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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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安排负责新政府的译书局，虽说那些个外国字他一个也不认识。梁启超安静地做着他的后台工作，直到9月惨案突然发生，在伊藤博文的营救下，才免于被刽子手收割。　　　　
　　　　大岛号炮艇驶进了内海的宫岛港，许多日本外务省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把梁启超带到预先安排的东京住处。10月底的时候，康野狐在宫崎滔天的护送下，也从香港赶到这里，和梁启超会合。　　　　
　　　　几个月之前，日本人也为共和运动的领袖孙逸仙博士提供了庇护，那是在他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而且已经在横滨为孙博士安排了舒适的住处。虽然康野狐的狂妄自负和政治见解，都与孙博士水火不容，但天佑侠团还是为他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日本的知识分子、政客和天佑侠团的头头们，都将康梁二人视为他们实施长期战略的很有价值的马前卒，这一战略就是：将西方殖民势力（尤其是俄国）赶出东方，并将整个东亚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内。在这个计划中，天佑侠团是一个危险的合伙人。10年之前，当他们认为大隈重信侯爵带给外国政府太多自由的时候，他的一条腿就丢在了一位自称刺客的人的手里。新近出任外交大臣的大隈重信和天佑侠团又一次展开了合作，这一次的合作，撮合者是康野狐的排满宣传和孙博士的共和密谋。　　　　
　　　　康有为一到日本，就被介绍为：一个权威的消息来源、一位朝廷的密友、中国皇帝的一位亲信。他告诉每一个人：他的死里逃生，完全是因为李提摩太和窦纳乐爵士的迅速行动，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官和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施以援手。这使得他说什么比要他是什么更重要。他自吹自擂，说伦敦《泰晤士报》的通信记者濮兰德已经亲自对他进行过审查，并向全世界证实：他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一位诚实正直的改革家。　　　　
　　　　打那时起，康有为的夸张宣传就在普天之下广为流传，极大地扭曲了他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从而导致西方政府不得不对他认真看待（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没准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几乎每个人都上了他的老当。　　　　
　　　　从1898年到1900年，外国报纸对中国的维新，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鼓掌欢迎，热心赞助。他们不断发表康梁二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创作的那些宣传材料。最主要的材料来源是梁启超的《清议报》，这份杂志由日本人资助，1898年12月23日（也就是他被秘密带出中国的三个月之后），开始在横滨出版。那些文章首先在《清议报》上发表，对北京的人和事给出了一个虚假或扭曲的版本，后来又被梁启超选辑收集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1899年，此书经过修订在上海和横滨再版，成了百日维新的被普遍接受的版本，是维新运动的《圣经》。　　　　
　　　　中国的英文报纸——比如《字林西报》和它的每周增刊《北华捷报》（出版于上海国际租界，所以不受满清政府审查机构的影响）——也采用了《清议报》上发表的虚假陈述。《北华捷报》经常刊载康梁的文章（都是被他们当作权威材料披露的）的译文，从而使这些文章完全合乎英美报纸的口味。《北华捷报》上所表达的那些观点，很少归到康有为或梁启超的名下，但其相似性是如此惊人，显然是从同一只杯子里吸吮来的。《北华捷报》的编辑先生们毫不隐瞒他们对慈禧的厌恶，以及对维新运动的支持，如今，康有为自称是这一运动源头。《北华捷报》在上海出版的那些货色，又被濮兰德转运到了伦敦的《泰晤士报》，接下来又被《纽约时报》所摘拾，这两家报纸在整个英语世界担当着纪录日志的角色。（关于慈禧太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道，可以毫不费力地顺藤摸瓜：从美国的地方报纸到《芝加哥论坛报》，再到《纽约时报》，然后到伦敦的《泰晤士报》，到上海的《北华捷报》，最后，自然就摸到了梁启超在横滨办的《清议报》。）　　　　
