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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帘的背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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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
公使们都注意到他说话有些口吃，但另一个古怪的特点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像田贝所说的，“他说话有些结结巴巴，并且……他说得很慢、很吃力。虽然他性格沉静，但据说他很倔强。”可是（田贝继续写道），每个人都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铁路，电灯，自然科学，全新的海军，改良的陆军，通用银行系统，造币厂，所有目前尚在萌芽状态的事物，很快都能开花结果……年轻皇帝的统治时期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时代。”
田贝还真说对了，这的确是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但不是因为铁路和电灯。
三年之后，当他22岁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大清帝国自1860年以来最糟糕的军事溃败：爆发于1894年的中日战争。这是就光绪的宿命。对于慈禧来说，这场战争却意味着又一场呼唤她出场的宫廷突发事件。对于大清王朝，她作为一个主宰者的重要性，这些年有了稳步的提升，因为那些操持朝政国事的人，要么死掉了，要么被政敌赶下了台。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她幸存了下来。这就是慈禧的宿命。如今，在她60岁生日的前夕，是中日战争的危机（而不是她“贪得无厌”的个人野心），再一次把她推到了舞台的中央。
【译注】
1宣统皇帝溥仪是醇亲王奕譞的孙子，光绪皇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
2以上引文均出自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一章第5节《亲王之家》。
3田贝，即查尔斯·登比（Charles Denby 1830…1904），美国外交官，1885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
4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3节《母子之间》。
5光绪四年五月十一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四册第1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6翁同龢的父亲，即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遂庵，别号千日醉道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任工部、刑部、兵部、吏部尚书。咸丰八年授体仁阁大学士。
7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七册第4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8《孙子·用间第十三》。
9北圻湾（Tonkin），又称东京湾，东南亚一历史地区，为南中国海的一支。该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1887年到1946年，这里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10柯钦，印度西南的一个区域，在阿拉伯海的马拉巴尔海岸。1503年沦为葡萄牙殖民地，1663年由荷兰人取代，1795年被英国占领。
11奕劻（1836…1918），清宗室，爱新觉罗氏。光绪十年（1884）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1894年封庆亲王。1900年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旋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后又任军机大臣，兼管陆军部。1911年改任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后，主张起用袁世凯。清帝退位后避居天津，病死。
