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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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皇帝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一举除掉李鸿章这个心腹大患。铁帽子们也看出了：这是一个让李鸿章臣服于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们所有人都无法领会慈禧所透彻领悟的那些东西。作为联合政府不露面的合伙人和中国最有钱也最有权的人，李鸿章对于政府的生死存亡实在是太至关重要了。太后似乎是唯一足够聪明的人，知道留一手。她也知道，如果过分惹怒了李鸿章，他或许会反戈一击，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当是时也，罗伯特·赫德酸溜溜地陷入沉思：“如果恭亲王或者李鸿章或者他们联手发动一场政变来把事情摆平，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虽说他天生奸诈而又腐败堕落，但作为一个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目光高远、精力充沛和办事干练的人，太后还是很赏识他。没有人能够阻止这场山县有朋和天佑侠团决意要发动的战争，不管他们所需要的是怎样的诡计或挑衅借口，都无关宏旨。一旦开战，李鸿章无论做了什么，也不能阻止他自许甚高的舰队和要塞的覆灭，因为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种和他的硬件设施相匹配的军力。面对盛气凌人的日本指挥官，李鸿章的军事首领中，不只一位“表现得像个胆小鬼”，要么是不战自溃，要么是被打得落花流水。那些坚守阵地并决心死战的人，到头来却发现：提供给他们的竟是一些打不响的炮弹，那都是李鸿章的亲戚们所供应的。不过，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李鸿章本人会支持这样荒唐的勾当。　　　　
　　　　自始自终，他似乎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将因为这场战争而被追究。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他的家庭预作打算，将自己的部分财产分割给他所喜欢的人，剩下的则兑换成现金。如果自己被指控为叛国并被判有罪，那么被没收的不仅仅是他的性命，还有他的财产。他的后嗣则可能有幸逃命，如果是这样，他至少可以确保这些生还者将会富有。　　　　
　　　　慈禧在处理李鸿章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再一次显示了她名副其实的政治才能。李鸿章受到申斥的12天之后，在慈禧的建议之下，光绪皇帝诏起恭亲王，再一次担当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恭亲王在自家的花园里培育菊花已经有10年之久，同时也一直在培育胸中的不平之气，培育对那些造成他现在境遇的人、那些把他拉下马的人的怨恨。闲居这么多年，他甚至变得有些迟钝了，但他所拥有的经历、天资和才干，都是庆亲王所缺乏的。他的职责是主持兵部、海军部、总理衙门，最后，还有军机处。尽管有许多人不遗余力地要把慈禧描述成鲁莽轻率的铁帽子们的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配角，但是这一回，她复出仅仅数周，就逐渐在恢复温和派联盟实际领袖的地位。　　　　
　　　　即使有恭亲王担当大任，但到了10月底，赫德依然看不到希望：“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糟得不能再糟，群龙无首，缺少强人，过去的恶行导致了今日的无能。”光绪皇帝被迫抓住稻草救命。恭亲王建议他把汉纳根8召来，这位德国陆军工程师在1881年指导了旅顺口防御工事的修筑。皇帝同意聘请汉纳根担任中国陆军总教习，“连同充足的资金和足够的权力，”希望在一位西方将领的领导之下，训练出另一支能扭转颓势的“常胜军”。但就在第二天，那些被自己极端仇外的情绪弄瞎了双眼的铁帽子们义愤填膺，极力说服光绪收回成命，放弃聘请汉纳根的计划。“如果此事能办妥，”赫德写道，“中国就会确保无虞，而日本恐怕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然而，总是这样优柔寡断……某天，一支十万大军（包括2；500名外国军官）被批准成立，第二天就被撤销，然后就是赔款！这真是骇人听闻——软弱无能，没有脊梁骨。”　　　　