　　　　梁启超的排满杂志自然受到了海外华人的欢迎。189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指斥慈禧、荣禄和刚毅是中国灭亡的设计师，梁启超写道：有人“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子，枯树之不能生花，以无其本性也。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接着，梁启超又补充道：“彼其愚迷，至死不悟。”他将一大堆赞颂之词给了光绪皇帝：“天生圣人，以拯诸夏。……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2（此时此刻，梁启超知道得很清楚：光绪既没有被“幽”，也没有被“废”。）　　　　
　　　　不管朝廷对这份杂志怎样努力地围追堵截，它们还是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高级官员，包括维新派曾经的支持者张之洞总督，读过这份杂志也不免义愤填膺。张之洞警告总理衙门，它正在毒害百姓的头脑。据说，军机大臣刚毅拿了一本给慈禧，而她“非常气愤”。无论按什么标准，这都是大逆不道之罪。1899年2月发表了一篇谕旨，悬赏捉拿康梁二人，“不论死活。”这篇谕旨是由光绪签发的。　　　　
　　　　很不幸，对于他们来说，满洲人从骨子里就对国际宣传缺乏理解，也完全不懂得如何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对诸如此类的宣传加以利用，或者进行反击。他们反应迟钝，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这样一些通过报纸、杂志和图书发表的声明对他们所造成的深刻而持久的损害，是能够提出质疑、进行反驳的。在满清统治集团中，李鸿章是个显著的例外，在拳乱期间，他将继续极其有效地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和操纵，不过，李鸿章的牺牲品又还是满洲人。最后，慈禧的全部传说演变成了抹黑宣传，而在促使大清王朝衰落和崩溃方面，说谎成了最主要的武器。如果满洲人认识到了这样的危险，那么事情可能会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奇怪地对此熟视无睹，就像那些守卫秦始皇陵的陶俑大军，以其辉煌而紧凑的编队在地底下埋藏了好几千年。　　　　
　　　　张之洞总督（六君子中有三个人曾经受他的保护）是那些追求朝廷奖赏的人之一。为了让康梁被逐出日本，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派出杀手佯装成学生去东京。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给予回击，指斥张之洞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吏”，是个事先知道铁帽子们的阴谋却赞同这一阴谋的反动分子。《清议报》出版仅仅一年之后，它在横滨的印刷厂神秘地毁于一场大火。　　　　
　　　　一点也不奇怪，日本人很快就对扮演吹牛大王康有为的东道主感到厌倦了。他成为大隈重信的座上宾仅仅5个月之后，大隈外相就说服了他去欧洲或北美旅行以进行筹款。康有为当然也没有两手空空地上路，大隈外相和天佑侠团给了他至少9；000块大洋的零花钱，作为路上的开销，1899年3月，他乘船前往加拿大。他没能访问美国，因为美国移民局需要满清政府的担保，所以就去了英属哥伦比亚。在那儿，他受到加拿大官员的认真对待，而他的荷包，则被海外华商塞得满满的。他接着去了伦敦，在那里，自由派领袖查尔斯·迪尔克爵士3在英国下院就英国因为慈禧“腐败而愚蠢”而应该干涉中国的观点提出辩论。保守派（他们对自己的外交报告心知肚明）反驳说：康有为本身有“误导”之嫌。　　　　
　　　　习惯于靠别人的钞票过优裕生活的康有为，很快就将他的小金库挥霍一空，不得不搬到新加坡，在那儿，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跨文化背景的阔人林文庆为他买单。康有为不得不做点什么，要不然很快就要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林文庆在新加坡的合伙人很乐意支持一次武装起义。凭借着如此激动人心的前景，康有为又从海外华人那里弄到了30万美元的进项，条件是他必须保证新政权的善意。他选择湖北省的汉口作为一个靶子，因为天佑侠团已经在那儿开设了他们的连锁药店的分店，可以用作军事行动的前哨站。从此以后，汉口的许多乡绅和富商都被策反了，于是康有为便设想：有了他们的支持，要发动一次起义大概不是什么难事。