12隆裕皇后（1868…1913），满州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名静芬，慈禧太后的侄女，都统桂祥之女。光绪十五年，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被立为皇后。1908年，光绪帝去世，宣统继位，被尊为皇太后，上徽号“隆裕”。1913年在北京病逝，谥“孝定隆裕景皇后”。
13珍妃（1875…1900），满洲镶红旗人，他他拉氏，礼部左侍郎长叙之女。光绪十四年（1888） 和姐姐瑾妃一起应选入宫，初封为珍嫔。二十年，晋封珍妃。 光绪廿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行前，命太监将幽禁于北三所寿药房中的珍妃唤出，推入位于慈宁宫后贞顺门的井中淹死，时年25岁。
14瑾妃（1873…1924），满洲镶红旗人，他他拉氏，礼部侍郎长叙之女，珍妃的姐姐。光绪十四年（1888）以秀女入选为瑾嫔，二十年，晋封瑾妃。宣统即位后，尊为兼祧皇考瑾贵妃。1924年去世，谥“端康皇贵妃”。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6节 新的铁帽子王（1）
日本企图削弱中国在朝鲜的领主地位已经有很多年。如果日本人获得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他们就能威胁北京，并进而对大清王朝的存续构成严重的威胁。如今，这个泱泱王朝，其生存竟然依赖于一个变化无常、软弱无力的年轻皇帝和一个年事渐高、对真实世界又所知甚少的老太后。于是，大清帝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李鸿章总督如何应对日本人的挑衅。
朝鲜因为其统治家族的长期内讧而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在这个国家，中、日、俄三国的代理人逮着机会就要管它的闲事。20年之前的1873年，刚愎自用的朝鲜摄政者李昰应1（软弱无能的高宗李熙2的父亲）被迫下台，大权落入闵妃3和野心勃勃的闵氏家族之手。东京迫使朝鲜开放和日本人的贸易。这使得北京不免有些惊慌失措，他们认识到：日本人所获得的正是中国人所失去的。
1882年，一群乌合之众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企图废黜闵妃并恢复过去的摄政王，他们攻打汉城的皇宫，国王和王后差点送了命，几位朝廷大臣被剁成了肉酱。这种混乱的结果给中国出兵干涉提供了借口，李鸿章总督派遣他最有前途、最阴险狡诈的得意门生袁世凯带领一支4；000人的军队驻扎到了朝鲜半岛。在接下来的12年里，袁世凯（我们第一次认识此人是在罗伯特·赫德的草地晚会上）成了李鸿章在朝鲜的首席代理人。他是个诡计多端、狂妄自大而又野心勃勃的家伙，对于女人、食物、金钱和权利，有着永不餍足的胃口。
袁世凯到朝鲜后，中日两国便轮流坐庄，支持互相对立的汉城政治集团。1884年，朝鲜的激进分子发动了一次政变。策划政变的这些人受到了东京方面的资助，并得到了一支由日本密探和前武士们所组成的精锐力量的支持，这些家伙全都假扮成朝鲜人。虽然此次政变很快就被袁世凯和他的中国军队所镇压，但有一个叫金玉均4的政变首领，却逃到了日本，在那儿，他成了一只令中国人头痛不已的牛虻。
为了避免韩国的局势演变为全面的军事对抗，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又称《朝鲜撤兵条约》），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一条约就像一只软木塞子，好歹把朝鲜这只瓶子给塞住了，但在桌子底下，中日两国却一直在继续他们在朝鲜的阴谋活动。这一时期，中国再三试图从日本引渡朝鲜的麻烦制造者金玉均，日本人拒绝合作。袁世凯便派刺客去暗杀他，而金玉均一直受到日本玄洋社5的成员组织“天佑侠团”的保护，这是一个由军事指挥官和黑社会歹徒所组成的极端民族主义秘密组织。虽然如此，金玉均最终还是被中国驻日公使所说服。公使说，如果他秘密地去上海（那儿的外国租界很安全），将会安排一宗交易，让他出任汉城新政府的首脑。1894年3月，他住进了上海外国租界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那儿被人开枪打死了。金玉均的被杀，是身在中国的李鸿章、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以及身在日本的中国公使所共同密谋安排好的。
金玉均被杀后，李鸿章向中国驻日公使表达了他的私人感谢：“他的被杀如今提供了一个及时的解决办法。我收到了袁世凯的一封来信，他说朝鲜朝野欢呼雀跃……他深深感谢你在诱使（金玉均）去中国一事上所帮下的大忙。”
