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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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苁�20％左右。由于高帝五年诏等一系列优待军吏卒的法令之颁布及实行，他们得到了大量的爵位、田宅财产及特权，形成了一个以军功爵名为基础的，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雄厚的经济力量，高等的社会身份的新的统治阶层。
汉代行政为郡国制。西汉初年，以旧秦国之领土（关中）为基础的汉王朝与关东各诸侯王国并立，共同组成一种四级制联合帝国。中央政府所在的汉王朝，其政治权力的重心，在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即所谓三公九卿。诸侯王国亦皆各有其政府，其政治的运作，则以王及国相为中心。此以下，汉王朝及各王国之地方行政，皆为郡县制。各郡以郡太守为中心行政，其下则为县乡亭里。
从高帝到文帝末年的近五十年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支配着汉朝政权。据统计，其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在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太守三者之和中的占有率，均在50％以上，即高帝期的97％、惠吕期的81％、文帝期的50％。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势力，乃随时间之推移而逐渐衰退。其衰退，大体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即变动首先发生于政权下部，渐次波及于上。具体而言，该阶层支配汉朝中央政府最为稳固长久，直到景帝末尚占46％。在郡守中的占有率，开始就较低，衰退速度则较快，高帝期88％，惠吕期60％，至文帝期间，下降至40％，可以说已经不居支配地位。诸侯王国的状况比较特殊，文帝期间，该阶层在王国相中所占之比率突然下降（86…29％），这种突变反映了其间汉王朝之政策有重大变动。就其整体及部分的变动幅度而言，都以文帝期间较为引人注目。
秦有以军功为吏——即以有军功的军人补充吏员之制度。此种军吏与文吏相互补充的制度，皆为汉所继承。汉初，长年战乱之后，不仅中央、王国、郡之主要职位由军吏担任，县之主要职位，乃至郡县掾史乡亭里之吏也以军人出身者为多，应是没有多大疑问的。汉初之文职官吏常可世袭。
《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所载王嘉上疏中说，“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
景帝期，军功受益阶层出身者已从郡太守一职中消失，稍早于此，在文帝后期左右，他们就可能已经失去了对县及县以下的官职的支配。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乃是在汉初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随着该社会阶层的衷退而出现的政治真空，将由谁来填补？汉武帝设立地方推选贤良及中央考试制度，以儒学经义立为取士之标准，培养了一个出身儒家的士人官僚集团。
汉代官僚，从其来源，即所以出仕任官的途径而言，不外亲缘型和贤能型这两种类型，即所谓“亲亲”、“贤贤”二途。亲缘型，即凭借与皇室的血缘婚姻关系而出仕任官的类型。进一步可分为两类，即宗亲（皇室外戚）和宦官（拟亲缘）。贤能型，即凭借个人能力而出仕任官的类型。个人赖以出仕任官的能力，就汉代而言，从选举类的名目当中，如从军、明法、明经、德行、文学、出使、治河、射策等，即可见一斑。
持有各种可赖以出仕之术学的人，称之为士，贤能型官僚则简称为士吏。汉代士吏之中，主要有三大子类，即军吏、法吏、儒吏。］
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归降，处庐江郡。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0岁
建元四年（B137，甲辰）20岁
南越王赵佗死，孙赵胡立。
六月，大旱，有风赤如血。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1岁建元五年（B136，乙巳）21岁
置《五经》博士（五经：易、诗、书、礼、春秋）。
（置“五经博士”。表明武帝再度推行重儒政策也。）
［何按：五帝所立五经，皆为今文。经文释义，本于子夏、荀子一派学说。不久，复有古文经书及传授出，形成古文学派。
儒家经典，内容复杂，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不是成于一个时代，很容易引起争论。到两汉末年，争论逐渐达到高峰，有所谓经今文派和经古文派。今文派和古文派中，又各自有派，尤其是古文派中的小派特别多。就经今文和经古文两大派而言，历来有学者加以研究。］
［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从表面上看，好象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尊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
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
秦焚书，书藏民间。至汉初，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田何传《易》，伏生（伏胜）传《书经》。《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关于《书经》的记述，有两种，一本《书经》是口传的。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晃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另一本是鲁恭王在孔子故居中发现的古文传本。
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谷梁两家。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汉时、各经都立博士。博士类似乎顾问。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伏牛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经》博士也有三家：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传礼的有三家：大戴、小戴、庆氏。《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周礼》从河间献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左传》由张苍茫所传。《公羊》、《谷梁》两传都写成书，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谷梁》立博士。
汉朝的博士，类似现代国立大学中国家所聘请的教授。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
《书》博士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
《诗》博士三：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
