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4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住在使馆区附近的非基督徒中国人也惊慌失措、四散逃窜。辛博森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快速的奔跑，我从来都不相信那些小脚女人……能如此敏捷地健步如飞。每个人都惊慌失措、心乱如麻。……他们不停地奔跑、奔跑、奔跑。……远远地能听见拳民们嘈杂喧闹，烈焰腾空，那如今成了他们踪迹所在的标志。不过，这些可怕的家伙本人，我却一个也没见到过。”也就是说，没有见到一个拳民，除了遭克林德男爵袭击的那对父子。　　　　
　　　　奥匈帝国公使亚瑟·冯·罗瑟恩是克林德男爵唯一的密友，所以，在围攻开始之前的最后几天里，他们的行为也颇为类似。6月13日，一支由5名奥地利人所组成护卫队被派到了比利时公使馆，在那儿，他们的机关枪控制了海关聚居区的街道。那天夜里，一些中国人打着火把正在接近下面的大道，显然是打算到海关建筑的废墟里拾掇点什么值钱的东西，却被想当然地猜测为一些专爱放火的拳民。当他们进入射程之内以后，奥地利的机关枪开火了。“这真是一阵令人愉快的声音。”莫理循带着赞许说，“火把倏然而灭。……但没有一个人死。”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奥地利人击落了街道上方的一些电话线。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3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5）

　　　　6月14日下午，克林德男爵再一次外出搜寻猎物，在旗人区的城墙之上逶迤而行。他观察到两百码之外，一群义和团拳民正在汉人区的一个场子上表演他们习惯的把戏。克林德匆匆忙忙地下了城墙，集合了一班德国水兵，带领他们来到城墙上一个有利位置，在那儿他可以对准那些拳民。沿着城墙匍匐前进，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射程之内，德国人就朝义和团的编队开了火，至少打死了7人、打伤20人。莫理循带着些许满足，评论道：“克林德和他那些兴高采烈的伙计们从墙顶上射杀了7个拳民。……这次潜伏出击干得漂亮极了。”但他没有向《泰晤士报》的读者讲述这次事变，也没有表述自己的看法。　　　　
　　　　这次新的挑衅激起了中国人和义和团的强烈反应，他们像愤怒的火蚁一样潮水般地从哈达门涌入旗人区。水兵们慌慌张张地用警戒线把使馆区全给围了起来（除了偏远一些的比利时人聚居区），布置岗哨。当更多的拳民试图通过哈达门进入旗人区时，他们被中国军队给挡住了，大门也已紧闭。一场默然无声的斗争开始了，荣禄作为军界的最高指挥官，试图以他的显著的成绩捂住水壶的盖子，而端郡王和他的死党们则努力让它沸腾得溢出来。赫德写道：“对我们来说，稍觉幸运的是拳民们只有刀剑棍棒之类。假如他们有大炮的话，一夜之间他们就可以将我们消灭殆尽，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6月15日，太后和光绪皇帝颁发谕旨，明令反对聚众闹事者。“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不准再事姑息。……城内外设立坛棚，应尽行拆去。”14他们指示荣禄、庆亲王、端郡王和澜公，按照这些诏令执行。慈禧再一次被事实说服了：铁帽子们的计划彻头彻尾地愚蠢。　　　　
　　　　同一天，莫理循领着一群俄国人和美国人，骑马去了1。5英里之外的南堂，为的是营救任何幸存的中国基督徒。陪伴他们的见习翻译翟兰思说：“许多人被发现是活活烧死的，这使得屠杀和歼灭以至于无法辨认。”　　　　
　　　　第二天，莫理循又组织了搜索队，为的是寻找另外的中国基督徒难民。他们在一座庙宇里遇到了拳民正在焚香、念咒、处决战俘。经过十分钟的枪战，46位拳民被打死，他们的战俘也被释放了。莫理循声称他亲手杀死了6个拳民。有超过两千名中国基督徒难民如今在绿树成荫的御河西路的排水沟旁边安营扎寨，这条大街从英、俄、美公使馆前面穿过，将它们和围着宫墙的肃王府花园分隔开来。此事被证实让使馆方面颇觉为难，因为没有谁愿意收留他们。那儿没有房屋，只能露宿街头，对使馆的生活是个妨碍。慈善机构的供应也跟不上趟。莫理循对这些令人讨厌的教民的援救，或许是出于诚挚的关怀，而不是玩笑，但却不幸地事与愿违。　　　　
　　　　辛博森写道：“对于我们这次公开援救中国人的行动，使馆里的几个厨子再一次惊慌失措起来，因为这些人是些可疑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说，这一行动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付出沉重的代价，使馆将会遭受攻击。”　　　　
