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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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话）。它不是以我们所听说的那种方式发生的。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权威报道，追本溯源，从头到尾都是莫理循蓄意伪造的，他保存了一份秘密而又截然不同的事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围攻之前及围攻期间，多数杀戮都是西方人干的，而不是中国人。太后的军事指挥官在围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试图阻止开火（而不是相反），并且试图让所有拳民在此次围攻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们当时甚至不在北京。　　　　
　　　　虽然外国使馆激发了这次危机，粗暴地作出过激反应，然后又通过巧妙的撒谎来掩盖它，但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李鸿章，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从未得到足够得认识。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联军的指挥官们受命利用这一事态，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热战，目的也并不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还是从头开始吧，有一场阴谋正在进行之中。它是由铁帽子们设计的，但是，没有什么阴谋是绝对的，也没有什么阴谋是命定的，在多数已经决定了的计划中，运气和机会扮演着主要角色。在面临着将重大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铁帽子们不免力不从心。对于如何进行，他们并没有清晰明确的想法，只是随着形势的改变而向前移动。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希望从中国清除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把时钟拨回到从前的光荣时刻。　　　　
　　　　采用义和团创立一支秘密的非正规武装，然后利用这个随时可以否认的中介力量驱逐外国人，这个念头似乎最早产生于铁帽子集团中最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李秉衡将军。在过去，中国的农民起义总是一些颠覆分子在挑战满清统治的权威。1890年代发生在北京东南部的暴乱却完全不同。它直接针对的是外国传教士或他们的本地教民，并且决不反清。如果予以正当鼓励和谨慎引导，它就能演变成一场横跨华北地区的群众性反洋运动，而表面上又和满清政府毫无干系。西方的愤怒和军事报复，也就可以通过把所有罪咎都归到中国农民的头上而得以避免。或许铁帽子们就是这么想的。　　　　
　　　　这一切是从山东省开始的，这个位于直隶东南的省份正好向外伸入中国海。山东西部是一个人口稠密、极度贫困的农业地区，平坦、坚硬、没有树木、含盐，被干旱和黄河的洪水掏空了。这里的男人由于自然灾害和洋鬼子带来的祸患，被迫为盗，他们当中包括运河上壮实的失业船工，由于蒸汽船和铁路的传入导致了他们的失业。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加入了秘密帮会和强盗团伙，那是山东难以控制的边界地区的一部分，他们走私食盐和鸦片，劫掠旅行者。这就是中国的舍伍德森林1，也是那部描写土匪强盗和超级英雄的长篇巨著《水浒传》以及其他由流浪剧团或乡村集市和庙宇中的木偶戏所表演的传奇史诗的故事背景。导致山东崩溃的原因有：中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和一贫如洗的士兵的遣散，再加上乡下人的穷困，这样到了1895年，随着又一次糟糕的收成，他们完全被逼到了造反的境地。　　　　
