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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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魍�治皇帝。这一精心设计的政治樊篱，部分地是为了避免两个难题：一个真正的摄政王，以及由女人直接统治。　　　　
　　　　这一联盟刻意强调了两宫太后代替儿皇帝所扮演角色的临时性。在一个男性控制的儒家社会，这一问题脆弱的敏感性被弄得很复杂。由他们选择“同治”这个年号也可以看出联盟各方的用心良苦，他们试图追溯古代的先例，为的是让那些被女性统治者的前景而给弄得惊慌失措的支持者们稍稍安心。虽然中国并没有萨利克法典1，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令：女人绝对不能成为君主。哪怕是动一动这样的念头，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宋朝（公元960…1279）的时候，有一个皇帝死了，皇后摄政，士大夫官僚坚持：她发布的所有诏书都必须带上一个“同”字，表示“一起、共同”的意思，为的是强调：担当统治者的依然是皇帝（不管他的年龄或状况如何），而不是他的母亲。　　　　
　　　　在满清统治时期，摄政王的名头并不讨人喜欢，几乎是“篡位者”的一种委婉说法。有清一代，仅仅只有一位正式的摄政王——多尔衮，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他行使绝对权力达6年之久。他死的时候很突然（可能是谋杀），他的敌人们的诋毁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本人的形象和摄政王的形象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所以，在1861年，没人希望出现一个真正的摄政王，如果它意味着另一个多尔衮的话。　　　　
　　　　由一个女人直接统治甚至更令人恐惧。在此之前，中国也出现过女性摄政时期，不过时间都非常短，通常是在下列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废黜一位皇帝，册立一位皇子，或者，宣告让位给敌人。在这些情况下，皇帝的母亲或者寡居的太后被请求临时作为摄政者执掌大权，纯粹是一种权宜之计。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前170年的吕后2。她开创了太后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谕旨的先例，并且，她亲手将两位皇帝扶上了皇位，据说，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反对她而被她毒死的。公元前74年，权势将军霍光3将太后扶上了临时摄政者的位置，为的是废黜昌邑王。一千二百年后的1127年，宋朝的两位皇帝被金国掳去；那位代替他们统治国家的傀儡，自己并不奢望皇位，便抬出了一位皇妃摄政，宣告她的一位皇子为皇帝，从而创立了南宋王朝。因此，传统上，女性统治者的出现都只不过是临时的，是在需要她们充当一个装饰品的时候，在需要她们为一个幕后操纵的权势男人充当傀儡工具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掌权的部族或集团需要一副薄纱帘以掩饰其政治行动的时候。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的联合正是这样一个实例。　　　　
　　　　除了一位摄政者，还有一些事情也是必需的。许多满汉权势家族、总督、巡抚和将军的支持，给了恭亲王推翻八大臣所需要的关键优势。为了使他的政治联合看上去合法，需要两宫皇太后出来装装门面，但又不能将绝对权利授予给她们。权力，必须让参与联合的所有成员分享。　　　　
　　　　为了赢得支持，恭亲王和他的同盟者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他们提到无助的“孤儿寡母”，提到皇帝的“幼龄”，提到“时局艰危”。所有这些努力，无非是要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皇帝成年之前，中国政府既不能由一个单个的男人（特别提到了肃顺、多尔衮，以及过去的其他篡位者）来领导，也不能有一个单个的女人来领导。　　　　
