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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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3节　告密（4）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对于任何统治者（或男或女，都无不同）的性格都是一种考验。精力充沛的康熙皇帝和他的残忍刻毒的儿子雍正，年轻的时候都很善于应对危机，迫使所有的敌人落荒而逃。而光绪皇帝，他那些既令人赞美又叫人同情的品性，从未因担当统治者的角色而消减分毫。打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承受了身体、疾病和情感上的困难，对于击溃铁帽子们、争取御前会议的支持这样艰巨的任务，他从来就无力胜任，也没能说服他的姨妈，让她安于退隐，把治理国家的事情交给自己。他最大的缺点是语言障碍，这使得他在关键时刻完全口齿不清。他的姨妈只需解释整个御前会议都反对他独立行动并支持自己继续监督政府的日常运作就行了。御前会议是满清中国的最高权威，皇帝也要依靠它的认可和支持。一个皇帝，只有当他觉得自己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能够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可以否决御前会议的决定。这种情况，或许在康熙、雍正甚至乾隆那儿出现过，但对于优柔寡断的光绪来说，则绝无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悲剧，恐怕不能不看作是铁帽子们的无恶不作所造成的，他们充分利用了临时占据的优势地位。　　　　
　　　　对于太后和光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并没有任何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悲伤的时刻。9月21　日的诏书，是由皇帝写的，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当然也包括太后的立场）。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4　　　　
　　　　正像1895年对日战败的时候一样，光绪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幽居于瀛台，那是紫禁城边上一个叫“南海”的湖中的一个小岛。他从朝廷上消失已经有三天了，在他不吱声的这些日子里，外国公使馆都相信了关于他已经被废黜并被杀的谣传。这给康野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康有为断言：慈禧已经把她的侄子监禁、折磨并杀死了，因为他胆大包天，竟敢有改革政府的想法。一个流传甚久的谣言，说皇帝并没有死，只是打那以后就成了瀛台岛上的一个囚徒。原先有三座桥通向那个小岛。然而到了1898年，只有一座人行桥依然立在那儿，这样一来，要看住皇上就更容易了。另一个谣言（是美国公使夫人莎拉·康格听来的），说的是：皇帝曾经试图从小岛上的监狱逃跑。康有为声称，几个维新派在谭嗣同的带领下，曾计划由日本人协助（由一个名叫“大刀王五”的人出面）攀过南苑宫墙去营救皇上，但没能成功15。令人惊讶的是，皇帝被监禁的神话故事得到了20世纪几乎所有中国杰出学者的支持。毫无疑问，皇帝既没有死，也没有被监禁，而且已经回到工作岗位有好些日子了。瀛台中的便殿一直是他和慈禧一起工作时共用的办公室。有案可查的事情是：他的日常公务确实中断过，但仅仅只有三天。很显然是因为惊恐和幻灭，而不是因为拷问和监禁。不过话说回来，他一直以来就是王朝体制的一名囚犯。巴克斯和濮兰德对这三天的静养极尽夸大之能事，声称皇上在此后的余生里就一直是慈禧的囚犯。那些支持巴克斯这个虚构故事的学者毫不顾及压倒性的反面证据。　　　　
　　　　慈禧回了颐和园，显然，对于这次经历，她和她的侄子一样沮丧，留下铁帽子们自由地迫害他们的死对头们。对于铁帽子们来说，到底有哪些人卷进了这场维新派阴谋，他们也是稀里糊涂，这种混乱导致了一连串的逮捕。9月21日，也就是皇帝宣布太后重新训政的同一天，还发布了一篇谕旨，斥责康有为“结党营私”、“惑乱朝议”。和袁世凯的指控（康有为及其同伙密谋杀掉荣禄并筹划军事接管）比起来，这些措辞真是不胜温柔敦厚之至。追捕康有为的命令已经下达，他的弟弟同样也要给逮起来。　　　　
　　　　因为康有为在头一天就已经乘火车去了天津，这会儿正在去上海的路上，因此在他从前惯于出没的那些地方怕是已经找不到他的影子了。他的兄弟倒是在南海会馆给逮着了，当时他正坐在一个马桶上。康有为写道：“是时幼博（即康广仁）如厕，本可避矣。馆长班恨幼博尝责之，带兵往搜，遂及难。”16　　　　
　　　　一封发自荣禄总督的急件9月23日送达北京，说他的探子们获得了一批能证实维新派密谋的详细资料，将在他下次进京时带上这些材料。一方面是这一消息的威力起了作用，一方面迫于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的强大压力，太后下令逮捕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的同伙、新闻记者梁启超也正在搜捕之中。　　　　
　　　　光绪皇帝终于在9月24日的清晨时分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和往常一样，重又开时阅读、批注大臣们的奏章，陪着他的姨妈一起在瀛台的便殿中工作，遇到更敏感的条陈就递给她。正式朝见的时候，他还会照从前的样子，坐到她的旁边，这一习惯持续了他的整个余生。不管有怎样煽动性的谣言在外国使馆中风传，他既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也没有被收回权力。他只是被迫再一次在姨妈的监督下扮演他已经演了多年的角色而已。当然，这既令人遗憾又叫人悲伤，但似乎还算不上凶险。其间，铁帽子们一直在外边追猎异教徒。　　　　
　　　　皇上恢复工作的那一天，也就是9月24日，更多的逮捕随之而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大使张荫桓的被捕，他曾经保举康有为并经常设宴款待他，另有两个涉嫌和康有为串通帮他递条陈给皇上的不那么显要的官员。士兵们逮捕张荫桓的时候，还在他的房子里翻箱倒柜，显然是在找康野狐。皇上的4位维新顾问，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也都被逮住了。当警察来的时候，杨锐还在床上，被枷走的时候还穿着内衣裤。懵然不知的林旭就在一如平日去入值的时候被逮起来了。当捉拿自己的风声传到刘光第那儿的时候，他慷慨自投。谭嗣同则根本就没打算逃走。　　　　