　　　　在总数超过四亿的人口当中，只有极个别的中国乡下人在1890年代见过白人。乡民原本天性纯朴，对外乡人坦诚、友好，但在危机时期，对外国的东西都怀有恐惧。他们认为西方传教士和教民们会败坏空气、破坏风水（一种无所不居的超自然存在）。只要风水好，幸运就会降临。外国的房屋和建筑，特别是尖顶教堂，被认为会刺激这种超自然存在，破坏祖坟的电话线和铁路也是如此。哪里的风水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灾祸。而哪里的外国工程师或传教士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外交抗议。洋鬼子正是通过引进洋药、洋教和洋货来瓦解中国社会，这样的观念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武器。30年前，恭亲王曾经告诉英国公使：“带走你们的传教士和鸦片，就万事大吉。”　　　　
　　　　到了1870年，大约有250名天主教传教士声称拥有40万中国教民。有350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内部争吵上，只声称有6千名教民。他们曾经深入内地，创办学校和教堂，孤儿院和诊所，这些传教士还直接介入乡绅和村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干扰传统习惯，注入一种崭新的、外来的政治策略。在山东西部，那里的人实在太穷了，以至于稍稍富裕一点的乡绅也没几个，冲突就发生在乡民和教民之间。传教士禁止他们的教民参与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动，也禁止他们给各种典礼和节庆仪式捐款，在乡村，这是他们艰苦贫乏的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造成了中国基督徒和其他社群的分隔，也增加了别人的负担。既渴望拯救灵魂，又想要维护账簿，传教士们常常因皈依者的增加而深感满意，即便他们是些社会渣滓——中国人将这些寄生虫称为“吃教者”——以及那些并无向善之心的家伙（他们入教不过是想在土地争讼中占点便宜）。　　　　
　　　　在宁波（罗伯特·赫德就是在那儿得到他在中国的第一份差使的），几乎所有中国新教教徒都直接受雇于那些让他们“皈依”的传教士。借此表明：基督教能让他们得到工作，并且工作也很安全。　　　　
　　　　到了1890年代，在机智巧妙而又分布广泛的反教宣传的故意煽动之下，人们对那些吃教者和传教士产生了憎恨，这些宣传品免费发放给那些当铺的主顾，他们广泛分布于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山东和直隶。大量小册子以某种保证能激怒中国读者的方式描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私人生活和宗教习惯。罗伯特·赫德曾提到过一本这样的小册子：“非常巧妙……一个真实与错误的古怪混合物。……它明显是一位饱学之士的大作，我敢肯定：如果它不是出自一位文人之手的话，许多人恐怕更愿意将它束之高阁。”小册子谴责基督徒纵容乱伦、兽奸、阉割小孩，并利用魔法达到邪恶的目的。这些勾当，据说中国基督徒也对别的中国人干过。　　　　
　　　　中国人被告知，传教士使用迷药以使教民皈依，药是用胎儿制成的，他们开办孤儿院不过是为了搜集婴儿供他们食用。慈禧似乎多少相信了这些指控。她对一位宫女说：“传教士还拐走中国的穷苦小孩，挖出他们的眼睛用来做药。”她的评语倒是反映出：她对基督教懂得的是多么少，她在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时对顾问们的依赖又是多么大。虽然她很好奇，但她缺乏一颗善于分析的头脑。如果足够经常地告诉她某些事情，她还是会承认它是真的。她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很正常，儒家士大夫和翰林学士之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就连杰出的曾国藩，也鄙视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基督徒。慈禧一生都被困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她没有理由怀疑她的大臣和将军告诉她的事情。她只能通过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　　　　
　　　　印行和分发这样的小册子，使它们遍布各省，这需要相当雄厚的财力。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为这场宣传战买单，不过在这样一种方式的刺激之下，排外反教的怒潮在19世纪末风起云涌。传教士和教民被袭击、被谋杀，教区财产被毁。在1890年代，中国的全部18个省都爆发了反传教士骚乱。传教士们被指控为密探、奸商和享乐主义者。　　　　
