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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 －陈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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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 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然而，毛泽东等人的这一主张却被张国焘在次日的复电中婉言拒绝，并提出相反的方 针，认为应立即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这个老张，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见了面我再向他详细解释。”毛泽东在这时对张 国焘并没有什么成见，所以，他在次日的达维出席两个方面军联欢会讲话时，一个字也没有 提“组织远征军”的问题。但毛泽东刚走下联欢会舞台，张国焘、陈昌浩的又一封给中央的 电报到了，仍坚持提出红军应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电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 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
“嗬！这个老张步步相逼来了。”此时的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考虑得那么严重。
6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懋功，会见了恭候在这里的红30军政委李 先念，并询问红四方面军及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就战略进攻问题，专门 与朱德等人商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 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 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 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出乎毛泽东所料的是张国焘再次电致党中央，仍然坚持己见，反对中央“占领川陕甘三 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到了这时，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立即与张闻 天、朱德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 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 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并要张 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接电后却没有立刻动身，故作姿态的等待在茂县，这里南距懋功还有近200公 里，道路并不怎么好走，骑马约需3天路程。
但又是1天过去了，张国焘仍没有动身的消息。博古有些火了，气愤地说道：“中央在 我们这里，难道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去接他一个人不成？”
“也许他有什么困难，我们主动些，再向前走一走。”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说。
“也许那个老张考虑到我们向北走，他在北面等着，免得再走回头路。”张闻天从另一 个角度体谅到了张国焘的难处。
“好吧，我们走，等在这里也是等。”急于会合后解决红军根据地问题的毛泽东向来有 只争朝夕的精神。
毛泽东等人说走就走，离开懋功向北行进。
毛泽东等人动身北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原来傲气十足的张国焘却 有些坐不住了，他高喊道：“备马！”率队迎着毛泽东等人来的方向奔驰。与张国焘打过几 次交道的人，都知道张国焘的性格就是如此古怪，遇事左右摇摆，爱拿主意却无坚定的主 见，待人也是忽冷忽热。所以，在与毛泽东等人会合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如此显露。
“按这个速度，我们会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张国焘问时刻跟在身后的秘书长黄超。
“他们从懋功出发的时间比我们早1天，根据行军速度和道路情况，我们与他们相差约 100里，可能在两河口和抚边镇之间就能见到他们。”黄超回答。过去人们计算里程的单 位习惯用华里，口语即简称里，1华里等于公制单位的半公里。
“从理番到抚边多远？”张国焘又问。
“100多点。”
“那我们要快走！”张国焘扬鞭催马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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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龙虎/（陈宇） 第二回 七常委握手抚边镇 张国焘发难两河口
红一方面军由中央苏区兴国出发，经历了8省，到达这川西北的懋功县。如果算里程， 由兴国到遵义，是7150里。再加上从遵义出发到现在懋功的3225里，总共是103 75里。
刚好万里的长征路，前面的路还有一半多呢！
6月22日下午5时，抚边小镇村头。毛泽东伸出宽大的手，欢迎张国焘前来。当时给 毛泽东送信的康先海等人，目睹了长征路上这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记述说：毛、张二人见 面后，先是对视无语，互相紧紧地握着、摇着对方的手，还是毛泽东先启口：“可惜啊！”
张国焘接着说：“我来接客，难道犯罪不成？！”“是吗？接客很好，但要有个家。没 有家，把客放在何处？”
毛泽东的话语中明显带刺。
毛泽东、张国焘两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至此，旁观人才明白毛泽东是在说红四方面军 不该全部撤出川陕根据地，在两人未见面前已有电报交涉。
人们哪里知道，也许这正是两军分裂的不良开端。
此时不足30户的抚边小镇，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物几乎都在这里聚集了，中央政治 局常委就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7人。政治局常委另外 还有3人是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远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川湘鄂黔边 红军中的任弼时。因此，可以说抚边小镇一夜之间成了中共中央的首府，中共中央的7位政 治局常委在这里相聚大握手。
张国焘是带1个骑兵警卫排从茂县赶来的，这高大的马队，整齐的卫队衬托着傲气十足 的张国焘，愈显得张国焘的高傲。他下马后没有前行，而是站在原地，等着毛泽东、周恩来 和朱德等人走上前来握手。
论年龄，这年，毛泽东42岁，张国焘38岁，两人仅相差4岁，但面色憔悴的毛泽东 与丰满红润的张国焘相比，则显得要老得多，外表年龄至少也要相差10多岁。特别是毛泽 东等人破旧的灰色军装露出被泥土染成灰色的棉絮，与张国焘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形成很大的 视觉反差。这种会合的场面真像是穷亲戚在会大富翁。
会见时，沉闷的气候好像在预示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要有段昏暗的风波历程。天空中的 铅云越来越低，雨点越来越密。贴在墙壁上的标语在雨水中被打滑，有的开始脱落；用白色 石灰水刷上墙壁的欢迎口号在骤雨的袭击下开始化作白水下流。张国焘的晚到使他成为抚边 小镇的“贵客”，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在如此大雨滂沱中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仪式。
毛泽东等人由于在雨中等候了一段时间，衣服已被打湿，特别是那软塌塌的帽沿经雨水 一淋，不免显得有点滑稽。
神气十足的张国焘在警卫员的打伞护卫下，大摇大摆走上临时搭成的主席台。
欢迎仪式由聂荣臻主持，朱德和张国焘讲了话。
朱德在欢迎词中说：“两大主力红军的汇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 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欢迎会师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 的被压迫者，都在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在朱德讲话时，张国焘注意到了在座的中央领导们的穿衣着装都非常破旧，毛泽东的军 装上还打着补丁。这种十分寒酸的样子，显然并不全因为是他们的军装在滴着雨水。
“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呢？一副败军的模样。”张国焘的心里在嘀咕，他向台下故意望了 望，好像是在清点人数，然后转身低声问周恩来：“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你指的是在何地的？”周恩来的缜密思维总是要比别人多转个圈。