　　　　此时，对这四个维新顾问的指控还仅仅是和康野狐有“联络”。以这些温和的指控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开始于三天之后的9月27日。然而，到了审判开始的时候，迫于铁帽子们的极端压力，指控被上升为煽动。　　　　
　　　　铁帽子们正在兴头上，他们弯起胳臂，鼓起肌肉，享受着权力的刺激。他们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并把这视为不可浪费天赐良机。凭什么让这些激进分子轻松过关呢？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以儆效尤，不是更好么。　　　　
　　　　这次审判是在刑部大堂进行的。仅仅一天之后，9月28日，诉讼程序被终止了。一篇来自宫里的谕旨送到了，下令将这6个囚犯立即处决。这篇谕旨是由光绪签署的。　　　　
　　　　下午4点钟，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他的朋友杨深秀，以及4个维新秘书——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被带到菜市口，斩了首。他们成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六君子”。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观者如堵。幼博先就义，欲有所语，而左右顾盼无一人。五君子以次从容赴义。”康广仁就义时，仅着短衣。据康有为说，一个家仆找了些合适的衣服，把他的头缝在身体上，买了口棺材，将他葬在一座观音庙旁。但所有发表的这些，都是康有为的又一创作。据《北华捷报》说，没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去要康广仁的尸首，它在第二天被刽子手拖走，扔到一个敞口坑里，那儿被当作是乞丐和罪犯的公墓。　　　　
　　　　康广仁曾经跟美国外科医生嘉约翰18学过三年医，在全身心地投入他哥哥的政治组织之前，很郁闷地在浙江做过一年小官吏。据康有为的一个传记作者讲，1896年，康广仁曾在香港的品芳酒楼会晤过革命党人孙逸仙，以撮合康、孙两党联手合作。从满清朝廷的观点看，孙党显然是颠覆分子，任何和他们扯到一起的人，格杀勿论。　　　　
　　　　事后，又发布了一篇谕旨，解释朝廷为什么突然处死这六个人，他们如今被贴上了造反和叛逆的标签：“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19　　　　
　　　　“恐致株累”，暗指政府中那些同情维新运动的温和派，其数字正在不断攀升。他们包括：总理衙门那些世界主义者，许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既有钱又有权的名士阶层的保护人。如果继续审问下去，将有许多开明士大夫可能会被点名，从而暴露在铁帽子们的火力之下。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将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样一来，将导致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鱼死网破，这是慈禧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被端郡王的野心刺激得群情振奋的铁帽子们，一门心思要杀人见血。端郡王直接或间接地向慈禧施加压力，要处死他抓起来的那一小撮维新分子。端郡王显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如果留几个活口，逼着他们把其他人兜出来，他就能让他的死对头们遭受更长期的损害。慈禧和光绪则乐得顺水推舟，表面上是屈服于端郡王的压力，杀掉了六君子，事实上是延缓了一场更大的悲剧。用一条痛苦的止血带，避免了致命的大出血。　　　　
　　　　据宫廷档案记载，“有人警告，如果有任何拖延，某些麻烦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麻烦包括街头暴乱。对北京动乱的担心，倒并不是说市民们为支持维新派而聚众游行，而是牵扯到董福祥将军驻扎在北京南郊的回汉骑兵，他们将会从北京街头呼啸而过，逼迫最高当局下令处死维新派。处决六君子后的第二天，在御猎场，董福祥的人就攻击了正在郊游的英、美大使馆的人员，明明白白地警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这样看来，光绪和慈禧是为了避免这些甘肃骑兵的失控而被迫处死了那几个维新派。他们的狂暴行为，无疑会被描述为公众对姑息激进分子不满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一个礼拜的晚些时候，董福祥的人又在火车站袭击并痛殴了一帮从北京来的外国工程师和几个英国人，外交使团惊恐不安地大吼大叫，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撤出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冒险和这位臭名昭著的不受约束的将军陷入武力对抗，于是便息事宁人地给了董福祥一大笔“犒赏”，他也顺从地将所部撤到了北京以东80英里的保定。到这时，董福祥完成了在百日维新期间为铁帽子们提供火力支援以及若不答应他们处死维新派的要求就威胁暴乱的光荣使命。他终于可以歇歇了。不过也并没有走太远，就站在舞台后面，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端郡王的信号，为下一场演出而重回北京。这一回，是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　　　　
