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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帘的背后-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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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就好像是个信号一样，如今，外国人纷纷从遍及北京各处的藏身之地蜂拥而出，进入使馆区。使馆区的防御范围之内的总面积是85英亩，周长约2英里。此范围内一共有8个国家的20名军官、389名士兵提供保卫。外交职员、见习翻译以及五花八门的平民也被武装起来，他们当中包括一帮自封的“骑师”，莫理循对他们嗤之以鼻。使馆区挤满了约900名外国人——451名军人、245名平民、149名妇女和79名儿童。其中多半最后被集中到了宽敞的英国使馆，那儿不同的建筑被分配个各个国家。英国聚居区占地超过12英亩，有许多的建筑，包括圈养着150匹马（多半是赛马）的马厩。那儿还有为数不少的运货骡子，一群绵羊和一头母牛，那是华俄道胜银行的头儿璞科第专用的。英国使馆还拥有最大的食物储备，有大量的罐头牛肉，还控制着很好的开火场地，在旗人区的内城墙上没法直接俯瞰。正常情况下那儿可以藏得下60至80个人。到了6月20日下午，那里已经被数倍于此的人塞得满满的。美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教民们（包括126名中国女学生），藏在使馆的小教堂里。罗伯特·赫德爵士和他的海关职员及家眷，带着所有吃的喝的还有账本，也搬了进来。“此地被女人、传教士、哭哭啼啼的孩子以及一大堆面容温和的教民塞得满满的。”辛博森半开玩笑地抱怨道，“他们以如此亲密的方式出现在面前，实在叫人受不了。”
数以百计的教民乱糟糟地挤在英国使馆外的街道上，在敞开的排水沟边席地而眠，也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去。如今，既然使馆方面打算在北京坚持下去，那就要想些办法把这么一大群中国基督徒清理走，以便把他们从火力范围内移开，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着想，还不如说是为了水兵卫队的方便，为的是防止敌人利用这些教民作掩护，偷偷摸摸地接近街边的水沟。对此，莫理循有个很聪明的想法。
英国使馆的对面是肃王府，肃亲王3是八大满洲家族之一的首领。这一片被称为“肃王府”的地方，占地约14英亩，绿树葱笼，花团锦簇，亭台楼阁，错落其中，总共有30幢建筑，被一圈20码高的宫墙围着。窦纳乐爵士将肃王府视为“整个防御系统的主要部分……因为它一旦失守，英国使馆也就基本上守不住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就是旗人区的内城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眼下水兵们占据着内城墙。
肃王府，就紧贴在紫禁城的屋檐下，是北京城一处世袭的房产，到目前的这位王爷为止，已经传承了9代。此人是个极其少见的老于世故的家伙，和铁帽子的阴谋没什么直接的瓜葛。不管他有多么开明，也决不会欣然把自己的高宅大院以及满屋子金银财宝舍弃给一帮中国难民，更何况还是一群“吃教者”。
波莉·康迪特·史密斯对京师大学堂那位行为古怪的秀耀春（Huberty James）教授有过下面的描述，此人参与了莫理循的持枪营救教民的行动，在莫理循与37岁的肃亲王“协商”时担任他的翻译：
他们（中国难民）不能留在街道上，而使馆又没法容留他们。莫理循医生和秀耀春博士偶然想到了一个妙不可言的主意，也就是：把肃亲王那座漂亮花园占过来。……秀耀春博士亲自去找肃亲王，向他解释：如果他能够把自己的宫邸和花园献给他的这些愁苦可怜的同胞们，那将不仅仅是仁慈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因为这些同胞将会遭到清兵的屠杀。……秀耀春博士暗示：如果他不自愿交出他的……花园，我们恐怕只好自己动手了。肃亲王十分客气，并说：不胜欣幸之至。他说的话或许多少是真的。不过真正让他高兴的只是：尽可能让这些使馆里的家伙离得远点，虽然他将不得不交出他的宫邸。如果他对这些外国人所表示的赞同受到怀疑（哪怕是片刻），那么他的生命就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如果他打算继续住在这座宫邸里的话（我们告诉了他可以这样，因为我们只希望把他的大花园提供给那些基督徒），他就可能容易得到他的敌人的保护。
