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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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75年到1881年间，慈安皇太后一天也没病过。1881年4月初，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她突然病倒了。一篇上谕诏告天下：“慈躬偶尔违和，当进汤药调治，以为即可就安。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痰涌气塞，遂至大渐，遽于戌时仙驭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7她死的时候只有45岁。　　　　
　　　　不可避免地，无精打采的北京城这下子又来了精神，嘁嘁喳喳的闲言碎语到处流传，不外乎是些谋杀呀、阴谋呀之类的陈词滥调。美国公使馆的报告称：“关于宫廷密谋的含糊暧昧的流言在城里四处流传，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还仅仅只是谣言，不值得在此复述。”由于两位太后中地位较高的慈安现在死了，而慈禧又长期卧病，对于宫廷政变来说，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尽管流言四起，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到了1910年，传记作者濮兰德和巴克斯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谣言，他们简单地写道：“慈安生了一场突如其来而又神秘莫测的疾病。”又说：“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并坦言直陈……正是慈禧造成了她的同僚的死亡。”　　　　
　　　　并没有任何记录支持这种观点。在1914年，也就是大清王朝垮台的4年之后，同样是这两位作者，发现了“慈禧决意要除掉（慈安）”的“证据”。据他们所说，这一肮脏的勾当是通过下过毒的糕饼来完成的。慈禧之所以这么干（这是他们说的），是因为慈安发现了慈禧和一个男演员在床上。这种说法实在荒唐可笑，不仅仅是因为它气味难闻，更主要的是，慈禧当时还是个病人。直到两年多之后，她才开始慢慢恢复。　　　　
　　　　尽管如此，时隔6年之后，在《清代名人传略》中，作者恒慕义在“慈安”条下注云：“谣传她是被慈禧毒死的。”他忘了指出：这些不同寻常的谣言是到慈安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流传的。徐中约则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告诉我们：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这都是跟着巴克斯鹦鹉学舌。事实是：她死于病毒型流感。　　　　
　　　　慈安之死让慈禧成了孤家寡人，独一无二的皇太后。皇帝家族及其千秋大业第一次成了她独自承担的职责。她现在成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女主人。这使得她忙于弥缝朝廷上水火不容的亲王们和小团体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争取拉拢这位独一无二的皇太后就成了宫廷政治的生死攸关之所在。主要的决定仍然是由朝廷大臣们做出的，然后再报呈她正式批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批准就具有了其自身的意义。这使她成了一个特殊人物。　　　　
　　　　这时候她45岁，光绪9岁。人们连篇累牍地暗示：这段时期，在慈禧和他的侄子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在罗伯特·赫德和田贝那里，显然并非如此。田贝写道（没有确认他的材料来源）：人们都知道，光绪把自己都“奉献给了她，”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罗伯特·赫德在1886年的一封信里这样评论：“皇上昨天去了天坛，今天早上回宫。据说他是个聪明、英俊的年轻人，这一次的行动使得他离自己当家作主的那一天更近了。太后对此所提供的支持多么令人惊叹，而且她所做的一切（两次临朝听政）又是多么出色啊。”　　　　
　　　　光绪成年之前，在外界看来，慈禧就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究其实，正是恭亲王一直将这一政治联盟绑在一起，并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维持它的运转。　　　　