　　　　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针对外交使团的袭击发生。在北京，还仅仅只有汉人遭到了义和团的攻击，也没有哪个拳民或清兵朝外国使馆开过一枪，使馆区内也没有人被杀或受伤。所有开火都是发生在相反的方向：外国人向中国人开火。爱德温·康格估计，到6月15日为止，将近有100名拳民在没有挑衅行为的情况下，被各个使馆里的水兵开枪打死。这个数字包括那些遭到克林德的德国卫队“潜伏袭击”的拳民，但不包括许多被莫理循的掠夺者打死的中国人，也不包括少数几个早先被见习翻译和西方骑手机动小分队打死的人，这样加到一起的话就有好几百人。波莉·康迪特·史密斯说：一伙水兵（不到20人）说他们到那天为止一共杀死了350名“小偷、拳民和清兵”。所有关于使馆围攻的报道都努力减少这个数字，或者，干脆只字不提。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5月31日之前，当使馆卫队从天津到达时，只有一名外国人被义和团所杀：传教士卜克斯，他是被自己的同僚试图采取愚蠢的行动给害死的。使馆卫队被召集起来之后，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所杀，4位法国和比利时铁路工程师在逃往天津的时候在一场枪战中被杀，两位英国传教士在永清附近被害。这样算来，外国人的死亡总数到目前为止只有8个。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其余所有义和团事件，都是直接针对中国人的。（1900年的大多数拳民暴乱都发生在“北京—天津—保定府”这一片不大的三角形区域内，虽然西方报道使它看上去似乎是横扫了整个华北。）　　　　
　　　　多亏了拳民们自身的鲁莽，朝廷在政策上依然保持着尖锐的对立。6月13日，北京暴乱开始的那一天，义和团闯入年事已高的大学士徐桐的府邸，大肆劫掠，此公是义和团的一位主要支持者，也最仇视洋鬼子。拳民们还袭击并抢掠了大学士孙家鼐15，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新近被任命的贵州巡抚被拳民们拖出他的私人座轿，强迫他在泥地上磕头，然后还把他的衣服剥光，抢走了他的丝绸官服。这再一次使得天平朝反对端郡王的方向倾斜。6月17日，太后和光绪命荣禄移师进京：“将各使馆实力保卫，不得稍有疏虞。”16然而，当荣禄询问使馆方面他们是否需要这样的保护时，外交使团拒绝了，他们想当然地推测：荣禄（最接近太后的人）计划了一场屠杀。在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的电讯稿中，他声称：对使馆区的进攻“是太后下的命令，由荣禄组织的。”最后的事实是：在经过两个月之久的围攻之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平民都毫发无损地幸免于难，这一结果，更多地得益于荣禄的调停和他对武装力量的控制，而不是勇敢突围、巡逻放哨以及作困兽之斗。使馆卫队的胡乱射击，莫理循的骑兵的快速枪战，他对教民的救援，还有克林德男爵的蓄意挑衅，这一切只会使温和派的计划泡汤。　　　　
　　　　16日，顺天府尹（北京市长，端郡王核心集团成员之一）崇礼17来到德国公使馆，亲自向克林德男爵求情，请求释放那个被他抓为人质的男孩。这是克林德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那孩子已经死了。显然是克林德因为一次突然发作的狂怒而开枪打死了他。此事被德国使馆给隐瞒了，不过却被英国政府知道了，莫理循也知道，他曾在私下里与香港总督卜力爵士及卜力夫人谈论过此事，但从未在《泰晤士报》上报道过。　　　　
　　　　两天之后，总理衙门吁请使馆方面，再也不要允许他们的骑手们搞武装突袭，因为“此足以激起民愤。”义和团依然没有攻击使馆区。　　　　
　　　　慈禧似乎很怕端郡王，越来越对他忍气吞声，同时还承受着来自温和派的巨大压力，她学会了一会儿偏向这边，一会儿又倒向那边，两边和稀泥。和了几十年的稀泥，已经建立了许多惯例，这样一来，她要想单方面采取行动则殊非易事，两年之前光绪皇帝的暗中破坏就是一个明证。正如曾国藩和科伯恩所觉察到的那样，慈禧并不是一个强大的领袖，而是一个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装饰品。为了维持在朝廷上的地位，她一直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某个团体的观点明显地占了上风。在义和团的问题上，她的政策方针一天一个样，一直等着瞧瞧到底是谁的手最有力地掌握了舵柄。但是朝廷决策的隐秘性掩盖了这样的摇摆不定，因此在使馆方面看来，最高当局的行动比事实上要更坚定。　　　　