不过，这种“欢呼雀跃”未免太早了点。他们谁也不会想到：金玉均的被杀是导致1894…1895年间损失惨重的中日战争的催化剂。金玉均和天佑侠团的紧密联系，使得这个日本秘密组织可以利用他的被杀作为借口，发动战争叫嚣。日本外交部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尤其是鹰派代表人物山县有朋6，都相信可以用武力占领朝鲜。但他们知道：伊藤博文首相不会合作，除非这一次危机被推到了悬崖边上。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的缺德头子偷偷地建议天佑侠团去“放一把大火”，这样，他们就有“责任”去“灭火”。天佑侠团很高兴能帮这个忙。
在朝鲜放上一把大火，并不是一桩多么难的事情。朝鲜的小农阶级受压迫的程度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到一个被称作“东学道”的宗教组织中去寻求庇护。天佑侠团的密探们煽动东学道武装起义，反抗朝鲜统治者。中日两国纷纷派兵干涉。东学道的农民兄弟被自己开启的事端给吓坏了，慌里慌张丢下他们手中的火把，但火势已经无法控制。袁世凯仅仅派出了1；500名中国士兵增援，而日本军方则故意向伊藤博文首相夸大其词，东京方面对此的回应就是派出了8；000人。日本军队蜂拥进入朝鲜，来扑灭他们自己点燃的大火。一旦强势介入朝鲜半岛，日本人就要求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以改革朝鲜政府，这是一个强迫联合统治的借口。
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袁世凯偷偷地溜出朝鲜，乘船驶往天津。眼下正处在他事业生涯的早期，他还不准备把自己奉献给一桩注定要失败的事业。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舰队司令官接到密探的报告：一艘从英国租来的商船“高升号”载着大批中国军队和军火被派往朝鲜，已经驶出了旅顺口。日本舰队截住了高升号，并要求高升号跟他们走，遭到中国人的拒绝。日本人立即向高升号的舷侧开火，继而发射鱼雷，高升号连同船上的所有人就这样慢慢沉没了。那些没有淹死的人则因为他们坚守在船的残骸上而遭到机关枪的扫射。
在北京，罗伯特·赫德面对这个消息，不由得陷入绝望：“中国保持了一两天的沉默，以观察英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同时也留出时间让英、俄、德三国进行联合的外交努力……以说服或迫使日本熄灭战争的火炬。但这一两天的等待并没有换来任何允诺，中国恐怕只能独自行动。我唯一的担心是灾难将会随之而来。日本佬将会从一开始就一路凯歌，而中国将会在怯懦恐惧中举手投降。”咱们赫德说的多么正确。
赫德当然不知道，日本已经得到了英国不干涉的许诺，俄国也是如此。
自从恭亲王倒台以后，铁帽子们在北京拥有了支配性的地位，占据了皇座周围大多数高级职位。所以，在这些好斗的谋士们的强烈要求之下，慈禧和毫无经验的光绪皇帝不得不投入战争。满朝文武谁都瞧不起日本人，在外交通电和皇帝谕旨上，提到他们的时候，均称之为“倭匪”或者“倭寇”。然而，时代已经变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便开始了工业化改造，为彻底打破东亚的势力平衡而不断武装自己。赫德是少数几个明白中国已经力不从心的旁观者之一。多数西方人认为：长时间地看，中国人完全能够借助人数上的优势战胜日本人。他们不懂得：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
战争开始的时候，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繁文缛节和吹牛拍马的大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和御前特别顾问，以指导皇帝如何进行这场战争。这就好比是让一个舞蹈教师担任陆军上将。翁同龢对打仗一窍不通，他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他所做的，就是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损失惨重的消息纷至沓来，然而北京的表现却是：既做不到寸步不让，又不能收兵罢手。
在这次危机中，慈禧（她对打仗同样一窍不通）也常常被请教。并且，人们期望她能够调停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分歧，这样一来，她就不得不从她退隐的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将仲裁调停的重担交付给她，倒并不是因为她有任何军事方面的才能，而是因为其他人也毫无任何才能。作为名义上的仲裁者，她所扮演的角色已经约定俗成，以至于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光绪皇帝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为了避免皇上或太后单独承受可能的损害，朝廷作出决定，从今以后所有呈递给最高当局的公文都必须同时提交给慈禧和光绪。他们一同在瀛台慈禧的办公室里工作，瀛台是紫禁城边湖中一座美丽的小岛，那间办公室则是许多年前在乾隆皇帝手上修建的一间殿阁。
