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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帘的背后-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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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老式短程喇叭枪，得两个人抬着，这个老古董所产生的主要是滚滚浓烟和震耳巨响。西摩尔的手下有一个人，在中国呆的时间较长，长到足以发展出对大清士兵不屑一顾的看法，他说：“这种景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害怕和犹豫的迹象……向前猛冲，直至倒下。”有五六十个孩子被打死，其余的都跑了。
廊坊的火车站已经被毁。不过西摩尔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使得另外1；500名此前已经登陆的联军部队能够乘坐他们所征用的另外4列火车追上他们。
另外的攻击接踵而至，作为重新整编的地方民团，他们的攻势更猛。作为一次轻便旅程所带来的补给眼看着就要耗尽了。6月14日，在远征队和天津之间往返以维持补给的最后一趟火车，没能通过杨村铁桥。聂士成的军队已经撤走了，铁桥如今落入了义和团之手。
西摩尔一直未过廊坊。一支水兵小分队往前方侦查了几英里，发现铁轨已经被拆毁了，枕木也被烧成了木炭。他们孤立无援，四顾茫茫。
西摩尔其实完全可以在一周之内毫不费力地用脚完成从天津到北京的整个行程，从廊坊动身则只需要两天。但这位海军司令选择了坐火车，如果火车动弹不得，他也就寸步难行。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他们都没怎么喝水。
虽然已经得到了西摩尔行进缓慢的报告，但中国当局依然认为他在继续沿陆路向北京进发。在过去的几天里，总理衙门大臣一再吁请窦纳乐爵士制止西摩尔海军司令。但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了。1860年额尔金勋爵的占领在朝廷所引发的恐慌，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董福祥的四千穆斯林骑兵被派出了北京城，以阻止正在前来的联军部队，而这支部队却再也无法前来了。
窦纳乐爵士和满清朝廷都不知道，那位海军司令已经打定主意，要掉头回去了。当他回到杨村的时候，发现铁桥已经被毁，无法通行。无论往哪个方向去，北京还是天津，西摩尔都将不得不放弃他的宝贝火车，在陆地上为自己杀开血路。到目前为止，他还只不过是和破枪烂炮的农民以及几个十几岁的“神拳”打过交道，但情况将要发生变化了。西摩尔的德国小分队作为后卫仍然留在廊坊，如今遭遇了穆斯林骑兵的强大火力。既然不能再过杨村铁桥了，西摩尔万分不情愿地放弃了他的火车，向下游的天津方向撤退。他们夺来了四艘小木船，运输他们的大炮、补给和伤员，而部队则只好步行前进。他们当初要是步行穿越从廊坊到北京之间40英里乡村地带，跟眼下所面对的从杨村到天津之间的30英里相比，效果恐怕也差不太多，因为农民们见到他们在这里也不见得就会更高兴些。一个漂亮女孩奋不顾身地扎向一口狭窄的水井，为的是不被强奸，不过多亏了一位德国军官的快速行动，将这个处于休克状态的女孩救了出来。其间，天津的情况却更加恶化：远远地，他们就能听见猛烈炮火的声音。
西摩尔离开舰队的这些日子里，他的留在各自炮艇上的军官们却陷入了一场和中国的全面战争。6月14日，西摩尔离开天津几天之后，2；400名外国士兵（其中有1；700名俄国人）上岸保护天津老城外的外国租界。然而，就在6月15日夜晚，义和团就将天津法国租界的大部分给烧毁了。
远在大沽口外的联军指挥官们正在他们的甲板上踱着步。北京的联系被切断了，西摩尔也人间蒸发了，法租界已经成了一堆灰烬，而且，中国人随时都可能切断连接天津和白河入海口的铁路，白河口就位于大沽，外国军舰停泊在离它12英里远的海面上，呆在炮台的射程之外。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向炮台增援的援兵和补给正在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人正在安装鱼雷发射管，可以想见，河道里应该也正在放置水雷。用不了多久，联军的舰队就会变得威力全无。（这些推论并没有考虑使馆被围的因素。）争论最终停止了，多数指挥官赞成在他们还保持着优势的时候采取行动。他们将占领炮台，必要的时候采用武力。一份最后通牒被递交到天津的总督衙门，所设置的最后期限是6月17日凌晨两点。