“当然不是问台下这些人的数量，我指的是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现在还有多少？”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从张国焘的眼神后面看出了问话的含义，也就故意绕着弯子不 直接回答问题，并且机智地反问对方。
“10万。”张国焘所报的数字是夸大了的，红四方面军实有8万，比实有人数多说了 25％。
“噢，会合后我们红军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倾盆大雨中，周恩来的声音比刚才更 低，他好像是在静听朱德的讲话，实是想避开与张国焘再谈论红一方面军的实有人数问题。
然而，张国焘却不知趣地紧追不放，继续歪着头问周恩来：“我们10万，你们呢？中 央红军现在有多少？”
周恩来看来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行了，可究竟说个什么数字合适呢？中央红军在这 时实有人数1万多，但对显然心存二意的张国焘不能以实相告。
张国焘的眼睛直视周恩来。周恩来从容地伸出3个手指头，扬了扬。
“3万？”张国焘的反问声。
周恩来点了点头。这个3万数字的夸大比例显然要比张国焘的还要大，比实有人数多说 了近20＃％。就这样，周恩来在事后还感到说少了，应该公布一个让张国焘认为是开玩笑 的天文数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才好。因为张国焘以后就是在这个人数问题上向中央发了 难。
张国焘和周恩来的耳语和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张国焘，注意到这位张副主席的身体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低声 问坐在一边的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他的头部负过伤？”
“你是说张主席，没有啊！”黄超回答。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习惯称呼张国焘的西北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张主席”，而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 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张副主席”，这对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来 说，听起来感觉到有些别扭。
“对，我是问你们的张主席。”毛泽东在这时把“张主席”3个字读得很重，继续问 道：“他的右耳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伤疤？就是那个红圆圈。”
黄超听到毛泽东是说张国焘右耳轮上的那个酒杯大的红色印痕，笑着解释道：“你是说 那个红圈。这是张主席工作特别忙的标志。”
“会忙在耳朵上，让别人咬了耳朵？”
“张主席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党政军民的大事都要管，辛辛苦苦为四方面军操劳。他 每天一起床就打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那话筒常年累月地压在 耳朵上，能不压出一道沟沟嘛！”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没有再言语。
站立在一边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听不懂别人的窃窃私语，也直盯着张国焘的右耳朵，看 样子他也在琢磨：“张国焘的耳朵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的如此兴趣和注意呢？”
时年35岁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与中国人的没 有什么两样。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也就再没有去观赏张国焘的耳朵。
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着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战员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在认真 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 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他的讲话热情而朴实，给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国焘在讲话中则十分强调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却显然 不愿意听这种“为了谁”的话。
“渡江怎么能与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对立起来呢？”毛泽东不满意的声音很小，只有身 边的几个人能听得到。张国焘可能是没有觉察，他继续口若悬河地讲话：“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第一方面 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所以我们大家都习惯 称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中央机关自西征以来，一直处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 赴援，可能就会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 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
毛泽东摇了摇头，把他长发上的雨水向一边甩了甩，没有言语。
本来中央有指示，是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但是张国焘 却实行了大搬家政策。所以说，嘉陵江之役，实际上标志着红四方面军总退却的开始。而转 战数省的中央红军历经艰难困苦，很想到了川北后，能有个歇息休整的地方，也就是毛泽东 所说的最好能有个“家”接客，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张国焘的大搬家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毛 泽东等人感到很失望。
张国焘的讲话自然流露出傲慢的语调，并故意重复他在几天前给中央的电报中的意见， 话语中明显含有与中央北上方针不一致的意向，他说：“这里有广大的藏、回弱小民族，有 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哼，还是那个老毛病！”博古嗤以鼻声，低声对张闻天说道：“看来我们与他的分歧 点还大着哩！”
欢迎会很快就散了，毛泽东的气却并未消，也许他意识到更大的风雨还在后头。总是善 解人意的周恩来走上前来与毛泽东闲谈：“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停。”
“风雨斜，昼夜行军脚未歇，何惧敌人围追堵截… ”毛泽东的话似在吟诗，又似在回 答周恩来的话，又似在表示一种决心。突然一列马队飞驰而过，溅起的泥水飞上了街道两旁 正行走中的人们的身上，周恩来等人也不例外。毛泽东抖了抖被马蹄溅在衣服上的污泥，仍 在思考他刚才说过的话或是新诗“何惧敌人围追堵截… ”，但被张国焘的马队打断了的思 路，他再也没有能续出下篇来。
“这些马真好，一匹匹都长得膘肥体壮！”有位警卫员情不自禁地赞扬。
“别羡慕那些马！有什么好羡慕的！”毛泽东是斥责的口气。他发火了！
毛泽东的心情在翻越雪山后一度很不好，本来这是因为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在6月4日 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牺牲。当时毛泽东就十分悲痛，亲手把自己的毛毯盖 在了胡班长的遗体上。此后，他有时有事时仍习惯地喊“小胡”，但每当是另一个警卫员出 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方才醒悟胡班长已经长眠在身后的长征路上。现在，又遇到了张国焘这 种情况。