　　　　1891年，反传教士骚乱横扫长江下游流域，紧接着是1895年在四川爆发的反教骚乱，次年，又有11名男女老少在福建被屠杀。英国威胁：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惩处对此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员，英国就要武力干涉。北京屈服了，将四川巡抚和6名其他官吏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处死了31个农民，另有38人被监禁或遣戍。诏书的发布清楚表明：任何对外国传教士、教堂和教民的进一步攻击将不会受到宽恕。另有上谕警告地方官员：如果他们那里发生进一步的事变，他们将要为此承担责任。毫无疑问，这些一系列旨在安抚西方的努力，是一个依然由温和派所控制的政府作出的。这个信息响亮而清晰地表明：从现在起，基督徒将受到皇帝的保护。光绪皇帝和太后都坚定地支持这点。　　　　
　　　　其结果就是，在一些像山东西部农村这样的地方，地方官员再也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和传教士及其教众正面对抗，有大量中国人开始皈依基督教，他们要么是为免受本地仇人的伤害而寻求传教士的保护，要么是为了逃避地方官员大范围的犯罪指控。整个强盗集团都把他们置于天主教牧师的保护之下。在乡村，面临诉讼的对立双方，为了在衙门的公堂上获得法律上的优势也纷纷接受洗礼，教区牧师不管愿不愿意，也会为教民辩护，就他们的案子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或者要求省府施压，甚至通过主教捅到北京的使馆那里。基督徒势力的每一次示范都会吸引到更多的皈依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品行恶劣。山东巡抚李秉衡将军称他们为“草民”。　　　　
　　　　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个别传教士在这种性的鼓励下，开始滥用他们现世的权力去增加他们天国的红利。自信有本国政府的军事后盾，许多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为他们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而自鸣得意，对中国的所有事情都觉得自己有优越感。满清政府甚至屈服于这样的要求：中国的天主教主教要享有和总督相同的级别，就像李鸿章一样。　　　　
　　　　山东正在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那儿最恶劣的罪犯是德国天主教徒，他们在国内代表着一个强有力的选民集团。1896年，山东发生了针对中国基督徒的广泛攻击，肇事者是一个自称“大刀会”的团体，这个组织活跃在土匪出没的西南地区，和江苏接壤。这激怒了德国天主教徒，因而成了一次李秉衡巡抚严重关注的事件，他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大刀会”是不是一个像“白莲教”（一个被禁止的热心排满的社团）那样的秘密帮会，或者，仅仅是一支罗宾汉式的乡村义务纠察队。因为他们执行类似的宗教仪式，所以传教士认为他们是白莲教的死灰复燃。白莲教是中国一个老资格的秘密社团，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13和14世纪抵抗蒙古可汗对中国占领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后来又支持明朝抗击满洲人，并在1774年和1794年举行了两次起义，试图将满洲人赶出中国。1813年，白莲教的军队试图夺取紫禁城，还差点儿成了功。每一次失败都导致了恐怖的报复，到了19世纪中叶，有如此多的白莲教首领被斩首，以至于整个组织只能转移到地下生存，虽然它的成员在继续密谋反对大清王朝。　　　　
　　　　白莲教成了其他许多秘密帮会的一个典范。在根子上，它是一个有着强大的佛教和道教基础的农民社团。道家学说对于智者愚夫皆有吸引力，它的暧昧、玄虚和宁静，吸引了学者、艺术家和诗人，而升斗小民则将它玄妙的格言，照其字面理解为引领穷人走向永生的向导。那些神秘的宗教仪式，在那些穷愁困苦的信徒中建立了信心，在艰难时期吸引着新的成员。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也为了达到精神上的和谐，白莲教的成员操练各种技击，从“太极”到“武术”。某些首领还拥有非凡的技艺，敏捷矫健，力大无比，几近神奇。有些人则专攻原始宗教的咒语，为的是获得中国神灵的护佑，抛撒魔豆以召唤神兵。新来的乡民相信：只要他们刻苦练习、吃正确的食物，就能进入一种通灵的境界。为了使他们的精神处于良好的状态，还要背诵适当的咒语。通过吞下驱邪符，他们就能凌空蹈虚，遁迹于无形，虽蛇蝎毒药、刀斧枪矛，不之害也。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77节　草民（2）