这是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也是那段时间最平静无事的一个时刻，因为联军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战争状态，从技术上来讲，敌人是义和团的叛乱分子，而不是中国政府本身。因此，联军对炮台的攻击，丝毫不亚于一场针对中国的单边战争行动。但是，联军指挥官们坚持认为，如果不占领炮台，未来某个时刻对使馆方面的救援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海军司令和将军们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他们还可以像1860年一样，从大沽以北3英里处的北塘口登陆，并直接向北京进军，解救公使馆，让最后通牒（还有战争行动）变得毫无必要。不过人类的天性总是不可理喻，最后被选择的计划总是只有一个，而他们能采用的选择方式就是简单多数。因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攻城略地的兴趣，要超过对营救使馆的关心，这一观念，他们所有人都很含糊暧昧。所以，当只有8名外国人被杀（对比之下，却有超过200名中国人被杀）的时候，联军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并选择战争。他们的最后通牒虽然只要求交出大沽炮台，不过，那就意味着战争。
白河口一共有4座炮台（每边两座），鸦片战争期间两次遭到联军的进攻，第一次以失败告终，当时联军身陷海滩上齐腰深的烂泥中；第二次以胜利结束，通过陆路包抄从背后进攻炮台。打那以后，炮台经过了重修，并在李鸿章总督的德国工程师的主持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装备了快速克虏伯大炮。因此，这一次决定从正面进攻，背海一战，其所依赖的更多是运气而非计谋。这样的进攻将要穿越同样的泥滩，其中插满了尖利的树桩，它曾经在1859年导致了令联军深感困窘的大流血。
最后通牒日期届满那天的日落时分，吃水较浅的炮艇载满了900人，在炮台的围墙之下占好了位置。参加此次行动的有英、德、俄、法、日等国的士兵，美国人遵照国内指示而拒绝参加，指示说：在没有正式宣战（这要提交国会讨论）的情况下不要卷入军事冲突。如果中国指挥官在6月17日凌晨两点之前不投降的话，联军打算要做什么就不是个问题了。因此，到了凌晨12：45，离最终期限只有一个小时，中国人就朝正在接近的联军部队开火自卫了。激烈的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结果，联军的炮弹意外地落入了白河口南北两岸那些巨大的弹药库。爆炸的威力是如此巨大，那些防守者竟被震得晕头转向。在尘云烟雾的掩护下，水兵们呼啸着冲向北炮台，步枪上都上好了刺刀。第二次爆炸之后，南岸炮台不战而降，中国指挥官自杀殉国。联军溯流而上，中国水师的四艘德国造驱逐舰全都被完好无损地缴获。
当大沽炮台遭到袭击的时候，一种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也就开始生效了，于是，中国炮兵也开始向天津城外的外国租界开火。第二天，一万名清兵包围了租界。华盛顿也承认了这一战争状态，通知海军少将肯普夫：美国军队现在可以加入战斗了。这样，一支总数达一万四千人的国际纵队从大沽动身，去解天津租界之围。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6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2）
6月23日早晨，这支联军救援纵队进入了天津的外国租界区。发现这里几乎已经瘫痪了，他们又花了两周时间，试图夺取附近有围墙的中国旧城。在其他人的掩护之下，日本人占取了主动，一举炸毁了城市的南大门，就这样，中国人的抵抗停止了。
这期间，西摩尔海军司令那支衣衫褴褛的大军，正沿着很浅的白河艰难地顺水而下。当他们到达距离天津三英里处的一个地方时，意外地碰上了西沽的军械库，这可算是他们此行所获得的唯一成功。他们在那儿轻轻松松地开了火。短暂的反击之后，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所有抵抗全都消失不见了，并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座占地40英亩的军械库，里面堆满了机关枪、野战炮、来复枪以及几百万发子弹。几个仍然留在军械库的中国人一枪不发地逃走了。虽然他们现在距离天津步行也不会超过两小时，但西摩尔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在军械库继续呆了5天，这样就错过了天津的战斗，并在6月26日完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段旅程，而此时的天津，正在遭受它的联军征服者兴高采烈的掠夺。对于西摩尔的远征队，最终的结论是29岁的指挥官大卫·贝迪（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德兰战役中担任海军舰队司令）所作出的，他说：“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冒出的念头中，这是最疯狂、最野蛮、最该死、最邪恶的一项计划。”
