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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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6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在信中说了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周恩来总理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他还请毛泽东主席“早治眼病”，以利于健康和工作。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治疗手术。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做大手术治疗。当时，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都在医院守候。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总理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周总理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这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医疗组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医院守候。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持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周总理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他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总理的生命。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能再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同时，周恩来总理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1月7日晚上11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终年78岁。虽然，卫戍区部队官兵给周恩来总理献血的事实，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记录，但已经充分说明了，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

中央教导队成立（1）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全面抗战的掀起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了，党与国内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了。延安成为了全国抗战的政治领导中心。但这些，却对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层面的人对延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敌人则把延安作为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所在的延安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毛泽东（左三）等领导人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
警卫营的领导意识到了，必须加强驻地、护送和防空的警戒。经过充分考虑及报请上级批准，1937年11月，从黄河边上调回第三连，由其担负蓝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警卫任务，保卫刘少奇、陈云、康生、张闻天、博古、王首道等首长，共设内、外层及山头瞭望哨11个。这年的七八月份，警卫营还抽出部队修补了延安到廘县的公路二百余里，使首长乘坐汽车往返时能够通行无阻，并保证了护送部分中央首长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80名防空队员，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他们的武器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瞭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在日寇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时，防空队曾勇敢地与敌机作战十余次。
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日寇事件和纪念“五一”“七一”等节日，延安曾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亲临大会讲话。警卫营除了在首长附近、会场周围及制高点布置公开的武装警戒外，还组织部分机警灵活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分布在群众中，观察动静，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当中共中央于桥儿沟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时，担负了会场附近防空警戒和中央委员会往返路途上的路线警卫任务，保卫了首长的安全。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杨家岭，警卫营第二连即随毛主席搬到了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也来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警戒，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警卫营其他的部队在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锄奸部看押犯人。同时，为了解决毛主席等首长的住房问题，为了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主席等首长打了窑洞和防空洞。
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和一切亲日、降日的卖国者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害阴谋，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一支新的警卫部队——中央教导队，以接替原来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与该营一起分工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38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接替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与该营一道分工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队长王金，政治委员萧前。
但是没过多久，王金调走，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吴烈继任队长。本来，吴烈打算毕业后回三四四旅（原红十五军团）去工作，他是1935年10月从保卫大队调到红十五军团的。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找吴烈谈了话，说：“你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中央教导大队的任务很重要，一方面要担任中央领导机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警卫干部，中央决定调一名师级干部去加强领导，我们认为调你去工作较为合适。”
教导队人员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等部和其他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调来的干部及老战士组成，辖三个区队，130余人，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担负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大部分是党员，经历过长征的考验。因此，教导队的组成人员的政治素质是高的。
萧前是江西省万安县人，1916年出生，原名萧锡尧。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军团五师十六团连指导员、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军总部直属队总支书记。萧前忠于职守，一有空就和吴烈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的经验，充实和完善警卫措施。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萧前都没有离开过延安。解放战争时，萧前到了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东野7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44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萧前历任军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去世。
为使全大队干部战士尽快熟悉警卫业务和工作特点，确保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教导队采取集中上警卫业务课和政治课的办法，让经验丰富的警卫战士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传授警卫经验。并用以老带新的方法，对在警卫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采取模拟的方式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大家都能在特殊情况下掌握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
经过集训，全队人员都较熟悉地掌握了警卫业务知识，并能担负繁重的任务。
1938年4月，中央教导大队接替了原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康生、王首道等首长的内卫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中，部队逐步摸索着内卫警戒的经验。
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不得不于1938年9月20日由延安凤凰山下靠西北边的一个老乡家搬到杨家岭。第二中队立即赶赴杨家岭担负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陈云、任弼时和中央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等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搬到王家坪，由第三中队担任警戒和内卫执勤。中央书记处搬到蓝家坪，警卫任务由第一中队负责。第四中队在枣园担任中央机关驻地、固定和临时警卫任务。骑兵连主要担负迎接、护送中央领导同志往返的路线警戒和延安的巡逻任务。训练队则随队部住在侯家沟进行训练。在此期间，中央教导队不断摸索、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等方面的经验，充实、完善警卫措施，为完成好警卫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中央教导队还挑选了一些精明强干，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处理问题果断，作战勇敢，警卫业务熟练的同志送学校或训练队深造，培养了不少警卫参谋和警卫干部。

毛泽东为军委警卫营运动会颁奖

为了总结警卫工作，检查部队训练和开展体育运动的成绩，警卫营于1938年5月1日举行了体育运动大会。会上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比赛，总结了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情况。
这天，天气晴朗，警卫战士们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操场上。射击场上、投弹场上、刺杀场上、劈刺场上，及田径、球类比赛场上，高呼声一阵高过一阵。运动会开始时，营领导总结了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的成绩，特别是警卫营的官兵们听到营领导说，在全延安运动大会的比赛中，警卫营在军事训练和体育方面获得了优胜，得到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奖旗一面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主席来了，并参加了发奖大会，亲手颁发了奖品，奖励了一百多名警卫工作和学习中的模范，奖励了比赛中获得优胜的同志。
最后，毛泽东主席向全营指战员讲话和指示。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警卫营这次体育运动会开得蛮好的嘛，有气氛，同志们都很活跃，积极性很高，以后这样的活动要多搞。这些年来，警卫营的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有成绩，但不要骄傲，必须克服缺点，不断进步。
接着，毛泽东主席又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道理。
随后，毛泽东主席又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武器，就能消灭敌人；努力学习文化和革命道理，就能聪明起来，就会写会讲，就可以宣传，可以瓦解敌人，提高群众的觉悟。因此，同志们除了完成警卫任务以外，每个人要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进行体育锻炼，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并要发展生产，改善部队生活。

