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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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兴�赞赏的某种品格。“他渴望工作，”赫德曾经评论道，“而其他人，正好乐得让他取操持那些令人讨厌的工作。”　　　　
　　　　赫德在中国几十年，一直抱持着他顽固的乐观，认为自己和其他那些好人的努力，最终将会使中国克服障碍，稳定地走上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在他到北京的头十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条大船最终会转过弯来，朝向正确的方向航行。”　　　　
　　　　1885年，有人提名赫德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当他把这个消息电告他的妻子赫丝特时，她力劝他拒绝这一职位。这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对此很伤心。他是多么渴望自己在中国的传奇生涯“能够在不列颠公使馆里有一个迷离伤感的结尾。”　　　　
　　　　这个机会是因为现任公使的意外死亡而出现的，这位不幸的老兄非是别人，正是狂暴强横的巴夏礼（如今是亨利爵士），悲惨的“亚罗战争”的始作俑者。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使得赫德既妒羡又沮丧。“这家伙是如何自负，而命运之神对他又是多么眷顾啊！”　赫德迫不及待地想成为亨利爵士的继任者，他甚至连给海关的告别致辞都已经写好了。他的计划是让他的弟弟詹姆斯继任他的位置。但在旁人看来，詹姆斯的毛病（主要是酒的缘故）是显而易见的：“总理衙门认为他太爱开玩笑了。”李鸿章则极力想让自己的人继赫德之后，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总督大人提出的人选是德璀琳8，一位精明而顽强的德国人，长着卷曲的黑发，修剪整齐的范戴克9式的胡子，一双沉着、敏锐的眼睛藏在夹鼻眼镜的后面，他来中国已经20多年了。赫德早在1865年就雇用了他，并注意到“他看上去是个令人愉快、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但说话有点口齿不清，说中文时总是带有重音。”1872年，德璀琳已经升任税务司，6年后被派往天津，在那儿他成了李鸿章的私人顾问。赫德的常规做法是让他的人不断在各地轮换，但德璀琳是李鸿章的宠信，赫德破例让他在天津呆了整整27年。作为中国政府的秘密顾问，德璀琳与赫德之间难免有些摩擦。　　　　
　　　　赫德担心，如果让德璀琳当上了总税务司，海关将会成为李鸿章的私人禁地。因为任何东西只要经过李鸿章之手，就会被弄脏，并被他变成一只漏斗，让银子漏进他的保险柜而不是国库。赫德曾向朋友抱怨，一个受李鸿章控制的海关将会“受到伤害……即使不会让它寿终正寝的话，也会让它的有效性彻底断送。”阻止李鸿章图谋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德璀琳继任的问题直接提交到太后。慈禧认为，她更愿意“咱们赫德”继续留任总税务司之职。　　　　
　　　　太后的愿望使赫德拿定了主意，他宣布：自己将继续留在目前的岗位上。在接下来的23年里，他继续任劳任怨，成为唯一一个将慈禧描述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妖怪的西方人。　　　　
　　　　【译注】　　　　
　　　　1阿马，北爱尔兰南部的一个郡，据说是由圣帕特里克创建，是爱尔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主教所在地。波塔当是该郡的一个小镇，赫德爵士即出生于此地。后面提到的贝尔法斯特是北爱尔兰首府及最大城市。　　　　
　　　　2郭士腊，即卡尔·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古斯拉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德国传教士。　　　　
　　　　3路德教派，由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所创立的教派。路德反对教会阶层的富有和腐败，认为只要在信仰的基础上即可获得超度，而不须借助于教会的典籍，这些观点使他于1521年与天主教会脱离，创立了路德教会。　　　　
