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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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使馆方面，不管他们就义和团事件怎样再三抗议，也不管他们怎样威胁要叫来外国军队，他们其实并没有把这场危险正儿八经当回事，因为他们正在忙于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在北京的最大危险：无聊。爱德温·康格和窦纳乐爵士都嘲笑义和团是“几个神神叨叨的家伙。”这个春天没有下雨，整个华北都没有播种。他们坚持认为，只要老天下几天大雨，所有事情很快就会平静下来。　　　　
　　　　罗伯特·赫德预言灾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没能帮助人们相信：总有一天，外国人将会把中国人逼得太甚。早在1894年，他的大拇指就已经发痒了，因为铁帽子的阴谋暗流已经越来越汹涌了。他很为外国侨民的弱点而焦虑：“在北京这儿，我们就是身处老鼠夹子中，任由中国人摆布：如果我们全都能聚拢起来，就能对付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一盘散沙……如果将有一场争端，我怀疑我们中的许多人怕是会逃之夭夭的。”他又补充道：“我认为下面这样的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一个（中国的）绝望的时期或许会表现为最狂暴的愤怒，而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外国人则统统会被消灭掉。”围攻开始的8个月之前，他写道：“北京的所有外国人将会被消灭，而黄金时代将会回到中国。”他又补充道：“董福祥的军事乌合之众就驻扎在3英里之外，如果他们挣脱了束缚，那我们倒霉的日子也就到了。”　　　　
　　　　1900年5月，他写道：“谣传说太后是被她自己‘咬伤’的，她同情（义和团）。但我真的对官方的感觉所知甚少，而且在表面现象的底下，我也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如果她是被人咬伤的，那倒没准是真的，因为西方人正起劲地发表康有为、梁启超和林文庆那些粗俗下流的攻击，并对之深信不疑。这只能让这位老太太更容易被端郡王和刚毅劝诱说服。人类是出了名的容易受到沙文主义的影响，慈禧也不例外。赫德后来得知：最好的义和团表演者先在端郡王面前进行了展示，然后再来到皇帝和太后面前，在铁帽子们的安排下进行御前表演。这样的技艺在乡村庙会上已经磨炼过数千次，他们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除了那些最坚定的怀疑论者。在这样的时刻，集体意志也保准会被愚弄。慈禧对京城之外的世界毫无实际经验。中日战争之前，她就曾经被说服，打心眼里相信：李鸿章的新水师坚不可摧，而那些德国人设计的坚固港口也固若金汤，所以，她凭什么不会相信端郡王的魔法武器呢。她后来描述了端郡王是如何告诉她的：他看见“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毫无疑问，端郡王相信了这一切。当慈禧就此事和荣禄讨论时，他嘲笑了端郡王的愚蠢，并告诉她“一个洋兵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一百个拳民。”还说端郡王“丧心病狂”，在他们完蛋之前，义和团“必将闯下大祸”。在中国法术和表演技巧依然有着巨大威力的情况下，而慈禧又在犹疑不定，她的顾问们就将她向反的方向拉了。　　　　
　　　　使馆方面对赫德的苦恼毫无兴趣，对于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直来直去的警告，他们表现出的兴趣也不见得多到哪儿去。没有任何自我怀疑的感觉困扰外国侨民，他们站在上帝一边，不会受到伤害，因为面对愚昧的中国人，文明的使者将会受到道德优越的保护。正如拳民们面对西方人的子弹一样，也刀枪不入。亦如日之中升面对弱智低能。　　　　
　　　　什么事也没发生，窦纳乐爵士采取的防范措施就是召来一支海军炫耀武力，两艘英国战舰停靠在大沽要塞外的锚地，4月中旬，又有几艘炮艇加入了进来：一艘美国的，一艘法国的，两艘意大利的。一个月之内，将会有24艘外国军舰抵达大沽口外。就像百日维新结束时英国舰队在这一海域露面的情形一样，这一举动使得朝廷恐慌起来，温和派也忧心忡忡，而铁帽子们则被激怒了。　　　　
