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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帘的背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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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停刊。
8蒲安臣，即安森·伯林格姆（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律师及外交官，1861…1867年间任美国驻华公使，曾代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过《蒲安臣条约》。
9查尔斯·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出生于军人世家，父亲是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他19岁从皇家军事学校毕业后即进入皇家工兵部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国军队来华，后任常胜军统带，因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军有功，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后任苏丹殖民总督，在喀土穆城被叛军所杀。戈登被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称为“英雄中的英雄”，他死后维多利亚女王曾亲自到他家中慰问，清廷亦遣使往吊。《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10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三，清同治刻本。
11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曾国藩家书》631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12米奴哀小步舞，一种缓慢而庄重的三拍子舞蹈，由一群舞蹈者结伴而跳，源于17世纪的法国。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1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1）
在缺少一个真正的满族强势人物的情况下，大清王朝的生存最后就只能依靠努力培养慈禧的儿子、年轻的同治皇帝，让他表现得更出色。至于他是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继续做他的傀儡皇帝，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儒家圣君。在中国，对外表的依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君权神授”本身就关乎至重，王朝的上升或衰落竟然依赖于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言行举止。不管慈禧、慈安和恭亲王做了多么大的努力，这根本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简言之，同治皇帝的悲惨生活使灵敏的政治联合天平倾斜了，也使得慈禧离独掌统治大权更近了一步。
传统上，人们认为一个儿皇帝已经成年并能获得全部权力的最低限度是15岁。在祺祥政变发生的1861年，同治皇帝5岁。从此之后，对于儿子的抚育教养，慈禧能插得上手的地方实在不多。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形很相似，培养小皇帝的日常功课被皇室代理人所严密控制。只有慈安——皇帝的嗣母，能够对此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10里，为锻造同治的性格和培养他的思想，以准备担当他伟大的职责，就必须为他选择专门的家庭教师。
为同治扮演皇的帝角色所作的这些准备工作，被交给了57岁的蒙古进士倭仁，此人是被人们称为大清帝国品德最高尚3个人之一。他也是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不仅是同治的老师，还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清政府意识形态领域的监察首脑）、翰林院掌院学士和户部尚书。在任何事情上都没人向倭仁挑战。他追求儒家理想的那种顽固和独断，不仅仅限于对同治的督导。作为朝廷里的高级牧师和道德警察，在接下来的9年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让王朝的制度从“力与谋”的罪恶退回到“礼与仁”境界，也就是让一个病人从治愈退回到病死。
