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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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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汉书》谓巫蛊起自胡巫。巫蛊之术，其源实来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萨满巫术。（萨满，女真语，指巫师巫术。《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其来源则甚古老，为北狄、东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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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乱的发生，包括四个阶段：
（1）酝酿和准备
（2）事件的触发
（3）矛盾激化为京城动乱
（4）平反与清洗
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一代名将霍去病在28岁的青壮之年早夭，肯定是由于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后，匈奴连续数位单于均以青壮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于疫病。汉昭帝也仅二十一岁就病死。）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张华《博物志》记：汉武帝时，弱水沙土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 “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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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 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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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
公孙贺案结束后，武帝为疫病所困，长居远离长安的甘泉宫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后太子继皇位报复自己，在丞相刘屈氂的支持下，决定借公孙贺一案罗织陷害太子和卫皇后。《汉书·江充传》记：“（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他面见武帝，说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于遭受巫蛊。于是武帝授权江充成立专案，对“巫蛊”作进一步调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江充乘机指使胡巫檀何欺骗武帝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除之，上疾终不差（病不愈）。”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宫穷治，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宦者）苏文等协助江充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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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接受在长安大规模调查“巫蛊”一案的指令后，“知上意”久已不满卫氏集团，于是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胡巫多来自汉朝的敌国匈奴。“胡巫”与江充相勾结，罗织陷害，株连牵引数万人，通过查“巫蛊”，把一个长安城搞得乌烟瘴气。最终，则将调查矛头引向皇宫中的卫太子和卫皇后。《汉书》记：
“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视，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江充亲自带领胡巫入宫搜查。“入宫至省中，坏御坐掘地。”“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
结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宫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写有咒语的帛书，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
其实，太子宫及皇宫中所发现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宫人所预先设置。《汉书》颜师古注引“《三辅旧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张晏曰：‘（江）充捕巫蛊及夜祭祠祝诅者，令胡巫视鬼，诈以酒辍地，令有处也。’师古曰：‘捕夜祠及视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为祠祭之处，以诬其人也。’（《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记：
“（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王先谦《汉书补注》：“掘得桐人六枚，尽以针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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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冤案就要罗织到自己和母亲卫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征求左右幕僚的意见。太子少傅石德劝刘据诛杀江充。他说：
“先前的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杀。现在胡巫又来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会知道这是胡巫所设置，会认为我们真在诅咒他，我们无法自白洗清。我们与其坐而等死，不如动手杀掉江充和胡巫。难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胡亥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吗？”
［“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已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上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
可矫以节收捕（江）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并指出卫皇后及太子都已失去武帝信任。太子回答师傅：“我是皇上的儿子，不能这样擅自去做。我还要见皇上陈情。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
太子仍想面见武帝，陈情辩白。但是，太子晋见武帝的途径早已被江充封堵。而江充则通过他们不断诬陷太子，向武帝报告太子要造反且“反形已具”。
当发现自己已无可能面见皇帝后，面临生与死的选择，刘据不得不采信了石德的话，下决心除掉江充。“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江）充等。”发使前，太子调动了宫廷卫队，“具白皇后，以皇后印信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太子命客诈称武帝使者，带兵将江充逮捕，江充的助手按道侯韩说拒捕被杀死。
太子将全部怒火集中于江充，亲自监临，将其斩首。“乃斩江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临刑前，他责斥江充：“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邪！”与此同时，又将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颜师古注：“服虔曰：作‘巫蛊’之胡人也。炙，烧也。”“胡巫受（江）充意指，妄作蛊状，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实，故以火炙之，使毒痛耳。”）
匈奴背景的胡巫在巫蛊一案中扮演了一种神秘而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史未明言，我们今日也难以深考。但是，通过胡巫所带来的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萨满巫术，介入上层权争，乃是巫蛊之案的显著特色。
江充的另一个助手御史章赣在混乱中受伤突围，逃到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太子杀掉江充后，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派兵攻入丞相府，去捉拿幕后指使江充的丞相刘屈氂。