第四部分　逃亡第72节　毒笔（2）

　　　　从一开始这场阴谋就失败了。补给和军事物品必须通过香港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五金公司，从日本偷运进中国，不过货物从未到达过。武汉的先遣队在约定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就提前动了手，密谋败露。这次很不光彩的失败花去了康有为大量的财政资助。他仍然呆在新加坡，不过开始相信那个孙逸仙派了一个刺客跟着自己。他决定带着年轻的女儿和姨太太去大吉岭4度假。那是喜马拉雅山脉一处度假胜地，他租了一幢房子，靠着华侨们为汉口起义捐赠的美元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年。　　　　
　　　　这其间，在日本，那只骑在康有为背上的小“狈”干得还不错。这两个人当中，更狡猾也更小心的梁启超，能够尽量避免使他的日本主人产生不愉快，并继续在他们的帮助下从事他的宣传活动。他煞费苦心地维护与大隈侯爵的良好关系，经常设宴款待他。　　　　
　　　　到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已经发展了一大群铁杆国际读者，这些家伙对关于邪恶的满清太后的那些新材料有着永不餍足的好胃口。在1898年之前，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她的存在，现如今，她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险恶的形象之一。在美国，因为对“黄祸”的旧话重提而使得这些排满宣传更加汹涌澎湃，也因为那些白人政治家、劳工组织、宗教狂热分子和土地掠夺者的煽风点火而更加乌烟瘴气。混合着关于东方帝国一个女性统治者的男性白日梦，从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本能反应。这样一种观念惹弄得美国男人心急火燎：腐败中国被一个有着奇异性需求的卑劣女人所控制着。　　　　
　　　　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了寻找灵感，便一头扎进京城文人学士的历史闲谈中深入挖掘，这些人很喜欢将慈禧和他们熟悉的魔鬼化身武则天相比照。对于康梁不断发布的那些个关于慈禧的黑材料，不熟悉中国秘史传统的西方人自然不晓得：其中有很多从前就已经流传过，不过说的是武则天。这些故事当中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就是：曾经谋害过那么多竞争对手的慈禧，到底是如何给光绪皇帝下毒的呢。这个主题又被康有为在新加坡的东道主林文庆专门针对英国听众进行了重新包装，“满洲人的刀叉伸得很长。”不过好像长得还不够。　　　　
　　　　曾经在1901年有幸和林文庆共进午餐的莫理循说，此人“多少有点自吹自擂。”濮兰德也认识林文庆，并且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庄士敦（后来成了溥仪皇帝的英国师傅）对此人也有过描写，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华人。在1890年代，他是马来亚半岛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父亲是一位新加坡富商，祖籍福建。早年在新加坡声名卓著的莱佛士书院受教育，他是第一位获得女王奖学金的殖民地华人，利用这笔奖学金，他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和莫理循是校友）。在英国呆了5年之后（其中一年在剑桥），1893年回到新加坡，开始行医并进入政界，他的语言天才使得他能熟练使用这个岛国5种主要语言——闽南话、粤语、马来语、英语和泰米尔语。1895年，在他26岁的时候被任命为新加坡立法院议员。第二年，当他娶了自己的一位合作者孙逸仙的女儿之后，林文庆就开始不断发表排满宣传。　　　　
　　　　林文庆用他的本名和“文庆”这个中文名为《新加坡自由报》写了一系列关于百日维新惨剧与慈禧邪恶本性的文章，对康梁的原始材料加以详述引申。后来结集在伦敦出版，题目叫《中国的内部危机》。在书的序言中，林文庆否认它的任何独创性。他感激朋友们，“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很方便地获取准确信息。”然而，他却不得不让这些消息灵通的朋友一直保持匿名状态。为了让他的英国读者身心放松，林文庆向他们保证：他写这些文章，不过是“聊以自娱”而已。　　　　