　　　　到1884年，恭亲王已经有效地统治中国23年。只有3位满清皇帝的统治时间比这要长（在登基的头10年，嘉庆皇帝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而且，没有哪位摄政王或者议政王享受过如此长的控制时期。　　　　
　　　　在慈禧的身体康复仅仅一年之后（那会儿光绪还躺在他的黄绸茧壳里喘着粗气），满清朝廷就陷入了一场新的权力争夺，这使得恭亲王稳稳当当的统治突然终止了。无论是1861年的热河政变，还是1875年的继位危机，其实都是恭亲王的实用主义政治联盟和满清头号保守主义铁帽子集团之间的一场拔河比赛。到了1884年，新一代性情火爆的铁帽子们在那些同样仇视外国人的汉人官僚的支持之下，纷纷攀上了权势位置。光绪和慈禧则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　　　　
　　　　有几个为首的反动分子在整肃八大臣的时候漏了网，他们是：五王爷惇亲王，七王爷（亦即光绪的父亲）醇亲王，阿鲁特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因为醇亲王在朝廷上的地位随着他儿子的成长发育而不断提升，他的追随者的队伍也就成倍增加，对顽固派的壮大起到了杠杆作用。　　　　
　　　　嗅到了胜利的气味，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蚕食恭亲王的权利，单等恰当的时机，再一举将他轰下台。他们担心自己走得太快了。他们虽然妒嫉恭亲王，但并不怕他。让他们憎恶并害怕的，是恭亲王的支持者李鸿章。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3节　礼教的人质（3）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李鸿章对于到底让谁坐到那把龙椅上当皇帝并不是很在乎，对于恭亲王能否保住首席大臣的位置，他倒是更感兴趣，这个位置能保护李鸿章许多赚钱的大买卖。作为对李鸿章多年来大力支持的回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亲王给了总督大人种种独一无二的特权。到了1878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大清帝国最好的职位）6年之后，法律上的任职期限已过，按规定该轮职到另外的地方去。幸亏有恭亲王的出面干涉，李鸿章得以继续呆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直到1895年——连续23年，这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对于铁帽子们来说，他始终是个危险的对手，在1879年挡住了他们攫取权力步伐的也是这个李鸿章。然而，纵使狡猾如李鸿章者，也难免马失前蹄，由于贪婪而意外地将自己易受攻击的薄弱部位暴露在对手的火力范围之内。　　　　
　　　　刚刚走马上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在最高当局的支持下组建了一支“新”军。以他的私人淮军为核心，重组了北方的军事力量，将他们联合到了“北洋军”的名号之下。打着“军事现代化”的堂皇招牌整合这些武装力量，李鸿章从此取得了对一支强大军队的控制权，并且使战地指挥官们直接听命于自己，而不是朝廷。作为总督，他还可以从省库里拨给他们军饷，而用不着掏自家的腰包。　　　　
　　　　直隶省是北京的屏障，保护着京城免遭外敌入侵。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它的首府天津，是来自南方的漕粮卸货登岸的港口。在外交意义上，可算是第二个北京：多数国家在天津设立了领事馆，李鸿章在此也保留着一幢官邸。他在很多城市都拥有官邸，一开始成为封疆大吏，他就甩开膀子，能捞则捞。他永不餍足，在全国各地到处搜刮，敲竹杠，收黑钱，无所不用其极。他在北京的官邸就是通过秘密交易获得的，这样的交易满汉大臣都没有参与。作为中国最阔的人，李鸿章还通过各种途径向满清的王公贵族派发赞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很缺钱，靠皇家津贴艰难度日。他一直借钱给那些挥霍无度的满洲贵族，然后等到他们一贫如洗的时候就开始收债。这之后，与其说李鸿章谨慎精明而富有创造力，还不如说他残忍刻毒而令人讨厌，人们对他的畏惧要超过对他的鄙视。　　　　