　　　　由于铁帽子谋士们的妨碍，他无法依照任何明智的建议行事，绝望中的光绪逼着他的指挥官们上阵搏杀，剥夺他们的头衔和军阶，但允许他们留在战场上指挥战斗，条件是：如果他们吃了败仗就要被砍头。他们别无选择。1894年11月，固若金汤的旅顺口失陷。接着，日本人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位于山东威海卫的设防港口。亚洲的力量平衡被决定性的改变了。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8节　新的铁帽子王（3）

　　　　为了避免投降，水师提督丁汝昌和他的部下全部自杀。他们以这种方式拯救了自己的名誉，同时又保全了他们家人的性命以及他们的财产免遭籍没。据说，在中国有三种方式可以避免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首先是装病，其次是逃隐，最后，就是自杀。罗伯特·赫德曾经描写过和蔼可亲的丁汝昌，说他不过是个摆设：“之前他从未见过大船，选择他担任水师提督主要是因为他的谦逊和机智，而不是要他亲自指挥那些卷唧筒、敲舷梯、拉汽笛的家伙。”　　　　
　　　　随着威海卫的陷落，这场战争基本也就结束了。到了1895年的2月底，日本人已经拥有了整个朝鲜和满洲里的辽东半岛，而中国人则一直在呼吁和平。　　　　
　　　　北京试图通过不同的调停人（包括美国外交官）和日本达成和解。对于事情如何处理，东京方面有着更为现实的想法，他们拒绝磋商，除非是和丢尽老脸的李鸿章总督。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的职责，任命为和谈首领。安排好了这些，日本人同意就条约进行讨论。对于李鸿章来说，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光绪皇帝和铁帽子们打算让他来当他们的替罪羊。　　　　
　　　　“和平的得来，要靠巨大的牺牲，”赫德写道，“那个不得不签字割让的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举国上下都会诅咒他，而政府至少也会让他当众受辱。”　赫德是对的。不过5年之后，在拳乱期间，李鸿章狠狠地报复了一下。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抵达日本港口城市马关，带着135名随行人员。5天之后，正当他离开与伊藤博文首相的一次谈判会议的时候，一位受雇于天佑侠团的“狂热分子”朝李鸿章的脸上开了一枪，子弹擦过他的左颊，只受了一点表皮伤。这一事件让中国捡了个大便宜，因为枪击事件使得国际上的抗议之声得以增强，他们呼吁日本应该适可而止。据报道，日本皇后还亲自为李鸿章包扎伤口。　　　　
　　　　条约中的各款项在4月7日达成一致，包括中国向日本永久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向日本人开放7个中国贸易港口；赔款2亿两白银，允许日本人占据威海卫直至赔款付清；以及承认“朝鲜独立和充分、完全的自治”，这意味着把它转让给日本。　　　　
　　　　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赫德还是对中国所遭受的挫败感到震惊：“恐怕我们是在补一口破烂不堪的铁锅。”私下地，他开始推测：用不了多久，满清政府将会由于自身的无能和不妥协而遭受灭顶之灾。正如他在1895年向一位朋友吐露的那样：“我担心，就大清王朝而言，它已经不可救药了：10年之内，革命就会成功。”事实上，它花了16年。另一方面，他对中国人民又充满信心，确信他们最终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光绪对于此次失败的最后反应，并不是抓住这一机会重塑皇帝的权威，像这样的机会，他的祖先们（努尔哈赤、多尔衮、康熙、雍正）从来不会轻易放过。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宣布自己希望退位。面对突如其来的绝望，光绪坐在他的龙椅上，眼泪汪汪地坦然宣告（就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道光皇帝一样）：“朕何堪再为人主。”　　　　
　　　　这样的时刻，需要的是大胆行动而不是伤心绝望。关于阴谋的流言在到处传播。光绪打算退位去过一种冥思默想的生活的消息，吊起了那些觊觎大位的亲王们的胃口。“在汉人圈子中，不断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赫德说，“即使来一场政变，也不会让我惊讶：老百姓正在慢慢安定下来，一些人支持皇帝，另一些人则支持太后，这阵势看起来就好像某个杰出人士将不得不把另一个逼入绝境。”　　　　