慈禧只学习过为数不多的常识课程，她试图凭着这些能够镇住她那些争吵不休的大臣们。在中国正式宣战的两周之前，她就告诫大臣们：他们的政策决定一定不要造成人们的误解。他们必须坚定而果断（这是他们做不到的）。1894年，铁帽子们信誓旦旦他们能够打败日本，就像1860年的八大臣确信他们能够打败额尔金爵士一样。当战争进行得极其艰难的时候，他们便利用慈禧对于满洲祖宗的埋骨之地和北京城本身可能会遭受“倭寇”蹂躏的担心。这种担心足以让她鼎力支持他们的骑兵们。她认为自己可以依靠那位最终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控制了陆军和海军的李鸿章总督。她的阅历告诉她，李鸿章可以创造奇迹。
这支由各自心怀鬼胎的沿海诸侯所统领的不同舰队所组成的中国海军，其所创造的可不只是一件奇迹。其中最大的奇迹，要算是福建海军舰队了，其在1884年与法国的印度支那战役中就已经全军覆没。这种尴尬处境使得北京在重建、集结海军并使之现代化方面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李鸿章作为最有势力的沿海封疆大吏，多年来一直为建立一支中央海军而大声疾呼，并且毫不害羞的用自己的名字为其冠名。新成立的海军部被置于醇亲王、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领导之下。从一开始它就是个空架子，因为地方观念依然存在于4个沿海区域的4支海军舰队之中，而海军部，则为庇护地方势力和不法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最佳的机会。李鸿章直接管理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并且和外国公司订立了修建海防工事的合约，其中包括山东半岛位于满洲里和威海卫之间的旅顺口。他从英国和德国购买船只，到1890年，已经拥有大约25艘战船，包括9艘现代化的军舰。他还从外国银行筹借贷款，着手建立水师学堂。但现代化的战舰和军火，在一双混账的手里，也毫无用途。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7节 新的铁帽子王（2）
海军部不过是一只冠冕堂皇的饭桶。作为部长的醇亲王，征用了李鸿章借来创办水师学堂的贷款，用于建造汽艇，以供宫里在西苑三海和颐和园昆明湖游乐之用。以太上之尊，要李鸿章几个小钱花上一花，任何时候都好说。作为交换，只要他不要碍手碍脚就行。海军部的其他军费，则被醇亲王和庆亲王用来给太后送礼，认购一些大而无当的项目让她老人家高兴，为的是赢得她在政治争执中对自己的支持。
醇亲王制定了一个奢侈的计划，要完全修复圆明园的一翼，作为慈禧太后退休后的颐养之所，至于所需的资金，当然要向李鸿章大人伸手啰。李鸿章自有妙法来应付醇亲王的胡搅蛮缠。他没有去向外国银行借款，而是投入了一桩谨慎的资本增值活动（不过伪装成一支秘密的海军防卫基金）。他打着给太后送礼的旗号向各省富有的乡绅和有钱的官僚敲竹杠。后来，据说慈禧将准备用来改造中国海军的银子，全部浪费在了修建昆明湖中的大理石舫上，这一指控在不少通俗作品和学术著作中被武断地反复提及。事实是，大理石舫是100多年前由乾隆皇帝修造的，而不是慈禧。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毁坏之后，醇亲王为了讨好太后，下令对其进行了装饰性的修复。不过慈禧的确是这次修复的受益者，她很喜欢登上石舫，欣赏其中的壁画（这些在1900年再次被八国联军毁坏）。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国之所以大败给日本，完全是因为太后挪用了海军的预算来建造滑稽可笑的石舫的缘故。虽然太后的确也知道：大把大把的银子被醇亲王和其他人浪费在了修复颐和园上，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她就是这一主张的始作俑者。唯一能染指海军经费的人（秘密地或者公开地），是李鸿章和醇、庆两位亲王，因为，他们就是海军部。
李鸿章的主要海军基地位于满洲里南端的旅顺口。一位德国陆军工程师负责基地的防御系统，以及如何将从前的泊靠舢板的避风港改造为现代化的大港口，用挖泥船挖至统一的25英尺深。绝壁高耸，40多门现代化的大炮守卫着它的入口。那儿有造船厂、机械铺、仓库、铁路、电灯和鱼雷库，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港口设施。
越过直隶海湾，就是位于山东半岛顶端的天然良港威海卫，在它的入口的对面，是三座已经设防的小岛。李鸿章同时还在大连的锚地设了防，并且沿着海岸修筑了堡垒。他并不指望完全依赖海军。在1890年代，蒸汽动力的军舰还并不是很普遍。