　　　　多亏了有这么多的西方挑衅，在6月的第二周里，铁帽子们重新夺回了对朝廷的控制，那是在刚毅和赵舒翘从保定、涿州调查义和团运动回来之后。这两个人被派去向京城西南的义和团宣示：行为要放规矩点，并赶快散伙，否则，荣禄大人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6月16日，两位大臣回京报告：义和团实在并没有计划一场针对大清王朝的造反，两个人都保证义和团对大清的耿耿忠诚，并且，像烧毁教堂、杀死教民之类的暴行都是犯有罪行的秘密帮会的成员干的，而不是拳民自己——这是一个铁帽子们自始至终都在维护的借口。刚毅说，当他到达涿州的时候，拳民们在他面前跪倒一片，合手致意。他把拳民们所有的过激和犯罪行为全都归咎于反清排满的白莲教，据说这些人利用义和团以渗透进北京城，并策划反政府阴谋。他和其他的铁帽子们向太后和朝廷保证，在目前的情形下，根本没有必要压制义和团，因为他们没犯什么错。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4节　坏事是这样来的（6）

　　　　为了平息争执，那天最高当局召集了一次特别御前会议，参加者包括所有亲王、六部九卿以及宗室成员——总共有一百多位王公大臣和军事将领，这是接下来的一系列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报告义和团的恶劣行径，包括他们对高级官员的袭击；如何应对西摩尔司令的远征军，从已知的情况看，这支部队已经离开天津，预料随时都可能北京的城门前出现；还有就是许多正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所造成的危险。这首次御前会议最后以一系列诏谕作为结束，宣布荣禄的武卫军必须将北京的义和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仅仅要防止他们劫掠并粗暴对待朝廷大臣，而且也要让西摩尔司令的部队进京营救使馆的行动变得毫无必要。太后再一次命令荣禄和他的军队负责保护使馆区，不管他们需要不需要这样的保护。第二天发布的一篇谕旨明确表示了朝廷的担忧：“如使馆眷属人等，有愿暂行赴津者，原应沿途一体保护。惟现在铁路未通，若由陆遄行，防护恐难周妥。应仍照常安居，俟铁路修复，再行察看情形，分别办理。”19　　　　
　　　　6月17日，第二次紧急御前会议召开，端郡王发起反攻，出示了一份据说是来自联军的最后通牒。根据我们得自此次会议的唯一目击者的材料来源，太后以这份伪造的最后通牒为基础，告诉与会者，外国列强提出了4点要求：一、考虑到不断有谣传说光绪皇帝依然被囚，因此必须指定一座特别的宫殿作为皇上的住处；二、为了消除官员腐败的有害影响，必须给予外国人代表中国政府收税的权利，不仅仅是外国海关税收，也包括所有国内税收；三、为了结束中国军队中的腐败，必须赋予外国人在大清帝国所有军事事务上的权威；四、光绪皇帝必须全面恢复权力。　　　　
　　　　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外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份文件只能是出自伪造。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它是铁帽子蓄意伪造的，为的是把温和派打懵，并激怒太后，以便让她采取激烈的行动。虽说如此，但是细细回想起来，更大的可能是：这份伪造的最后通牒是身在广州的李鸿章总督所发明的，他一直在千方百计要挑起一场联军进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个非常紧急的时刻，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海军司令们根本就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份最后通牒——一份将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通牒——就更不要说是像端郡王出示给太后的这样一份了。　　　　
　　　　至于西摩尔司令那支两千人的部队，早在一周之前就离开天津去北京了，他们似乎是从地球表面突然蒸发掉了。莫理循在他6月16日的日记中说起了风凉话：“援救行动成了一场滑稽戏。他们没准是爬着过来救我们吧。”罗伯特·赫德爵士则送给西摩尔一个绰号：“西诺摩尔（See…No…More，不见了）司令”。　　　　
　　　　【译注】　　　　
　　　　1樊国梁，即阿方斯·皮埃尔·马利·法维耶（Alphonse　Pierre　Marie　Favier　1837…1905），法国传教士，1862年来中国传教。曾担任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教堂总主教）。　　　　
　　　　2参见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第25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3同上书，第252页。　　　　