《礼》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
《春秋》博士二：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
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传》。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井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王正月。”
《公羊》传又说“复五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
行三铢钱，行新铸半两钱，以此统一币制。（《史记》将相名臣年表谓本年行三分钱。“集解”徐广曰：“《汉书》云半两，四分曰两。”）
［何按：汉初诸侯国有铜者皆可自铸钱，富民亦可私铸。币制混乱，轻重不一。至此国家收回金融权，统一币制。］
5月，大蝗。
秋8月，广川王、诸河王薨，国除。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2岁建元六年（B135，丙午）22岁
彗星见。
太皇太后病危。
淮南王刘安见彗星以为“兵当大起”。乃私“治军械，积金粟”，欲乘天下有乱而起兵。
春3月乙末，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庙便殿灾。上畏惧，为之斋戒素服五日。
5月丁亥，窦氏太皇太后崩，合葬霸陵。
6月癸巳，免许昌丞相职，以田汀┫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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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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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闽越击南越。南越使求汉援助，武帝命大行令王恢等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
闽越王弟杀其王骆郢，汉兵还。
淮南王上书反对武帝用兵闽越。
遣司马相如入蜀告谕宣民。
［司马相如，蜀人。妻卓文君。卓氏先祖，蜀中之巨富，以盐铁致富。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
是岁，以汲黯为主爵都尉（司授爵事）。
［黯为人耿直，武帝为太子时，曾任太子洗马。曾当面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可得乎？］
任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封东越王。命唐蒙入夜郎。
［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奉命出使夜郎，招抚多同。多同的夜郎原处于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对中原不甚了解。问特使“汉孰与我大”？其实夜郎仅有汉一州之地那么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比喻人妄自大。
唐蒙对多同晓喻大汉“威德”，并赠送丰厚礼品，双方约定在此地依汉制置吏。唐蒙回长安后，汉朝就在此设置犍为郡，汉对西南夷的管理也从此开始。］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3岁元光元年（B134，丁未）23岁
夏4月，赦天下，赐民丧子者（无子者）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诏天下献书。命郡国举孝廉者为吏。每岁由诸州举秀才，成为常制。
［刘歆《七略》：“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纳秘室之府。］
5月，诏贤良曰：“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生，广川董故庄，（即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土。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复诏举贤良、文学，亲策之。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得仕。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武帝诏曰：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何行可以率先帝之洪业休德？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略引）
《武帝纪》：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广州人也。景帝时为博士。“及其去位居家，绝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有大议，使者就其家而问之，国家大议多仲舒发生。”
董氏传详录此次对策谈话。略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主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复出焉。）］（董仲舒对策事，一曰在建元初年（通鉴），一曰在元光五年（《汉书》），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及《吕思勉读史札记》“汉儒术盛衰”条。窃以为建元，元光各有一次。）
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上书应对者百余人。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天人感应学说，非孔门儒家所固有，而乃是源于墨子之天志明鬼神之论也。）
（4）限民命田，抑制土地兼并。
（5）以儒学思想统一政治思想。
［“复召董仲舒对策，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又建议“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何按：儒言所言之“名分”，以今语之即“所有权（产权）之明晰也。所谓“名田”，即田土之私有化。井田为公田。名田为私田。《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于上曰：“古井田法虽难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瞻不足。”上武帝书云：“（战国以下）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史记·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及僮仆，皆入之于官”。《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贞《索隐》注：“谓各随其家爵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