　　　　然而，李秉衡巡抚发现：大刀会和白莲教有非常重要的不同。大刀会并不搞阴谋诡计，他们只是一支由农民和本地土豪所组成的乡村防务力量，为了抵御强盗的盛行，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装作是基督徒以逃避惩罚。他们并不排满，而是反教和排外。除了武术，他们和排满的邪教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武术是跟那些在乡村拳击场上巡回表演的武师学来的，用来对付强盗的进攻或其他麻烦。这些训练和超自然力量毫无瓜葛，只不过是一种肉搏形式，让身体变得坚韧强硬，使得普通的刀剑枪矛比较难以刺穿而已。某些咒语和法术也被使用，但那只不过是为了最后一搏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姿态而已。　　　　
　　　　因为他们并没有排满的政治目标，和颠覆性的宗派势力也没有任何瓜葛，大刀会便受到了李秉衡巡抚的宽容，让他们作为一支非正式的乡村民团。巡抚大人已经下令，要他们消灭山东西南部的强盗，还派出一位名叫毓贤2的满人地方官作为代表，协助剿匪。巡抚大人和按察使毓贤都对大刀会平定强盗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疲于奔命的省军也由于他们的成功而松了一口气。这使得他们动了这样的心思：或许可以在谨慎的满清朝廷的默许下，利用大刀会作为一支非正规秘密武装的核心。　　　　
　　　　在他漫长事业生涯的早期，1880年代中叶，他还是个军事指挥官的时候，李秉衡就曾在中法战争中使自己名扬天下，在中国人的凉山大捷中贡献甚巨。在印度支那，他就观察过一支游击部队“黑旗军”行动，那是在广西和北圻（此地以暴利走私闻名）交界处的一次三方联合军事行动，李鸿章的指挥官左宗棠将军把黑旗军征召了过来，作为一支秘密的游击军帮助中国人抗击法军。他们渗透到法国人的阵地，并且在河内华商的帮助下在法国人的防线背后自由活动，以一个犯罪组织的灵活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组织。为了鼓励他们，满清政府为每个法国人的脑袋出了一大笔赏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行动，再加上法律也对之鞭长莫及，黑旗军得以能够执行捣乱和暗杀行动，而不必担心激起国际社会直接针对北京的反弹。他们是笔糊涂账，可以一赖了之。　　　　
　　　　在中日战争期间，李秉衡作为山东巡抚，目睹了自己辖区内的中国正规军的溃败，这个教训给了他太多的思考。这时候李秉衡已经65岁了，不再是个鲁莽冲动、懵然无知的初生牛犊，而是一个深沉老辣的行政官，有相当的组织才能，小心翼翼地表现得诚实正直，是个够廉正、有效率、肯担当的男人。“余为朝廷效力，凡二十五载，”他写道，“所积蓄者，负债银二万两而已；厨下之米，殆不足一月之储。”他对那些投身于义务警察的农民深怀感激。那些关于黑旗军的经历教给他：这帮义务警察作为非正规游击军所发挥的作用，或许能够为铁帽子们驱逐所有外国人的计划提供一种颇有价值的手段。所以，他想方设法通过按察使毓贤为大刀会推波助澜。　　　　
　　　　大刀会开始一直把强盗们枷送地方官过堂审问。当地方官对这些案子穷于应付的时候，他们就请求简化审判，就地砍头了事。毓贤谨慎地称赞了他们的做法。有一次，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算命先生，参加本地的一次庙会，在那儿，他可以仔细观察大刀会，查视他们与日俱增的声望。他们的人数大增，已经越过边境进入邻省。至少达三万人——有人说已达十万之众。毓贤开始静悄悄地将大刀会最精干的成员吸收进省属民团组织的一个特殊单位。　　　　
　　　　辖区内一个最大的土匪团伙，匪首名叫岳二米子，他指挥着三千玩命的穷苦农民劫掠本地村庄。当大刀会把岳二米子抓住并砍头之后，他的数千名追随者转眼间全都成了天主教徒，然后他们就奚落大刀会，说他们所谓的能抵挡刀剑枪矛的本事纯属瞎扯，中国的异教神灵压根就不管用。这使得这场争吵演变成了撒尿比赛，那帮天主教徒决心要赢得这场比赛。他们开始了一场正式的诉讼活动，宣称大刀会毁坏了他们的教堂。争吵蔓延到了江苏境内，在那儿，战斗以教堂被焚烧、教民被洗劫而告终。外国传教士撤走了，在李秉衡巡抚的命令下，按察使毓贤被迫出面干涉。他将两个最著名的大刀会首领抓了起来、杀了头，此事就这么平息了。其余的人，全部允许回家，没有别的大刀会成员受到惩罚。　　　　
　　　　此事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乡民们只要不排满，就可以组织他们自己的义勇队，并可以为所欲为然后逃之夭夭，甚至包括迫害天主教徒，只要他们不会激怒外国列强而给北京制造麻烦。于是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乡村防务力量有了戏剧性的增加。尤其是和直隶省接壤的边境地区那些最贫穷的乡村。1897年11月，巨野县一个名叫薛田资的德国牧师，特别好斗，引起了当地乡民的愤怒，一天夜里，一队前来刺杀他的武装村民，误将另外两位睡在他卧室里的德国传教士给杀了。而薛田资，因为把自己的卧室让给这两位朋友，自己睡到了仆人的住处，而躲过一劫，并成了一场国际危机的中心。　　　　