　　　　4波美拉尼亚，欧洲中北部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地区，靠近波罗的海，位于今天的波兰西北部和德国东北部境内。10世纪时由斯拉夫人的部落居住，12世纪时被波兰征服。这一地区后来分裂并被各个强国统治过，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瑞典、丹麦和德国。　　　　
　　　　5斯德丁，波兰西北部的一座城市，靠近奥德河河口。1648…1720年间被瑞典统治，1720年割让给普鲁士，二战后该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　　　　
　　　　6暹罗，即今天的泰国。　　　　
　　　　7马可·波罗路，即台基厂，1901年庚子事变后改称马可波罗路。　　　　
　　　　8德璀琳（Gustav　Detring　1842…1913），1865年进中国海关任职。在海关48年中，先后在厦门、北京　、上海、广州、镇江、宁波、芝罘（烟台）、天津等海关任职，长期任天津海关税务司。　　　　
　　　　9范戴克（1599…1641），出生于英国的弗兰德斯画家。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1节　礼教的人质（1）

　　　　1875年，当光绪被带到紫禁城与他的嗣母慈安和姨妈慈禧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还只有3岁。他困惑而又惊恐，一时很难适应，看来要成为天子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罗伯特·赫德在日记中写道：　　　　
　　　　恭亲王亲自照料小皇帝——告诉他该做什么，从各方面关照这孩子。（孩子的父亲七王爷）并不在他的身边：他一方面有病在身，另一方面也为这孩子伤心——在他看来这孩子压根就不会快乐。小皇帝的母亲、奶妈和其他女人来安慰他，但都被赶了出去。后来，奶妈又再一次被派来了，但不到一个小时又被慈禧给打发走了。慈安太后……认为这个小家伙应该忘掉他从前的环境，完全像在宫里出生的孩子一样成长。　　　　
　　　　后来的医学报告显示，光绪年轻时受到过强烈的精神刺激，有时候几乎不能维持头脑的正常运转。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紫禁城造成的。学者们一致猜测：进宫之前的光绪是个正常（虽然有点容易激动）的孩子，离开了舒适的家庭，剥夺了健康的童年，再加上后来被“那个邪恶的女杀手”慈禧折磨成一个人骸，这一切，都深深地损害他的心灵，在宫里生活得像个实际上的战俘，直至去世——被慈禧（或者是出于她的懿旨）所谋杀。光绪故事的这个版本，是被自封的改革家康有为当作玷辱太后的一个手段而发明的。后来，空想改良家阿莉西娅·利特尔又冒冒失失地把康有为的这个版本当作真理一样四处散布，从来没人看见那些闭目塞听的盲从者们适当地制止过这个眼花缭乱的故事的肆意蔓延。关于光绪皇帝的真相，戏剧性地各异其趣，从而更加引人入胜。　　　　
　　　　年仅3岁的光绪由于过度紧张而陷入痉挛，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口吃，这是他母亲（慈禧的妹妹）虐待孩子的后果。这个家庭的另一位成员、也就是后来的溥仪皇帝1对光绪的母亲有过非常生动描绘：“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光绪的母亲一共生了5个孩子，其中3个都夭折了。溥仪写道：他们的母亲“总不肯给孩子吃饱……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她对待孩子们很残暴，甚至不允许他们嬉笑。“‘笑什么？没个规矩！’”2　　　　
　　　　就连光绪的异母弟、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也没能逃出慈禧妹妹的伤害。像光绪一样，他也终生口吃，有时甚至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　　　　
