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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帘的背后-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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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两边的困惑颇使罗伯特·赫德感到懊恼：“首先，她们在陛下希望她们出现的这一天还没有准备好——约定的这一天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们还没有就翻译的事情达成一致，除了窦纳乐夫人，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翻译——接着，另一个麻烦又出现了，秘书们的妻子和公使们的女儿都声称自己也是外交使团的一员，理应受到接待。”最后，正式茶会的参加者只包括英、俄、德、法、荷、美、日等几个国家公使的夫人。
窦纳乐夫人同样也很失望：
太后非常好奇地想接见我们，但她的军机大臣们却强烈反对这样一种新奇而亲洋的举动，千方百计要阻止我们的会见，要多勉强有多勉强地慢慢做出让步，最后才同意我们各自的丈夫所做出的约定：我们将受到接见，但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表现出尊敬。约定中某些坚决要求我们女士们必须做到的条款，即使是对我们的丈夫来说，也未免太苛刻了。在一次会见中，庆亲王笑着（对窦纳乐爵士）说，洋太太们似乎差不多和中国人一样难对付。谈判持续了大约6个礼拜，但在所有本质问题上我们都立场坚定，决不让步，最后证明：女人的好奇心比男人的阻力更强大。……四名欧洲翻译和两名中国人……陪同我们去宫里。
在这个寒冷的早晨，10点钟的时候，一支由总理衙门派来的骑兵护卫队来到每一家公使馆，陪伴夫人们去英国公使馆，因为窦纳乐夫人的年纪最长。每位夫人乘一辆轿子，有五名轿夫和两名骑在马上的侍从（或称“马夫”）。当她们到达西苑的第一道宫门时，夫人们就必须留下他们的轿子、轿夫、侍从和卫队，她们被带到园内，登上一辆很考究的轨道马车，那是法国赠送给中国的。窦纳乐夫人注意到这辆车“布置得富丽堂皇，悬挂着镜子，但经年的日晒已经对那些丝绸帐幔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座垫也已经陈旧破败。”康格夫人这样描述整个事件：“我们进了这辆车，身着黑衣的太监们连推带拉，把它弄到了另一个停靠点，在那儿，许多官员接待了我们，还备了茶。……休息了一会儿，呷了几口茶，之后，我们被几个高级官员护送到金銮殿。我们在门口脱下了厚重的外衣，被引领到皇帝和太后所在的地方。”
走在队列最前面的窦纳乐夫人发现：太后正在等候她们的那间屋子并不大，“除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几面镜子之外，并没有什么家具。一条样子难看的欧洲老古董地毯铺在石板地面上，数不清的玻璃枝形吊灯和中国灯笼从屋顶上悬挂下来。”更加有趣的是屋子里的人：“里面挤满了衣着俗丽、浓墨重彩的宫女，粉红和明黄是最主要的色彩，她们的脸颊和双唇与她们的裙子争奇斗艳。许多官员也在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都喜欢，对于所有宫女来说，我们是首要感兴趣的对象。这些宫女们此前从未这样近距离地看见过她们的外国姐妹，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就从没见过我们。”
慈禧高坐在一个长而窄的台子后面，台子上摆着水果和鲜花，“正带着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我们进来，”窦纳乐夫人这样记录：
而我们也一样充满兴趣地打量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这位被人们赞誉为有着钢铁意志和不屈性格的女人。虽然年过60，但她看上去依然很年轻，墨玉般的头发，和善的黑眼睛。平静的时候，她的表情很严厉，但当她微笑时，脸上的表情就生动明快起来，所有严肃的痕迹全都消失不见了。她的脸不是那种普通的汉人或满人类型，在世界上另外的地方她可能被误认为是个意大利乡下人。她个子不高，身材纤小……她的手和脚都很小，但形状很好看，从我们的观点看，最大的缺陷是那两个镀金的护指。……在太后端坐其后的桌子的前面，一张小一点的桌子放置在一侧，皇帝坐在那儿。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发现皇帝也参加会见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意外，因为这之前我们被告知，只有太后接见我们。皇帝是个眼神忧郁、外表文弱的年轻人，从脸上很难看出他的性格，在接见我们的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抬起过他的眼睛。