　　　　李鸿章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华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无论何时，只要中国人或外国人投资，李鸿章就会参股合伙，他手头攥有一大把投机股票，有时候他还会弄个董事会主席干干，或者安插个把代理人。用这种办法，他保持了对各地企业的控制，这里面有苏州、上海和南京的军工业，上海和山东的采矿业，直隶的煤炭和钢铁业。他负责了一条3英里长的铁路的修建，那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于1878年修建于开平煤矿；还负责了直隶电报线路的架设；以及上海纱厂的建设；促进并创建了天津水师和鱼雷学堂。　　　　
　　　　他最成功的投机事业之一，就是创立于1872年的“中国商用轮船运输公司”。在此之前，漕粮都是通过平底帆船运到北方的，这些平底船过去是由海盗托拉斯所控制，现在则由中央政府资助。从这时起，外国轮船开始得以使用，并且首次特许华商运营。李鸿章提议由上海商人出资，白手起家组建一支船队，再由中央政府特许他们承运漕粮。作为这宗交易的一部分，就是这家公司要由李鸿章亲自选择的人来管理。这样一来，他就垄断了全部漕运。他同时也就控制了船队，并且，他所做的这一切，用的都是别人的钱。　　　　
　　　　作为北洋大臣，他有责任对漕粮从南到北沿途的安全给予关切。他把自己的军队作为“漕军”驻扎到从长江下游的稻田到上海沿线。地方官员不得不拿出高达地方税收的三分之一，来供应李鸿章的漕军。通过这些手段，李鸿章试图从头至尾控制每一件事情：他能迫使商人们发起一项投机事业，然后通过敲诈勒索来维持它的运营，控制它大把的股票，通过自己任用的傀儡来管理它，动用自己的军队为它保驾护航，然后强迫别人掏腰包为那些士兵关饷。像这样的人，贤明的孙子没准又要发表高论：“人君之宝也。”8　　　　
　　　　李鸿章的士兵同时还负责到北京的盐运，这使得他可以插手食盐专卖，这也是中国税收的一个主要来源。总而言之，李鸿章关涉到如此多的生活基本必需品，以至于到了1875年，满清王朝的生存竟完全要依靠他。打从李鸿章秘密地掩护他的买卖并到处培植喽罗以后，要想把他拉下马或者干掉他同时又不危及到国家自身，这几乎不可能。扭结的无花果枝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　　　　
　　　　李鸿章操纵交易，协商谈判，派遣军队，在必要的时候也对帝国的心脏地带进行管理，维护治安，秘密侦察，挑拨煽动，并且对外国利益给予安抚或拒绝。对这一切，铁帽子们当然不会高兴。他们不信任他和外国政府的交往，他们知道他早就被商业合同和洋人的贿赂给喂肥了，他们愤恨自己要仰其鼻息，他们安慰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在他筹划政变并让自己登上大位之前的权宜之举。十分了解李鸿章的罗伯特·赫德，则经常向自己的日记吐露他的担心：李鸿章随时能给大清王朝致命的一击。　　　　
　　　　1884年的危机，被当作搞垮恭亲王的一个借口。当时，法国占领了古代中国的附属国安南的北圻湾9和印度支那的柯钦10，并开始探查红河和湄公河，沿着中国的南部边界挑衅中国的霸权。在巴黎发出战争叫嚣的同时，装备精良的法国海军舰队也在南中国海逡巡。恭亲王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的生动画面，于是在李鸿章的帮助下，力图安抚法国人，并打算议和。这种息事宁人的努力，只不过更加激怒了富有有爱国热情的铁帽子们。　　　　
　　　　为了扳倒恭亲王和李鸿章，铁帽子们需要强有力的汉人的支持。加入到他们这个阴谋集团里来的是所谓“清流派”，那是一个由两广总督张之洞领导的汉人压力集团。所谓两广，即广东和广西，正好和北圻湾交界。清流派和铁帽子们都反对和西方列强打交道，鼓吹立即和法国开战。张之洞是个机智敏捷的机会主义者，他和另外那些人沆瀣一气，极力巴结和吹捧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怂恿他在儿子的政府里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围着醇亲王团团转，并通过他得以接近年轻的皇帝和慈禧太后。　　　　
　　　　恭亲王作为政治联盟的领袖，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就是妥协和让步。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抨击他是一个优柔寡断者，一个办事拖沓者，一个和事佬。他被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派系弄得焦头烂额。恭亲王相信中国驻法公使的报告和罗伯特·赫德对形势的评估，觉得可以通过折中妥协来阻止法国人。他委派李鸿章来处理此事。正当李鸿章试图通过协商让印度支那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的时候，清流派就攻击恭亲王和李鸿章是“卖国贼”。这成了铁帽子们的战斗口号。皇上则被此呼彼应的奏折条陈所淹没，这些奏章都是谴责这两个人的。　　　　
