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惊变 作者:徐磊、梅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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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值得。也许，这些蛮夷之人并未引起唐朝的足够重视。在唐朝看来，他们应该臣服于自己，应该向自己进贡，而不该触犯大唐的尊严，否则，化用陈汤的一句话就是“犯盛唐者，虽远必诛”。高仙芝请求讨伐石国的理由就是“劾其无蕃臣礼”，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唐无论如何无法体会这些小国的难处，因为唐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们是站在强者的立场，来把玩弱者悲哀的呼救。此外，距离太远，也是唐不肯出兵的原因，太难，太多消耗了。而且，唐朝有着农耕文明崇尚安定的内在追求，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骑马长奔、跑到天际也无所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有，大食并未招惹唐朝，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唐也确实找不出正式理由来讨伐大食，譬如“抗美援朝”的后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如果单纯以“保护某国，打倒大食”为出兵借口，只怕士气都会泄气的。　

同样，大食也没有出兵攻打唐朝。开元之初，大食还曾经派使者来到唐朝，不过这几乎是英国使者不肯跪拜乾隆皇帝事件的前身，大食使者也不肯给玄宗下跪。玄宗却也豁达，没有在礼节问题上不依不饶。不久大食又曾派人前来，这一次总算让大食使者的膝盖，跪到了大唐宫殿的地板上。如果我们据此而下“大食向我们臣服”的结论，似乎也不尽然。《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唐对此是清楚的，似乎又是默认的——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微妙的友好。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大食内部发生着变化，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伍麦叶家族的委玛亚（一作倭玛亚）王朝。如果说这个变化给大食带来了什么，除了从“白衣大食”变成“黑衣大食”之外，事实上这个新兴的大食还来不及达到它最鼎盛的时期。　

而当唐朝的野心无限制的扩张之后，这种交兵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　

唐战败后，一时间很多小国依附于大食，但，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终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怛逻斯之败后，安西的实力并未动摇，唐朝仍是强大的。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慢慢衰落，不过纵然盛世不再，也总不至于一下子跌进深渊。唐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　

假设唐朝继续这样恢复下去，或许在将来的天宝二十几年，会有一场向大食报一箭之仇的复仇之战。然而，唐朝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有了安史之乱，唐朝即使胜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　

三、第一番较量的失败　

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以皇子为主帅，另择一人为副帅，这几乎是唐朝的一个传统，兵权不可旁落给外人，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很清楚兵权的重要性。不错，他们如此的谨慎，兵权确实没有落在朝中大臣的手中，然而，却不知怎么后来跑到宦官和藩镇的手中去了。藩镇好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执掌一方土地，又是天高皇帝远，何况皇帝后来根本就是想管都管不了。令人费解的是宦官。宦官手中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然后皇帝们又为赋予出去的权力所制约，而且不单是唐朝，东汉、明朝的后期，也都存在宦官之祸。按说，把权力收回来不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那么好办到的。唐朝后面的皇帝中，有几个很能干，绝不比纸上谈兵的我们差，然而又怎么样呢？宪宗，素有“小太宗”之称，可惜最后死于宦官之手。这倒有些令人怀念起代宗皇帝，铲除了三个宦官的代宗，如果放在后来可谓英雄矣，考其杀掉这些宦官的过程，一个派人暗杀，一个贬官，一个政变杀掉，也不是很难，似乎难的就只在于代宗的决心。如果说代宗时期尚可顺利杀掉宦官，而后来却当真是想杀也不好杀，或者是杀了一个，又蹦出来一个，一个一个的总也杀不完，化用一句诗句，那就是“宦官代有才人出”，任谁不头疼？皇帝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宦官却掌握着禁军；皇帝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宫的嫔妃显然派不上用场，而宦官却是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就是他们。唐代的宦官最终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后面涉及到时会再细说，这里只简略提一下，不过跑题有些严重，还是回到高仙芝当副元帅这里。高仙芝可以算是唐朝安史之乱中第一任副元帅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还会有一连串的副元帅……　

