮阵地上训练，比他年长两岁的三班长走过来，用轻蔑的语气说，新来的，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木凯立即迎战说，行啊，就怕你输了不认账。
三班长说，输了我从今以后就听你的！木凯伸出手道：一言为定。
战士们一听说三班长和新来的排长挑战，全都围了过来。三班长提出比五六炮手压退弹。
木凯同意了。三班长是个老五六炮手了，这一招全连都没人能比过他。战士们都不由得替新排长捏一把汗，觉得这回新排长肯定要丢面子了。
三班长自负地说，你是新来的，你先请吧。
木凯微微一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他上前一步，按动作要领迅速上炮，左手握火把，右手扶于装填机后壁，两脚成丁字形站好，而后报出一个“好”字，做好了压弹准备。
充当裁判的老兵一声令下：压弹！木凯拉火把，抓弹，压弹，放回火把，打开保险，一系列动作在瞬间完成，仅用了7。1秒。
周围一片安静，战士们简直看呆了。片刻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三班长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谁都知道他这个项目的最好记录是8。4秒。木凯退完弹，为三班长准备好了弹头，朝他一笑说，该你了。
三班长红着脸摇头说，不用比了，排长，以后我听你的就是了。
一年后，木凯的脸黑了，皮肤粗糙了，烟瘾也出来了。抽第一支烟那天是他22岁生日，他没好意思对谁说，只是给母亲写了封信。走出来时，听见几个老兵在那儿议论说，咱们排长各方面都不错，就是不像个爷们儿，烟都不抽一支。
木凯一声不响，交了信，就在团里的小卖部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不管三七二十一叼在了嘴上，然后一个班一个班地转悠。班里的老兵们一脸惊讶，继而是万分热情，这个拉他坐，那个递他烟。这让木凯体会到，有些本事，再优秀的院校也不会教，得到部队上学。后来，随着他职务的不断升高，烟瘾也越来越大了。如今，他的烟瘾和他的军事技术一样出名，大概是全团第一吧。
他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父亲对他越来越满意了。
尤其是大哥转业离开西藏后，父亲就把他那充满希望的沉甸甸的目光全部移到了他的身上，让他在不堪重负的同时感到骄傲和自豪。
可是两年前，当他终于无奈地同意离婚时，当前妻带走了孩子剩下他只身一人时，父亲看他的目光中，又多了一分内疚，好像他的婚姻失败是他造成的。他想对父亲说并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从结婚一开始就选择了失败。用他妻子的话说，像他这样一个男人，是不该结婚的。差不多从结婚第一年起，他就没管过这个家，他不知道他们家的煤气罐是怎么搬上6楼的，他不知道女儿萨萨那一口牙是怎么矫正整齐的，他不知道妻子得过胆结石并因此切除了胆囊，他不知道老岳母脑中风后已经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除了每月能记住给妻子寄回他的工资外，他几乎像个外人。特别是当了营长后，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被他自行改为了两年一次，两年一次还常常提前归队。用他妻子的话说，他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的男人。就像一尊石雕，你可以远距离欣赏他，却不能和他一起生活。她要过正常的生活就只能离开他。所以他一点儿也不埋怨妻子。谁叫他像个殉道者一样守在那块土地上？他自己作了选择，他自己就该承受。
但他还是害怕看到父亲那怜爱的、负疚的目光。对他来说，父亲不该有那样的目光。父亲应该永远乐观、开朗、严厉、自信、坚强。但父亲却叹息了，为他叹息，甚至为他的离婚感到懊悔。木凯宁愿自己死，也不愿让父亲有这样的感觉。他更加努力地干，想干出更大的成就来，让父亲知道，婚姻失败并没有影响他的事业，并没有影响他去实现他们父子共同的理想。或者说它影响了，但他会坚守。他被击垮了，但他会爬起来，重新扑上去，死死地拽住他的事业和理想。他想证明父亲没有错，他也没有错，他们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像他们这样的人，生命不是以应该的方式存在着，而是以必须的方式存在着，准确地说，是以意志和信仰的方式存在着。
就是这样。
但木凯在内心深处不能不承认，这些年来他是多么孤单。这种孤单不是寂寞，不是冷清，而是心的寂寥，无边落木萧萧下，是一种巨大的、蚀骨的孤独。特别是去年，当他偶然得知了那个关于他身世的秘密，这种孤独变得更加强大和可怕。他常常觉得自己那颗心离开了身体，丢在旷野上被冷风吹着，被石头硌着，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包围着。很多时候他无法承受了，就一个人走出营区，爬到营区后面的这座山上，站在这巨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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