　　　　1900年，北京城里大概有500名外国居民，他们当中有一半是传教士，管理着教堂、医院、诊所、孤儿院和学校，由于宗派差异，他们之间很少通气。比较起来，使馆区算是个自满自足的世界。一共有11家公使馆：奥匈帝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俄国、西班牙和美国。它们并没有连成一个整体，而是杂乱地散布在一个长方形区域，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各边有一英里，蜷缩在紫禁城的一侧。南部边界是一堵墙，标志着旗人区的界限；在它的矮墙的那一边，是臭气熏天、嘈杂喧闹的汉人区；东边，一条主街通到哈达门（即崇文门）；北边是紫禁城的外墙；而西边则是天安门，是进入错综复杂的皇宫的主门。臭气熏天的排水沟从使馆区穿行而过，充满着黑色的污泥，一条两边绿树成行的街道，将英国使馆及相邻的翰林院与围墙圈着的肃王宫花园分隔开来。起初，英国使馆是整个肃王府的一部分，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后，它就被英国得到了。　　　　
　　　　除了使馆本身之外，这一区域还布满了商铺、货栈、银行、事务所和一家旅馆，其中有些是有钱的中国人所拥有，另一些则是外国公司的。这儿有：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怡和商行，两家库存丰富的商店（分别时英伯克和基鲁夫开设的），以及由瑞士人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美国妻子安妮·伊丽莎白·麦卡锡所经营的北京饭店。罗伯特·赫德的中国海关和口岸事务所的西方雇员，在附近有他们自己的聚居区，还有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几位教师。　　　　
　　　　这个孑然孤立的社群，其领头人就是窦纳乐爵士，此公是位身材瘦长、处事谨慎的48岁的苏格兰人，蓄着一副亲切的胡子，用蜡进行过定型处理，有着军人的风度，那是在1880年代早期在希腊战争期间培养成的。他是个严肃的人，也是个好人，严厉苛刻、沉默寡言、富有思想；他还顽强、勇敢，是个靠得住的军事指挥官。但他缺乏耐心和想象力，在对东方问题的理解方面，他并不像他的东京同行萨道义爵士那样敏锐，萨道义爵士像赫德一样，成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远东。虽然西班牙公使是这个外交使团中的老前辈，但窦纳乐爵士是最强大的“列强”的代表，而且他的公使馆也是这个社群最有吸引力的中心。至于莫理循，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对头，对他的个人评价都是：冷酷无情，窦纳乐爵士将他描述为一个“智慧和判断力一样稀少”的家伙。　　　　
　　　　5月，义和团在北京城外的活动突然之间爆发了。在一个叫涞水的小镇上，那里的教徒和非教徒势均力敌，中国教民砸了一个乡村庙会，掀掉了本地神明的牌匾。为了报复，非教民洗劫了村子里的教堂。当满清的政府官员袒护教民的时候，怨恨就开始生长，1900年5月12日，一伙拳民焚烧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房子，屠杀了30个教徒家庭。随后，这伙拳民又击溃了一支皇家刑警队，并打死了他们的统带。60名拳民也死于这场战斗。几天之后，义和团一把火将“伦敦传道会”的一座教堂夷为平地，那儿距离北京城只有40英里。两天之后，北京教区牧师樊国梁主教警告法国公使毕盛：义和团进攻北京城内的日子已经定下立了。他在写给毕盛的信中说：如果铁帽子们自行其是的话，西什库主教堂（又称北堂）将第一个被毁，然后就是公使馆，“我恳求阁下……相信我；我有确切的消息，我不是在说无关痛痒的废话。此次宗教迫害只是个表面；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消灭所有欧洲人……拳民的同伙正在北京城里等着他们；他们打算首先攻击教堂，然后就是使馆。至于我们，我们的大教堂，进攻的日子事实上已经定下来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镇子上都在谈论此事。”主教恳求派40或50个水兵来保护他们。不过，当外交使团开会讨论樊国梁的警告时，他们却认定义和团进攻北京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没有必要到天津去征调水兵。窦纳乐爵士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就我所了解到的信息看，不太能够确认法国神父的黑暗预期。”窦纳乐的缺乏理解力是使馆的通病。从更深的层面讲，一位大英帝国的代表，几乎不可能凭着一个法国佬（而且还是个天主教徒）的大叫大嚷就做出自己的抉择。外国侨民中的偏见、嫉妒以及背后说坏话，将是这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0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2）