　　　　恭亲王的诋毁者们（其中有他猜疑妒嫉的兄长惇亲王），则念念不忘那些自古以来的担忧：女人干政的危险。惇亲王一直是个捣乱拆台的家伙。他梦想着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一个大佬的角色，而且已经被失望给弄得脾气乖戾。恭亲王则想方设法牵制他，而惇亲王也从未在行政部门把持过一个显著位置。然而，惇亲王却代表着一股潜藏的势力，领导着极端保守派，并且和一些汉人和鞑靼将领结成了私人联盟，不可小觑。多年以来，慈禧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站在恭亲王的一边，因为那时候她觉得在关键时刻他的立场总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并不受温和派的欢迎。她偶尔的支持，则使惇亲王和他的对头们一样深感惊讶。帮助维持宗室亲王竞争的平衡，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契约。后来，惇亲王的儿子们将利用这一契约，一步一步挤进了慈禧的核心集团。　　　　
　　　　在儒家教化社会，一种阴郁的警告一直在流传：当女人被允许干涉他们的本职事务（特别是政治）时，麻烦也就来了。这样畏惧已经被培育了一千余年，惇亲王所做的，就是不断唤醒它。　　　　
　　　　想必每个人都听说过中国历史上那位最著名的妃子——唐玄宗（公元712…756）最宠爱的杨贵妃。她的恩主将她的亲戚们都提拔上了高位，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打破了朝廷上派系斗争的平衡，最终导致了安禄山叛乱。当皇帝被迫逃命的时候，他的卫兵坚持要他交出他的爱妃，然后，他们绞死了她。　　　　
　　　　一千多年中，唯一一个获得中国绝对权利的女人，也出现在唐朝，她就是声名狼藉的女皇武则天（公元625…705）。和慈禧一样，武则天也是从嫔妃的身份开始，以太后的身份告终；和慈禧不同的是，她不仅成了一位摄政的太后，而是实实在在成了中国至高无上的君主。她并没有通过宫廷政变迅速攫取权力，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抽丝剥茧的过程，这期间，她有充足的时间来操练自己的政治技能，练习朝廷礼仪，学会读书写字，培养强有力的朝臣。单从这一点看，比起1861年突然变成“慈禧太后”的叶赫纳拉氏来，武则天的准备要充分得多，所以，这两个女人的相似之处并不是很多。　　　　
　　　　由于担心又出一个武则天，儒家士大夫（满洲亲王也一样）在面对慈安和慈禧时，不由得有些神经紧张。关于武则天这样一个非凡的女人，能够确知的事实少之又少，数百年来，这些事实已经被新奇有趣或造谣中伤的奇闻轶事所掩盖，而这些，都是那些“秘史”作家编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历史，混合了虚构和纪实，以使它们阅读起来妙趣横生，其中还夹杂着大量轻松欢快的肉欲和色情成分，走的是中国春宫小说的套路。它们压根就不是什么历史，这一点千真万确，然而西方人却常常错误地将它们照单全收。还有不少关于武则天的笑话和狡猾的暗讽，这些东西可以栽在任何一个女人的头上，只需简单地把她比作武则天就行了。京剧当中就有模拟武则天的面目狰狞的反面角色，她甚至被人们用来吓唬孩子：要是你不如此或者如彼的话，武则天就会来找你。可怜的武则天。　　　　
　　　　据那些秘史记载，在她十几岁的时候（那时还是太宗皇帝寝宫里的一名嫔妃），她就成了一个性魔和女巫——或者叫狐狸精，在中国这两者是同一种东西。他们说，太宗皇帝死前，她诱奸了他软弱的继承人、皇太子高宗。据一位编年史作者讲，武则天意外地碰见了正在换衣服的太子，当即就诱奸了他。太宗皇帝死后，当她和其他那些过了期的嫔妃一起退隐到尼姑庵里的时候，她知道：年轻的太子迟早会来看她，并带她回宫，以安慰和指导他。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据说，保守派大臣对眼前的事实深感震惊：父亲的情人如今竟成了儿子的情人。这可要担负乱伦的恶名。他们想方设法要阻塞住武则天上升的通道。她一个接一个干掉了所有的女性竞争者。名正言顺的王皇后挡了武则天的路，所以她注定难逃厄运。据传说，这一肮脏的行为是在公元654年完成的，当时，武则天为年轻的皇帝生了一个女儿。他邀请王皇后来看孩子。在皇后结束这次拜访之后，据推测，武则天将自己的孩子闷死了，片刻之后，高宗皇帝走了进来。武则天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告诉皇帝：皇后刚才正好在此。皇帝大怒，指斥皇后谋杀和施行妖术，将她关进了宫里一间极小的房子，窗户和门都被用砖砌死了，只开了一个小洞以递送食物。武则天从嫔妃晋升为皇后，取代了王皇后的位置。　　　　
　　　　一天，皇帝经过王皇后的单身牢房。他从前的皇后哀怨地呼喊他，恳求他将自己的监禁室命名为“回心院”。武则天听闻此事，便命人将这位囚犯打死了。行刑者砍去了王皇后的首足，身体则被塞进了一只酒甕中。所有这些都很生动有趣。　　　　
　　　　为了表现武则天的残忍本性，这位秘史作家还讲到了另一个不幸的人，一个相貌姣好的女孩子，暂时受到了蠢皇帝的宠爱。武则天将碎玻璃放进了她的食物里。　　　　