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报导：肃亲王的宫邸和花园，由于秀耀春教授对肃亲王所施加的“影响”而得到了。他忘了提及，这一“影响”是由威吓和胁迫所构成的。
根据波莉·史密斯的描述，肃亲王留下了“他所有的财宝和半数嫔妃。”这座宫邸很快遭到了西方人的抢掠。古董、艺术品、贵重的瓷器以及来自亲王书房里的珍藏，都被偷走了，所有的绫罗绸缎都被撕开，从墙上放下来，然后被拿去做沙包。肃亲王的宫殿亭阁被洗劫一空，除了建筑装饰。有大量现钞藏在五花八门的秘密地点，也被找到了，其中只有34；000元后来得到了确认，一部分被当作纪念使馆围攻的纪念品给留下了。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后来这些现钞后来被还给了肃亲王，或者为这样的掠夺和损害向他支付相应的赔偿。中国基督徒接下来就搬进了这块场子里，使这儿变成了一个难民露营地。这一安排被证明是合算的，因为使馆里的许多厨子和洗衣工早就逃之夭夭了。难民们就取代了他们，成了围攻时期的佣人。
日本使馆直接就在肃王府的后面，所以，该使馆的陆军武官柴五郎大佐就领着24名日本水兵和32名武装教民，负责守卫肃王府花园、保护难民。柴五郎是个中国通，曾经在这儿上学，会说汉语，并且光荣地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他还在伦敦担任过陆军武官。日本外交使团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汉语，别的外国军官没有会说汉语的，外交官中会说的也很少。
在围攻使馆的整个过程当中，有组织的军事进攻单单集中在肃王府，针对那儿的中国基督徒的进攻，要超过针对附近洋鬼子的进攻。一旦那里的贵重物品被捣腾空了，就再也没一个白人愿意呆在肃王府了。莫理循和使馆区防卫总队的副指挥官本·斯特劳兹上校以及其他人，继续进行周期性的巡视。夜里，总有西方人在花园里悠悠荡荡，在教民中搜猎那些容易上钩的女孩子，也有许多强奸事件被外交使团掩盖了起来。
6月20日下午四点，偏僻的奥地利使馆传来枪声。那儿的人一下子惊慌失措起来，仓皇逃往邻近的法国使馆。从使馆方面的观点看，这一次惊慌标志着围攻的开始，虽然在任何时候都没人能确定惊慌到底是为何发生的。至于这次围攻，是否真的在他们的头脑之外的地方存在过，则是另外的问题。
对于奥地利人的退却，莫理循大为恼火，因为他老先生自己的房子就在隔壁。他指责奥地利指挥官、海军军官冯·托曼上校胆小怯懦。既然他们的使馆已经被放弃了，莫理循也只好收拾起他的宝贝藏书，把它们带到英国使馆，在那里，窦纳乐夫人已经在自己住所的后面为他准备好了一个地方。莫理循把他的书围着地板上一个床垫（他就睡在那儿）堆了起来，一直堆到了天花板。不久之后，他的空房子被烧为平地。
6月20日夜里，奥地利使馆被放弃之后，那些在英国使馆门口瞧热闹的闲人看见秀耀春教授在一个中国士兵的穷追猛赶之下，出了肃王府，正朝这边跑过来。没等他跨过那座横跨排水沟的小桥，几个中国狙击手从远处的灌木丛中冒了出来，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朝教授开了枪，其情形跟处死克林德的时候颇为类似。就在英国水兵朝着狙击手的方向一齐开火的时候，秀耀春教授缓慢地爬下了堤岸，一头栽倒在臭水河里，死了。
秀耀春教授的被杀，使得每个人都对他们如今将要面临的危险变得敏感起来。已有的几桩蓄意谋害的孤立事件，都发生在那些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而有幸得到铁帽子们的特别憎恨的人的身上，杉山彬和克林德就是一个开头。他们的第三块靶子是秀耀春博士，他对肃亲王的被逐以及肃王府的被劫负有责任。不过现在，使馆里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将会是下一个。此前并没有做任何准备在英国使馆设置合适的路障，而每个人都同意，这里是重点防御的核心地带。于是就投掷了几个沙包在英国使馆的大门口。这天夜里，优雅讲究的晚餐会还是照常举行，由身着全套晚装的窦纳乐爵士主持。晚餐之后，他点着一支希腊香烟，心事重重地在使馆的院子里溜达了一圈。
第二天，窗户全用沙包堵上了，只留下开枪的射击孔，所有的大门都进行了加固。正在使馆区周围四处巡视的罗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由于某些无法理解的原因，他只看见了清兵的部队，穿着各旗闪亮的丝绸制服。而那些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拳民，则彻底蒸发了。