　　　　提到慈禧的妹妹，人们脑海里浮现的印象就是一个高声尖叫、爱打孩子的老泼妇，她先是对孩子推推搡搡、大打出手，然后又将他们锁在储藏室里，直到他们哭得筋疲力尽。因此，当光绪皇帝被当作预备继位的皇帝而带到宫里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神经质的废人了。考虑到他母亲的所作所为，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慈禧之所以极力争取让她的这位侄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要将他从母亲的虐待中解救出来。慈禧当然知道光绪的兄弟们是怎么死的，而且，他是她下一代的亲属中硕果仅存的男性血脉。当光绪的母亲和奶妈到宫里来“安慰”那个可怜孩子的时候，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使得慈禧很快就把她们打发走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慈禧的干涉，才使得她的妹妹嫁给了醇亲王。然而，根据她自己的供述，她和兄弟姐妹们相处得并不融洽，而且显然，对于妹妹这样对待孩子，她也同样深感震惊。　　　　
　　　　在紫禁城里的成长岁月里，孩子的极度焦虑越发严重了，造成这一后果的并不是慈禧，而是那令人窒息的教育，是他所受到的谄媚奉承，还有来自他的首席老师翁同龢的那一套夸大其词的儒家礼教。他被推入了紫禁城这一畸形的环境之中，在那儿，他成了礼教的人质，被那些吹毛求疵的老师们严防死守、牢牢看管，在他的首席老师的训练之下，变得对慈安和慈禧战战兢兢、言听计从。　　　　
　　　　从前，在培养不幸的同治皇帝的过程中，两宫皇太后和宫廷老师们太过放任自流了——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今，光绪皇帝尽管已经从他亲生母亲的虐待之下被解救出来了，但他的老师们为了补救他们的过失又做得太过份了，使得光绪被严格的顺从所窒息，让他来为同治的品行不端付出代价。　　　　
　　　　慈安的身份地位要高于慈禧，由她来负责光绪的教育。撇开其他所有的问题，慈禧严重的肝病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在光绪9岁之前，所有关于他的决定，都是慈安、醇亲王和翁同龢的首要职责。　　　　
　　　　太监们也着手对这个孩子发挥积极的影响，以确保他不再重蹈同治皇帝的覆辙。他所受到的责罚，也不再像以往的天子，仅仅是掐两下脸颊了。新任美国公使田贝3的报告说：“据说（是否确切我就不得而知了），他热情而任性。传说他是因为对外国钟表的狂热而毁了自己，他所拥有的这玩意儿为数甚巨。”他的母亲则把她对付孩子们的惯技（她也曾经这样对待光绪），一股脑地发泄到了光绪的父亲身上，因为是他坚持让孩子搬到紫禁城里去的。总管太监不免要惊呼：“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4连哭带嚎的小光绪被关进一间小屋子里。那是一间无窗的小闷屋，里面放着他的夜壶，不管他怎样哭喊，叫骂，踢门，央求，全都无济于事，没人理睬。只有当他哭喊够了，也就是说“唱”完了，他们才把他放出来。在他们看来，这样孤寂的独处，有利于让他深思和反省。和同治皇帝不同，光绪是个脆弱敏感的孩子，有着一种易碎的自负。　　　　
　　　　当他面对单调枯燥的学习和沉闷乏味的典仪而畏缩不前的时候，人们就威吓他，说这将遭受雷神的报应。这时，在一个老师的暗示之下，另一间屋子里的太监们就会弄出可怕的巨响，就好像雷神正在隔壁准备给他报应。因为这，光绪一辈子都害怕打雷和巨大的噪音，加之经常发作的惊恐，已经成了他的沉重负担。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这些突然发作如此严重，以至于经常连续几天陷于持续不变的恐惧之中。　　　　
　　　　他并没有完全逃出他母亲的阴影。依循惯例，光绪皇帝即使在宫里也被迫节制饮食。田贝的报告说：“皇帝通常所吃的食物被规定得很死……如果他想要吃食谱之外的任何东西，负责皇上餐桌的御膳房必须事先进行商讨。”为了报复那单调乏味的日常食物，这孩子就把自己撑得饱饱的。当他吃得太饱的时候，两个太监就会抓住他的脚脖子，把他翻过来，面部朝下，将他的头猛磕地板，“为的是理顺他的胃。”后来，慈禧向一位御前女官谈到光绪刚刚被带到宫里来时的情形：“他是这样瘦小而虚弱。他的父母似乎不敢给他吃任何东西。”但在这段时期，她为这个孩子所操的心也实在太不够了。　　　　