这是皇帝第一次在外国女人面前露面，所以她们几乎是入迷地盯着他看，这弄得他非常不自在。这之前，她们不断从各自的丈夫那儿或是从使馆人员的闲谈中了解到关于他身体状况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光绪平生头一回这样近距离地看到外国女人。在东方人的眼里，使馆的女士们所呈现的实在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除了日本公使的夫人穿着漂亮的绣花和服与宽腰带，别的女士全都穿着在她们各自的国家和时代看来最具品位的服装——亦即“巴黎美艳年代”、“维多利亚时代”、“快乐九十年代”，以及诸如此类——每个人都打扮得像一个蒂凡尼灯罩，束胸扣得紧紧的，帽子就像厨师色拉上插着鸵鸟羽毛。她们看上去活像一大群身着全套盛装的神话歌剧中的女主角，正准备高歌一曲威尔第或普契尼的咏叹调呢。在缺乏热度的皇宫里，她们全都被冻住了。毫无疑问，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漂亮的艾塞尔·窦纳乐夫人，她是一位高个、优雅的女人，40岁刚过，她的金色卷发和娴静端庄，大大柔化了这群人留给人们的糟糕印象（她们的样子仿佛是出席一场国葬）。
莎拉·康格是一位冷峻严肃的基督科学教派信徒，一身黑色的装束，事后回忆她们如何“按照等级（在北京呆的时间的长短）列队站立并行鞠躬礼。我们的翻译首先把每位女士介绍给庆亲王，然后他再依次将我们介绍给陛下。”随后，窦纳乐夫人代表女士们用英语宣读了一份简短的致辞：“我们很高兴陛下迈出这样的第一步，能亲自认识和了解外国女士。我们冒昧地表达这样的希望：希望您高贵的榜样能够被中国女士们所效法，也希望东西方人民能继续将彼此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太后通过庆亲王致了答辞。听着太后的说话，窦纳乐夫人认定：慈禧“声音刺耳，听上去叫人很不舒服，并且用一种比平常的中国女士要高很多的音调说话。”不过，别的女士却认为她的声音语调优美、令人愉快。
我们这边又深鞠了一躬，接下来，每位女士被带到御座前，向皇帝鞠躬、行屈膝礼，皇上向每个人伸出了他的手。我们接着移步走到太后面前，深深地屈膝、鞠躬。她伸出双手，我们趋步向前。太后一边说着简短的问候语，一边紧紧拉住我们的双手，并将一枚沉甸甸的镂金戒指戴到每位女士的手指上，戒指上镶嵌着一颗大珍珠。向太后表示过感谢之后，我们后退着回到先前的位置。我们再一次深鞠躬，然后就退出了大殿。
第四部分 逃亡第70节 逃亡（5）
女士们然后就被带到了宴会厅，庆亲王和5位满洲格格在那儿设宴款待他们。窦纳乐夫人说：“庆亲王虽然也在宴会厅内，但并没有和我们共进午餐，他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抽烟，一直注视这场宴会。”按照中国的礼节，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性别分隔。饭后，女士们继续到另一间屋子里喝茶、抽烟，这期间窦纳乐夫人注意到：“宫里的女士们稍稍放松了些，允许我们赞美并观察她们漂亮的服饰，轮流过来触摸我们的衣饰的材料。”这帮外交官的妻子们再一次见到了太后，康格夫人评论道：“她愉快而幸福，脸上容光焕发，充满善意。看不出有半点残忍的痕迹。”另一些女士则谈到她“迷人的”微笑。重新致意之后，一行人转移到宫廷戏园，观看了一个小时的杂耍表演。演出结束后，她们最后一次参加了太后为她们举行的一场茶礼（类似于一场平安献祭）。“当茶传给我们之后，她移步向前，将每个人的茶杯盖揭开，再端到自己的唇边，轻啜一口，然后举起茶杯，将另一边送达我们的唇边。”看到太后将这样的殊荣给予这一群洋鬼子，可把她的大臣和王爷们给吓坏了。每位客人又一次获赠了一些小礼品。
西方媒体认为整个事件令人厌恶、唐突无礼、荒唐可笑。莫理循的外事编辑瓦伦丁·凯洛尔写信给他的新闻记者：“我对此感受非常强烈，将优雅的欧洲女性气质的典型，暴露给宫廷太监那粗俗的嘲弄和中国官吏那无礼的好奇心，她们理所当然会在太后的面前表演伟大的磕头仪式。不过，事已至此，反对既成事实不过是徒劳无益。”
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报道：“太后对窦纳乐夫人尤为和蔼亲切，曾经在和她谈话的时候还开玩笑地拍拍她的脸颊。”
窦纳乐爵士热情地向英国外交部报告：“太后以她的谦恭有礼、和蔼亲切而给人留下了相当良好的印象。这之前，有些人可能认为她们将会见一位冷酷傲慢、态度专横的人，带着这一观念走进皇宫的那些人发现太后是个和蔼有礼女主人，不禁又惊又喜。她充分显示了女性气质中既机智又温柔的一面。”
后来，当窦纳乐夫人在一家英国杂志上发表一篇对慈禧颇有创见的评价时，她表现出了对太后天性的一种异乎寻常而又非常重要的洞察力：