　　　　年轻的皇帝在和武则天私通的疯狂游戏中耗尽了他的才智。（在秘史中，中国人总是因为性事过度而变得痴痴呆呆，关于咸丰的故事明显与此相似。）那些编年史作家对纵欲放荡之类的故事有浓厚的兴趣，留心研究那些谁也不曾目击过、在加工中又变得矛盾百出的性方面的材料。他们并不理会人物性格方面的线索。有一位作者说，武则天毫不犹豫地“作践自己，忍受羞耻，为的是顺从皇帝的意志。”那位编年史作家说，她让自己遭受性的折磨，并非因为她是个女色情狂，而是因为她认识到：要是能够通过放纵性事害死皇帝的话，中国的皇位就非她莫属了。武则天安排人在自己的寝宫里到处都装上巨大的镜子，年轻的皇帝就和她在这些镜子面前表演性爱绝技。　　　　
　　　　在那些忙碌的日日夜夜，武则天不知怎么弄的，竟然忙里偷闲，为皇帝生下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管人们宣称这样的性爱狂欢是如何频繁发生，看来她的孩子的父子关系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许这一切（其他的事情还有很多）恰好表明：在武则天的传说中，真实和幻想之间，差别亦正不小。　　　　
　　　　武则天正欣欣向荣，而皇帝却日渐颓萎，到了公元660年，他干脆就成了一个行尸走肉，完全依靠武则天管理国家事务。这的确应验了一条众所周知的道家法则：一个在性爱遭遇战中不能自制的男人，必定会消耗他的生命力量，而他的女性伴侣则会越来越强劲。因此，从高宗皇帝悲惨的实例中，作家们就能够牵扯出一条清楚地道德训诫。武则天导致了皇帝完全无法履行他作为一个君主的职责。人们不得不将她视为恶魔，这样才能解释她非凡的活力和技艺。　　　　
　　　　当枯萎的皇帝终于在公元683年呼完了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皇位就传给了武则天的长子，新皇帝年轻的妻子愚蠢地试图取代她婆婆的位置。武则天大为光火，废黜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用第二个儿子取而代之，后来，她再也不耐烦了，就干脆把那把龙椅拉到了自己的屁股底下。　　　　
　　　　作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武则天女皇再也用不着和哪个女性对手竞争皇帝的宠爱了。但作为一个终生的放荡者，要满足自己确实是个不大不小麻烦。解说员们强调，她拥有为数众多的情人——“面首”，这是中国人对那些吃软饭的家伙的称谓，因为他们使用化妆品。这些情人由她的侍从武官中那些积极上进的皮条客提供。　　　　
　　　　公元697年，在统治中国（不管用什么法子吧）几近40年之后，武则天（如今是个72岁的糟老太太了）中了两个拉斯普廷4的符咒。这是一对张姓异母兄弟，他们以乐师的身份来到宫里，通过阿谀奉承和色情表演给上了年纪的武则天催眠。　　　　
　　　　反对张氏兄弟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据说，老太后为了让那些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不再吱声，甚至将她9岁的孙子鞭打致死。　　　　
　　　　一帮大臣和将军利用这些骇人听闻的恶行为借口，策划了一次宫廷政变，处死了张氏兄弟，强迫老太后让位给皇太子。　　　　
　　　　一旦皇位被从一个女人那里拿走，并安全地还给了一位合乎体统的天子，帝国重又恢复了和谐。武则天退回到了她隐居的宫殿，最终在那里死去，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诽谤中伤的靶子。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25节　纱帘的背后（2）

　　　　她的传说中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这一点在此后一千多年里一直无法确定，这期间，文献记录已经被清除，而且被改写了若干次。鉴于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环护着皇座，关于武则天的生活，最初被确知的事实少之又少，这和叶赫那拉/慈禧的情形如出一辙。许多年之后，已经没人真正在乎事实是什么，粉饰和诽谤就全都来了，人们更愿意以此作为消遣。　　　　
　　　　尽管她的名声很臭（主要是虚构的），但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武则天统治中国，凭的是她伟大的性格、勇气、技巧、效率和管理才能。中华文明在这一期间进入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如果将她统治时期的唐代成就开列出来，立马就能把数千年来除少数几个男性统治者外的所有的历史成就给比下去。她要是个男人的话，人们无疑会承认她是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想完成这样的丰功伟业，必定需要更邪恶的天赋，包括魔法、变态的性能力，以及下毒的诀窍，等等等等。　　　　