【译注】
1贾礼士，即威廉·理查德·卡尔斯（William Richard Carles 1848…1928），英国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天津总领事。
2坎普尔，印度北方邦南部城市，位于德里东南部的恒河中游南岸。原系英军兵站，在印度兵变期间，一个心怀不满的抚恤金申请人于1857年7月屠杀了包括女人和儿童在内的全部英国守备部队。
3肃亲王善耆，光绪二十四年（1898）袭封肃亲王，三十三年，授民政部尚书。清帝逊位后避居大连。第一代肃亲王是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崇德元年（1636）封肃亲王，是清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肃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顺治年间建，历代袭王俱以此为邸，1901年庚子事变后沦为日本使馆，如今只存垣墙。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8节 北京之围（1）
义和团哪儿去了？他们已不复存在。既然与外国列强之间的战争是一个既成事实，那么也就没必要再继续拿拳民作幌子，说这只是一场政府没有责任的农民暴乱。6月中旬，他们在北京城胡闹、劫掠了三天，这挑战了放任他们四处撒野的人的智慧，朝廷决定征召那些年轻的亡命之徒进入正规军、民团和警察。他们被正式置于铁帽子们的警察首脑、军机大臣刚毅和警察副首脑、辅国公载澜的控制之下，他们也全都有自己的军事辖区。而那些年龄较大的拳民（其中有许多无法无天的麻烦制造者），则被派到京城外的东边，作为抵抗联军的人体盾牌。为了使这样的部署更容易被接受并鼓励他们服从，朝廷赏给了义和团拳民和董福祥的穆斯林无赖两万担大米、十万两白银。唯一允许继续在北京活动的义和团队伍，是一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武装，用于攻打防守严密的北堂（这里是牧师、修女和教民的庇护所），并且在庄亲王的严密监督之下。违抗这些贿赂和招安、继续胡闹和抢劫的义和团叛徒，将被政府的密探所追杀。所以，就在著名的义和团围攻据说已经开始的这一刻，而义和团却不再与此事有任何干系，并且，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所有的政府军依然留在使馆的周围，可以通过他们闪亮的丝绸制服以及指挥官的旗子进行识别，不过现如今，多半军队已经是荣禄的人，受太后之命来保护使馆区。
荣禄正处在一个他觉得颇难对付的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太后的谕令保护使馆，并尽量减少西方狙击手给中国平民造成的伤亡。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向铁帽子们做出令人信服的展示，显得他的人确实在认认真真地攻打洋人，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向空中射击，而且还放了为数甚巨的鞭炮。很遗憾，使馆方面却并不领情。所以，虽然荣禄的军事封锁实际上使得使馆区比以前更安全，而使馆区里面不断上升的忧虑却使得每个人都相信：荣禄正把他们置于比以前更加危险的境地。这创造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当围攻在使馆人员的头脑中开始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们所说的围攻，其实是一次延长的停火。
荣禄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战略家，围攻使馆的那几个星期里，他一直在维护着使馆周围的缓冲带，同时茫然无助地等待着李鸿章回到北京，来拯救大清王朝。最后，这事儿还真的发生了，不过，那是在李鸿章总督向朝廷敲了一大笔竹杠并让铁帽子们陷入进退两难之后的事。