　　　　慈安要忙于应付过多的繁文缛节，孩子的成长很多时候就完全交付给了太监们的仁慈。太监们在认为自己能够侥幸逃避惩罚时，总是格外地刻毒。他们向两宫皇太后隐瞒关于光绪身体情况（他的身体总是很虚弱）的信息，因此他的身体状况没能得到改善；他们恶意地给他穿上层层叠叠的衣服，这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紧身衣的洋娃娃；他们用五花八门的小花招戏弄他、折腾他。一旦允许他们惩戒这孩子，他们就变本加厉，这导致了光绪皇帝终生对奴仆的畏惧。他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以说明太监是万恶之源，文中声称：“唐朝之败，皆由宦官（专权）所致。”成年之后，他让他们吃够了苦头，让他们为自己对天子的非礼承受了最沉重的责罚，直至处死。慈禧对别人的轻视（有些是真的，有些则是她的幻想）极其敏感，在这一点上光绪跟她很相像，成年的光绪不能容忍太监的无礼，哪怕是最细微的无礼。只要他们惹他生气，他就命人责打他们。对此，他们的回应就是散布关于他流言蜚语，这些传到了朝廷的那些死对头的耳朵里，他们就把这些故事传播到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们当中。太监们从皇帝家里偷来的并不仅仅是翡翠筷子，他们还能偷来面子。　　　　
　　　　不可避免地，关于紫禁城的绝密新闻，为那些愚蠢无聊的谣言增加了不少猛料。1878年6月11日，在光绪皇帝6岁的时候，两宫皇太后被迫发布了一篇谕旨，称“修德持静，以靖浮言。”在谕旨中，两位太后称：据言官所奏“民间因此传闻，讹言日兴。是朝廷整饬纪纲之举，专为群情骇惑之端，不可不明白晓喻，以安人心而释群疑。”5　　　　
　　　　有一则传言，发表在中文报纸《华洋通闻》上，声称光绪是个王位觊觎者，他每只眼睛都有双瞳。这份报纸暗示：两宫皇太后已经用另一个孩子取而代之，这是一个邪恶的满洲密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发表后，《华洋通闻》的出版人据说自杀了，至于是不是出于自愿，就不大清楚了。关于光绪皇帝李代桃僵的谣言流传了很多年，最后成了攻击慈禧的大量诽谤的一部分。对于那些试图挑战她的合法性进而挑战皇权合法性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有用的装备。任何关于光绪不是真正皇裔的暗示，对于那些朝廷的敌对集团（尤其是铁帽子王们）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他们一直巴不得能让自己的儿孙登上皇位。根据1900年此类诽谤中的一个最流行的版本，慈禧在和荣禄的一次长夜风流之后，秘密地生下了一个孩子。起初，人们传说这个孩子是个闺女；后来，这个故事又被嫁接到那个李代桃僵的故事中，这个私生子成了一个男孩，他秘密地取代了光绪。　　　　
　　　　如果皇帝口吃的毛病在1870年代后期就广为人知的话，那么这样的谣言就不会得以流传。因为他的父亲醇亲王最终成了议政王，用另外的孩子取而代之的说法就显得很荒唐。他或许不是最聪明的满洲亲王，但自己的儿子还是认识的吧。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2节　礼教的人质（2）

　　　　光绪的师傅翁同龢是个忠臣，这一点大概没什么疑问，但他对光绪的错误引导至今没有被充分认识。在自己的孩提时代他就遭过不少罪，因为那时候他的父亲6受到了八大臣的迫害和羞辱。1861年，当恭亲王的政治联盟揽得大权之后，翁同龢的父亲被恩诏复职，翁同龢自己则获殿试状元，诏为两宫皇太后讲授典籍。在两个女人面前，他卑躬屈膝、曲意逢迎，为的是保住并提升自己在朝廷里的位置。由于他不断地对两个女人巴结讨好，还总是促使别的大臣也去向她们献殷勤，再加上又向她们大送其礼，翁同龢深受两位太后的赏识，慷慨地给予他特权，最后爬到了军机处的最高职位。慈安死后，翁同龢就成了慈禧太后最坦率的支持者，总是冒冒失失地充当他的辩护士。有一回，脾气暴躁的惇亲王指责慈禧在处理一桩高级官员行贿事件时过于宽纵，翁同龢当即便驳斥他。“惇王此言差矣，诸事皆处置妥当，合理公平，何来宽纵之说。”像这样肉麻的阿谀奉承，或许颇能表明慈禧的判断力，她纵容大臣们在自己面前奴颜婢膝。不管怎么说，是宫廷礼仪造就了这样一种辞令风格。大臣们竞相表演他们的谦恭有礼，争先恐后地表达他们对统治者钦敬赞美。这全是儒教游戏的组成部分，和欧洲宫廷里巴洛克式的谄媚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一般来说，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慈禧还是显示了她良好的判断力，只要她能够认清当时的情势。然而很不幸，她渴望得到人们的喜爱，而这种喜好奉承的弱点，使她不可能看透那些弄权朝臣的心。　　　　
　　　　对于儒家的礼仪和规矩，翁同龢有着相当透彻的领会，这使得他在自己的官位上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他对两宫皇太后的谄媚逢迎，也让他在私人生活方面受到绝对的保护。　　　　