似乎没人怀疑：同治能够被灌输进儒家美德，并且能够被教育得聪慧睿智。这是中国国家神话的一部分。如果他感觉到任何程度的不足，亲王和军机大臣们就担当指导他作决定的任务（就像如今他们对慈禧和慈安所做的那样），一定要使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合乎礼仪的。然而，他们全都错了。
从最近几朝的情况看，儒家体系在塑造它的统治者方面，成绩并不是很好。曾经涌现出的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没有哪一个接近于儒家的理想。许多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咸丰、道光或者道光之前的嘉庆。然而，就是那个伟大的皇帝乾隆（在位时间1735…1796），让“堂皇其外，腐败其中”变得时髦起来的。年轻时的乾隆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干，但在中年，他背离了儒家的美德，逐渐成为一个自我放纵、行为乖戾的人，而到了老年，他又愚蠢地放弃权力，使之落入他的宠信之手，对和淖萑荩涫稻褪嵌源撕蠹赋心切┩矫嫒兜募一锏墓睦退擞痢Ｋ杏判愕娜寮姨钙鸹镜赖吕炊济挤缮琛⑼吠肥堑溃疵蝗嘶嵴娴娜ゼ乃Ｕ庵蟮募吻旌偷拦飧静荒苁と嗡堑哪欠莨ぷ鳎谭嵩蚋纱啾炼狭苏庵值赖潞褪导涞慕粽胖摇！ �
至于他们的那些斯巴达式的军事道德，早就被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所破坏掉了，那是在1720年代的后期。为了保护自己的位子不被儿子和侄子们篡夺，他禁止亲王们担任任何军事或行政职位，除了像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那样打发时光，留给他们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多。打那以后，像那时的欧洲上层阶级一样，满洲皇子们的教育就被限制在死气沉沉的礼仪和典籍的研习上。于是，一旦有哪位皇子继承了皇位，他也就只能完全依赖于他的谋士们了。大臣和顾问们认识到这对他们非常有利，也就不会去做任何努力以扩大皇上的知识视野，相反，还会以严格的传统习惯为手段，去窒息任何对知识的好奇和渴求。从来不会有人怂恿慈禧去全国各地旅行，也没人会向她介绍外国人和他们的观念。她的侄子兼继承人光绪皇帝是第一个坚持让人为他翻译西方杂志和书籍的皇帝。
当同治的老师们着手把他塑造成一个君主的时候，他们被“到底应该相信什么”这个问题给弄糊涂了。他们自视为卓越的道德典范，并且打算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重塑同治。就连曾国藩也相信：新皇帝的道德品质将最终决定中国能否获得新生，尽管他所指的某些东西要比同治皇帝实际接受的那些凌空蹈虚、思想狭隘的训练要更加有益。曾国藩说：皇上必须树立一个完美的道德榜样，这将导致大清帝国实现完美的统治，如日之继夜。曾国藩认为：道德劝诫乃是人君用来履行其维护全社会安全之职责的主要手段，而臻此境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年轻的皇帝投入全部身心研究过去，找到可供仿效的明君，以他们为榜样规范自己。
起初，对于倭仁为教育这个孩子所作的努力，恭亲王还加以督导。亲王坚决认为：必须要用新的方式教育同治，要让他掌握西学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是要让他熟悉他能够理解的、那些在“中央帝国”之外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政治历史、他们的法律以及他们所遵守的战争规则。但是，倭仁却阻断了每一种企图介绍现代课程的努力。翰林院学士们所共有的偏见，倭仁一样也有。这种偏见认为：如果掌握了外国的思想，那么他们古老的特权就会受到危害；对这些思想，他们应该置之不理，而不是去成为传播这些思想的老师。通过阿谀奉承，倭仁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支持，这是心高气盛的恭亲王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虽然两宫皇太后欠恭亲王很多情，但她们也经常被他鲁莽而傲慢的行事方式而弄得很不愉快。恭亲王是唯一能够责备、斥骂或轻视她们的人。）
倭仁尽管渴望完美，但他摆出的姿态未免有些妄自尊大。他在公众面前摆出一副节俭的样子，但旁人其实心知肚明。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学士们都纷纷发起组织他们自己的俱乐部或者协会，让一帮吹牛拍马之徒围着他们团团转。倭仁组织了一个叫做“食糠会”的小团体，其成员必须以吃糠代替吃白面，以显得他们克己自励。他的邻居倒是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每当倭仁独自在家时，他们家的厨房里就会氤氲缭绕、肉香扑鼻。因此，下面的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他誓将同治皇帝造就成一个圣君的努力，最终将适得其反。
