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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帘的背后-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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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一些额外的德国和奥地利水兵到达了（最初的水兵分遣队被派出时他们被留在了后方），这样一来，使馆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451人。这当中，有两名指挥官和41名士兵最后被派去保护樊国梁主教和西什库大教堂，留下17名指挥官和391名士兵守卫四分五散的公使馆。一切看起来是如此平静，以至于窦纳乐夫人把她两个漂亮女儿，4岁的斯特拉和3岁的艾维，送到英国使馆在西山的新近翻修的避暑别墅去了，一路上有水兵护送。窦纳乐夫人的妹妹阿姆斯特朗小姐陪伴着她们。一路上，她们嗅到了空气里危险的气味，两天之后就把她们带了回来。这是6月5日，不是一个太早的日子。
消息在乡下传播的很慢，但在孩子们回到使馆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两个英国传教士4天前在北京以南50英里的永清被杀。查尔斯·罗宾逊和孟鹤龄受到一伙暴民的恐吓，到一位地方官的衙门里寻求庇护，被迫从后门离开，就这样被逮住了，并被砍得体无完肤5。当窦纳乐爵士带着他的翻译亨利·科伯恩到总理衙门抗议的时候，他注意到：在他陈述的过程中，四位中国大臣中有一位一直在打瞌睡。这位打盹的大臣后来被引为满清政府（它已经一心一意要消灭全部外国人）冷酷无情的一个例证。就像莫理循为《泰晤士报》所写的报道：“在危机日渐迫近的时候，太后却正在颐和园里大演京戏。”
事实上，在6月的最初一个礼拜里，温和派反义和拳小集团在朝廷上暂时占了上风，这既要归因于义和团在接管涿州期间的胡作非为，也要归因于最近由使馆卫兵的来到所激起的对外国干涉的担心。有些人对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依然记忆犹新，即便是端郡王和他太年轻的兄弟们，也是如此。据《北华捷报》报道，6月4日，在颐和园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试图解决铁帽子们和那些反对义和团运动的高级大臣之间的分歧，这些反对者对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外国舰队和使馆区水兵的存在深感恐慌。《北华捷报》说，那些好斗的家伙坚持认为：不应该压制或反对义和团，因为他们忠于大清朝，只要适当武装就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北华捷报》认为支持义和团的人有：端郡王，他的弟弟澜公，大学士徐桐6、军机大臣刚毅和承恩公崇绮（已故阿鲁特皇后的父亲）。提出反对声音的，只有荣禄总司令和军机处首领、年事已高的礼亲王。《北华捷报》又说，军机大臣王文韶7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而“太后也保持了沉默。”沉默，如今是慈禧抵抗端郡王唯一的防卫武器。让那些温和派围着他兜圈子并延缓不可避免的摊牌，她会尽量将天平向温和派的方向倾斜，不管她是否能做到。但是内心的恐惧却使得她不能在朝会上公然违抗端郡王。要是有哪个人愿意跳出来护着她，她就可以下令逮捕他，但端郡王的同伙如今占据了如此多的关键位置，以至于只有荣禄或袁世凯可以指靠，只有他们才能保护她。袁世凯如今远在山东，荣禄早就被吓坏了，而且小心谨慎，拦一拦端郡王他还是能做到，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确定会有谁肯帮他。
在没有李鸿章的情况下，他们谁也不敢贸然行动。要应付像眼下这样的形势，他们全都养成了对李鸿章的依赖，甚至荣禄也在忧虑不安地等着李鸿章来救他们、做那些他们想做不敢做的事情。但正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李鸿章这会儿才在广州优哉游哉地等着壶里的水烧开呢。在此期间，任何人平心而论都不会怀疑：在宫里直接跟端郡王正面对抗，将导致光绪的中毒，以及溥 作为新皇帝登基就职。