也不见得吧。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6月19日之前，北京的朝廷对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还一无所知，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大沽炮台落入联军之手至少也有三天了。直隶总督裕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如此令人扫兴的新闻包含进那些他通过快马信使发送的消息中。他是个殚精竭虑要保住自己脑袋的老人，并且，他也毫不隐瞒自己对英国的好感。在炮台遭到攻击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曾发出电报，说是可以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为裕禄提供避难所，这一提议通过英国领事馆转告了裕禄本人。
当慈禧最早得知大沽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而不是炮台已经陷落的时候），她就饬令各省督抚，保疆守土，严防洋人侵袭。对于那一天朝廷里所发生的事情，濮兰德和巴克斯后来发表了一篇伪造的报告，把整个过程中的日期和事件都给弄混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在那一天，端郡王向慈禧出示了那份伪造的要求她退位的最后通牒。慈禧大为震怒：“这些洋人管的可真宽，无礼放肆，一至于此，誓当灭此辈而朝食。”（巴克斯的聪明机智是如此不能自已，以至于总是忍不住要把那些文雅风趣的措辞放到慈禧的口中，他似乎是在阅读那些中文剧本的时候发现这些华丽词藻的，并且把它们借用到自己的传记骗局之中。）
关于大沽和天津开战的消息，是21日传到太后那儿的，但裕禄依然没有把炮台早就陷落的消息报告给她。在北京，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联军发布了一份最后通牒，他们的军队已经以摆出威胁的姿态逼近了大沽炮台，并且，战斗已经开始。因此，在这场战争因为联军的进攻而开始的两天之后，慈禧颁布了一篇谕旨，承认对抗已经开始，并且，在中国和联军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已然存在。
在此后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西方历史学家都坚持认为，慈禧在这篇谕旨中“向世界宣战，”以这样的措辞暗示她是愚蠢的。然而当时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联军舰队的多数指挥官已经投票赞成进攻炮台，而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也特别指出：这样的进攻将是一次战争行动。它就发生于6月15日，而他们的本国政府并不知情（4天之后他们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报告，直到6月21日才得到关于进攻并占领炮台的报告）。因此，这种将罪咎转嫁给太后的做法，是一种对事实的蓄意操纵，这种操纵当即就开始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
上海的《字林西报》在6月19日的一篇有感而发的社论中宣称：
中国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一决定是太后和及其奸党所作出的。凭着极端的无知和狂妄，他们自认为能够安全地挑战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此辈奸党若不自愿离开的话，亦必将被逐出北京。希望有这样的可能：把光绪皇帝弄出来，然后重新把他扶上皇位。在此期间，必须让中国人完全明白：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太后，我们打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篡位的北京政府。
尽管端郡王和他的小集团做着这样的大梦：有了义和团的大力帮忙，就能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但这场战争在它开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大沽和天津的陷落，使得联军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北京。在他们重新部署并组织一次向北京的行军之前，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们不会被中国军队所阻挡，大多数清军既无能力又无装备。那些可以认为多少有些能力而且又装备着现代化来复枪的军事单位，其实是政治大军，没人愿意把他们浪费在打仗上。