每天，倭仁和他的助手就到弘德殿见这个小孩。基础课程和所有上层贵族家的小孩并无不同。三岁时的同治就学会了25个汉字，读作“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2。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材料实在要叫他头晕目眩。等到他认识了这些字，然后就要教他写。每一个汉字先是以红色的轮廓线印在一张单页的黄纸上，然后就教孩子用毛笔将轮廓填满。直到最后，他能独立地写出每个字。等到他能够握笔，就要开始背诵《千字文》，那是一首2；500行的长诗，里面没有一个汉字是重复的。7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四书》和《五经》，它们都出自儒家经典。这几乎完全靠死记硬背。一本打开的书摊放在同治的面前，倭仁用手指指着上面的字句，同治就鹦鹉学舌地跟着他一句接一句地反复诵读。即使是一个迟钝呆笨的学生，用这种方式也能让他记住一些儒家经典。正常的情况下，要掌握所有这些基本典籍，要到15岁，到那时，一个合格的孩子将会记住431；286个汉字——这一规律不适合胆小怯懦者，也不适合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因为同治是如此调皮而任性，看来倭仁最终也只好让他速成一下，打算只教给他一点肤浅的知识算了。
另外一项工作，就是要教这个孩子书法。传统上，一个人得到皇帝宠爱的标志之一，就是皇上能赐他一幅字，上面写着一些祝福的话。但是，同治在所有的课程上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幸好，给皇帝拟写诏书的翰林学士们个个都是书法家，能写各种不同风格的毛笔字，于是，就可以让他们伪造这样的条幅，冒充是小皇帝本人的作品。这给他欺骗的一生树立了典范。
对那些不用功的学生，或者是那些自得其乐地玩玩具（藏在袖子里面）的孩子，通常要受到斥责，严重的还要用戒尺打手掌或屁股。不过对于同治来说，这样做就不太容易了。一个身为帝王的孩子就是神，即使他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所以，惩戒的措施不得不拐弯抹角。师傅们和宫里的太监一样，不得不表现出伟大的克制，而同治也早就养成了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逃避惩罚的习惯。
美国大使的妻子蒲安臣夫人在紫禁城里听说了这个困境，并写信告诉了她的妹妹：“恭亲王主管小皇帝的教育，但要让皇上专心于书本，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恭亲王）不能使用通常针对其他年轻人的那些惩罚手段（我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善意的打屁股”）。”当所有别的措施都不能奏效时，两宫皇太后就会命令一个太监拧他的脸蛋。
在管人方面，慈安和慈禧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对于如何向这个儿皇帝灌输纪律的概念，也全无主意。在紫禁城，皇上的每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都会被偷偷地满足，纪律对于他来说，是个最大的问题。后来，《纽约时报》的一位撰稿人这样写道：“据说，他很淘气，做事全凭自己的兴致和乐趣。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就被所有那些旨在培养他懒惰和纵欲的东西所包围，这样，摆在他面前的未来前景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对于同治来说，快乐是最大的危险。当满洲人第一次进驻紫禁城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喜悦之中而不能自拔，谁都没能逃脱。最后一位满清皇帝溥仪（他是同治的堂弟）这样绘声绘色地写下了他的喜悦之情：“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惟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3