由于已经有了去应急的封常清，因此高仙芝可以比较从容的在长安招完兵再去洛阳了。高仙芝招兵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当然，这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玄宗库房里的钱，“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效率比洛阳提高了近一倍，但是所招募的兵士质量似乎就更差了，“皆市井子弟也”。最后跟着高仙芝去洛阳的人只有五万，几乎少了一半。在短短的十天内，能招募到十一万人已是不易，更不会有精挑细选的时间，何况，危急时刻重要的是先把军队派过去，就算军队训练素质不高也比没有人来应战要强，因此裁军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那六万人哪里去了呢？从后来潼关被破玄宗立即出逃来看，那六万人不大可能被玄宗拿来守长安。所以说一种可能，是原来招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像两唐书都没有提到招十一万人这么个说法；另一种可能，是高仙芝先带五万人当先锋，其它人等整饬之后再去支持前线。我倾向于后者，一来是唐书写的比较神出鬼没，在高仙芝的传中没有提到招多少人，不定从哪个地方突然蹦出来一句也不好说，不过由于检索的比较认真，漏掉的可能性不大；二来，从后面“兵亦稍集”来看，也当是慢慢集齐的。　五万，加上封常清的六万人，唐军一十一万人马，比安禄山的十五万叛军还是要少。即使是大家都站在沙场上一个对着一个的砍，唐军也还是没有优势，更何况，相对于唐军的未经训练来讲，叛军的确可称为以一当十了。这么算来，当真是为难唐军了。　

当高仙芝领兵到达陕郡的时候，遇上了退败的封常清，这两位老搭档如今又碰到了一起，可惜“人是物非”，虽然依旧是当年的大将军，但已不是当年封常清欢迎胜利归来的高仙芝那样的情形，而是高仙芝迎来了节节败退的封常清。封常清的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唐军士气来讲都不是件好事，原先认为叛军很容易对付的想法无疑会因这一次失败而矫枉过正，使唐军士兵产生一种“叛军很强大”的想法。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唐军溃不成军并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也与这种害怕的心理有关。　

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叛军兵锋不可当，潼关没有守军，一旦丢了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因此封常清建议退守潼关。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话，意识到与叛军是没法硬拼了，如果自己再去打也只能是再败一次。高仙芝没有傻冲上去，而是率领兵马西向潼关，“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可见高仙芝用的是坚壁清野的策略，由于当时陕郡太守和百姓都逃跑了，所以陕郡的府库的确不该留给叛军。然而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安禄山率叛军追了上来，唐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兵与战马互相践踏，伤亡很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多半是没想到叛军会这么快赶到，仓促之下无法御敌，再加上在高仙芝坚壁清野也就是让士兵们尽情分享仓库的政策下，士兵们都忙于争抢仓库中的东西，心思当然不在御敌上了。比之于第一次封常清的败退，这次败退更惨一些，因为封常清起码是边败边战，还抵抗了一下，而这一次，却是连打都没打，就让人家给赶到了潼关。这大概是高仙芝第二次这么狼狈，可是这也不能责怪高、封两位将军——“天要灭我，岂我之罪？”当年项羽对天一唱三叹的说出这句话来，司马史公尚可批一句“岂不谬哉？”如果这两位将军要是这么对天长叹的话，我们也只有陪着一起感叹。这也奠定了二位将军命运的悲剧色彩。　

唐军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虽然叛军随后赶到，但仍然被挡住在潼关，无法进入。可见潼关确实是重地，是一道大门，从封常清“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这句话来看，唐在战略上是有失误的，像潼关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派重兵把守呢？将重军放在洛阳这种四面受敌之地，实在是失策。假如，唐从一开始就把重兵放在潼关，只要有潼关这个基础，进可夺洛阳，不利则死守住长安的东大门，还是很可行的。像洛阳这些地方，也只好该放就放了，若说的好听些，就是“欲取先予”，只要关中在手，又何愁东都不下？唐初就是先拿下关中，然后把关中周围的障碍打扫干净之后，最后才去攻打洛阳。而一开始就打开大门向前冲，打不过后才仓促回防，唐朝的这个办法怎么看都有点蠢。　