　　　　张荫桓爵士由于有西方公使的干涉而保住了脑袋。窦纳乐爵士和其他公使直接为他求情，伊藤博文也参与了，他这会儿还在北京。不能更改的是：张大使的家产将全部充公，本人则流放新疆。贬谪诏书称他“居心狡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20当他们听说张荫桓将被流放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莫理循，英国公使馆的休·格罗夫纳，还有其他几个人，密谋在流放途中把他劫走，然后带到公使馆。张荫桓知道这个计划后，便让人捎口信给莫理循，说他不希望妨碍朝廷的执法。两年之后，他在流放中被杀，很显然是董福祥在端郡王的授意之下雇人干的。　　　　
　　　　另一个被逮起来的维新派，既没有砍头也没有流放，此人就是72岁的徐致靖21，他只是被囚禁在北京。他曾经以自己的名义帮康有为递呈过一些奏折。随着铁帽子们的整肃活动的继续，另有30个人被逮捕、监禁、革职、软禁、流放，他们的家人也被抓了起来。这30个人当中，有5个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维新运动，而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亲戚或朋友而已。人们一度担心会有200多人被逮捕，主要是维新学会的会员和鼓吹维新的报纸编辑。但是，肃清活动突然停止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4节　告密（5）

　　　　历史学家在回顾百日维新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太后是个致力于邪恶的极权魔王。根据他们的定义，“新”的就是“好”的。濮兰德和巴克斯错误地声称：太后和光绪之间在维新方面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维新的问题，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种冲突，在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的妹妹）死后变得更加尖锐了，她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器。”（的确存在权力斗争，但那是和铁帽子们之间，而不是和太后之间。而且，对光绪来自童年时代的严重缺陷，他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　　　　
　　　　另一些人继续声称：“简言之，在他的（维新）计划尚未展开的时候，皇帝就发现自己正陷身于和整个当权派的战争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后。”（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后的日子，而且事实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后发现：由于康有为对她的政权体制的两大支柱——儒家经典和组织腐败——的攻击，她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威胁。”（这完全是胡说。）约翰·A·哈里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来的中国》中声称：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国最大的权利来源”，并且断定“事实证明，太后不仅仅憎恨维新，而且也憎恨中国。”（这样的声明荒谬可笑。）费正清则告诉我们：百日维新结束的时候，慈禧“处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个激进分子。”（如果说她和此事有关的话，那么关系也不是很大。）　　　　
　　　　光绪在夏天所颁布的许多维新诏令都继续有效，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工业、贸易和发展国立学校体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铁帽子们最担心的——那些试图开放现存政治体制的措施。对维新派的处理（逮捕或处死），并没有清除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谨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谕，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愿和改革政策：　　　　
　　　　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迨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徒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　　　　
　　　　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然内外臣工，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其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刺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指陈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所见，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22　　　　
　　　　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这样评估朝廷上的情形：　　　　