在使馆区，歇斯底里正在接管这个地方。虽然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进攻，但仅仅是对于进攻的恐惧，就足以使那些偏远使馆里的人神经特别紧张，深信他们将被切断，再遭受残酷的折磨，紧接着就是骇人听闻地被杀。6月22日上午9：00，没有明显的理由，发生了另一次恐慌，德、意、法、日、美、俄等国使馆的卫队全都跑进了英国使馆。然而并没有进攻发生，但一些中国人抓住这次机会接管了海关大街上的一处临时防御工事，然后一把大火将意大利使馆烧为平地。大火中，意大利特使萨尔瓦葛侯爵和他的妻子失去了所有东西，除了他们的钱箱，这玩意儿他们镇定自若地带在身边。他们很快就优雅地穿上了借来的华美服饰。奥地利海军军官冯·托曼上校，到那时为止依然是使馆区内最高级别的军官，因为这次惊慌失措，再加上早先放弃奥地利使馆，而受到人们的指责。他被解除指挥权，大家一致同意窦纳乐爵士在围攻余下的时间里担任最高指挥官。意大利人如今无家可归，只好搬进了法国居民区，跟奥地利人挤在一起。
虽然中国军队偶尔会围攻躲藏在肃王府内的教民，但使馆区内的其余部分却只不过遭受了一些断断续续的炮火的袭扰，主要是董福祥的穆斯林士兵漫无目标地朝屋顶上开火。当外国水兵从内城墙上的工事里或者从使馆区的外部边界向他们开火时，董福祥的人就火力还击，双方互有伤亡。这样一来，到内城墙上把守工事就成了一项不受欢迎的差事，这一事实使得事情变得更糟。美国大兵们受命执行任务时就会拎上他们的威士忌酒瓶，大部分时间呆在那儿喝酒。莫理循在日记中讥笑美国海军陆战队纽特·霍尔上尉“完全管不住他的人，这些家伙在那儿喝得醉醺醺的，还不受责罚地侮辱他们的军士。”
被安排在使馆区内的窥视孔和火力点上的水兵及武装平民，不断向他们看见的任何一个在外游荡的中国人射击，假想这些人就是义和团拳民。许多中国人被抓获、拷打，然后被开枪打死。举个例子，6月24日一大早，两个遭到残酷殴打的中国人（据说是“义和团战俘”）被英国人在他们使馆北侧的马厩里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臭水沟里，以便让他们超度重生。随着阴凉之处的逐步缩小，白天变得越来越闷热，加之腐烂尸体和排水沟渗发出的强烈臭气，更加令人窒息。一个班的奥地利卫兵悄悄爬向意大利使馆的废墟，开枪打死了6个中国平民，这些人当时正在拨弄瓦砾以寻找任何值钱的东西。中国人这么干的时候被称为“劫掠”，而西方人干同样的勾当则被唤作“搜寻粮草”。所以，就在同一天，见习翻译许立德说：“今天早晨，他们开始了一次有计划的搜寻粮草，拉着大车将使馆街上分布各处的残存店铺里的食物一扫而空。”
其间，荣禄将军一直在试图和使馆方面进行停火谈判，未果。在一封写给远在长江边上的张之洞总督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挫折感：
德使死后，英使已将肃王逐出其府邸，令数千教民居于彼处。各国使馆已联为一体，每日开枪放炮，射杀官民无数。
是故，欲使步军衙署与董福祥军勿反击自卫，断无可能。……6月25日，余出示大字告示一纸，云：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盖欲与各方通话也。（各国使馆）非但不加注意，反而（开枪）。……欲与之沟通，殊为不易也。
荣禄补充说，几个休战特使（既有衙门官员也有清军将领），就在他们等待窦纳乐爵士的回应时，也被开枪打死了。这是使馆围攻滑稽剧中典型的一幕，它是这样发生的：在用双筒望远镜阅读完荣禄要求和他们对话的大字告示之后，使馆方面派出一位信使，上了那条通向北御河桥的大路，但走到半道上，这家伙忽然慌里慌张、跑走躲了起来。荣禄的休战特使（官员和将领）对这个奇怪的举动感到迷惑不解，便加快脚步走进了开阔地带，就这样被使馆卫兵开枪打死了。许立德在他关于此事的描述中一吐为快：那几个休战特使“被几个躲在肃王府里的日本佬和意大利人开枪击中了。”虽说如此，最终还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实现了停火。
年轻的翟兰思认为这样的停火实在妙不可言：“早晨6：15，我们几个人……一路小心翼翼，越过废墟走到了北边尽头的翰林院，有几个（满清）士兵向我们走来，我们和其中的一位说了一会儿话。……还有些人远远落在他的后面……这一群士兵一共有两三百人。他们红色、绿色、蓝色的制服显得非常别致有趣。”许立德和翟兰思则在不亦乐乎地照相。他们都计划撰写关于使馆围攻的书，而且在此期间，他们要把那些摄影负片寄给翟兰思的父亲，以便刊登在英国杂志上，当然，要记得保护版权。围攻期间，他们的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花在照相或者“搜寻粮草”上了。当他们在蒙古市场周围那些空无一人的私宅及其“附属建筑”中发现一匹匹的丝绸时，许立德尤为高兴。