好在，此时犯蠢的不只是唐军，安禄山的脑子也不很清醒。所以说唐与安禄山此番较量倒也势均力敌，只要有一方有出众的谋略，情况都不会是这样。假如安禄山这时趁唐军立足未稳，猛攻潼关，相信以潼关天险也无法抵住他的势头，可能玄宗就要早些逃亡了。然而，苦孩子出身的安禄山，胜利之后开始大做皇帝梦，在洛阳做登基的准备，高高兴兴的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以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才能，再有玄宗的鼎力支持，把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军马都调过来，那么这一次叛乱也就有惊无险。然而玄宗随后的表现不但让人失望，而且令人痛心，他的一连串失误，给我的感觉是：他疯了。　

四、安史之乱的第一批烈士　

在世界通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中国东汉的将军马援如此说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作为将军，功成名就也好，战死沙场也好，前者有成功的喜悦，后者有慷慨的悲壮，都是很好的归宿。而悲惨的将军，则情况各异，有的是功成身败，像韩信那样；有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像宗泽那样；还有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样的将军，譬如岳飞，譬如袁崇焕，连写史的人都禁不住为他们大声喊冤，“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是《宋史》中岳飞传的最后两句话。那么我也要这么大喊两声，一声送给高仙芝，一声送给封常清。　

还记得跟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那个宦官吗？对，此人名为边令诚。也许是玄宗想起他和高仙芝曾配合过，所以这一次又派他监军。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件好事，将军出征，身边总有个宦官盯梢，多难受啊？不过皇帝要想掌控军队，不至于让朝臣将在外不受自己号令，也只能派身边的人去。这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个弊病。在那次小勃律之战中却也幸亏有了边令诚，他帮了高仙芝大忙，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这一次，事情就恰恰坏在他身上了。　

据说“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究竟边令诚请求的是什么事呢？一般说有什么“请求”，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对军队的决定，比如军队的进退等等，二是要钱财之类的东西。从钱财上讲，高仙芝开放陕郡的仓库，边令诚或许请求过他要多拿一些东西，如果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根据后面的结果，高仙芝应该是没有答应才说的通。唐书上写边令诚“数私于高仙芝，仙芝不应”。好一位正直的将军！但是，有问题。高仙芝实在犯不着在钱财上得罪这位要命的监军，他自己就曾把石国的宝物拿到自己家中，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反对谁多拿一点钱。而且，同是唐书所写，“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为什么单单不给边令诚呢？边令诚的重要性，连我们都能看出来，对皇帝意思心照不宣的高仙芝会不明白？安禄山还曾多次贿赂宦官，可见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拿小勃律之战那次来说，边令诚可是高高兴兴回来的，如果那一次高仙芝给他送了礼，那说明这一次也不会不送；如果高仙芝那次没送礼，那说明边令诚不会因此而记恨。所以说，我觉得双方产生矛盾，并不像唐书所写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真是这样，有可能高仙芝瞧宦官不顺眼，所以给谁也不给宦官；也有可能边令诚先施恩惠，再以此为理由狠狠敲诈一笔巨额财产。另外，封常清和高仙芝比起来，“性勤俭，耐劳苦，出军乘骡，私厩才二马，赏罚分明”，如果说因钱的问题得罪边令诚，那也是封常清的面大。那么，双方的矛盾，是不是出现在见解主张上呢？　

边令诚的确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如果真是那样，玄宗也不会派这么个废物出来监军了。他随军出征小勃律，这在唐朝的宦官中，也算是一个壮举——当然还有比他更壮的，比如第一个下西洋的杨良瑶（注意，可不是郑和哟，虽然他是最有名的，但杨良瑶早了六百多年就下西洋了），不过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说也罢。高仙芝不战而退，如果不是身处其境，别人的确不好理解。边令诚并非全不懂战事，但也不是全懂，很可能他无法理解高、封两将军的这一决定，也许在他看来，将军有兵就应该打仗。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在《册府元龟》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元宗（即玄宗，清朝为避康熙玄烨之讳）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毎事规仙芝，芝多不从。”高仙芝不听边令诚的话，边令诚当然大为不快。所以说，矛盾出现在主张上是说的通的，又由于除了退兵之外没有其它的动作，因此双方可能就退兵一事产生分歧。　