　　　　在光绪这一辈人当中，最厚颜大胆（或许还最有男子气概）的品性，全都集中在惇亲王那几个脾气火爆、鲁莽好斗的儿子们身上。在恭亲王的弟兄们当中，惇亲王是一位产量最高的父亲，到1889年去世为止，他一共生了8个儿子。他们当中，年纪最长3个人被满洲爱国精神弄得头脑发热，痴迷于阴谋诡计。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开始炫耀自己的政治肌肉。到了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已经爬上了铁帽子集团的领导阶层。长子载濂同时也是他父亲爵位的继承人，如今成了新一代的惇亲王，还继承了他父亲的巨额遗产；接下来，就是端郡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人称“澜公”）。都是些浮华纨绔、傲慢自大、野心勃勃、性格急躁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软弱无力、踌躇犹疑、结结巴巴、性征畸形的光绪皇帝，他们毫无同情之心。他们全都是皇帝的堂兄弟，就像年轻的普兰特治尼特9们一样，他们将这视为一张图谋大位的许可证。加上他们的同伙和执拗的铁帽子兄弟庄亲王，他们要倒退到多尔衮和努尔哈赤暴烈的封建时期。他们在童年时代受到了太多的保护和溺爱，完全不知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他们迷信道家法术，听信术士们的胡言乱语，自视为正在创造中的传奇英雄。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以某种方式登上皇位，就必定能扭转颓局，恢复远古中国的荣耀和孤立，只要将所有的洋鬼子和日本“倭寇”杀掉或赶走。这样的许诺吓坏了每一个同现实生活依然保持着接触的人。在被日本打败并使国家蒙羞的灾难时刻，像这样一种矫饰浮夸的雄心壮志，对于铁帽子及其追随者们来说，着实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效果，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谴责光绪皇帝，并对此深自陶醉。他们全然忘记了额尔金爵士（或许从未听说过此人）给他们上的那一课，他们相信：西方列强一旦被赶出中国，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主要是被一种复仇的渴望所激励。许多年前，他们的父亲和皇位失之交臂，结果取而代之的是咸丰。而且，要不是恭亲王和李鸿章从中作梗，在1875年同治皇帝死后的继承危机中阻塞了他们通向皇座的道路，那么，如今坐在那把龙椅上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们兄弟中的某个人（或是他们儿子中的某个人），而不是光绪。他们相信：他们的家族已经屡次三番地被人骗走了长子继承权，这是一个错误，必须予以改正。　　　　
　　　　虽然要论年纪并非最长，但急躁鲁莽、趾高气扬、侮慢无礼的端郡王却是他们天生的首领。如今他已经三十多岁，从技术上讲，要觊觎皇位似乎太老了点，除非这把龙椅在人们的怂恿之下自己落入他之手，但是，如果光绪退位，端郡王倒是有个儿子正站在戏台边上等着出场呢，他的名字叫溥　。有个儿子坐在龙椅上，端郡王就能以摄政王的身份君临天下。溥　虽说不是十分聪明，却正好是光绪的下一代。　　　　
　　　　1890年代初期，端郡王就开始大出风头，在这之前，他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年轻王子，他崭露头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娶了慈禧的侄女做老婆，这个女孩是慈禧的弟弟桂祥的女儿。这桩婚事给了他作为其家庭成员而接近太后的特权，并使他受到她的栽培、成为她的耳目（如果她愿意的话）。端郡王的福晋同时还是光绪皇后的妹妹，所以他能够常在宫里走动。端郡王利用一切机会向慈禧推销他的宝贝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溥　变得又圆又胖，自信得像一只麝鼠，目空一切的样子，一看就很适合做个抱负远大的接班人。　　　　
　　　　像许多思想保守的满洲贵族成员一样，端郡王也极力避免跟洋人接触，而且固执己见。外交官们认为铁帽子们全都是心胸狭窄、眼光短浅之辈，在官方报告里将他们成为“聚集在太后背后的反动分子”。这样说来倒好像她是个领袖似的。其实，虽然端郡王极力巴结太后，并利用家庭纽带以取得优势，但铁帽子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后党”，而且在任何意义上她也不是他们的保护人。作为太后，按照满清的规矩，在国家大事上，她既要和宗室的亲王们商议，也要跟各部大臣们讨论。在上一代皇室兄弟中，也只有恭亲王、惇亲王和醇亲王积极地参与了决策过程。如今，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恭亲王还健在，所以，除了爱新觉罗的下一代，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王子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虽说恭亲王那几个耽于玩乐的儿子对于政治极其厌恶，但惇亲王那一帮脾气暴躁的儿子，对权力的迷恋却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尤其是一根筋的端郡王。他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作为一位亲王和皇上的首位堂兄弟，他成了朝廷会议上一名固定成员。他出没于颐和园，频繁地去找太后，送礼，大献殷勤，逐渐让自己成了她日常咨询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开始，他的殷勤和固执似乎还不是什么坏兆头。　　　　