　　　　到了5月27日，一支义和团主力（发展到了将近1万人）已经控制了涿州，它在距离北京西南50多英里铁路线上，并且沿着两个方向开始进攻和焚烧火车站、桥梁和电话线路。义和团首领强迫地方官员恭恭敬敬地设宴招待他们。他们由五花八门的乡民做组成——包括为数不少的土匪、骗子、杀手和懒汉，他们把涿州的官吏和富绅狠揍一顿，然后劫掠一空，这些人也只好听之任之。在北京，紧接着又是一次强烈抗议。像荣禄之流的高级官员，对义和团战略的明智性不免要深表怀疑，不仅仅因为它会激起外国列强的报复，还因为义和团本身就是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任何时候都可能失去控制，弄不好还会颠覆政府。铁帽子们则希望涿州的情形能给那些温和派一些勇气，好在御前会议上提高他们的嗓门，或者向皇上递交他们的抗议奏折。而慈禧则完全摇摆不定，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　　　　
　　　　罗伯特·赫德也得知了这种摇摆不定：“朝廷看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是不镇压义和团，使馆方面就威胁要采取行动；要是竭力镇压，这个热情高涨的爱国组织没准就会改弦更张，演变成一场反清运动！”　端郡王对太后最有力的论点，就是威胁：如果义和团得不到完全的支持，他们就会推翻皇座。慈禧后来这样回忆起她的进退两难：　　　　
　　　　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端王又到我的宫里来，说那个拳民头领……已查出了两个太监是基督徒，问我如何处置。我当即大怒，告诉他：没有我的许可，他无权把任何拳民带到宫里来。然而他却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端王建议我把这两个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太监交给拳民头领去处理，我只好答应他。后来我听说这两个太监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被他们杀了。第二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2　　　　
　　　　她随后叫来了荣禄，“因为我急着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荣禄……听说了宫里发生的这些事，神色凝重。他说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只不过是些革命党和煽动者。……我对他说，他的话或许是对的，问他应该怎么办？荣禄说他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对我说，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荣禄吵了一架，他说……如果我们要驱散他们，他们就会杀尽北京人，连宫中也不能免。”3　　　　
　　　　慈禧完全被吓坏了，并认识到（惜乎晚矣）：她实际上已经成了端郡王的囚徒。如果她曾经是个危险的、诡计多端的独裁者，她可能立即就被他逮捕并处死了。但对这些阴谋诡计，她实在太缺乏政治和智力上的深度了，只能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伤心落泪。最近几年来，她已经开始随着年华的逐渐老去而变得迟缓，她允许端郡王不断巧妙地深深潜入她的私人生活。起初，她喜欢他的体贴专注。只有当他领着他的小集团、带着对光绪的指控向她施压时，她才怀疑他是一条盘绕着自己脚踝的毒蛇。当他接着又胁迫她授予他异乎寻常的尚方宝剑的特权以及随时可以将他希望处死的人当场斩首的权力时，她才被他本性中阴暗的一面以及他日益明显的偏执狂给吓坏了。然而很不幸，没有哪位宗室王爷有能力而且愿意重新集结到她的身边，保护她，使她免受端郡王和他的死党的伤害。就连荣禄也已经越来越谨慎，不愿意和铁帽子们直面对抗。在1878年的一次有端郡王的父亲作后台的争执中，荣禄已经输过一回了，并且被迫提前退隐，这一退就是7年。仅仅在惇亲王死之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他才得以东山再起，于是他对宗室王爷总是很谨慎。在朝廷的政策争论中，温和派仍然占有优势，因为他们在官僚政治的浮夸虚词、繁文缛节方面技巧娴熟，再加上他们的政治经验，但宫廷本身却正在不可逆转地滑入狂热分子的手中。　　　　