对于翘首企盼的各国使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天津的联军指挥官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个多月里，还是没能就进军北京的事情达成一致。在这毫无必要的磨磨蹭蹭当中，使馆的围攻发生了。所以，围攻使馆的愚蠢荒唐固然应受谴责，而联军指挥官们的争吵不休也要受到同样的谴责。
在满清朝廷里，也有一场家庭争吵仍在继续。温和派仍然在千方百计地干扰铁帽子们的策略。在翘首等待的漫长数周里，中国军队随时都可以将使馆区那点可怜的防卫力量风卷残云地吞掉，不过多亏了荣禄和其他温和派，所有冲出去的拳头都被他们给拽住了。
6月17日，在克林德男爵又一次的煽动之下，第一次实实在在的交火发生了。见习翻译翟兰思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这天（6月17日）中午，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朝董福祥军的几个人开了火，当时这几个人正向欧洲士兵投掷石块。这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尽量避免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任何麻烦。子弹开始飕飕地满天乱飞，我们在北御河桥的警戒哨被临时撤回。我们（英国）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开一枪作为还击。这天夜里的晚些时候，窦纳乐爵士……与一位中国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同意，互相避免另一次这样的事件再发生，并且把此次事件当作一个误会看待。
总理衙门并不知道西摩尔将军已经放弃计划并已动身返回天津，而是一门心思想避免任何更多的交火事件发生，他们试图再次劝说使馆方面自动离开。6月19日，12个红色大信封被带给了11位公使和罗伯特·赫德爵士。“本衙门……恳请阁下在24小时之内启程，在使馆卫队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为的是避免任何意外的不幸事件。”与此同时，总理衙门把大沽的最后通牒向使馆方面作了通报。窦纳乐爵士吓了一大跳。在一封将被偷偷带给天津领事官贾礼士的短笺中，他惨兮兮地写道：联军指挥官们已经“为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敲响了丧钟。”后来，对英国外交部，他将这份最后通牒描述为“草率仓促而毫无必要的挑衅”。对总理衙门，他说：各国公使对此深感震惊，并确信“大沽炮台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现在，所有外国公使，除了好战分子克林德之外，都渴望离开北京。经过详尽讨论之后，他们在午夜致信总理衙门，请求早晨9：00举行一次会晤，以便就起程的细节作出安排。没有人盼望这次旅行。一位外交使节酸溜溜地评论道：“留，意味着可能的屠杀；走，则意味着确凿无疑的毁灭。”说到那些年轻的职员，见习翻译翟兰思说：“考虑到历史上坎普尔2的先例，我们断然反对（离开北京）。”他所说的坎普尔，在印度兵变期间，英国驻军曾在那里惨遭屠杀。爱德温·康格安排了100辆大车，以运载家眷和他们的财物去天津。莫理循在一篇很不错的小文章里津津乐道地说：此事让康格“丢尽了老脸。”
总理衙门回复：“我王大臣等……亦深望能详尽讨论目前情势，然近数日来，扰乱尤盛，第恐贵使在前往衙门途中，或致惊慌（安全不能保障）……”窦纳乐爵士在他的官方报告中声称：这封带有含蓄警告的信件到早晨八点的时候还没有收到，此时，克林德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并且不顾同僚们的反对，决定亲自到总理衙门走一遭。窦纳乐爵士后来回忆：克林德男爵“是个热情洋溢、容易激动的人，他挥起拳头在桌子上重重一击，说：‘我要走了，就坐在那儿直到你们赶到，哪怕要坐它个通宵。’”对于克林德来说，即将到来的倒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长夜。