在退守潼关之后，边令诚入朝向皇帝奏报消息。边令诚向玄宗报告了高仙芝、封常清战败的情况：“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这是高、封二将主要的三大“罪状”。不过细分析起来，除了高仙芝盗减军粮，其它的也不算多大的诬陷，只是在已有的事实基础上，夸张了一下。　

“以贼摇众”，封常清对高仙芝所说的那些话，使高仙芝不战而退，似乎勉强可以算是“摇众”。但单是这一件事，分量还不够，这就要补充此前的一些事情了。当封常清兵败后，他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形势，玄宗都没有召见。想当初封常清夸下恁般的海口，引得玄宗心花怒放，却不想得到的却是封常清屡战屡败的消息，想来玄宗也是气的发晕了。封常清只好亲自骑马入朝报告，还没到长安，在渭南就接到了玄宗的诏敕，剥夺了他的官职和爵位，“白衣自效”，只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到高仙芝的军中效命。不过这么一员大将只用作士兵，实在是浪费，仙芝“使衣黑衣监左右部军”。从后来封常清的遗表来看，他数次上报的内容很多都是提醒玄宗不要轻敌，直到他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一点，这样看来，也确是有点“以贼摇众”的意思，至少玄宗是这么看的。“仙芝弃陕地数百里”，这也是事实，从边令诚列举这一条为罪状来看，他是不满于弃地退守潼关的。“仙芝盗减军士粮赐”，这个只怕也并非全无出处，或许正有了高仙芝取走石国财物这件事（真是遗患无穷啊），边令诚才好在这个问题上下手。不过若说这是边令诚自己平白捏造出来的，虽然大多数人这么以为，但也有可能是他听到了某个传言，但这一次高仙芝的确是冤枉的。　

客观来说，边令诚还真不算是一个很坏的佞人，向皇帝奏报消息是他的任务，他所上报的内容也多是基于实情。不过他也是人，由于不高兴说的重了点也实属正常。他那一次为高仙芝说好话，也并不是因为和高仙芝有多深的交情，他只是把他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其中也包含着对高仙芝的同情，所以他至少是个良心未泯的人。之所以口碑不高，多半是与他宦官的身份有关，比如高力士，虽然前面曾写他挺不错，可是一提起来多少感觉还是有些怪。所以人们对宦官的偏见往往很难改变。糟糕的是，边令诚这一次的奏报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所以人们追溯其源头，自然要责怪边令诚了。但每个事物总可以解释成两样，边令诚第一次帮助高仙芝，也可以理解为同情弱者，即“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但把形容关羽的话拿来说边令诚，还是有点无法接受。那边令诚有没有这种同情弱者的情结呢？无从晓得。我还是倾向于他在这件事上还是比较秉公的。　

玄宗听到边令诚的奏报，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　

自己最信任的边将反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玄宗本来就怒不可遏；现在自己最看重的两员边将又抽了自己两个耳光，所以玄宗必是暴跳如雷。前一个耳光，是安禄山的反叛，使玄宗坚定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成为了一个大笑话；后两个耳光，是玄宗坚信很快很轻松就可以收拾叛军的情况下，高、封二人的惨败。说来两位将军都有前科，一个曾有过一场大败，虽然玄宗由于看重很快又起用高仙芝，但难免不留下心里的阴影，另一个则是刚有过一场大败，所以这次不战而败、不战而退，使火山无法避免的爆发了。玄宗怎么能容忍的了呢？他怎么能容忍自己这样无比英明无上高贵的君王，被一个杂胡边将打的一塌糊涂？玄宗盛怒之下，有谁敢替两位将军求情呢？　

封常清对于这个结果早有准备，他连遗表都写好了：　

中使骆奉先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可见第一次在渭南宣诏的人是骆奉先，这位同志后来在仆固怀恩的谋反上出了大力）。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扞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曋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昨日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从表中看出，这是去长安的时候写的，而且是在接到了免职诏书之后，封常清打算上奏的表章，只是当时没有交上去，或许是没有人替他转交吧，所以一直留着。当边令诚到了潼关，向封常清宣示了诏书之后，封常清便把它交给了边令诚，请代为呈送玄宗。边令诚应当是照办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