后来，莫理循、濮兰德、巴克斯等人竭力要把慈禧打扮成这场排外阴谋幕后的主要操纵者，但这样的努力纯属捏造，并不能被眼下正在进行的事实所证明。莫理循就这场围攻给《泰晤士报》所作的报道这样陈述：“这场排外反教运动……是在太后和被她选为谋士的那些反动分子的怂恿和培养下发展起来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完全不是真的。朝廷被从中劈为两半，而太后又被优柔寡断所困，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在反对义和团这件事上，荣禄明显和其他温和派站在一起。张之洞、裕禄和盛宣怀（人们私下里承认的皇家电报局的老板）利用这次机会，令人惊讶地直接发电报给总理衙门，敦促镇压这次“以反教为借口”的所谓“叛乱”。站在中国的立场看，明智的头脑暂时获胜了。但在一个微妙的时刻，轻微的刺激也会让朝廷上的天平偏向铁帽子一边，西方人似乎不辞烦劳，早已成竹在胸。令人吃惊的是，温和派却也尽可能地忍气吞声，支撑到底。
颐和园召开秘密会议的这一天，也就是6月4日，在一次外交使团的会议上，外国公使们决定，发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报作为一种防范，电报云：“在铁路和电话线路均被切断的情况下，我们这儿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围。”并且，大沽口外军舰的指挥官也得到命令，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就应该着手营救。第二天，义和团拆除铁轨，切断了京津铁路。忧心忡忡的窦纳乐爵士去了总理衙门，和庆亲王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回来的时候他感觉到：亲王已经不再控制整个事件了。
6月8日，义和团纵火烧毁了北京赛马场的大看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挑衅，因为这处赛马场是在外国侨民中最受欢迎的社交场所。这儿，也确实是个血流遍地的场所。它的跑道建在御猎场内的一片地上，距离北京城南10英里，很方便可以到达，从丰台坐火车路程很近，或者，对于那些精力充沛的家伙来说，骑马也可以。几个见习翻译备好了马，全副武装，轻浮佻达，再加上几份兴奋，他们骑马对那儿的损害情况进行了一番巡视。其中有一位名叫翟兰思8，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到达的时候，矗立的废墟还在冒着烟。我们看见来自邻近村庄的一群人正在抢夺那些砖块。……我们猛冲了过去，把他们赶得四散奔逃。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决定继续往西边去，看看拳民们在此之前还干下了什么更大损害的勾当。我们走了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就只见面前的道路被密密麻麻的一群中国人堵住了。一见到我们，他们就开始大声喊叫……“杀，杀。”我们继续向前，直到离他们不到一百码的距离。接着，他们就开始往前猛冲，挥舞着刀剑长矛，在阳光下不祥地闪着寒光。我们迅速调转马头，疾驰而去，很快就把这些追赶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们仍然继续追赶了好一会儿。
另一位见习翻译许立德9在自己的日记中补充说，后来，另外两个见习翻译宝士德10和德鲁里第二次去了赛马场，遭遇了相同的愤怒的人群，宝士德拔出他的手枪，射中了一个中国人的腹部。至此，第一枪在北京打响了，而且第一个被杀的是中国人，是一个英国佬干的。
这一危急事件并没有引起哪一个追踪使馆围攻导火索的历史学家的注意，莫理循在他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索性对它避而不谈，窦纳乐爵士所发表的报告也是如此。莫理循关于这桩和几个见习翻译有关的事情是这样报道的：“几个见习生正在乡村骑马时受到了攻击。我们的赛马场、大看台、马厩全被烧毁了……冒险在使馆区以外的街道上行走的欧洲人，没有不遭到凌辱的。”他忘了补充一句：没有哪个凌辱洋人的中国人不被开枪打死的。
那天夜里，一脸阴沉的罗伯特·赫德爵士把海关官员们的老婆孩子送到了英国使馆里去过夜。
窦纳乐爵士评论道：跑马场的大火，使得北京城里所有的欧洲人都有“一种他们处在危险地方的感觉”，没有别的事情曾经让他们有过这样的感觉。正如莫理循所报道的：随着跑马场的被烧，“如今看来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将不得不要打仗了。”毫无疑问，对中国人的开枪给铁帽子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前一周温和派在朝廷上所获得的优势，如今也不复存在了。一个谣言传到了窦纳乐爵士这里：朝廷已经转向了，如今全都热衷于“消灭”所有洋人。慈禧后来对这些事件给出了自己的版本：