　　　　另一队拳民袭击了北京和涿州之间的丰台火车站，放火烧了仓库、机车库和外国工程师的房子，炸毁了白河上洋人建造的铁桥。因为除了大刀长矛和几架老古董加农炮，他们没有别的武器，火于是就成了他们首要的武器。在丰台城外的山岗上，两位美国女人，哈里特·斯奎尔斯和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正伫视着滚滚黑烟从覆盖着常春藤的阳台上升腾而起，那里原是一座道观，现在已改为夏日别墅。她们能猜测出正在发生什么，吓坏了。丰台是京津铁路和北京至保定线的交汇处，它位于穆斯林将军董福祥所控制的地盘的边缘上。如果义和团暴民（或者是董福祥那些无法无天的军队）点火烧了火车站，那么她们该怎么办呢？　　　　
　　　　哈里特·斯奎尔斯的丈夫赫伯特是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而她的客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是一位活泼、年轻的波士顿女人，她正在东方度假，从日本来到北京。跟她们在一起的是斯奎尔斯的三个孩子、一个德国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和40个惊慌失措的中国仆人。一班手持长矛的中国士兵前一天被派来保护她们，但此后就消失不见了。　　　　
　　　　从冒烟的方向，有一个风尘仆仆的隐约轮廓正骑在马上缓慢地向山上靠近，等到认出了来的人正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的时候，两位女士总算松了一口气。乔治·莫理循是赫伯特·斯奎尔斯的一位亲密朋友，很懂得怜香惜玉，他正往这儿来营救女士们。这天的早些时候，丰台动乱最初的报告刚到达，莫理循就骑马出了北京城，想亲眼瞧瞧，并看看女士们怎么样。赫伯特·斯奎尔斯这会儿正在美国使馆里忙得不亦乐乎，可能在夜里城门关闭之前没法离开北京城。这段时间，莫理循让两个女人收拾行装并让惊慌失措的仆人们将行李装车，为的是在明天早晨匆匆赶回北京。　　　　
　　　　莫理循到达后不久，赫伯特·斯奎尔斯就带着从俄国使馆借来的一名哥萨克骑着马上山来了。因为根据1689年和中国签订的一个条约，只有俄国的使馆被允许保留一支小规模常设卫队，一共7名哥萨克。斯奎尔斯高个儿、粗犷、英俊，永远保持着半笑不笑的样子以及一个有教养的新英格兰人的风度。他这会儿穿着粗花呢骑马装，臂弯里挎着一支毛瑟枪，就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样舒适。在进入外交部门之前，斯奎尔斯在美国骑兵部队当了15年军官，他是个令人愉快的绅士加无赖式的人物，无拘无束地出入会议室或沙龙。他有政治野心，有一笔让人安心的银行余额，有一个聪明的老婆，还有积极上进的孩子们，他在中国瓷器方面的珍贵收藏，为美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馆长们所熟知。　　　　
　　　　第二天早晨，他们动身去北京，这一队列包括40个中国人，推着手推车、牵着骡子和驴子，3个全副武装的白人骑在马上担任护卫。4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北京城。　　　　
　　　　就在同一天，还发生了一场更大胆的营救。几个外国工程师在丰台前一个火车站上被拳民们截住了，也没法坐火车往北京或天津的方向逃跑。瑞士籍旅馆老板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骑马走在一大队武装营救人员的前面，并把逃亡者安全地带到使馆区。其他在保定府火车站的西方家庭则乘坐小艇顺白河而下，往天津的方向逃跑，遭到一群乌合之众的攻击，被迫继续上岸走陆路，在损失9位成员之后到达安全地带。　　　　
　　　　乡下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但使馆区依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慌。丰台火车站被烧的那天，公使们决定发电报给大沽，请求派足够的水兵保卫使馆。消息发出去了，不过当总理衙门得知此事后，水兵被禁止来此。在使馆方面的坚持下，总理衙门作出了让步，但每个使馆只允许进驻30名水兵。由于有11家使馆，这意味着总共有330人。　　　　
　　　　在经过一些铁路运输方面的艰难安排之后，这一小队国际部队离开天津，80英里的旅程没出什么麻烦。在北京火车站和使馆区之间，董福祥将军的甘军6千名回汉士兵将狭窄的街道塞得满满的，要给这帮新来者一个下马威，但他们很快就撤走了，被派去保护这会儿正在颐和园的皇上和太后。从水兵们行进的路上移去了这些甘肃勇士，朝廷上的温和派就能够减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早上8：00点，美、英、法、意、日、俄的联合军队荷枪实弹行进在使馆街（即东交民巷）——这是那一年他们唯一一次全体一致的行动。他们全都带来了机关枪，俄国人带来了野战炮的弹药，却把炮忘在了天津。　　　　
