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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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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破坏了在战争中用武力给德国规定的条约义务，并违反了在和平时期双方完全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而且还利用了协约国友好地在规定日期之前提早几年撤出莱茵兰的行动。消息传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并向它所有的盟国和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这时候，法国博得〃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效忠。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同法国的体系联结起来。鉴于英国曾经提出过保障法国边界和抵抗德国侵略的保证，而且曾对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提前撤出莱茵兰，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这么一回事，那么，德国的行为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也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因而各缔约国同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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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冲击。萨罗和弗朗丹马上想实行全国总动员。如果他们能做得到的话，他们就动员了，这样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们走不可。这对法国是一个生死关头，但他们似乎非有英国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动。这只是一种解释，但不能使人原谅。这是有关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国政府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信赖条约义务。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年头，人选不断变动的法国政府，它的各个部长不止一次借口英国搞和平主义来为他们自己也搞和平主义辩护。情形也许确是如此，英国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抵抗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行动踌躇，他们的英国盟友却毫不踌躇地对他们加以种种劝阻。在整个星期日中，伦敦和巴黎之间频繁地通电话，对话时十分激动。英国政府劝告法国人暂时等待，以便两国在充分考虑后才采取共同行动。好一个退却的挡箭牌！
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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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强大的实力显然仍在我们的一边。我当时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实在无能为力，但我仍祝愿我的贵宾在使事情发展到摊牌上完全成功，我还答应在我力量所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忙。那天晚上，我邀请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饭，来听听弗朗丹的建议。
张伯伦先生这时当财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员。
他的传记作者、能干的基思·法伊林先生从他的日记中引述了一段话：〃3月12日，和弗朗丹谈话，我们强调舆论不会支持我们进行任何性质的制裁。他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坚强的阵线，德国就会不战而屈服。我们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作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后来，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实行经济抵制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提议在谈判时成立一支国际军队，他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而且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获致永久和平的话，他愿意给予考虑。①
①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
同时，英国大部分的报纸，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奥斯汀·张伯伦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却提出了相反见解。威格拉姆认为他的职责是让英国的财政界、新闻界、政府人员以及洛西恩勋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触。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里，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提出下面的话：〃今日整个世界，尤其是小国的目光都看着英国。
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它可以领导欧洲。你们应该有一个政策，这样世界都将追随你们，因而你们就可以防止战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一切就完了。法国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在地理上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你们不维护洛迦诺公约，那么你们就只好眼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对这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国，即使你们和德国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友谊；两国关系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之中。不过，如果你们放弃洛迦诺公约，我就将改变我的政策，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是勇敢的话；如果付之以行动，一定会表现得更为响亮。
洛西恩勋爵提出一个见解：〃他们毕竟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这是一种可以代表英国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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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情况不妙的消息并和威格拉姆谈了一次话以后，我劝弗朗丹先生在返国前要求同鲍德温先生会晤。这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了。首相十分客气和有礼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鲍德温先生说，他虽然不大懂外国的事务，却能很准确地估计英国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书中说，他当时回答鲍德温先生说，保障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趁现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国并不愿意把英国拖入战争，它并不要求实质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执行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警察行动，因为根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在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当时强调说，法国向它的盟国所要求的，只是让它能自由行动。这段话当然是假的，法国根据洛迦诺公约有权采取的合法行动，英国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英国首相再三说，英国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他又问法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白的答复。据弗朗丹说，①这时鲍德温先生就说道：〃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战争，我也没有使英国参战的权力。〃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英国并不处于参战的状态中。〃这话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国时，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内部分裂的国家就很难团结一致；第二，英国绝对不会有所行动，连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也不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错误地得到一个可悲的结论，认为法国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现得日益厉害的德国谋求妥协。
①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页。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尽管如此，鉴于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态度，我觉得无论他后来的过失如何，我有责任在后来的几年中，尽我所能来帮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尔把他逮捕时，我曾运用我的权力来保护他。关于这件事，我曾请求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战争结束后，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审判。我的儿子伦道夫在非洲战争中与弗朗丹曾见面多次，因而被传作证。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替他辩护的一封信，对于后来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有一定的影响。软弱虽然一样可以造成灾祸，但究竟不是叛国。不过，法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责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让鲍德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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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屈服，使希特勒占据了莱茵兰，这对威格拉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夫人后来写信给我说：〃法国代表团走了以后，威格拉姆就回来了。他坐在房间里他从来没坐过的角落里，他对我说：'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战争。我想我是看不见的了，但是你一定会看见的。等着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①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继续说：'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毫无用处，我是失败了。我没有法子使英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是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温斯顿·丘吉尔总是向来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定会继续奋斗到底的。'〃