事态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有荣禄一人反对拳民，奈何寡不敌众，无力回天。一天端王和澜公来了，叫我颁布诏谕，令义和团先杀了使馆里所有的洋人，再杀尽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气，拒绝下诏。我们商议了好半天，端王说事不宜迟，义和团已经做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就要动手。我大怒，叫几个太监把他赶了出去。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太后拒绝下诏，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终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这样做了。……他瞒着我发布了诏令，害死多少性命。11
端郡王对宫里的接管如今全面完成了。他收拾起那一套对太后孝敬顺从的假面，像热河时期的肃顺一样，厚着脸皮通知她：自己这就要篡夺发布圣谕诏令的权利了，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心：她会不会因为他的傲慢无礼而砍他的脑袋。端郡王的人无处不在，他的追随者如今控制着秘密警察、宪兵队、刑部以及其他所有国内安全的关键要素。就像两年前压制光绪一样，他如今同样胁迫朝廷、压制慈禧。这个曾经强有力的满洲女人已经跌落到如此低微的境地，以至于没有人胆敢出来保护她，而她也不敢请求这样的保护。这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毫无疑问与恐惧所带来的麻木软弱密切相关。既然他有数万兵力可供支配，区区使馆，实在可以“灭此朝食”。唯一能够阻止他宣布自己的儿子为皇帝、打断他继续兴高采烈地推行他的计划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深为困扰的资格问题。换一种比喻的说法吧，当端郡王在1900年急冲冲地投身战斗时，动身离去的时候并没有背上一个满满的箭囊。外国人曾经匆匆忙忙地把使馆之围归咎于口无遮拦的荣禄，但他是唯一一个戳穿所有把戏、断言端郡王已“丧心病狂”的满洲人。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2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4）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总理衙门一位老于世故的满族官员联方拜访了英国使馆，此人曾在国外服务过，会说一点法语（虽然法国人也未必听得懂）。他是庆亲王的核心集团成员，更倾向于调停冲突。窦纳乐爵士在写给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说：“我跟他谈到，一些正在流传的谣言给人的感觉是，太后和她的顾问们已经决定，消灭北京城里所有的外国人并把外国人赶出中国……而且董福祥将军已经做出保证，以他的甘军的能力完全可以达到太后在这件事上的要求。联方听后，并没有嘲笑这种骇人听闻的愚蠢策略（这自然要归因于他的老成），而是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我说的这些谣言，他至少不会把它视为空穴来风。”
窦纳乐爵士然后又发电报给西摩尔司令官：“情况极其严重。除非作好立即向北京进发的安排，否则就太迟了。”他召集了一次外交使团的紧急会议，告诉他们自己已经作了些什么。
其他公使却将窦纳乐斥为一个杞人忧天的家伙，并告诉他，刚刚收到的消息称：太后和皇帝已经不在颐和园，而是回了紫禁城，假如真的有一场攻击即将发生的话，他们几乎不可能回城。他们要求窦纳乐爵士再发一封电报给西摩尔司令官，撤回他的请求。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记道：“皇上和太后的回城使得事情一下子好了上百倍。”
然而，后来的消息称，护送太后回城的是董福祥将军那帮玩命的乌合之众，他们在北京城一出现，欧洲人的后脊梁就要发冷。
