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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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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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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没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
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赶到我处，告诉我，他为我说好会见希特勒的事不能实现了，因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馆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虽然我们在旅馆还住了几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以后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我都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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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期，美国仍然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急速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凝视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勃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越来越惶恐不安。法国因得到了关于希特勒活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就更为焦虑了。我听说，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精确的记录，但我问过我的法国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邀请甚至召唤德国出席，要求它解释它的行动和具体说明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一定不会赞成这一个惊人的步骤。这样，在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国劝说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实力则可以飞跃增长，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里，有必要替保守党说几句公道话。自从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人士所提出的关于要求立即加强军备以应付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的议案，都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可是，这时在下院中的执政党议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又是那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以致国内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时局的征兆和情报机构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触动他们。这是我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不幸时期之一，在这样的时期中，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高位上跌下来，失去一切观念和目的，对外来危险的威胁畏缩不前，在敌人磨刀霍霍之时，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在一位叫作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真够丢脸的决议：〃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俄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人们已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而且这种看法支配了他们的一些谋算。通过这个决议的傻孩子们绝没有想到，他们早已注定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不是取得胜利，就是光荣牺牲，要在战场上证明他们自己是英国迄今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由于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来自赎，恐怕就找不到什么宽恕的理由了。①
①我忍不住要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牛津大学俱乐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大会上，他们请我演说。我当时推辞了，但我表示愿意给他们一个小时，由他们向我提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德国是上次战争的罪魁吗？〃我说：〃当然是的。〃有一位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的留学英国的德国青年站起来说：〃对我的祖国如此侮辱，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说罢，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踏步走出会场。
我想他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两年后，在德国因为发现他的祖辈中有一个犹太人，他在德国的前途就此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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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我们在下院又有一次辩论。我回到我的主要论题：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①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①俄国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哩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
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漩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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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国的血腥清洗裁军会议的结束7月25日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11月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协定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事，在罗马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对奥地利和东南欧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预见到意大利与新德国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利益将是不可协调的。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证实了。
德国要取得奥地利，这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奋斗》的头一页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因此，纳粹德国政府从1933年1月获得政权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着维也纳。那时，希特勒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而后者在奥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讳的了。德国作为一个军事上依然软弱的国家，甚至连进行渗透和地下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施加压力。接连不断地要求奥地利政府硬把听命于它的奥地利纳粹党员塞进内阁和政府要职中去。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奥地利兵团里受训的。他们无法无天地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扔炸弹，加上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上空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既遇到来自国内的社会党压力的对抗，又受到来自国外的企图破坏奥国独立的德国的阴谋反对。但这还不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危险。奥地利社会党人仿效德国这个邻国的恶劣榜样，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借此推翻投票箱的决定。在1933年，所有这些危险都逐渐呈现在多尔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并已得到支持的允诺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达成深切的谅解。多尔富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而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他的一个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顾问苏维奇访问维也纳，作为向德国提出警告的姿态。1月21日他发表如下的公开声明：
众所周知，由于奥地利位于中欧的心脏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远非它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所能比拟。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其地理形势所赋予的使命，那就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主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这就是意大利在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长期以来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
三个星期以后，多尔富斯政府对维也纳社会党组织采取行动。属于多尔富斯本人的政党并由费伊少校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奉命去把奥地利社会党所控制的势均力敌的、并且也同样是不合法的队伍解除武装。后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进行巷战。几小时之内，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被击溃。
这个事件不仅促使多尔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并且使他更坚定地在下一阶段同纳粹党的渗透和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失败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在愤恨中投向纳粹阵营。奥地利的情形同德国的一样，天主教与社会党之间的纷争，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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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对希特勒运动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样做本来是可以无须流血的，但是这个时机正在逐渐消逝。纳粹统治下的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说来难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西方这两个大国各自投入一方，使本来在东方就已够严重的战场，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有时甚至声明中立也无济于事。就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已授权它的大使，如果法国政府不对他们的俄国盟国履行义务，如果他们表示不愿卷入这一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那就要求已宣布中立的法国把图尔要塞和凡尔登要塞交给德国军队接管，作为以后不改变主意的保证。……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
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在战前，我常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现在，如果不幸发生了与我们愿望相违的灾难，那么，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过去的教训，毫不记取，也不运用，而所处的形势又比过去更为危险得多。那时我们有海军，又不存在空军的威胁。那时，海军是英国的〃可靠盾牌〃……现在我们不能那么说了。那个该死的、万恶的发明以及空中战争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一向过惯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不容有所延误。在陆军方面，像全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取得设计自由。我们应该废止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既妨碍我们建造我们所需要的舰只，也阻止美国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们又绝无理由反对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由于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已决定恢复建舰的自由，这将对我们进行这件事情有所帮助；第三，在空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政府在上下两院中都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他们只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满怀信心和决心提出他们的建议，全国人民是一定会给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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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出现了各国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威胁的一线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独立提出了联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议会发言：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是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罢。〃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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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意大利在作最后的尝试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在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多尔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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