　　　　4此事史称“永清教案”。1990年6月1日清晨，有一队义和拳约数百人进入顺天府永清县城，此地在京津铁路廊坊东南。拳民们随即攻击该处英国教会，杀死了派驻该处的两名传教士中的一名，即孙牧师（查尔斯·罗宾逊　Charles　Robinson），并带走了另一名传教士孟鹤龄（H。V。　Norman），将他囚禁在邻近的一个村庄，24小时后亦被杀。　　　　
　　　　5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　1840…1929），英国海军将领。1852年加入英国海军。1857年，他作为中尉见习生，参加英法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2年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回英国。后升为中将。1897…1901年任英国东亚舰队司令。　　　　
　　　　6徐桐（1819…1900），字廕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历官礼部、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7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晚号退圃。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同治八年（1869）迁湖南布政使，十年署湖南巡抚。光绪元年（1875）上奏支持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同年开办湖南机器制造局，是湖南近代工业的开拓者。三年，署兵部左侍郎，入值军机。十五年授云贵总督。二十四年，入赞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三十四年卒，谥文勤。　　　　
　　　　8翟兰思，即兰斯洛特·贾尔斯（Lancelot　Giles　1878…1934），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汉口领事。出版过《北京使馆被围日记》一书（1907）。　　　　
　　　　9许立德，即威廉·梅里克·休利特（William　Meyrick　Hewlett　1876…1944），英国外交官，著有《北京使馆被围记》、《在华四十年》等书。　　　　
　　　　10宝士德（H。H。　Bristow　生卒年不祥），英国外交官，曾在1906…1907年间任英国驻重庆总领事。　　　　
　　　　11参见德龄公主《紫禁城的黄昏·德龄公主回忆录》第25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12马士，即荷西·巴卢·莫尔斯（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英国汉学家，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书。　　　　
　　　　13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1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4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1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县人。字燮臣，号哲生，别号澹静老人。　咸丰九年（1859）状元。光绪四年（1878），受命授光绪帝读书，任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使、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戊戌变法时，孙家鼐参与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活动。二十四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掌管学务大臣，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后官至太子太傅。　　　　
　　　　16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1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7考崇礼生平（参见第12章注释），从未出任过顺天府尹一职，庚子事变时，崇礼是步军统领。此时的顺天府尹是王培佑，因出差而由陈夔龙暂署。　　　　
　　　　18卜力爵士，即亨利·亚瑟·布莱克（Henry　Arthur　Blake　1840…1918），英国人。曾任巴哈马、纽芬兰、牙买加总督。1898年11月出任香港第十二任总督。1903年卸任后转任锡兰总督。受封爵士。　　　　