董将军和外国侨民之间有血仇。百日维新期间，董福祥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南海子猎苑”，外国人的跑马场也在那儿。1898年9月30日，他的人马袭击了英、美使馆的人员，两国外交使节从他们各自的中国舰队叫来一些水兵。接下来的那个月里，董福祥的人又在北京火车站袭击了几个外国工程师和英国使馆人员的集会，那儿是他在汉人区内的军事辖区。使馆方面要求把董福祥的军队从北京附近迁走，在经过艰难的周旋之后，他的人马才转移到了北京城以东的80英里处。据历史学家马士12说，这大概是“通过极大地增加董福祥和他的将领们的银行帐户的手段”才得以实现的。然而，到了1899年底，端郡王又把董福祥和他的人调回了北京，这一回是要和他的拜把兄弟、强盗李来中所指挥的那些拳民们进行密切合作。后来，董福祥被八国联军正式指控协同端郡王执行“消灭在华外国人的计划”。
董福祥将军在大街上的再次出现引起了恐慌。辛博森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今天，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一阵新鲜的刺激充溢着这座城市，几乎制造了一场恐慌。董福祥凶狠野蛮的甘肃勇士（换句话说，是他的整个大军）的主力重新进入了首都，在先农坛前面的一片开阔地中迅速地扎了营。……我很高兴地说，这次安营扎寨，到头来会让所有的公使馆都直打哆嗦。”
如果他们知道，慈禧和光绪不管到哪儿都是由董将军护卫（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了端郡王的人质）的话，没准他们要再打一回哆嗦了。
更大的恐慌还在后面，那天早晨8点30分，窦纳乐爵士发出了第三封电报，直言不讳地请求西摩尔将军的帮助：“北京的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军队必须登陆，并做好立即向北京进发的安排。”其他外交使节也发出了同样的电报。
大沽口外，6月9日夜里11点，西摩尔将军收到了窦纳乐爵士最后一封电报，便立即行动了起来。他通知其他舰队的司令，他将带领一支武装即刻去北京，邀请他们一起行动。
第二天早晨，罗伯特·赫德爵士忧心忡忡地致电远在广州的李鸿章，向他说明了目前的事态，并请求他作为太后“最年长也最信任”的顾问，电告太后：和义和团之间的勾勾搭搭是一项危险的政策。但就在同一天，端郡王出人意料地对总理衙门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全面指控，而这一政策是他和“没有骨气的”庆亲王联合执行的。这证实了窦纳乐爵士的印象：庆亲王甚至连他自己的衙门也不再能够控制了。
这天结束之前，一封发给使馆的电报说西摩尔已经上了路。然后，电报线路就被切断了，也隔绝了北京和外界的联系。对于这个日期之后的事件，所有官方的外交报告都是事后撰写的，并且都直截了当地归咎于中国人，而对外国人的挑衅行为全然不予理睬。外交官和将军们都想传达这样的信息：在危机期间他们行为得体、处置得当，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惜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来拔高自己的角色。很幸运，一些未经审查也未经修订的日记和私人记述被保存了下来，提供了某些更接近于真相的东西。
正当使馆的人怀着不断增加的焦虑等待着西摩尔的救援大军的时候，北京城里义和团的人数也在戏剧性地增加，可能已达三万之众。他们当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流浪汉和罪犯，利用这样的天赐良机把自己置于堂皇的保护之下，排起队来享用免费的午餐。拳民们被安排在外圈，抵挡西摩尔以及接踵而来的任何人，董福祥将军的一万二千甘军在中间一圈，神机营和虎神营的狙击手们则在内圈。实际上，这一策略被证明依然不过是铁帽子们的另一场白日梦。群集在北京城内外的这三支皇家武装是政治大军，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他们的老板提供武力优势。就这一点而论，端郡王和董将军都不会把他们的人员或装备浪费在事先精心布置的战斗上。荣禄自然也牢牢控制着自己的大军，无视铁帽子们的意志。拳民们将苦撑到最后，仅凭着他们手里的刀斧棍棒和几支老掉了牙的火枪——当然，还有用来防弹的护身符。
紧张气氛在不断升温。大家都在伸长脖子时刻盼着西摩尔的救援大军出现，6月11日，日本使馆一等秘书杉山彬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领着他的男仆，坐着四轮马车，动身前往位于汉人区的火车站，迎接联军部队。他要是更聪明些就会呆在家里，因为联军救援部队这会儿正面临着它自己的麻烦。出了永定门，杉山彬进入了汉人区，遭到了董福祥的士兵的袭击，被拉出马车，剁成了碎块。