　　　　面对朝廷上不断升级的纷争，慈禧和光绪不得不做出让步，让恭亲王下台。解职诏书澄清了对恭亲王卖国的指控，只是指斥他傲慢专横、任人唯亲和效率低下。这些其实是他们所有人的通病。　　　　
　　　　对于这一系列事件，巴克斯的版本则略有不同。根据他的说法，恭亲王之所以被解职，是因为慈禧“相信亲王阴谋借助年轻的皇帝来反对她。”巴克斯狡猾地补充道：她还相信恭亲王“对最近一篇条陈负有责任，在条陈中，几个御史公然严厉地指斥她道德堕落、生活奢靡。”（其实是巴克斯杜撰了这个阴谋和批评性的条陈。）　　　　
　　　　1884年，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李鸿章总督在最后的紧急关头来了个乾坤大挪移，撤回了对恭亲王的支持，转而支持醇亲王和铁帽子们——他以令人惊诧的上乘武功眨眼间站到了死对头们的一边。他们慌里慌张地摸索着寻找自己的短剑，结果是虚惊一场，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将李鸿章收归帐下。恭亲王首席大臣的位置被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占了去。外交事务则交给了48岁的庆亲王奕劻，一个无所顾忌的家伙。（庆亲王的家族有着很长的贪婪和弄权的历史。此人在私下交易、贪污受贿以及迎合脾气火爆的反动分子等等方面很是有名。）　　　　
　　　　自从恭亲王解甲归田，一心回家侍弄他的狐仙花园之后，铁帽子和他们的盟友清流党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李鸿章的身上。然而，还没等他们组织起新一轮的攻击，和法国之间的争端就演变成了战争。从前，铁帽子们还可以把失败推到恭亲王和李鸿章的头上。现如今，他们发现自己必须为赢得战争而独立承担责任。还在他们对自己的战斗命令字斟句酌的时候，法国人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令人气恼的是，清流党不得不找李鸿章总督帮忙，请这位顶级外交谈判代表来为他们火中取栗。　　　　
　　　　让每个人都深感吃惊的是，在醇亲王作为朝廷首席大臣的地位得以确立之后，他反而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了。国家管理的现实，使得政治极端主义仅仅对那些置身局外者才有相当的吸引力。一旦置身局内，问题看来就大不相同。七王爷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异母哥哥这20多年来亦并无不同。　　　　
　　　　醇亲王还发现：他既不愿、也无法抑制李鸿章的权力欲。对于跟外国政府及外国银行打交道，亲王殊无兴致；对于李鸿章是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管理者的细枝末节，他也没有耐心去了解。于是乎，在恭亲王倒台的数月之内，李鸿章竟变戏法似的重又成为中国幕后的实际统治者——国库司库、内务部长、外交大臣、情报首脑、运输部长、通信部长和贸易主管。这些差事当中，有一些他是公开履行的，因为是皇上让他干的，多数则是秘密操纵的，由他的私人幕僚（人数多达数百）出面执行。作为一笔保险费，他源源不断地给醇亲王和太后送礼，他们要抵制送上门来的礼物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李鸿章怀有的特殊目的。虽说如此，但李鸿章想拉拢光绪皇帝的努力，却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在他成功地一生中确实不多见。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4节　礼教的人质（4）

　　　　1887年，光绪已经15岁了，按照惯例应该已经结婚，而且数月之后就要准备让他亲政。但这两件事均被推迟了两年。通常的说法，是因为慈禧不愿意放弃权力，然而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光绪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醇亲王也病倒了。做出推迟移交权力的决定的，是醇亲王，而不是慈禧；然后，又是他领头努力劝说慈禧再多训政几年。这样的延期给了她额外的时间，来为光绪皇帝挑选皇后和嫔妃。她选择了她的侄女，虽然相貌平平但却通情达理，是慈禧的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她将被称作“隆裕皇后”12。当选皇后比光绪大3岁，突出的大龅牙，胸部平平就像一只北美长耳大野兔，而瘦则是它的两倍。因为光绪是慈禧的侄子，所以这是第一桩表兄妹之间的婚姻，这在欧洲贵族之间倒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却潜藏着遗传方面的危险。不过由于光绪身体方面的问题，这似乎不怎么要紧。　　　　