　　　　我认为事情很明显，皇帝面对这样的美景（在自己手里重塑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无法自持，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样的困难。比起他的那些维新顾问，人们更有理由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经验。我以为，他们把他移走，颇像我国（英国）的煽动者移走那些乌合之众；这些人相信：一品脱容量的壶能装下一夸脱水23的日子终于来了。皇帝对未来的想象，很少怀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实践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颇有见地的评估与众不同。多数权威人士断言：慈禧的再度掌权是“残忍的”，并且，他们通常声称：她“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历史学家说她“折磨着可怜的光绪。”“在他的余生里，光绪一直生活在他姨妈的淫威之下。”这是严重的夸张。他一直就顺从她，这种顺从，即是出于自我本性，也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不断恶化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使他日益依赖于他的姨妈。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颐和园，许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宫殿里，她不断为他操心，敦促亲王大臣们找更好的医生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来越糟糕了。经过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谕中，光绪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康野狐和维新运动的真实看法：　　　　
　　　　丁戊（1897、1898两年）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24　　　　
　　　　有两位在百日维新后的几个月里有机会连续贴近观察光绪的女人，她们都注意到：光绪害羞而忧郁。这是他终生的性格特点。光绪后来住在已经部分修复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处紧挨着，他的私人宫殿也和慈禧的一样雅致而豪华。在那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学习，大量阅读，研习英文，学弹钢琴。他对皇后和嫔妃毫无兴趣，却很喜爱孩子。“他在宫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边的女人。”他极不情愿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义务。每日的朝见使他烦不胜烦，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用无休无止的香烟抚慰自己。两位观察者都没有发现他憎恨自己的姨妈的明显迹象。“他们的关系，虽然严格恪守礼仪……但似乎还算友好。在他这边，即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政府由于1898年的政变而受到掣肘的话，他也似乎并不觉得太后对此有什么责任。”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　　　　
　　　　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　　　　
　　　　百日维新的垮台，真正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作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就有希望通过她更容易地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将他的铁帽子死对头们置于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李鸿章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价钱就会陡然上涨（他一直都这样），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支付。简简单单的敲诈，在他手上就上升为一门艺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900年。　　　　
　　　　由于李鸿章对铁帽子们的幕后帮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凯将皇帝出卖给了他们，而杨崇伊御史又帮着把他们的意见巧妙地呈献给了太后，所以，李鸿章很快就恢复了他总督的职位。这一回，他被派到遥远的广州，在那儿，铁帽子们觉得他的威胁会小很多。当然，这回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错了。李鸿章的报复才刚刚开始，他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端郡王集团相信，他们如今几乎完全控制了朝廷，于是，他们就开始为那个光辉的日子做准备了：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些准备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露端倪，但所有这些都被外国公使馆误解了，只有传教士们对此有模模糊糊的领会。端郡王，一个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却毫不关心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些荣誉的家伙，正在通过恐怖手段而成为北京城的最高权威。慈禧不断犯下大错，由于显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许多年来她都没能正确认识他，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年轻一代宗室亲王中最有干劲的一位。现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宫廷安全部队，其举动不太像是保护者，倒更像是监狱看守。


第四部分　逃亡第65节　告密（6）

　　　　【译注】　　　　
　　　　1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幼弟。不应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