但是，刘屈氂逃脱了。他派右丞相（丞相长史）乘驿站车马直奔甘泉宫向武帝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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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的最高潮，是卫太子、皇后卫子夫母子遭遇的悲剧。
武帝在甘泉宫起初听到章赣等来告变，尚不认为是太子发动叛乱，而认为可能是江充逼太子过甚，所以太子杀掉了江充。直到丞相刘屈氂来报，他才相信太子实际是谋反叛乱，可能要篡位夺权。
于是，武帝下令丞相刘屈氂率正规军杀回长安，讨伐太子。武帝为此赐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接着，武帝本人也由甘泉宫来至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亲自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武帝下诏发三辅近县兵马以及朝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统由丞相统帅，讨伐太子。并遣使收缴卫皇后玺绶，迫使皇后卫子夫含愤自杀。
太子除长安宫中卫队外，手中并无正规军队。他曾派人调任安指挥的北营军马，但任安接受调令后却紧闭营门，拒绝出兵。（任安也是卫青旧部将领。由于他接受了太子的调令，尽管没有出兵，武帝认为他首鼠两端，后来还是杀了他。临死前他曾写信给好友司马迁求救，司马迁回信即著名的《报任安书》。）太子手中无军队，只能以皇帝名义“矫制”释放长安中都官狱中关押的数万罪徒，散给武库兵器，命石德统帅，与刘屈氂指挥的正规军对战。
卫太子以仁善知名，在民间是比较得人心的。他杀江充的举动得到长安市民的支持，许多市民参与了太子的军队。太子军与丞相刘屈氂率领的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汉书·刘屈嫠传》），一时间，长安城内，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血肉纷飞。经过五天的动乱和厮杀，太子被击败，不得不逃离长安。汉武帝下旨严令各地缉拿。
太子带着家人逃亡至湖县（今河南灵宝西），藏在泉坞里一户友人家。主人家贫，让家人织草鞋，“卖屦以给太子。”为了生计，太子使人去寻觅一个富裕的故人，结果被朝廷派出的密探发觉，太子遭到地方官吏的围捕。县卒张富昌破门而入，太子不愿被捕后遭受小吏的欺辱，“入室距户自经”。其友人与来兵格斗而被杀害，跟随太子的两个皇孙也在混乱中被杀死。捕太子的地方官新安令史李寿及张富昌皆因此立功封侯。
此一事变的结果，是整个卫皇后家族及其与武帝所生的几乎所有儿女、孙子，除太子之孙刘病已被侥幸隐藏获救外，尽皆死于非命。
汉武帝新传巫蛊之乱背后的外戚集团斗争
1
导致巫蛊之乱爆发的因素极为复杂，略言之有以下五端：
1．武帝晚年多病，孤立，多疑。
2。朝中形成了分别以武帝为中心和以太子为中心的两个政治中心、两种政治势力。
3。为监督和制约刘姓及卫姓亲贵，武帝扶植了以江充为代表的超常规监察势力。
4。朝中还出现了试图取代卫太子、卫皇后的刘屈氂（丞相）、李广利一派新兴外戚势力。
5。匈奴背景的胡巫。
巫蛊之祸发生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汉武帝与太子刘据不仅存在政治理念的分歧，而且在朝中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
卫太子是卫皇后所生。元狩元年（前122年）刘据被立为太子。当时他是武帝下诏预立的法定继承人，布告天下，在全国臣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此时卫子夫贵居皇后，太子之母，其弟卫青在太子出生前已任车骑将军，全面主持对匈奴的军事。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升任大司马大将军，不仅掌有重大兵权，而且成为武帝新设立的朝廷最高决策机构中朝的首领，卫氏权倾一时。
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延中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积极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即“大有为”路线的一派朝臣，如桑弘羊等。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主张温和路线的所谓“宽厚长者”一派。
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关系，而具有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和政治路线的性质。
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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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执政初期、开边攻伐匈奴的战争中，卫青立有大功。但随着其权势的加重，也引起武帝的猜忌。十多年的对匈奴战争，使汉皇朝取得了开疆拓土的巨大胜利，也造成了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军人权势集团的崛起。
卫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六千三百户；封三子为侯，一千三百户，并之二万三百户。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霍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七千七百户。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在卫青、霍去病两位名将周围聚集了一批战功卓著的军人，包括：李广、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朔、苏建、李息、公孙敖、李沮、张次公、赵信、赵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等，皆有名于时。他们或出将入相，或为九卿郡守，成为朝廷政治中的股肱之臣。
而这一军事集团，通过卫青与卫皇后及太子以母系血缘纽带而相联形成了特殊的关系。（西汉政治中母权影响甚重，表现为后妃干政，如吕太后，窦太后，王太后，卫皇后。）
有这样的权力集团为后盾，刘据作为储君，太子地位之巩固，自不待言。
但是，卫氏亲属皆拥重权，且多跋扈，早已引起武帝警惕。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破格擢拔年轻的霍去病任骠骑将军。不久又擢升二十岁的霍去病与卫青并列大司马、大将军，分掌兵权。虽然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但此举显然也有制衡和牵制大将军卫青之意，分其军权，防止军权集中于卫青一人之手。“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才为校尉。已而皆为大司马，青日衰，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
但对于卫太子，霍去病则也是其舅表兄弟，仍属至亲。
卫霍集团的势力都环绕聚集在太子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核心。这个集团中还包括部分刘姓诸王，权贵子弟。因此，在元狩、元鼎、元封年间，以太子为中心，事实上形成了足以牵制影响武帝一些重大决策的以卫霍集团为后盾的一种新兴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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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在卫皇后周围的卫氏集团之所以遭到武帝的疑忌和翦除，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个集团与卫太子具有特殊关系。
对此，谨慎而聪明的卫青并非全无知觉。有一次卫青部将苏建（苏武之父）劝卫青召士养客。卫青说：“过去魏其、武安侯多养士，上为之切齿。我作为臣下，只应当恭敬侍奉皇上，召士养客何为？（实际上，卫青对于这样一种权势集团的形成，是存有顾忌的。苏武的父亲，苏建曾告司马迁这样一件事：“吾常责大将军至尊重，宜择贤。”大将军谢曰：“自昔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带常齿。彼案附干大夫，招贤屈不肖者，人在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仿此意。”）
惟名器与位不可久居。元狩六年（前117年），卫青的长子卫伉“坐法失侯”。五年以后，卫青的另外两个儿子，阴安侯卫不疑、发干侯卫登，“皆坐酎金失侯”。这显然是武帝对当时权势盛大的卫氏的一种警告。
卫青死后不久，其内亲、老部下公孙贺即被灭族。武帝对公孙贺将取先予，先扬后抑。公孙贺对此似也已有所察觉。当公孙贺被武帝任命为丞相时，他不喜反哭，拒绝受印，说：这下我家完蛋了。（太初二年，公孙贺被任丞相。“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苛严。公孙贺大哭，不受印绶。顿首涕不旨起。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受。”出曰：“我从是殆矣！”）后来果然巫蛊狱兴，“卫氏悉灭”，而事因起于公孙贺。在武帝杀公孙贺后曾说：“故丞相贺倚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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