　　　　许多作者都指责慈禧，说她选自己的侄子做皇帝、侄女做皇后。但话说回来，她已经拥有了所有的权利，像任何君主一样，她只不过是希望，在自己渐近暮年的时候让家人围在身边做个伴儿。那些在宫里成天看着他们的人都说：她似乎真心地喜欢光绪和隆裕。　　　　
　　　　她从他他拉氏中挑选了一对姐妹，作为光绪的嫔妃。这两个女孩子深得光绪师傅翁同龢的喜爱，他的建议在慈禧那里很有份量。一个后来被称作“珍妃”13，很有野心，天性活泼，容貌漂亮；另一个是她的姐姐“瑾妃”14，又圆又胖，一副平静的但几乎了无生气的表情。一个是因为自己的聪明、活泼和身体魅力而当选，另一个则是因为她的平易近人。如果可能的话，光绪应该跟她们中的某一个履行自己作为丈夫的义务。　　　　
　　　　烦恼很快就显露出来了，这样的安排，无论是当选皇后还是年轻的皇帝，都不幸福。隆裕显然是个性格刚强的女孩，据说她从一开始就倔强地反对整个计划，只是迫于家庭的压力才就范。据传，光绪甚至不愿意看他的新娘一眼，他们的婚姻太不完美了。然而，1889年2月26日，婚礼还是如期举行了。　　　　
　　　　婚礼举行一周之后，光绪亲政，这一年他17岁。同一天（1889年3月4　日），慈禧太后光荣退休。54岁的皇太后表面上装得很豁达，表示自己终于可以远离宫廷斗争和政治活动，回到颐和园去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了。作为引退的标志，她向许多人颁发了赏赐。罗伯特·赫德则特别有理由庆贺：“皇上大婚；太后也终于结束了连续两次、几近30年的垂帘听政，从此退隐林下。她颁发了半打以上的诏书，感谢所有在她听政期间勤勉效力的人——活着的和死去的，有一篇谕旨……对我和我的工作给予了赞赏，诰封三代一品封典。从外国人的立场上讲，没有比这更古怪的了；但在中国人看来，则没有比这更荣耀的了。”　三代一品封典，意味着这一荣恩具有追溯力，是授赠给他祖先的。将这样的荣耀授予一个外国人，在历史上仅此一次。　　　　
　　　　慈禧常常不顾大臣们的反对，用这样的赏赐来证明她能够并且愿意打破惯例。她的一些朝臣对此颇为不快，一个洋鬼子如今竟能高踞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甚至还有他们的列祖列宗）之上。自从150年前康熙皇帝赏给耶稣会士顶戴花翎以来，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还没有对哪个“蛮夷”做出过这样支持鼓励的姿态。慈禧对罗伯特·赫德的赞赏以及对他的工作的认可，是中国政府朝着必要的改革方向所迈出的一个主要步骤。赫德声称，这种革命性的变革首先需要的是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可笑的是，由于保守呆板的礼节约束，慈禧根本无法会见赫德并与他面对面谈话，直到13年后，她才打破了这个规矩，安排了一次私人朝见。在此之前，这种姿态是她公开表示认可的唯一方式，　　　　
　　　　理论上，光绪皇帝如今是大清帝国的独裁统治者；但事实上，他只不过是这种体制下的一个傀儡。在他的统治时期，自始至终他就没管过什么事，除了1898年的那几个月。在他的统治初期，他的决定都是在他的师傅翁同龢和恭亲王的指导下作出的，再后来就是他的父亲醇亲王。1891年醇亲王去世之后，庆亲王（李鸿章的鹰爪）开始辅佐皇帝。光绪一直是被操纵的对象；他也从未主张过要采用康熙和雍正那样的方式，来残酷地清除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可否认，光绪还只是个孩子。很多人都知道，每当他觉得长时间的公务劳累之时，他就会溜下御座，偷偷摸摸地躲到纱帘的后面抽口烟。　　　　
　　　　1890年辽阔的华北平原遭遇严重干旱，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像一场滑稽剧，生动说明了满清政府的衰落气象。关于光绪皇帝在这一滑稽剧中所扮演的角色，罗伯特·赫德写道：“皇上和朝廷……苦苦地祈雨，不但要下雨，而且要‘及时雨’！现在，他们又祈祷天晴，不过努力的程度好像不够！城市已是汪洋……街道皆成河渠——所有的庭院都成了游泳池，所有的房子都成了淋浴间。”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5节　礼教的人质（5）

　　　　光绪皇帝19岁那年第一次接见了外国公使，时间是1891年3月5　日，对于公使们来说，这是自1873年他们和同治皇帝潦草马虎的会见以来，首次受到一位皇帝的召见。对光绪进行过细致观察的田贝说：“他外表上是个体质很差的年轻人。又瘦又小，给人以体力不支的印象。看上去面色苍白但很聪明。他的眼睛又大又黑，脸庞光洁无须。”　　　　
　　　　公使们都注意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