我要说，太后是个具有相当的性格魅力的女人，确实亲切而和善……这是所有和我在一起的女士们的共同看法。我很幸运有这样好的翻译，他是我国使馆里的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是一位在中国和汉语方面拥有20多年经验的绅士。对这种语言，他在说和写两方面都很不错，拥有伟大的才能和健全的判断力。在拜访太后之前，他对太后的看法，我可以称之为“被普遍接受”的那种。我丈夫请他留心记录整个事情的经过，特别是那些有利于对她的真实性格达成某种评估的事情。回来的时候他报告说，他先前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已经被他的所见所闻彻底给颠覆了，他将太后的性格概括为“和蔼得近乎软弱。”
科伯恩本指望发现一个精于算计、卑劣狡诈的女人，有一颗冷酷的心，有本事对儿子和情人下毒手，吩咐那些假太监用烧红的烙铁烫年轻皇帝的后背——所有这一切，都是最近几周世界各地的报纸一股脑地堆到她的头上的。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悲哀愁苦、变化无常的女人，渴望被人喜爱，一个被终生的忧郁所折磨的女人，因为自己没能力控制每一件事情而日益受到打击。她眼见得自己的名誉正在遭受诋毁，于是试图通过拉拢使馆的夫人们以对此进行还击，没曾想却因为这十足愚蠢的软弱而让科伯恩大吃了一惊。
老奸巨滑的曾国藩（据大家说，此人是个杰出的性格鉴定专家）在他29年之前第一次见到慈禧时，恰好也有这样相同的经历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她的才能“并无特异处”，并观察到她“语皆平常，无关宏旨”。几乎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是个邪恶的武则天。
在这样软弱表面的背后，那位头号新兴汉人军阀及李鸿章某方面的导师，还有那位将成为常驻北京的MI611（假如那时真有MI6的话）的科伯恩，他们所窥透的到底是什么呢？
慈禧在管理朝廷方面的软弱，也许可以追溯到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对她的鄙薄和抛弃。她的丈夫也抛弃了她，而回到丽妃的身边。她的儿子也抛弃了她，而去追求自取灭亡的性生活。她始终在从她的朝臣那儿寻找自信，这使得自己成了那些精于算计的亲王们一个易被利用的符号。作为老百姓的当家人，她完全不是曾国藩或李鸿章的对手。她无法预见麻烦，并绕开它。她消极等待，避免行动，希望事情会自生自灭。她不是现实政治的大师，相反倒是接二连三地遭遇进退维谷的艰难困境。她从来就没法制止亲王们不间断的阴谋。她的一生中只有三次采取了戏剧性的行动，每次都是在巨大危险的威迫下行动的：1864年，1875年和1898年。每次危机都会导致一场政变，所以每一步都是在绝望中铤而走险，而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了不得的谋略。每一次从险境中走出之后，她都会重新回到纱帘的背后，退回去扮演她作为一个调停者和皇额娘的角色。因此可以说，她的放弃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连续不断。
虽然慈禧被那些对她一无所知的人——还有那些应该更了解她的学者——栽上了许多悖谬乖张的特性，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她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就像喝水一样平常。其余的，全都是胡说、诽谤和恶作剧，是由贪婪、种族偏见、性别歧视以及简简单单的日常邪恶所激发起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对她的任何研究，事实上必定是一种对那些妖魔化她的人的研究。喝水，的确不过是一件平常的事，不过，那是在它变得稀缺之前。
【译注】
1白利南，又译璧利南（见《清史稿》），即拜伦·布伦南（Byron Brenan 生卒年未详），英国外交官。1898…1901年间担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旧上海曾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康有为到达上海之前，上海道蔡钧曾致信白利南，要求协助截获康有为。