　　　　德国一直在寻找借口以强占山东的胶州湾作为自己在中国的海军基地。北京的德国公使海靖男爵，正需要找个法子挑起一次事变。此刻碰巧正在柏林的安治泰主教敦促外交部，就巨野传教士被杀发表一篇外交照会。沙皇尼古拉二世发来电报，答应俄国到时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有了这样的担保，威廉皇帝派出了一支海军编队，去夺取守卫着青岛市的要塞，并占领胶州湾。12月，增援部队随后赶到。　　　　
　　　　李秉衡巡抚力请北京应战，但遭到拒绝。他发现自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因为德国公使馆试图将传教士被杀归咎于他，并把他从现在的职位上赶下台。他们知道他憎恨外国人，并且相信：他一直在怂恿遍及乡间反教暴行。李秉衡还一直阻挠德国人努力取得在山东采矿和开设工厂的权利，对于柏林来说，这可是桩比两个传教士的厄运要大得多的事件。作为对他们被杀的补偿，德国提出的要求是：获得在山东建造铁路及开办煤矿的专有权，在胶州湾建造军港的权利，补偿给受害者家属6；000两白银，还有，让李秉衡巡抚滚蛋。北京屈服了，同意了德国人想要的那些权利，再加上租借胶州湾和青岛99年。　　　　
　　　　德国人赢了，但在这一过程中，无意地使得朝廷上的天平向有利于铁帽子们的方向倾斜，通过不断激怒温和派官员，驱使他们临时站到了端郡王的队列中。　　　　
　　　　最高当局已经计划奖赏李秉衡，为了他实实在在的治河功绩以及他在山东异常诚实的管理，擢升他为四川总督，那是遥远的西部。海靖男爵坚持认为，决不能让李秉衡再去管理一个省。回想起最近日本所带来的羞辱，朝廷顿时没了勇气，便撤回了对李秉衡的晋升，那是他完全有资格得到的。这时，铁帽子们插了一杠子，要给这位老战士一项秘密的任务，让他回到满洲里南部老家，在那儿他可以训练一支秘密部队，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可以支持抗击洋鬼子，不过这位凉山英雄实在已经丢尽了老脸。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能释怀。1898年1月，标志着铁帽子们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的美梦的转折点，算命先生开始掐算日子了。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安排李秉衡出任长江上所有中国水师的最高指挥官，那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算命先生这回选的日子是1900年7月，也就是短短7个月之后。长江允许西方船只深入中国内陆，留下易受攻击的侧翼。当战斗打响，李秉衡就可以在长江口阻截住所有的外国军舰。　　　　
　　　　张汝梅接替他出任山东巡抚，此人是个不太保守的儒教徒和狡猾的行政官，他投入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来构建一支省属民团，给他打下手的仍然是按察使毓贤，他曾经在是李秉衡的代理人，帮着他促进大刀会和其他乡村义勇军的发展。毓贤这回被任命为布政使，他和张汝梅太热衷于自己的秘密计划了，以至于忽视了治水和维护至关重要的黄河堤防，这是山东巡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从前李秉衡每年要花6个月的时间专门对付此事。在他解职之后，黄河在1898年夏天因为其大堤的疏于维护而决了堤，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整个华北地区千里泽国，汪洋一片，大片的农作物荡然无存，饥荒接踵而至。数十万农民倾家荡产，百万草民无家可归，山东西部更是一场浩劫。接下来，又是一场蝗灾和两年干旱，导致了更大的饥荒。一份传单这样警告中国人：“鬼子不除，天将不雨。”　　　　
　　　　这时候，又一场排外宣传正在进行之中。乡村义勇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对外国传教士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天主教牧师在惩处李秉衡巡抚时所取得的成功，鼓动了一大批将信将疑的入教者。草民和传教士一直支持他们狮子开大口，夸大他们的抗议和要求，漫天要价地勒索赔偿。在与教民的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