　　　　他先从康有为的一篇小传开始，称他为“维新运动的涅斯托尔5”。他说：“直到今日中国受到关注，康有为的历史著作标志着他们的知识历史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转入他的主要话题，林文庆告诉英国人：慈禧“活泼炽烈，热情洋溢”。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她将咸丰皇帝的精力完全从他作为君主的职责上转移过来了。“就在他爱抚任性的（叶赫那拉）的同时，太平军正在攻城略地，‘红发鬼子’正在京城的街头阔步行军。”林文庆声称，在同治皇帝死之前，他实际上已经选择了一位继承人，是一位年轻的满洲小王子，但慈禧却选择了光绪来取代他。林文庆宣称，同治的这位“庶子”仍然活着，而且是“北京城里少数几个具有自由、进步思想的王子之一。”　　　　
　　　　接下来谈到慈安之死是不是肮脏游戏的结果这个问题，林文庆说，“中国人的传闻是：她吃了一些自己特别爱吃的（美味佳肴），那是（叶赫那拉的）亲戚为她特意准备的。片刻之后，她就被剧烈的疼痛攫住了，没等到御医赶到，她就断了气。”为什么这些传闻此前从未得到报道呢，林文庆没有解释。　　　　
　　　　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颐和园里的性方面。他说，一个假太监，对慈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就像梅莎莉娜和凯瑟琳大帝一样，她的需要也是车载斗量。“年轻的（叶赫那拉）向一大群太监展示她的魅力。”他接着说，她精心穿着的真实理由，是要讨好她的那些性爱奴隶。“她为自己的魅力感到自豪，不惜代价地要让这些魅力发扬光大。……在她的丈夫死后，她不得不把自己的美丽展示给宫里那些粗俗的眼睛。”　　　　
　　　　为了要搔到维多利亚时代听众的痒处，他透露：和一个去势的太监之间，在平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太冒险的性爱游戏，但慈禧的太监总管李莲英是个冒牌货。李总管“逃过了那种野蛮惯例，最后成了（叶赫那拉）特别宠幸的侍从。”　　　　
　　　　林文庆透露：李莲英从上海定购了一些古怪的巴黎时装，这样，他和慈禧就能穿着这些装束，表演游戏。“一位太后扮演奴仆，而一位侍从却是这个奴仆的情人，这一切多么有趣。”（在所有这些有杀伤力的宣传中，倒是有一点真实的元素：慈禧的确常常作为“票友”而登台演出，这时候，她和她的宫女们穿着戏装粉墨登场，有时候太监们也被迫参加她们的演出。一张摄于1903年的照片显示了这样一次舞台场景，她的太监总管看上去好像很不舒服。）　　　　
　　　　为了不断给自己的话题加温，林文庆又说：“人们注意到：这些太监大多是年轻的男人，体形优美，相貌清秀。……北京城里那些头脑简单的家伙也能认出，西宫太监当中那些年轻人的面孔，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正在准备科举考试的生员。”他接着说，在提供短时期的服务之后，这些年轻人就会突然消失不见，成为“皇城的高墙之内意外死亡”的受害者。　　　　
　　　　林文庆希望留给读者慈禧这样一幅永恒的图像：一个道德败坏、恶意刻毒的统治者：“她……毫不犹豫地重复凯瑟琳·美第奇那些罪恶和阴谋勾当的几乎每一个细枝末节。”　　　　
　　　　林文庆的攻击也是一种种族主义。许多高层汉人都把满洲人视为不可救药的腐败堕落的种族，正如他在一些评论中所暗示的：“你能指望一个年轻的满族女性在放荡成性的咸丰皇帝那污秽淫乱的后宫里会受到什么训练呢？”　　　　
　　　　对于那些身处一个假正经时代的西方读者来说，这样一些性淫荡的指控的确很有趣，也很刺激。但对于汉人和满洲人来说，一位寡妇的贞节问题一点也不可笑。在太后这样的情形中，贞节是一条底线。如果她自丈夫去世以后表现出有什么风流韵事的话，那么接下来，她就会失去她尊贵的地位所拥有的所有权利。在以前的朝代中，如果这样的行为被证实，那么她就会被立即处死。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慈禧是在26岁的时候成为寡妇的。从那时起，她一直这样活到了73岁，她真的能保持绝对的清心寡欲长达47年么？就目前足资征信材料证据看，没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上述指控纯属虚构。比起其他的皇室成员，对于外在的形象，她不得不更加小心对待。她比大多数女人更容易受到品格方面的攻击，不管有多么曲折含蓄。她在朝廷上的权力，主要是建立在不断履行她作为最终调停人的仪式性角色的基础之上，这正需要完美德行的外表。她一直处在数千太监持续不断的观察之下，这些家伙就像停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的宫墙之上的苍蝇：任何对美德的悖离，将马上被报告给真实或潜在的敌人。仅仅是性放纵的传言，也足以威胁到她的地位的合法性。环绕在她身边的，是不停地搞阴谋诡计的王公大臣，还有那些时刻准备着为贿赂或榨取而谴责任何人的无所不在的御史。