要逃出这种黄色的狂喜，需要灵感和指引，但倭仁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儒学机器人，你就别指望他能给同治皇帝带来这两样东西。他那些冗长乏味、吹毛求疵的道德说教只能产生与此相反的东西。已经从想自杀的恍恍惚惚中摆脱出来的恭亲王，也许能训练同治皇帝，使他拥有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全部权威，但他一直忙于国事，而且他自己的儿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到最后，当恭亲王试图修理修理同治的时候，他已9岁，这已经太迟了。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2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2）
在督导皇帝的最佳时期，这件事情交给了宫里的太监们，这实在是很愚蠢。皇室家庭第一次雇用太监究竟始于何时，已经无法确定；阉割战俘也是年代久远的事情。太监成为中国统治法则的一部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两千年后，当明朝建立的时候，这支得胜之师横扫敌人的各处要塞，俘获并阉割每一个见到的男性，老少无遗。数以千计的男人就这样被废了。施行这一外科手术的专家被称作“刀子匠”——这是一种世袭的职业。动刀之前，扭结在一起的绷带作为止血带围绕在净身者的下腹部和大腿上部，以防止出血过多。净身者的生殖器已经用热辣椒水麻醉过。净身者则用大剂量的鸦片麻醉，放置在一张木床上。这时候，一个徒弟用一只手绕过他的腰部扶住他，另外两个徒弟抓住他的双腿向两边分开。在最后一次询问净身者是否改变了主意之后，“刀子匠”拿出一把小弯刀，一只手抓住生殖器，另一只手切下生殖器，尽可能地贴近腹部以避免留下残根（这被认为是很糟糕的）。工作完毕，一个很小的白蜡塞子被扎进尿道，然后用冷水浸湿的宣纸覆盖上，再缠上绷带。头昏眼花的净身者还要在人的搀扶下走上几圈，以防止形成致命的血凝。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不能喝任何东西，也不能小便。当绷带拆除后，白蜡塞子被拔出，尿像喷泉一样地喷射出来，这是手术很成功的标志。完全康复则需要三个月，这之后，太监就准备去找工作了。他萎缩的生殖器被保存在一个广口瓶里，像个无花果，这样他可以凭此验明正身，并在他去世的时候和他一起埋葬，他的灵魂就能够完整地升天。（与此类似，当一个人被斩首，他的头也将在被埋葬之前缝上——如果他有亲戚或朋友愿意来做这件事的话。）多数太监会被一件事情所困扰，那就是他无法再控制他的膀胱。尿床在太监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总是弄湿自己的衣服。因此，中国人才有“污秽的伙伴”和“他像太监一样臭”这样的说法。
另一方面，许多太监因此得以进入权势之家，在那里，他们因为对现世的欢乐不再有兴趣，于是就操纵自己的主子并极大地扩大自己的私人财富，甚至要篡夺大位。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中，尤其是在最近的明代，宫廷太监变得如此有权有势，以至于没有他们的许可什么事也休想办成。
最臭名昭著的“半男人”（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这样称呼他们），要算是深得明熹宗宠信的魏忠贤了。他偷偷地养着一个小妾，自然也有其他的法子来享受人伦之乐，他实在太想有个儿子了，于是四处访求能够让他恢复生殖能力的灵丹妙药。一个郎中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榨取几个活人的脑髓并吃掉，那么，他的生殖器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魏忠贤弄来了几个囚犯，劈开他们的脑壳，挖出还在跳动的脑髓，并吞下了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这个实验是否成功，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好乱说。）
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对恶毒的爱好，都应该受到鄙视。宫里的太监们形成了一个由阉人组成的秘密社会，这一点和地下教堂里的修士很相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人都热心于让自己的主子把他们当作性对象来加以利用。
太监的干政对明朝的垮台，有过不小的贡献，这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新纪元。从此以后，严格控制太监干预政治事务的策略被提了出来。然而，他们分布在紫禁城的各个角落，没有他们的卷入，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他们就像野餐会上的蚂蚁，无关紧要，又无处不在。