虽然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受过实战的考验，但人们还是对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寄予厚望。上海的报纸称赞他的“坚不可摧”、“快速敏捷的鱼雷艇”。1891年，他派出6艘最好的战舰到处进行友好访问，其中就包括日本，因此，日本密探得以有机会对它们进行近距离研究，并将危险分子安插到他们的海员当中。
美国公使田贝热情洋溢地说：“如今，毋庸置疑，仅凭这支（北洋）舰队，就足以单独对付目前驻扎在东亚水域之内的任何一支舰队”。
结果正好相反。就像那些穿着虎斑纹制服的中国士兵一样，李鸿章的水师也是指望不上的，他们并没有做好实战的准备。它溃灭的速度快得惊人。1894年9月，开战刚刚一个月，赫德就写道：“李鸿章用以自夸得舰队、防御工事、大炮和士兵，这一切都被证明实在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比如眼下，弹药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南方舰队的每门大炮只有25发炮弹，至于北洋舰队，他们既没有克虏伯炮的炮弹，又没有阿姆斯特朗炮的火药。”甚至更坏，赫德说，“许多大人物都借国难而大发横财。”他这里指的是李鸿章的整个腐败家族，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通过向李鸿章的舰队提供假冒伪劣的军火而牟取暴利。
就在9月17日，日本人在鸭绿江口，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将李鸿章自我吹嘘的北洋水师摧毁过半，而他们自己没有一艘军舰遭受重创，这是自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使用T字战法7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海军胜利。赫德叹道：“海岸如今被彻底打扫干净了，日本人可以从容登陆，长驱直入，直逼北京。”
当这些灾难性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慈禧不禁目瞪口呆。大臣们此前的吹嘘之词，使得她面对这一系列真实事件毫无准备。她取消了11月为她举行万寿庆典的所有计划。按照中国人的计算方法，这是她的60大寿，有着特殊的意义，早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精心筹划了很长的时间。政府为此拨出了1；000万两白银的巨款，并且已经收到了各地达官贵人送给太后的礼金100多万两白银。这些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钱到时候将被花在太后身上，而事实上，其中有许多要用于公共事件，还有许多钱要按照惯例被侵吞。先来后到，长幼尊卑，见者有份。大宗的款项被化整为零，用于支付小费以及清偿大小官僚拖欠的工资，这些人依附在官僚政治阶梯的每一个梯档上。至于慈禧自己，人们预期她会将余下的钱慷慨地赏赐给那些受宠的亲王、朝臣、总督、巡抚、道台、县令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官员以及各省的那些多年来提供特别服务的权贵乡绅。她的60岁生日，换句话说，不过是军机处征敛巨款然后又让它全部消失不见的一个借口。太后取消庆典的主张使得很多贵族、名流和官员都不高兴，他们一直在眼巴巴地期待着这笔丰厚的救济款呢。
鸭绿江溃败之后，光绪皇帝设法通过他的姨妈谴责李鸿章。总督大人被剥夺了所有的荣誉，包括他得到的双眼孔雀翎和黄缎战地元帅马褂，那是他在太平军战役中挣来的。光绪希望一并将李鸿章革职查办，但慈禧制止了他，不让他走得太远。收回他所有的荣誉，让总督大人丢尽老脸，这样的惩罚就足够了。再多就不免鲁莽，所谓过犹不及。李鸿章总算暂时保住了他的乌纱帽，包括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
每个人都担心受到李鸿章的打击报复，于是，所有阶层的官吏都煞费苦心地装作自己和这些惩罚文告毫无干系。这就使得下面事实更加显而易见：处罚诏书不是集体的决定，而是来自最高层的旨意。顶戴花翎和黄袍马褂是许多年前在恭亲王的恳求之下由慈禧颁发给李鸿章的。她是唯一能够收回这些赏赐的人。于是，这篇谕旨清楚地表明：正是太后本人被北洋水师的处事失当和丢人现眼给激怒了。
光绪皇帝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一举除掉李鸿章这个心腹大患。铁帽子们也看出了：这是一个让李鸿章臣服于自己的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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