［何按：董氏之天人感应论实际是一种试图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其流弊成为言说谶纬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行为的舆论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的肆意和无上威权。
这个系统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又，武帝重用迷信方士，也与天人理论有关。天人理论用灾异吓唬皇帝。方士则称可用方术消弭天灾，消灾解难，助皇帝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故武帝一度多引方士之流为国师，直到死前方彻悟受骗而尽驱逐之。
武帝与董仲舒所讨论的第一问题是天人关系，即天命与自由人意（帝王）之关系。若必尊天命，则事事无为，一切顺应天意。若人意可选择，则当求大有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氏以天人感应提出“天命人为，天择人为”的一套新理论。主张：“刑罪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繁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何按：大，读为动词）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何按：径也），古今之通谊（何按：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书》本传）
所谓除儒学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不使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主张禁绝百家言论也。武帝采纳其义，独尊儒术，但并不废百家杂言。］
［《汉书》：董氏对策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易王，刘彻异母，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之，王敬重焉。］
［何按：董仲舒学术，实本于齐学。齐鲁皆宗儒学，然学派有所不同。齐学中杂管子务实世用之术及墨子天志明鬼经世思想，又有邹衍五德终始之论。鲁学则宗纯儒以礼乐典章之学为重也。齐学者，今文之始。鲁学者，古文之始也。］
［《汉书·儒林传》：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证，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上卒用董生，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武帝大兴。然太子则不甚好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学，以问丞相韦贤。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谷梁之学重训诂，是古文学派之方法也。］
秋，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习胡事。提出拒和亲，倡议以兵击之。
韩安国以为“行数千里与之争，人马疲乏。不如和亲。”上乃许之。以宗室女子嫁入匈奴。］
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面对单于王廷）
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护卫长安）备边练兵。
［盖匈奴政属略分为三部：中央为单于庭，东为左贤王庭，西为右贤王庭。单于庭与左右贤王各有份地。匈奴乃游牧军事奴隶制帝国。汉初以来，虏汉地人民为奴婢者，几近百万。其军事力量匈奴左王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柔）以东，接岁貉、朝鲜。右王居西方，直上郡（陕西庸施）以西，接氐羌。而单于王庭在在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内蒙绥远）。（控弦猛士）30万，汉人为奴隶者相当于其总人口之泰半。（《史记》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钱穆估计其总人口不出一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其人众不能当汉一郡。而掠汉奴约百万。）］
［“汉时匈奴王廷直代、云中。左方王将直上谷，以往至岁貊、朝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接月支、氐、羌。此其大略也。（明·于慎行《读史漫录》）］
以司马谈任太史令。
［何按：本年，乃汉武帝于建元改革失败之后，重掌权力而对内政外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之年，可称“元光决策”。
汉武帝之政略设计，一来之于汉初之贾谊，二来之于董仲舒。贾谊乃荀子隔传弟子。（荀子传《左氏春秋》于张苍，张苍传贾谊。（清汪中云：“《经典叙录》云：左丘明作传以传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子期，期传楚人铎救，救传赵人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张苍传贾谊。”））
贾谊上文帝之“陈政事疏”，曾提议“更化”、“改制”。更化即悉更秦法，变法也。改制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史记·贾生传》）。建议：贾谊还向文帝（1）裁抑诸侯王国，（2）抗御匈奴（此二条为晁错建议汉景帝实施），（3）教育太子及王子（针对于当时贵族列侯家政之腐败），（4）尊礼大臣，（5）阐扬文教，（6）转移风俗（钱穆谓：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无自而美）。故武帝时代复古更化之变制，贾谊开其先声。
董仲舒建议武帝：（1）立五经博士，罢退百家杂学。（2）为博士立弟子员，启以学入仕之途。（3）设郡县察举官吏之制，（4）禁官吏兼营商业，（5）限民名田，强化土地之国有民营之制，杜塞土地兼并之途，（6）废除奴隶制。“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食货志》）
董仲舒闲居在家，凡朝廷有大议，武帝常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武帝命张汤受令更改制度律令也。］
鲁恭王刘余得古文经。
［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包括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
［何按：据《史记》恭王以景帝前三年徙鲁王，历26年，死于武帝元光五年。《汉书》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曰：及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则其作宫坏壁发书，似应在元光年间。故系于此。］
冬11月，初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开其议。”
［何按：是为察举征辟制度建为常制之始。此制以才学引民间人士入于仕途。后来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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