大约在早上8：30的时候，克林德男爵带着他的使馆翻译海因里希·柯德斯，坐了两乘轿子，在一前一后两个徒手中国男仆的陪同下，出发了。他的轿子覆盖着红绿两色的篷盖，表示他的官员身份。辛博森描述：克林德“抽着烟（雪茄），双臂斜倚在轿前的横杠上，怎么看都像是去野餐。”两乘轿子刚好经过熙熙攘攘的哈达门大街上一个不大的警署时，柯德斯朝左侧随意一瞥，看见一个穿军服的满族旗兵，是神机营长枪队的一位章京（队长），端着一支夏普来复枪，正对着克林德男爵的脑袋瞄准。正当柯德斯惊呼着发出警告时，那个士兵开了枪，克林德当场毙命。轿子落下来了，柯德斯跳了出去，撒腿就跑，子弹从他的两腿间穿过。还好没人追赶，他痛苦不堪地一路向前，跑进了卫理公会传道会。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7节 一项疯狂而邪恶的计划（3）
毋庸置疑，这次谋杀是端郡王一伙所安排的，为的是报复克林德一贯的好斗行为。因为他无缘无故地殴打并关押那个义和团男孩，最后还将他开枪打死；因为他再三利用德国使馆卫队在汉人区的开阔地带击毙手无寸铁的义和团拳民，而此时尚没有开始任何针对使馆区的敌对行动；也因为他三天前通过德国和奥地利的水兵向董福祥的部队开火。克林德采取这样好斗的行为方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弄得他的外交官同僚也不免有些惊慌失措。像当时的许多德国官员一样，克林德也试图仿效威廉皇帝傲慢自负、夸夸其谈的风格。他的前任海靖男爵（此公导致了最近德国对青岛和胶州湾的占领）所留下的记录，也树立了一个盛气凌人标准，那也是克林德所渴望仿效的。他那句不断被新闻记者引用的名言说的是：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被列强当作一根德国香肠，切碎，再吞掉。当然，切下来的那一大片华北要归德国。这当然使得英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很不高兴，他们一直念念不忘的，也是同样的事情。窦纳乐爵士是如此愤怒，以至于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国外交部甚至和柏林进行了交涉，而德国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布洛伯爵则给克林德发来了一封加密电报，在许多观点上对他进行了申斥，并警告他：如果中国政府得知他和北京外交使团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这样的争吵，后果将很严重。就连那些通常还算宽厚的传教士，对克林德男爵也深感憎恶，他们指出：“他的命令式的态度，在那个时候特别令中国人不愉快。”他把铁帽子们逼到了谋杀的路上，实在也不足为奇。
杀死克林德的人名叫恩海，在刺杀克林德之后，一时间名满天下，以至于后来受到日本人的跟踪，又被德国人逮捕、处决。他告诉德国人，他的上司曾经给了他晋升和70两白银的许诺，不过结果只得到了50两。就在他的脑袋搬家之前，人们听见他诅咒“愚蠢的王爷”。
公使们收到了来自总理衙门的通知，明确恳请他们不要冒险上街，这个信息也被莫理循知道了，但他却把它完全弄拧了，在《泰晤士报》上他这样报道：“太后和端郡王……筹划了一次集体屠杀，根据这一计划，所有外国公使在那天早晨都将大难临头。”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克林德只是个特例。刺杀克林德的计划必定事先得到了铁帽子们的同意，而铁帽子们此前已经得知克林德杀死了那个年轻的中国人质，因为（真叫人吃惊），对克林德的刺杀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天津和上海被当作既成事实而加以讨论。这一事件发生于20日，而伦敦的晚报却在16日（事情发生的4天之前）就有报道，《泰晤士报》的报道则在第二天早上就出来了。正如北京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所说的：“这样一个非常人物的被杀，竟然提前四天就弄得满世界都知道，这恐怕不是经常有的事。”考虑到电报线路早在克林德被杀之前就被切断了，由此带来的通信滞后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在北京之外，任何人要想证实这次谋杀，恐怕非得花上整整12天不可。是故（尤其考虑到东方的情况），要想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将要花上12天的时间，然而，你却能提前一周知道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总理衙门通知使馆方面，他们启程的时间限制被延长了。不过克林德的被杀使得外交使节们改变了主意，他的外交官同行们已经不愿意启程去天津了，不管能提供一支多么庞大的卫队。
这次事件就好像是个信号一样，如今，外国人纷纷从遍及北京各处的藏身之地蜂拥而出，进入使馆区。使馆区的防御范围之内的总面积是85英亩，周长约2英里。此范围内一共有8个国家的20名军官、389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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