太监们负责照看雨伞和炉子，发布圣旨，引领大臣朝见，接收银子和贡粮，留心起火，驱赶老鼠，管理文渊阁的图书，给战场上的元帅们颁赐黄袍马褂，鞭打犯错的宫女，唱戏，伺候宫妃，为所有来来往往的人站岗守夜，为晾晒的瓜果驱赶苍蝇。他们有严格的得等级，皇帝家的每一个成员都依照等级编了号。王子和公主的编号是30，嗣子：20，皇侄：20，皇孙：10，曾孙：6，重孙：4。薪水普遍很低，总管太监每年也不过12两白银，不过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包括回扣和其他一些非法收入，比如出售他们偷来的家庭财物、艺术品和宝石。所有总管太监和多数太监头都有自己的厨房，有些人甚至有自己的家室，包括女仆。
地位低贱的太监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当他们上了年纪，精疲力竭地离开这个世界时，身边一无所有。如果他们因为某些过失而被赶出宫，他们就被迫靠乞讨为生，最后饿毙于途。在紫禁城的大墙之内，他们生活得就像修道士，住在养心殿后面隔着两条小巷的小单元房里。虽然有时候他们诚实而善良，给予主子很大的支持，但他们也生活在黄色丝绸的阴影之下，他们也会引领轻率的小皇帝去干任何他喜欢干的事，很多他没干过的事。
当同治皇帝睡觉、洗漱、解手、穿衣、吃饭的时候，太监们总是侍立一旁。他们陪他散步，伴他上课，给他讲故事。他们喂他吃饭，帮他揩嘴。他们给他摘花，为他擦鼻涕。他也会给他们一些小的奖赏，命令给他们一顿痛揍。他们从不会让他一个人单独呆上片刻。他们教给他很多东西，好的东西很多，坏的东西也不少。其他孩子有洋娃娃和隐形朋友，而皇帝则有太监们。他们是他的奴隶。而他，也同样是他们的奴隶。
他们给他穿28种不同式样的袍子，每一种都是规定为不同的目的以及在一月中不同的日子里穿的。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大队随从跟着，走在前面的太监为他喝道，走在两边的太监则保卫他的安全，更多的太监则走在后面，拿着他的茶具、蛋糕、甜点和药——灯芯莎草和菊花冲剂、治伤草素、正气丸、中正败火六合丸、用于退烧金箔朱砂、香草丸、万金油、治腹痛的内服药、抗瘟疫的药粉、治消化不良的三仙水，还有（如果所有这些都不奏效的话）一把皇家夜壶。
同治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懒虫。他大概只有呼吸这件事不需要别人代劳，而他呼吸的空气里却还是由别人洒上了香水。他显得毫无生气，毫无“钻研典籍的潜力”。9岁之前，他就发现做“天子”比练书法要有趣得多。他开始参加和他的太监们之间的性实验，并且，自从每个人都拼命地讨他的欢心的那一刻起，他对亲密伙伴的选择（太监或其他方面的）就变得没有止境。
恭亲王不止一次责备同治，因为它的言行举止招致了很多谣言，说他“总是和太监们肆意戏谑”。不幸的是，恭亲王没有权威来强使这个孩子服从他的意志。谁能打“天子”的屁股呢？
1865年4月，一场权力斗争在恭亲王和这个9岁的孩子之间爆发了。
尽管在热河政变期间，恭亲王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打那以后，他作为中国的议政王和首席大臣的地位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这部分地是他的缺点所致，也是他性格的一个必然结果。他毕竟是一个宗室王爷，娇生惯养、傲慢自大、急躁、易怒。他仓促草率的政治决定，显示了他根本不关心满汉保守派的一致利益。自从政变以来，恭亲王就一直是朝廷中保守派的抨击目标。他推介西方知识以及加强同外国联系的努力，冒犯了多数老卫道士，尤其是倭仁。早在1864年的秋天，权力联合的3年之后，御史们就向最高统治者上条陈，质疑恭亲王的领导能力。1865年2月，他们又向他发出警告，说他贪得无厌、自鸣得意、傲慢自大、独揽大权和自私自利。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倭仁是此次战役的后台。
恭亲王个人的生活习惯实在也太骄奢放纵了。他住在一幢富丽堂皇的湖边宫殿里，使自己成了妒羡和闲谈的靶子，每个人都说他生活得很奢侈。作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和从前的花花公子，他不可避免地让自己的傲慢自大在日常习惯中表露无遗，哪怕是坐在椅子上也显得态度傲慢。要让他装出低眉顺眼的样子，按照标准的宫廷礼节对两宫皇太后感激涕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被娇生惯养的家伙，恭亲王无法体会到慈禧的那种孤独以及对爱和赞美的渴望。如果他能够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傲慢，她就会将他视为终身的同盟者。然而，他们之间的龃龉，却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朝廷大臣们合谋的攻击。但他并不特别在乎他的傲慢可能带来的后果。两宫皇太后常常被恭亲王所刺痛，这实在太过分了，她们一直很想教训教训他。
1865年4月2日，一纸上谕罢黜了恭亲王包括议政王在内的所有职务。这篇以小皇帝的名义所下发的上谕说：
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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