　　　　端郡王的精力充沛给太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对于一个毕生都被畏畏缩缩的太监和曲意逢迎的官吏所包围的女人来说，也不足为奇。端郡王的争勇好斗，虽说多少有一点令人恐惧，但至少是勇敢而积极的。慈禧一直没有认识到危险，直到他慢慢地控制了她，但为时已晚。后来，当她发现自己竟成了他私人武装的俘虏的时候，她实在有理由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扼腕叹息。　　　　
　　　　虽然端郡王没什么高明的策略，甚至没有一份粗略笼统的计划，但他和他的伙计们还是不动声色地将所有的安全和控制工具悉数收入掌中，包括：最好的旗兵部队，最精锐的汉军分队，秘密警察、国家警察和禁卫军的指挥部，控制税收和财政的关键部门，刑部，都察院，以及各战略省份的总督和巡抚。1893…1894年间，甲午战争的前夕，当武装力量被改编的时候，端郡王被提升为旗军副都统，这一关键职位曾经被肃顺和他在八大臣中的亲信所把持。接下来，端郡王还获得了组建自己私人武装的特权，这支军队被他命名为“虎神营”。由10；000名满族青年组成，年龄在25…35岁之间，他们全都是从最主要的旗兵中挑选出来的。虽然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言，满洲旗兵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勉强能摆个样子就算不错了，但在这支队伍中也还有一些能干的年轻人。为了组建虎神营，端郡王特意从正白、正黄和镶黄三支旗兵中招募了最好的士兵。他们采用西式方法进行训练，并且练习使用现代化的武器，其中包括夏普来复枪和克虏伯火炮。　　　　
　　　　对于外国侨民而言，这个名字所蕴含的意义，以及这支军队最终的目的，并不是马上就能明白的。老虎，是铁帽子们用来指称西方列强的一句暗语。因为中国没有大象，所以老虎就成了足以对龙构成威胁的最大的野生动物。李秉衡10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汉族将领，来自南满洲里，因为异常诚实和对洋人的嫌恶而成为年轻的铁帽子们的偶像。他警告人们：西方列强有双“虎眼”。李秉衡是对外绥靖政策的死敌，长期以来，这一政策被认为与恭亲王及李鸿章大有干系。李秉衡相信：如果领导有方、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是能够打胜仗的。不过这确实是个大而无当的“如果”。中日战争期间，他上书陈言：“列强虎视。其（未来）所采取之行动，必视我对日一战之结局如何而后定……若严敕各将帅督抚，效死一战，则不出半载，日人必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严敕将士效死一战，也决不会改变这支军队“一开火就溜”的古老传统，而李秉衡最终也会发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中国的箭囊之中，全都是些弯弯曲曲的箭。被铁帽子们当作英雄一样崇拜的人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着实令他们深受鼓舞。他们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朝廷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所有错误的事情都能够得以改正。　　　　
　　　　铁帽子们之所以这么容易被人误导，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实战经验主要是来自在中国西部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穆斯林暴民。在那片鞑靼人的蛮荒之地，满清军队在左宗棠将军的指挥下实行焦土政策，所过之处，不留一个喘气的。士兵和指挥官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理，以至于没有人胆敢反抗或者兵变。士兵们只好逃跑，一旦被抓回来将被砍去手足。这些手段不同于那些在华北由将军们所指挥的政府军，他们可不是屠杀机器。政府军从来就不是血腥残暴之徒，因此，他们对于日本士兵所习惯的贴身搏杀的残忍决绝毫无准备。原则上，李秉衡将军或许是对的，但当他将这些原则用于指挥政府军的时候，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9节　新的铁帽子王（4）

