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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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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年4月25日写于沪上云水山庄）
汉武帝新传［附录］匈奴失踪之谜
匈奴哪里去了？
驰骋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惟一的匈奴都城遗址。随着它在沉睡千年之后浮出沙海，中国文物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恢复性修缮工作。站在这个巍峨的城墩之下，手抚如石头一般坚固的城墙，人们不禁会问：这沙漫墙头的古城难道就是匈奴的遗响，在中国北方驰骋了10个世纪又消失10多个世纪的匈奴哪里去了？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肌体之中，或者说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已。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便如“溢堤的洪水”影响着欧亚大草原的历史进程，而其西迁更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影响了世界历史。
著名民族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伟洲教授说：“历史很巧合，匈奴建立起草原奴隶制帝国之时，中原则建立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制帝国。随着两大政治、经济集团以及匈奴跟其他游牧民族间关系的发展，匈奴与中原王朝或战或和了三四百年。终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之下，许多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最后渐渐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作为匈奴后裔之一的统万城建造人——赫连勃勃，其部名铁弗匈奴，就是匈奴人与鲜卑族通婚的后代。”
都成了鲜卑人”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奴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10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奴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4年3月30日《深圳商报》李勇、冯国雷文）
汉武帝新传论汉武帝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天辟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汉武帝。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
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
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登基，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立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赏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亲自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丰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充分表明其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广。”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宜，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曰“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有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而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我编制《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的目的，就是试图对中国历史上这位极其伟大重要的帝王，从若干新的角度给予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前
（本表原收入拙著《圣与雄》（金盾出版社，2003），刊误殊多。因重作校勘及详细补充。）
［何按：汉朝之得名，旧以为源自“汉水”或“汉中”，非也。刘邦始封“汉中王”，初不欲就国。有进言曰：“汉水上应天汉。汉中，据有形胜，进可攻退可守，秦以之有天下。”刘邦乃就汉中王。取天下后，国号称“汉”。汉者，天汉，银河之古称也。武帝年号有
“天汉”，盖以苦旱连年，欲“天汉”降雨，故名之。故汉民族之名，语源实来自“天汉”。］
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甲申），太子刘启32岁。
夏6月，文帝病甚，托孤周亚夫、卫绾。以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嘱太子：“若有缓急，可用周亚夫为将。］
乙亥，孝文皇帝崩。民出临三日，葬霸陵。
丁未，太子启即皇帝位，是为景帝。
尊母窦皇后为皇太后，立太子妃薄氏为皇后。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关于窦太后。窦太后，赵国清河人，《史记》《汉书》不传其名。“索隐”引皇甫谧云“名猗房”。
窦氏在惠帝时以良家子被选入宫侍皇太后。汉初时，国家经济不富裕，宫室开支很大。吕太后决定将部分宫人赏赐给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个。
窦氏也在列。她请托负责这次派遣工作的官员，将她的名册放在去赵国的人员之中，因为她是赵国人。
但那位负责人把窦姬托付的事给忘了，将窦姬的名册错放在去代国的人员中。这些名册都已经过吕太后的审批。无法更改。
当时的代王是高祖薄姬的儿子刘恒，后来的孝文帝。
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窦姬给刘恒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景帝刘启。
刘恒做皇帝之后，窦姬成为皇后。
刘启即位是为景帝，窦皇后成为皇太后。
封太后弟窦广国为章武侯。户11，869。太后兄窦长君（已死）子彭祖为南皮侯，户6，460。
［何按：西汉初叶，功臣（列侯）、外戚及刘姓诸王鼎足而立构成统治阶层的三大集团，皇帝亦受制之。
同时，在社会中，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的“小人”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边缘阶层，即“游士（游学之士）。游士有文化知识特异才能而无财产及社会地位，往往寄食贵族阶层，成为其荫户为“客”。游士在战国争霸角逐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从事战略和政略设计、意识形态组织、舆论操纵。在始皇时代游士也已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边缘力量，可主导舆论威胁于政权，因而被秦始皇所压制（即“焚书坑儒”）。结果这一边缘政治势力，在刘邦起义和夺取政权及新制度构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韩信、陈平、叔孙通、陆贾之辈）。这一游士阶层，所操学术则颇不同，有黄老之学，有儒学，有方术之士，亦有习法术者。
贾谊、晁错正是汉初之际这个边缘层中的政治代表人物。］
［《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廿余年，天下和治，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
何按：贾谊是汉初之政治改革家，然其学术来源于李斯（曾从学于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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