　　　　到现在，已经有17艘军舰飘扬着五花八门的旗子在大沽口外抛了锚，还有更多军舰则在前往大沽的途中。窦纳乐爵士发电报给英国舰队司令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爵士4：“无需再派军舰到大沽，除非事情变得更复杂，但我不认为会这样。”不过，军舰到那儿可不是来救援的，它们是来攫取的。本国政府可不想撞大运，一旦麻烦来了，没哪个国家甘居人后，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面对这一大份中国美餐狼吞虎咽、大快朵颐。紧接着那份电报之后，窦纳乐爵士在写给西摩尔的一封信中说：不再需要更多的英国军队了，除非中国政府垮台，那它就是必须的，为的是在一场争夺战利品的国际比赛中和俄、法竞争。窦纳乐爵士满有把握地补充道：北京的使馆，“将是最后遭受攻击的地方。”　　　　
　　　　樊国梁主教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们将受到攻击，就在人们对他的话不予置信的时候，首批小股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拳民开始进入北京的大街小巷，这个时候是6月初。在端郡王的命令下，外城门的守兵允许他们只进入汉人区——北京的三等街区，在旗人区围墙的南边。铁帽子们立即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宫邸担任保卫工作。只有到了此时，也就是1900年6月，可以说，义和团和铁帽子们才在操作层面上完完全全地并肩战斗了。这之前，他们仅仅是通过像强盗李来中这样的中间人，远距离地进行一些手忙脚乱的协作。无论铁帽子们是处在民族主义激情燃烧的时刻，还是自大狂，这都可能是做梦才会有的情形，王爷和农夫之间的这种肩并肩的协作持续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并且，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尤其是拳民们，他们当中多数人在这个年关过去之前就断送了卿卿性命。　　　　
　　　　数以百计的义和拳神坛在北京城的各处出现，有点像乡村庙会上的大字布告，在这种狂欢的氛围中，本地男人和小孩也开始效法那些乡村英雄，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大练“神拳”。颐和园的太监们也扎着红头巾、绑着红护腕、系着红腰带（主要是为了对付端郡王的监督者），到处都在焚香，以证明那里眼下没有基督徒。北京城里有钱的满汉居民，纷纷以铁帽子们为榜样，认为聘请拳民担任守卫是明智的做法，花钱雇他们，既可以保护自己的钱财，又可以焚香避免灾祸。随着其他拳民的陆续到达（起初是数以百计，继而数以千计），就要努力把他们限制在旗人区围墙之外的汉人区内。决不能让他们威胁到使馆区，或者，甚至不能接近它们。许多天过去，人们在使馆区的附近只看到过一个拳民，而且很快就回到了远处。　　　　
　　　　莫理循壮着胆子出了使馆区，进入汉人区打算瞧上一瞧，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拳民在展示自己的技艺：“他装作被一位天神附了体，恍恍惚惚地挥舞着刀剑朝空气猛砍。没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不仅仅是外国子弹和外国刀剑，就是外国毒药没奈他何……外国人正是用这些毒药污染本地的水井。”莫理循补充道：一位西方人（他自己）飞起一脚就让这孩子四脚朝天。这是个恶作剧。也是一次不必要的挑衅。莫理循在他给《泰晤士报》撰写的文章中并没有适当提及他对中国人有拳脚相加习惯。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1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3）

　　　　北京城外唯一摆出架势、似乎要阻挡义和团拳民的军事武装，是聂士成将军的部队，这支部队在北京以东靠近天津的那一带活动。聂将军是个温和派，对总司令荣禄的忠诚要超过对铁帽子们的忠诚。在6月的3、4两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击退了一支义和团小分队，当时他们企图炸毁那座位于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