　　　　俗谚所谓“母鸡不打鸣”，实为儒家精神的写照。孔圣人编辑的《诗经》中，有一首诗这样告诫人们：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　　　　
　　　　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5　　　　
　　　　因此可以说，正是为了避免人们联想到武则天，才使得恭亲王在1861年建立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联合，让两宫皇太后仅仅临时性地充当仪式上的摄政者。只要它足够持久，那么这一联合就是成功的。固然，每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伟大”，而“伟大”总是不在场，在这种情况下，“持久”就是次好的东西了。对于这一政治联盟，1868年3月29日的《纽约时报》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政变以来……最高当局已经授权两宫皇太后担当摄政。……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恭亲王，被任命为首席大臣和军机处的首领……其职责就是在所有公共事务方面给最高统治者提出建议和忠告。……大清帝国级别最高、权力最大的部门或官职就是御前大臣、军机处和内阁大学士。御前大臣完全是皇帝陛下家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然而，他们一直是些品衔最高的人，而且，他们也一直是皇帝的耳目，他们的权力非常大，尤其是在君主软弱无能或毫无经验的时候。他们对君主的个人影响常常凌驾并压制了军机处。据说，眼下也正是这样。一共六七位御前大臣，其中就有恭亲王的弟弟七王爷（惇亲王），据说是他们的头儿。……政府行为的产生，要么是由皇帝或身边的顾问直接发起，要么是根据首都或各省的高级官员呈递的奏章而采取行动。通常的情况下……奏章是通过一个登记部门转到军机处的办公室，在那儿，它被采用，或者据此提出建议，或者，为依据奏章所采取之行动草拟一篇上谕。然后，这些一并呈递御览，而且，如果获得批准，它将被送到内阁，誊抄副本并派发。　　　　
　　　　在这里，没有任何个别女人专权独断的暗示，而这样的指控不久之后就出现了。　　　　
　　　　1869年，肃顺就戮8年之后，进士将军曾国藩就曾对两宫皇太后做出评价，他是大清帝国最敏锐的政治家之一（这些人的评论我们还会听到更多）。曾国藩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凭着非凡的才能，他爬到了一个很高的职位，这对于一个在满人统治之下的汉人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不是满洲人，他在权力顶层能够幸存下来，靠的是他永无止境的警惕和狡猾。1869年，他被召到北京，其间先后受到两宫皇太后的4次召见。13岁的同治皇帝也在场。曾国藩给北京主要大员所描画的微缩肖像，也许比之后来出现的其他描述更加接近真实：　　　　
　　　　观两宫皇太后之才，亦并无特异处。召对时，语皆平常，无关宏旨。圣上尚在幼龄，沉静寡言，不可测度。朝中大事，全赖军机大臣，如恭邸、文祥、宝　诸人，其权位之高，倾盖朝野。恭邸极聪慧，然稍欠坚定，诸多见解，持之不久。文祥持身正直，然心胸太窄，未能借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宝　难免众唇之讥。余皆庸碌，难堪大任。6　　　　
　　　　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发现深感困惑：慈安和慈禧没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而且她们在他面前似乎有些不自在。他本期望两位太后（或许对其中一位期望更大些）会精明机敏而又盛气凌人，尤其考虑到她们在热河智取肃顺等八大臣时所扮演的角色。在担当政治联盟的名义领袖8年之后，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个女人必定是老练的政治家和精明的操纵者。因为在朝廷上，男人的生存靠的就是狡诈和对礼仪的掌握，每个人都猜测：两位太后必定天生拥有这样的生存技巧。事实上，是慈禧所戴的假面欺骗了曾国藩，在几乎最不拘礼节的朝见上以此保护她们免遭批评。两位太后其实早已彻底领教过：男人对女人任何时候表现出的奸猾和诡诈都极其敏感。所以，当朝廷上的男人们都在努力展现自己高智商的形象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聪明才智却需要她加以掩藏，以平静温和、不事张扬的面目出现。　　　　