　　　　19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1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5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1）

　　　　自从几个星期之前抛锚在大沽口外以来，外国舰队的指挥官们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争论到底该做什么。西摩尔将军是眼下资格最老的指挥官，而英国舰队又是一个核心，其他在此抛锚的列强军舰都围着它转。西摩尔就是那位西马縻各厘司令的侄儿，这位西马縻各厘在1860年领兵围攻过广州和天津，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城、劫掠和焚烧圆明园的时候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西摩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他叔叔的旗舰上服役，他告诉部下，眼下停泊在大沽炮台外的海军编队，使他回想起了1860年。6月6日，西摩尔召集法、德、意、俄、奥、美、日等国指挥官在自己的旗舰“百夫长号”上开了一次会，为协调行动作出详细的安排，并为他们的军队在必要的情况下登陆做出计划。6月7日和8日，英国海军部致电西摩尔，授予他自主采取行动的权力，不过在电报到达的同时，他已经不得不自主行动了。6月9日，当他收到窦纳乐爵士请求军队立即向内陆进发的紧急电报之后，夜里11点他就做出了决定。西摩尔同时邀请了其他国家的舰队司令加入他的进京部队。6月10日凌晨一点（收到电报仅仅两小时之后），他已经集结了一支将近400人的队伍，准备从大沽上游的一个公共登陆点“塘沽”登陆。在那儿，他们强行征用了一列火车，凌晨三点，他们上路了，那是他们这次旅程的第一站，距离天津25英里。他们速战速决地解决了天津火车站的抵抗，夺取了另外几列火车，作为后续部队向北京进发的之用。到了10日上午9点30分（在接到帮助请求后不到11个小时），西摩尔和他的小分队正热火朝天地往北京赶，距离不到90英里，常规情况下只需四五个小时。在他们的身后，一支1；500人的八国联军正在接踵登陆。　　　　
　　　　西摩尔的行动大胆而果敢，他满心指望着能在这天夜间赶到北京。他的军官们都穿着全套的制服，兴冲冲地期待着使馆里的晚餐舞会。然而很不幸，尽管天分可嘉，但在干燥的陆地上领兵深入，海军司令似乎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很快就搁浅了。　　　　
　　　　对于北京的形势，以及途中这些乡村的状况，他都缺乏可靠的信息。他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是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礼士1，此人已经完全被自己直接职责范围内的英国居民的危险而给弄得紧张兴奋。西摩尔还愚蠢地把补给安排和通讯线路交给其他人处理。最糟糕的是，当他遭遇顽强的抵抗时，他就说服自己继续呆在自己的船上（在这里，也就是他的火车上啦），而不是像一个陆军指挥官可能会做的那样：开辟新的陆路。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还顺利。在距离天津50英里之外的杨村，他们到达了白河上的铁路桥，温和派将领聂士成所率领的四千名中国正规军在此防守，聂士成被荣禄从北京派到这里来守护铁路，使其免遭义和团的破坏，他也是少数对义和团的鬼话不甚买账的汉人将领之一。西摩尔将军通过铁桥的时候，聂士成的汉人军队非常友好地对他们挥挥手，彼此之间还互致问候。西摩尔一路上马不停蹄，直到下午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叫“落垡”的小镇停了下来，以修复被本地民团拆毁的铁路，这时候已经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程。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因为铁路和桥梁而遭遇了连续不断的麻烦，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11日，他们还在向廊坊缓慢爬行，前方还有40英里的路要走。　　　　
　　　　就在接近廊坊的时候，他们遭遇了第一次积极抵抗，有大约两千名本地农民向他们发起进攻，这些人大部分是扎着红头巾的年轻男孩，他们最近刚刚成了“神拳”，手里的武器有棍棒、长矛、刀剑、火枪，还有一种大得吓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