为什么单单挑中了杉山彬作为攻击对象，以这种残忍的方式把他谋害了呢，其中的原因从没有大白于天下。他可能与两年之前把流亡者梁启超偷偷带出中国一事有关，招来了铁帽子们的仇恨。莫理循报道：杉山彬的心“被挖出来了，并且（有各种理由相信）被当作战利品送给了残忍的董福祥本人。”莫理循又毫无来由地补充道：同样是这位董福祥担任着太后的护卫，并且是“太后所宠信的保镖。”莫理循没有提及，杉山彬被杀后，太后迅速地发布了一篇上谕：“闻之实深惋惜。……着各该衙门上紧勒限严拿，务获凶犯，尽法惩治。”13
杉山彬被杀的第二天，47岁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一个观点强硬、作风鲁莽的家伙”）漫步在使馆街上，遇上了一辆骡子拉着的有蓬马车。骑马走在前面的那个男人，穿着打扮颇似义和团拳民，头和手腕上缠着红色的带子，如今在北京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当中这是很时髦的行头。他正在自己的马靴上“自豪地”磨着他的马刀。对克林德男爵来说，这也太过分了，他抄起铁头手杖开始攻击这个男人。男人逃走了，克林德朝那辆有蓬马车的里面一瞧，发现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穿着同样的装束。他把那个男孩拖了出来，用自己的重型手杖狠揍了那孩子一顿，之后，他又把这个头昏眼花的孩子拽到了德国使馆，关了起来。对于要他释放孩子的外交要求，他不加理睬。这对父子是在使馆附近发现的最初也是唯一的“据推测”的义和团拳民，不过，克林德对他们的袭击应该是导致使馆围攻的一个主要因素。
克林德男爵对那个男人毫无来由的袭击，以及对那个孩子的殴打和绑架，激怒了民众，数千名中国人（包括义和团和董福祥的甘军），在接下来的三天里（6月13…16日）进行了一场持续的暴力骚乱。北京城部分旗人区和邻近使馆的汉人区的绝大部分都发生了骚乱、劫掠和焚烧。在骚乱开始的第一天，大量义和团拳民通过哈达门涌入旗人区，骚扰、劫掠那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店铺。所有这些都离使馆区还有一段距离，并没有直接的威胁，但是已经人去楼空的海关建筑，还有罗伯特·赫德爵士最近空出来的宅邸和花园，都被烧掉了，赫德的文献档案和图书大部分毁于一旦。罗马天主教的“东堂”和“南堂”也被付之一炬。南堂，由耶稣会教士修建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装饰着许多艺术品，全都化为一堆冒烟的废墟。同时被烧毁的还有：英国国教主教的的财产，伦敦传道会和盲人院。防守坚固的北堂也遭到了围攻，樊国梁主教以及他的许多教徒，还有他们的水兵小分队，全都躲在那儿。
许多西方修女和牧师都在前一天被带到了使馆区，但在东堂和南堂，挤满了大量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就只能靠自己了。一个西方人后来回忆：“我们能听得见呼喊和尖叫，有些是那些正在烧杀掠抢的恶魔所发出的，有些则是他们的受害者所发出的。我们后来得知许多本地天主教徒为了安全都逃了到（南堂），在教堂的大墙之内被屠杀、被烧死。”
多数劫掠和焚烧发生在繁华区域，排满了商铺、货栈和有钱的中国人的宅第，包括经营珠宝、丝绸皮毛、刺绣品、古玩和贵重金属的商人。新账老账，就这样被一笔勾销了。北京城的其他部分，包括大多数旗人区，根本就没有受到骚扰；集市和商店继续开张，街区的生活一如平常。董福祥的军队和义和团拳民明显收到了攻击某些指定区域的命令。
在使馆区，中国仆人、园丁、轿夫和翻译开始溜号。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与其说是危险的信号，不如说是一个大麻烦，因为现如今所有的日常杂务，烧水做饭，洒扫庭除，缝补浆洗，等等家务重担都得由使馆里的夫人们来扛了。北京城内所有的传教士都已经跑来寻求外交官们的庇护了。另一些人则沿陆路向着西伯利亚或通商口岸的方向逃走。
住在使馆区附近的非基督徒中国人也惊慌失措、四散逃窜。辛博森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快速的奔跑，我从来都不相信那些小脚女人……能如此敏捷地健步如飞。每个人都惊慌失措、心乱如麻。……他们不停地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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