　　　　在危机四伏的气氛中，端郡王极力说服慈禧：他的私人军队将会给宫里的安全局面带来重大的改观。1894年以后，除了担当宫门守卫和其他护卫职责的御林军之外，端郡王的虎神营也在皇座周围形成了最内层的保护圈，守护着龙巢。再外面一层，就是由首席大臣庆亲王所统领“神机营”。第三层是荣禄指挥的“武卫军”，这是首都范围内最训练有素的一支军队。荣禄是慈禧毕生的的支持者，作为禁卫军统领，他负责皇座的保卫工作，作为北京宪兵队的头儿（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他还要负责首都的安全。但现如今，他对宫廷安全的专有控制权却因为端郡王的掺和而遭到渗透和削弱。由于对热心过头的端郡王那些心血来潮的怪念头的一味迎合，任由他依仗虎神营而为所欲为，慈禧不经意间让他溜进了荣禄魔法圈。很久以前，端郡王就开始炫耀他的肌肉，利用自己的私人密探暗中监视并胁迫皇室家庭成员，到最后，甚至威胁恐吓太后本人，直到她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质。　　　　
　　　　端郡王的秘密武器，是他和冷酷无情的穆斯林汉人将领董福祥11所结下的联盟，此人指挥着一支由12；000名凶残的穆斯林暴徒所组成军队，全都是从民风粗犷的甘肃招募来的，他们驻扎在北京南部的皇家营地里。董福祥从前是个强盗头子，在1863…1878年间穆斯林为反对满清统治而举行的大起义中建立了他残忍无情的美名。在起义的头6年，董福祥和他的父亲一起，领着他们的人，在和那些被派来收拾他们的满汉军队的对垒中，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胜利。在30岁的时候，董福祥不仅是位精明的军事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商人。1869年，他跟满清政府做成了一单很划算的买卖。被他卖掉的货色是他的人民，他则带着他的整个军队向政府投诚，作为交换，满清政府允许他保留那些他从以前的穆斯林兄弟那儿抢掠来的土地和财产。每当他击溃或俘获一个造反头子的时候，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将人家的宫殿和财宝据为己有。董福祥对他的新工作（扑灭穆斯林的反抗）很卖力，干净彻底，一丝不苟，因此，到了1878年叛乱平息之后，满洲人赏给他一个世袭的爵位。到董福祥终于成了一个阔人和猛人的时候，作为为甘肃的军事豪强，他的势力范围一直在不断延伸，从北京西部的莽莽群山，到中俄边境沿线寒冷酷冽的沙漠高原。与董福祥的联盟使得满清政府对于西部边境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这样一来，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征调那些招权纳贿的将领去开展残忍的镇压活动。董福祥和他那些肮脏的勇士们可以被收买，但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不久就发现：他们全都是敲诈勒索的大师。　　　　
　　　　在穆斯林叛乱期间完成和董福祥结盟这一工作的是惇亲王。当时，恭亲王已经说服了御前会议：为了镇压太平军叛乱，应该允许他提升曾国藩，并让他的湘军发展壮大，当然前提是不能削弱满洲人对中国的控制。惇亲王充分利用了这一次政策的激进变革，据理力争，也被授予了在西部省份执行同样政策的特权，表面上当然是为了用来结束穆斯林叛乱。惇亲王通过他的代理人、汉人将领左宗棠作为中间人，答应了董福祥出卖其穆斯林同伙的提议，作为回报，董福祥可以控制受害人的领土和财产。他们还订立了一份合约，内容是：惇亲王定期从国库里拿出一笔巨额款项，作为对董福祥补偿。对于这位穆斯林军事强人来说，在朝廷上有一位权势人物给他帮腔，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惇亲王，若想在家族纷争中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手边有很方便的火力支援，总是很有用的。1889年惇亲王去世之后，这份合约转让给了他的儿子们。　　　　
　　　　虽然在参谋总长荣禄的全面军事控制之下，董福祥将军还是深怀感激之心，将自己的忠诚唯一地献给端郡王，悉心地关照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并把这当作自己的职责，就好像他们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那些远在中国内地的秘密要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从甘肃到陕西，董福祥的穆斯林骑兵小分队随时可以听候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的调遣，以威胁他们在朝廷上的死对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