毛泽东陷入沉思，他对张国焘并不陌生。张国焘，字桤阴，化名国焘、涛、特、凯音、 天师等，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 国焘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和张国焘可说是同时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 响，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进步思想开导，随后都参与了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一并出席 了仅有12人参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兼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主任，从事领导职工运动的工作。1922年初，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 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 央委员。后因为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方针，不同意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故 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落选。1924年春，中共派张国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 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这年5月，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写了自首书后 获释。后来，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 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苏学习。1931年回国 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鄂豫皖苏 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在入川途中，张国焘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由于资历较老，因此他在这抚边小镇一时有点“众星捧 月”的自我良好感觉。毛泽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让给张国焘住。这是一所镇北端的店铺，柜 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张国焘的随从人员。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则住在镇南端一所简陋的房子内。
晚上，毛泽东邀请张国焘聚餐。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盛情却感到有些别扭，他对博古嘟囔道：“这老毛真的成了大当家的 了？”
博古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没有言语。
张国焘以同情的口吻继续对博古说：“我看有人把你的错误看得太重了，权无论如何不 该交！”
“国焘同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博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说道： “作为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没有错误。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哪个人定的。既然组织 上已经定了，我就应当服从和执行。”
张国焘连连摇着头，表示不可理解，摇头叹息道：“现在这个大当家的啊，我看他当不 好这个家！”
抚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欢迎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党内潜伏着严重的分裂思 想倾向，于是一面继续向北行军，一面决定立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就红军战略方向问题 进行认真讨论和统一思想，会议地点拟定在抚边镇以北27公里的两河口。
两河口，一个很有点巧合性的地名。它的得名，据说是来自于小镇旁两条小河，一条是 汇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梦笔河，一条是汇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上流下的雪 水而成河的虹桥河。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两河口小镇 就坐落在这盛开着满地野花的绿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会合地点，就在 这双溪并流的两河口。
饱含着太阳之光的雪水溶汇集到两河口后，在1935年阳光最充足的时令，同时清亮 地映照出中国一代叱咤风云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与百结愁肠。
红军到来时正值繁花似锦的季节，星星点档的小花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献上了全年的美 丽。兴高采烈的红军将士们庆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师，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 绿洲身上遍地盛开的繁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头上两水并一河的巨流。
6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陆续到达两河口。
两河口的名字很响，可一走进镇子，却觉得它实在小的可怜。这是张国焘来到后的第一 印象。他望着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数落着镇子中的房屋，这里充其量不过30户人家。 全镇最显眼的是位于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毛泽东就暂时住宿在那里。周恩来和朱德住宿在 左侧山坡上的观音阁内。
张国焘在两河口街上走了一遭，他愈加觉得中央红军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经过万里之行 的中央红军指战员，所穿军衣的确多是褴褛不堪，很不整齐。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显然 不如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数有8万多人。张国焘即把这个数字当作 他闹独立的资本。由此，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萌动。
连日来不停思索的张国焘决心已定，他要把两河口会议作为他向中央发难的踏板。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方面军中也确实有人从不良动机和个人利益出发，歪曲事实， 把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来的 中央领导，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苏联后就是博古，第三位是张闻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 老毛是排不上号的，可现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说了算，周恩来和朱德也支持老毛。
这一切都是从遵义开的那个会后就变了… “
张国焘睁大眼睛，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新奇：“这个老毛怎么就会 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博古赶下台了呢？博古和张闻天简直是软蛋两个！”
从这时起，张国焘的野心开始剧增，他就此认为中央红军内部不团结，有机可乘。
可以看出，张国焘在最初的攻击目标还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张闻天等人。张国焘和 博古两人一见面，就互相就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问题发生了口角。张国焘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 的熏陶，称呼毛泽东只称其别号“润之”，称呼朱德则为“玉阶”，有时还要在别号之下再 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对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却有些不顺耳，往往 是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就会引得博古撇开正题，大发一通 “革命道理”，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
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 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 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 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则反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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