　　　　他不知疲倦地努力让光绪皇帝对慈安和慈禧更加谦恭和孝顺，在这方面，他做得太过火了。在和其他大臣商议政务的期间，他会暂停训导年轻皇帝的职责，把所有这方面的事情都交给两位太后，并叮嘱皇帝要尽量表现得诚实。　　　　
　　　　翁同龢给皇帝洗脑的结果，就是使得光绪在两位太后面前总是呆若木鸡。在进入青春期以后，光绪和姨母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似乎也还友善而融洽，但在心底里，他在慈禧面前（也包括在其他普通女性面前）总是非常紧张，以至于承受了长时间的遗精之苦。这自然给他的自尊带来了破坏性的结果。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极度紧张是一种先天性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1898年以后的医学报告显示，正是他的这种极度紧张使他变得阳萎，他既无法做爱也没能生下一个孩子。一位给他检查过身体的法国医生断言：这起因于一种肾病，这种病并未被宫廷御医所认识，因而也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最终因为他的极度紧张而更加恶化。　　　　
　　　　就这样，一个饱受虐待的孩子突然之间被立为中国的皇帝，尽管这经过了种种华而不实的典礼仪式和矫揉造作的繁文缛节，到头来人们还是发现在他长大成人后竟有一种医学缺陷、一种使他阳萎和遗精的疾病。所有见到过光绪和他姨妈在一起的人都认为：她对待他还是很和善的；即使是最近法国医生在给他做体检的时候，她也是如此。当时，光绪坦率地将自己的身体问题和盘托出，包括他无意识的性兴奋，如果他真的非常怕她的话，像这样的事情恐怕就做不到了。地位显赫的夫人所带给他的怯畏和其他所有女人并无不同，是的，只是胆怯，而不是恐惧。只有当他能够入睡的时候，才能让他稍稍感到放松。　　　　
　　　　在他忍受磨难的那些年，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位中国皇帝最初所受的教育，已经有所拓展，其内容不仅仅是儒家经典。在同治皇帝小的时候，他的师傅倭仁阻断了恭亲王试图介绍西方观念的所有努力，直到他去世。光绪的是师傅们虽说毛病也不少，但也教给了他不少西方学科，向他介绍了不少西方观点，正如田贝所报告的：“皇帝在接受过精心细致的中国传统教育之后，也有一些翻译好了的外国书籍供他学习。”后来，“人们认为他的智力还不错。”于是，“皇帝开始着手学习英文。两位同文馆的学生是他的老师。他们每天中午一点去见他……据说他的记忆力很不平常，所以学得很快。”同文馆是一家翻译学校，是作为总理衙门的一个附属机构而设立的。罗伯特·赫德曾经安排他的朋友、传教士语言学家丁韪良去那里担任总教习。　　　　
　　　　为了他永恒的荣耀，光绪开始表现得已经长大成人，愿意成为一个甘心奉献、勇于担当、必能使两宫皇太后感到满意的皇帝。在他10岁以后，就显示出要做一个苦行者的天性倾向，愿意过一种克己和独处的禁欲生活。和同治皇帝不同，他并不愿意和太监们嬉笑打闹，对于偷偷溜出紫禁城之类的勾当，也毫无兴致。在人群当中，他从来就没感到过自在；他独自进餐，在这个扭曲的礼仪世界里，他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囚徒，一个礼教的人质。　　　　
　　　　和哈姆雷特一样，面对任何事情，他总是犹豫迟疑。他渴望坚定果敢，但又优柔寡断。他希望仿效过去那些冲锋陷阵的国王，却总是等待有人给他指明前进的道路。虽然他身材瘦小、优雅，有一副精巧的面庞，而且从来就没有一副强健的身体，但他既不胆怯，也不畏缩。他曾经勇敢地面对恶劣的天气，长时间地在雪地里漫步，拒绝随侍太监的任何遮挡和保护。他曾经私下地谈到，自己和慈禧一样，认为下雪能使他逃出周围人的视线，这些人总是环绕在他左右，并仔细观察他。像所有满洲王子一样，他也有研习技击的日常功课，这当中包括武术（西方人错误地称作“功夫”）、剑和棍、猎鹰训练和骑马射箭。他也有几桩小小的政绩记录：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开始细心地注意到皇家预算的滥用，最后将这一预算裁减了三分之一。这可是个不小的壮举。　　　　
　　　　从1875年到1881年间，慈安皇太后一天也没病过。1881年4月初，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突然病倒了。一篇上谕诏告天下：“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