这就是为什么在只身自卫的时候，她在恪守礼仪方面要求是如此严格，任何轻微的冒犯也会使她龙颜大怒。所以，利用性方面的诽谤对她进行诋毁，也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证据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吧，假如她真的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并且怀了孕（就像康野狐那帮人所说的），那么她的许多仆从就会知道，因为她每天的沐浴更衣之事也是由这些人伺候的。在紫禁城这样一个地方，在腐败堕落被当作数千年的遗产代代传承而形成的深远绵长的大气氛围中，要让数量如此庞大的太监宫女保守这样一个秘密，真是难以想象。　　　　
　　　　就凭它的夸大其词，我们也可以知道：康有为及其同伙的诽谤，亦不过是名士们轻佻酒会上人格诋毁的典型把戏，和都铎王朝某位野心勃勃的朝臣为了击倒某位女王而采用的那种致命的严肃指控比较起来，完全不是一码事。不过西方人没有办法来了解它们之间的不同。　　　　
　　　　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如果八大臣或铁帽子们曾经能够将她在性方面行为不端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宗人府”的话，那么，他们也就能够将慈禧打扫出宫，从而将自己选择的继承人扶上皇位。所以，那种认为她曾经和数以百计的假太监玩闹嬉戏、这儿那儿到处生小孩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　　　　
　　　　康有为在1898年的诽谤，是任何对慈禧此类指控中最早的一次。9年之前（1889年），美国公使田贝完成了一次对她的声誉的近距离研究，写信给华盛顿：“她表现得仁慈而节俭。她的个人品格无懈可击。”　　　　
　　　　那么，为什么这幅由康梁所描绘（并被林文庆塞给了那些假正经的英国人）的虚饰浮艳的政治漫画，竟然从那时起就成了慈禧每一部主要传记的基础材料呢？一言以蔽之，因为它是如此赏心悦目。林文庆顽固地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谴责中国所有的灾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就能够攻击这个妖怪的脚踵。没有太可怕的犯罪，没有太奇怪的阴谋，没有太骇人谋杀。人们普遍同意：占据中国龙椅的女人确实是一条爬虫。不是一条荣耀显赫的中国龙——沉静、慈善、仁厚的水族，而是一条居于幽穴、吞吐火焰的西方龙，就连它的呼吸也有毒。是一位恶毒的龙女。这足以解释一切，也足以证明一切。　　　　
　　　　直到如今，那些专业人员（莫理循、濮兰德和巴克斯之流）为了把这些中文抹黑材料变成更文雅也更有害的“信”史，而不断添加进许多他们自己天才的新闻创造，为大清王朝的倾覆而推波助澜。　　　　
　　　　【译注】　　　　
　　　　1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国杰出的传记作家，他为约翰逊博士所写的传记《约翰逊的一生》已经成了西方传记文学的经典，博斯韦尔的名字在英语中甚至演变成了“为密友写传记的人”的代称。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是英国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界人物。　　　　
　　　　2此处引文均出自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一文（1899年3月22日）。　　　　
　　　　3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　1843…1911），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作家，曾帮助格莱斯顿连任首相，从而成为格莱斯顿第二届内阁成员。　　　　
　　　　4大吉岭，印度东北部一座城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低处、锡金边界，处在2；287。5米的海拔高度，由于可以眺望干城章嘉峰和珠穆朗玛峰而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5涅斯托尔，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特洛伊的英雄，对希腊人来说是一位年高德勋的智慧老人。


第四部分　逃亡第73节　狡猾的春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