在对这次围攻的叙述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们将所有的枪炮齐发都描述为“攻打”，即便当时并没有“攻打”发生，即便事实上那不过是一次“休战”，而且中国士兵正在狂欢，在大放其爆竹。有一些“枪炮齐发”其实是大串的鞭炮，被使馆方面误认为是枪炮的响声。比如说，在25日夜里，停战开始，却仍有一阵古怪的“枪炮齐发”从周围传出，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那些中国人显然是在朝空中开枪，因为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幢建筑被打中。这被使馆里的人称为“迄今为止最猛烈的开火”。翟兰思写道，一天下午，“警报响起，我们全都飞快跑到各自的岗位上。攻势甚猛，不过由于那些中国人从不费心去瞄准什么目标，所以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每一万五千颗子弹打死一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百分比。”在和几个富有经验的军人进行过交谈之后，翟兰思也终于弄明白了：“中国军队的……射击，数量甚巨，却几乎根本不瞄准。他们蹲伏在一堵墙的后面，装弹，把枪伸过墙（他们自己甚至懒得站起来），然后开火——没有特定的目标。”他很想知道这一切的奥妙所在。有一次，“从翰林院的方向开始了一阵猛烈的枪炮齐射。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来复枪的火力没有持续多久，而那种老式土枪却坚持到了凌晨4点。中国人想必是缺少来复枪的弹药，不得不退而其次，使用这些老掉了牙的家什。”一天夜里，中国人倾泻了估计足足有20万发子弹，普遍都朝着月亮的方向，一个人也没打着。这些无害的爆炸声，大多数只不过是焰火，不过对于使馆里那些惊慌失措的家伙来说，可不是这样。
一点不假，有些射击是动真格的，至少对那些临时防御工事是这样。在围攻的最初两个星期里，有38名士兵被杀（主要是在防御工事换岗时的近距离瞄准的情况下），另有55人受伤（多数是他们粗心大意地在使馆四周闲逛时被跳弹所伤）。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挖苦道：除了极端反常的射击，很少人会被击中，如果他们还记得把自己的脑袋缩起来并呆在开阔地带之外的话。
对于那些环绕着使馆区的军队来说，装得像模像样是重要的，消耗大量的军火是重要的，用爆竹弄出一些吓人的响动也是重要的。在北京地区5支中国军队中，只有董福祥指挥的那支早就和义和团打成一片的部队，因为董福祥和端郡王之间的紧密联结，才似乎对使馆方面构成严重的威胁。不过到目前为止，那也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直接与使馆边界接触的仅有的两三个点都被荣禄牢牢看住了。董福祥的人虽然很生猛，却谈不上训练有素，有些人虽然配备了后膛装填式来复枪，但大多数人的武器不过是些步枪、臭弹和老式火枪。他们的存在，对于北京城里中国居民的威胁，不见得就比对外国侨民的威胁小。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9节 北京之围（2）
多数认真的交火事件都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许多到使馆寻求庇护的人都拒绝拿起武器并参与对中国人的修理，但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人夜以继日地通过射击孔注视并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任何目标。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项娱乐消遣。波莉·史密斯说英国使馆一等秘书、佛兰德人默格赫莱克姆“是一个好枪手，但也是一个非常乖僻的人。几天前，他带给我5根长长的中国人的辫子，是从那些被他杀死的拳民的头上剪下来的，作为一天工作的纪念品……而且这些战利品一直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挂了好几天，对于我们的中国仆人来说明显是些可怕的东西，虽然已经从令他们恐怖的敌人的头上剪下来了。”如何能确定这些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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