①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受了这个打击之后，似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如果认定了他职责之所在，他总可以继续奋斗，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死而后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对他敏感的天性发生了过度的反应。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对外交部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影响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终于陷入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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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莱茵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法国现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害怕战争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战争而松一口气之感，都非常浓厚。思想简单的英国报纸以下面的话来安慰思想简单的英国人：〃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没有人多想一下，今后德国的军队如果进犯法国，他们的下车地点已经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没有人担忧这件事等于向欧洲各国的〃小协约国〃证明，法国是不愿打仗的，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拉住。这一幕戏加强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将领们的爱国心受到很不光彩的伤害，而使他们显得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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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紧张时期中，那些高级人士已经讨论我的个人命运了。首相不断受到压力，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新部不是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作者对此事作过一些记述。对政府有极大影响力的奥斯汀·张伯伦曾经这样想，而且说过，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霍尔爵士这时已病愈回来。鉴于他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危机中接受免职的恭顺态度，让他复职的呼声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这个新职，而使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回来担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看准他不久就要继鲍德温就任首相，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法伊林先生写道：〃保守党恐怕不愿霍尔马上复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①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我们听说，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估量。
①这和当时的事实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签名者对于武装的集体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在3月9日的辩论中，我很注意不要丝毫减弱我对政府政策的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大家认为我那一次演说很成功。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及其权力并不满意，但我将乐于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这可以发挥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据法伊林说），3月7日德国人的进兵莱茵兰，对我的任命发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希特勒显然不会喜欢我担任这个职务。9日这天，鲍德温先生选定了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这个新职。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有利的条件是他不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军事问题。首相的选择使报纸和公众大为惊讶。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必须很小心，我必须在这种纷至沓来的重大讨论和辩论中保持平心静气，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我经常是居显著地位的。我必须控制我的感情，要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在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中，时时想到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原则。为了安定自己的情绪和贯注我的精神，我把从凡尔赛和约起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其间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个大纲。我甚至已经写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无须修改地移入本书。不过，后来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维持在恰特韦尔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写作，使我的计划进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专心写我那部《英语民族史》，这本书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以前写完，将于日后出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伴侣在身边，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欢乐。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现一个新奇广大的兴趣领域，因而也更觉得引人入胜。
当然鲍德温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来用尽他的一切权力，以对付一个曾经不断无情揭露他的错误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机警的党务领导人，念念不忘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他能够在两届选举之间过安定的日子。他并不需要我这种搅扰得人人不安的帮助。他无疑地认为在政治上他已经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也觉得他或许真的成功了。行动的后果，不论是聪明的或愚蠢的行动的后果，也不论是善良的或恶意的行动的后果，是多么难以预料的啊！然而，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我当时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结果却对我有利的事情，这并不是第一次也许还不是最后一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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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旧希望，法国向国联的申诉能够结成一种对德国的国际压力，实施国联的决议。
法国（我在1936年3月13日写道）已向国际法庭提出控诉，请求法庭主持正义。如果国际法庭认为法国胜诉，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满意的措施的话，那就证明国联盟约是骗人的，集体安全是假的。如果对于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纠正办法，那么，未来的希望所系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整个理论，就要很丢脸地归于无效。它立刻就会被一种各国结盟和国家集团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么保证，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国际联盟能够对这个现在已成为侵略国的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话，那么，国联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后，它将成为人们公认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和约束各民族的争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一下子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但是，这是冒险啊！谁都不应加以忽视。怎样能使危险减少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一个道义上及实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势力来支持国际法律。如果两方面的实力都差不多的话，战争就可能在几星期内爆发，而且没人能估计到战争会怎样打下去，谁会卷进漩涡去，或者怎样收场。但是，假使国际联盟所能支配的实力，比侵略者现有势力大四五倍，那么，和平友好方式的解决就有了极好的机会。
所以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与小国，都应该依照国际联盟盟约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际联盟所能依赖的是什么力量呢？它有执法官或警官来执行它的判决吗？还是孤立无能，成为那些毫无决心、或好冷嘲热讽的信徒们在唱高调时的一个没有内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运而论，说来奇怪，国际联盟从不曾有过能运用这种足以压制一切的力量的时候。现在，世界警察即在手边。在日内瓦集会的各个大国都在武装待命。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责任，都使它们非但要出来维护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时还要加以贯彻执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是进入新的时代呢，还是回到旧时代呢？何去何从，现在应该当机立断了。
所有这些话对于这时同我和我的几个保守党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党和工党人士来说，颇为中听。它使那些为国家安全担忧的保守党人能够同工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以及一年前参加和平投票的热爱和平的男女联合起来。假使英王陛下政府能够通过国际联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则他们一定能够领导一个统一的英国民族，勇往直前地为避免战争而作最后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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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重占莱茵兰的辩论，直到3月26日才开始举行。中间的时间，一部分被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占去了。会议结果是请德国把希特勒所指责的法苏协定一案提到海牙国际法庭，但在谈判进行中，不得在莱茵兰增兵。
如果德国对后一节表示拒绝，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将根据他们在洛迦诺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必要的步骤。但是意大利的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触。而德国也已经觉得足够强大，尽可以拒绝会限制它在莱茵兰的兵力的任何条件。所以，艾登先生坚决主张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举行参谋会谈，以便对将来必要时根据洛迦诺公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加以研究和准备。
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胆识的演说，获得议院的热烈喝彩。奥斯汀·张伯伦勋爵和我都发表了长篇演说来支持他。可是内阁却不甚热心，因此甚至连艾登要求批准举行参谋会谈一事，也不容易办到。通常这类会谈是不起外交筹码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举行。现在经过了三个星期的谈判和抗议，唯一的实际结果就是举行参谋会谈，而这就是协约国对希特勒破坏条约和确实占领莱茵兰的唯一答复。
我在演说中说：
在回顾我们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大愉快的。这五年肯定是多灾多难的年份。我绝对不是要把这时期内世界发生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推到我国政府身上，……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觉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对和平满怀希望，瞩望将来有朝一日，和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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