2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幼勖、杏生等，别署愚斋，号次沂、止叟等。江苏武进人。晚清洋务运动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实业家。历任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兵备道、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办理商务事务大臣、铁路总公司督办、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1901年任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加太子少保衔。盛宣怀热衷于教育和实业，1892年创办北洋大学堂，1895年奏设天津中西学堂，1896年奏设上海南洋公学。还曾担任过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冶萍煤铁公司总理、轮船招商总局董事局会长等职。1916年病逝于上海。著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籍》等书。
3这里应该是弄错了，贝勒载滢乃是恭亲王奕訢之子，这里所说的恭亲王的孙子指的应该是载滢之子溥伟（1880…1937）。
4何东（1862…1956），原名启东； 字晓生。原籍广东宝安，出生于香港。1881 年入香港怡和洋行任副买办，后升正买办，并兼任香港火险、广东水险两公司分行经理，1900年后自营商业。1921 年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1929年接办香港《工商日报》。 后长期在港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历任香港臬署高等陪审员、华商总会董事、华商会会长、经济调查局分任委员会长。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15年受封爵士勋衔。
5梅含理，即弗朗西斯·亨利·梅（Francis Henry May 1860…1921），香港第十五任总督（1912…1918），出生于德国，曾任香港辅政司，1911年被封为爵士。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7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侯爵。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曾两度出任外务大臣，1898年组阁，1907年退出政界，完全致力于早稻田大学的校务工作。1914年再度出任首相，1916年因病退休。著有《东西方文明之调和》等书。
8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宫崎虎藏，又名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接受“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曾到中国考察，旋因经费告罄返日。1897年，再度来华，并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又经人介绍与孙中山成为知交，为兴中会反清革命活动出力甚多。1899年前后往返于康梁与孙中山之间，极力劝说两派联合反清。1900年参与惠州之役，失败后回国。1902年撰写《三十三年落花梦》发表，向社会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1905年为同盟会成立奔走效力，旋成为同盟会最早的外籍会员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多方挪借旅费再来中国，拥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8月，力阻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10月间返日。1913年，孙中山返国反袁时与孙偕行辅佐。二次革命失败后，往来于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力解孙、黄矛盾。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在广州晤见孙中山，次年病逝于日本东京，有《宫崎滔天全集》。
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2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0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II 1868…1918），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被1917年的二月革命所推翻。1918年，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被当时的苏联政府秘密处决。