　　　　慈禧很看重自己在朝廷上的工作——在所有事情上充当调停人和仲裁者。她的成功靠的是让人们把自己视为这样一个典范：她唯一的兴趣就是帮助大臣们决定最好的行动方针。在早年，她努力避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作为天平的支点，她提供了一个使得所有国家政策都能得以称量的稳定点。这样的作用和一定数量的观众密切相关，就像一座教堂里的牧师，每个人都不得不非常认真地从事宗教仪式。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一直隐藏在众多纱帘的背后。成了太后，慈禧依然努力以一种冷漠、宁静和仁慈的面目出现，就像佛。自从1860…1861年的危机以来，她已经逐渐成熟，而且，克制也让她的忧思慢慢转变为智慧的起点。最后，她将成为一个被大臣们所包围的特殊人物，这些大臣是热河政变之后崛起的，并且将她视为神明，期待她在所有事情上拿主意。如今她还只有三十几岁，她所戴的假面具让曾国藩相信：她俨然是个软弱而无知的符号。曾国藩的感受所具有的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就是这个中国最精明男人也并没有把慈禧看作是一个有威胁的、善操纵的或者危险的人。　　　　
　　　　虽然这个政治联盟被人判定为平庸，但它还是稳稳当当地连续运转了47个年头。在北京——正如曾国藩所说的——没有一个人“看上去可以担当中央政府的领导者或指引者的角色”。这个政治联盟的首要目的是避免大的灾难，然后再是寻找改善局面的小打小闹的方法和途径。或许，这并不是个宏图大计，但在中国，那些不会带来灾难的宏图大计，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出现过了。　　　　
　　　　曾国藩将军对慈禧的评价和西方学者给她做的总结形成鲜明的对照。濮兰德和巴克斯，这两个冒牌传记作者，把曾将军为慈禧所作的肖像完全翻了个个儿：“慈禧太后以其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智谋、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个人影响，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毋庸置疑地挽救了大清王朝。要不是她的话，这次危机怕是会随着她丈夫咸丰皇帝的驾崩而将满清统治带向末日。”　　　　
　　　　在巴克斯和曾国藩之间，存在着如此之深的隔阂，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有大量的评价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巴克斯的判断是典型的历史学家的判断，所以到今天他们所有人都依赖巴克斯，而曾国藩的第一手判断却已经被人们遗忘。关于中国、关于西方，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弄明白了：为什么错误的表象总是经久不衰，而真相却被人置之不理？为自己服务的白日梦真是不可抗拒。　　　　
　　　　虽然女性阴谋理论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在每一个阴险邪恶的细节上，慈禧都可以与武则天一比高下。但她们之间真正的相似之处并不容易找到（虽说含沙射影倒是不难）。慈禧或许同样有武则天那样的野心和生命力，没准多少也有点武则天那样的火爆脾气，但她在1861年的崛起，却只不过是走到了仪式上的权利边缘，而且还是由其他野心勃勃的家伙（全都是男人）设计好了的。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她也仅仅是保留了一个仪式上的花架子，并且，当她的权力最终得到增加时，那也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消耗和资历的增长使她变成了一个特殊人物的缘故。就这些方面来说，与其说她像武则天，倒不如说她更像维多利亚女王，这样比较或许更公平一些。　　　　
　　　　慈禧所参与的那些发生在北京的事件，当时并没有被人看作是阴险邪恶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一小撮极端保守分子除外，他们对所有女人都疑神疑鬼）。对于一位女性摄政者的见识，在儒家士大夫当中也还是有些担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担忧，落在慈禧头上的也不见得就比落在慈安头上的多些。朝廷之外，对于慈禧是谁，很少有人有个哪怕稍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