11MI6，即英国情报机构军情6处。
第四部分 逃亡第71节 毒笔（1）
北京城里对新闻记者梁启超的搜捕，在他成功地逃到日本与康野狐会合之后，也就草草收场了。一篇下令将其逮捕并就地正法的谕旨，将此两人形容为“狼狈为奸”，这匹狼就是康有为。而梁启超，这只因为腿太短而骑在康有为背上的“狈”，当时仍在北京，城门已经关闭，为的是防止他逃跑。他只好跑到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危机期间，日本使馆内唯一一名留在城内的高级外交官（其余的人都去海边或大山中度假了）是署理日本公使，他正忙着招待伊藤博文。在伊藤的吩咐下，梁启超立即就得到了庇护权。
伊藤博文在北京又呆了一个礼拜，直到9月29日才离开，其间曾多次和梁启超会谈，也听说了六君子的被捕、审讯和就戮，这几个人都是他在朝廷上的毫无保留的拥护者。与此同时，北京城里一张针对梁启超的全城搜捕网已经拉开。在伊藤博文的指挥下，梁启超装扮成一个日本人，被一个名叫平山周的天佑侠团密探秘密地带到了天津。靠近大沽锚地的时候，这位密探和日本驻天津的领事官护送这位逃亡者安全地登上了“大岛号”炮舰。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直接发来了密电，命令大岛号起锚，驶向外海，没想到竟被一艘中国水师的军舰截住了。荣禄总督的密探一直在严密监视着日本人，不过严密得还不太够。中国水兵登上了大岛号，要求交出梁启超，日本船长拒绝了。梁启超这会儿正呆在中国水兵看不见的小舱里，奋笔疾书，给家人和朋友写最后的遗言（他相信这是自己最后的文字）。不过，他的幸运之神还在继续庇护他。中国水兵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的船上，大岛号继续它的航程。
在日本，10月22日的《神户记事报》透露：大岛号带来了“一件非常贵重的礼品”。比起康有为来，他多半算得上是“非常贵重”了。这两个人可算是博斯韦尔和约翰逊博士1的中国副本：康有为表演，梁启超记录。直到此时为止，比较起来，梁记者还只是个为康有为出谋划策的无足轻重的角色，一只“狈”（正如那个成语所暗示的），对于昂首阔步来说，自己的腿还太短了。他缺少康有为的攻击性，宁愿通过自己的笔拐弯抹角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的营救把他推到了世界舞台上，并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杀伤力的抹黑宣传员，一位毒笔大师。他的主要靶子就是慈禧。
虽说他的腿很短，但他的天才却很长。作为一位广东农民的儿子，他聪慧异常。9岁时就能写千字短文，囫囵吞枣地咽下了不少唐代诗人李白那些含碱量很高的诗歌。16岁就中了举人。不过他讨厌专横的形式礼仪，抱怨道：“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890年，他赴北京参加会试，铩羽而归。回到广东后，他拜见了康有为，成为康有为的“学堂”里最早的弟子之一，而后又成了“学堂”的一位老师。1892年、1894年和1895年，他三次努力通过科举考试，康有为倒是侥幸通过了，而他却依然名落孙山，最后决定放弃。
由于一次最重要的外事接触，梁启超成了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落入李提摩太的圈子是一次意外的运气，命运从此逆转（原文为拉丁文）。梁启超帮着李提摩太向名士们投怀送抱，并接近翰林院中专搞阴谋诡计的那一派。作为回报，李提摩太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外国人当中为梁启超树立一个聪明的年轻改革家的形象，说他将领导一个崭新的中国。
有了这样的鼓励，梁启超成了许多维新报纸和杂志的撰稿人。凭着他笔头的力量，1897年，梁启超应湖南巡抚（张之洞总督的亲信）之邀，出任新近创立的“长沙时务学堂”首席讲师，那是一座维新派的温床。在那儿，他加入了另外一些在相同想法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维新学会，并成了谭嗣同的朋友，此人将会成为皇上宠信的维新顾问和六君子之一。
恰好在百日维新的前夕，梁启超去了北京，以便帮助康有为推开紫禁城的大门。通过张荫桓爵士出面，梁启超也接受了一次皇帝的召见（在召见康有为之后不久），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得到的奖赏也是一份差事，比光绪先前给康有为的那份可要强多了：他被安排负责新政府的译书局，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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