警卫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召开，对中央教导队的警卫工作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六中全会（扩大）的会场设在延安城外桥儿沟，距离群众住地较远，参加会议的领导出入都没有证件，开会的首长每日往返于延安与桥儿沟之间，有的首长就住在桥儿沟，这些都给警卫工作带来了困难。
中央教导队接受任务后，向部队传达了受领的任务，并做了部署。同时，大队领导到现场详细察看了地形，认真研究和制定了警卫方案。根据会场的实际情况和首长的指示，中央教导队挑选了两个班，共20多人，由吴烈队长率领，在康生部长的领导下，执行会场的警卫任务。开会之前，中央教导队还召集担负警卫任务的人员又做了进一步动员，进行了保密教育，讲了注意事项，重申了有关规定。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正式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以及全国各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三四十人。这是1934年1月五中全会以来、长征之后最盛大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期间，中央教导队根据会场周围地形与社会情况，于会场门口及附近的要害地点，共设了七个固定哨，以防止敌人偷听和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轰炸，中央教导队还挖了防空洞，在山头设了对空监视哨，规定了警报信号，采取了严密措施，以防敌人破坏。这次会议共历时一个多月，但中央教导队却在人员少、任务重和业务生疏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受到了大会筹委会的表扬和慰问。
随后不久，中央教导队还先后担负完成了护送中央首长赴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并完成了由兰州、西安接送武器、军饷到延安的任务。
经过一年多的执勤锻炼，到1939年春，中央教导队已经初步掌握了内卫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与“红小鬼”的故事（1）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了杨家岭，中央军委警卫营二连即随毛泽东搬到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泽东、王明等人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
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即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员、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于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的警戒任务，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其余部队于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于锄奸部看押犯人。
此时，由于首长和机关驻地更加分散，范围不断扩大，有的首长临时和老百姓住在一起，警卫营除了加强驻地警卫和调查、掌握社情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巡逻警戒。
为了解决首长的住房问题，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泽东等首长打窑洞和防空洞，共打窑洞二十余孔，得到毛泽东写信和送猪两头的慰问与鼓励。
此时，翟白元是毛泽东主席的警卫班班长。翟白元是能在毛泽东面前叫他“老头”的警卫战士不多的人之一。18岁那年，翟白元在延安给毛泽东当起了警卫员，并且跟随十多年。翟白元性格爱动，是个可爱的“调皮鬼”，但他却对革命对毛主席忠诚，并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9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作。因为天气太冷，翟白元便和战士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下放了一个炭火盆。没想到毛泽东因为写作太专注了，无意中将脚放在了火盆架上，鞋子被烧了一个大窟窿。毛泽东光着脚板去找翟元白：“小翟，鞋烧了个洞，你手艺好，看能不能补一补？”翟白元接过那双旧布鞋，对毛泽东说：“主席，还补什么，整个底都烧没了。”随后，翟白元将那双鞋扔到了窑洞外。这时毛泽东故作生气地说：“你扔我的鞋子，你让我光脚革命啊！不行，你要赔！”翟白元脱下自己的鞋，推到毛泽东的脚旁。毛泽东看了看，不屑一顾地说：“我要你赔新的！”
翟白元找到班里的战士牛纪元，两个人分工，一个做帮，一个做底。实在找不到鞋面布，翟白元突然来了主意，从仓库找到一个子弹袋，剪成了鞋面。两个人干了个通宵，一双崭新的鞋做成了。翟白元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接过鞋，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子，对他说：“还不错，确实名不虚传嘛！”
在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伙食也差到了极限。开排务会时，排长李文德和战士们一合计，打算请毛主席吃顿好饭。于是派翟白元带一个战士出去打猎。运气不错，回来时，狍子、野鸡、兔子挂了周身。李文德对翟白元说：“你跟主席感情好，这厨师我来当，请主席的事由你出马。”翟白元想，这样去请主席，他肯定不会来，倒不如先斩后奏，去做做炊事员老周的工作。开饭的时间到了，老周来到毛主席的房间，毛主席疑惑地看了看老周空着的手。
老周说：“警卫排要请你吃饭呢，就没有做饭。”
毛泽东说：“这哪里行，警卫排那点粮食还填不满那些大肚汉的肚皮呢。”
翟白元在旁边说：“既然请您去，就肯定不会让您饿着，而且还全是主席爱吃的呢。”
毛泽东笑了，来了兴趣，对翟白元说：“小鬼，都有什么好吃的？”
翟白元做了个鬼脸说：“这个保密。还有其他首长参加呢。”
毛泽东好奇地问：“还有谁？”
翟白元说：“还有朱总司令。”
毛泽东手一扬，说：“那就去。”
自从那次接受盛情款待之后，毛泽东就有了请警卫排吃饭的念头。有一次，毛泽东找翟白元和其他两名战士给他的窑洞再开一个门。正修着门时，老周神秘兮兮地告诉翟白元：“有好事，主席要请你们吃饭。”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果然来叫了：“小鬼，今天呢，就算我毛泽东回请你们了！”说完，毛泽东帮助老周从里面端出几盘青菜，其中一盘是黄瓜，还有两盆米饭，一笼小包子。
1949年，翟白元等警卫战士随着毛泽东来到北京。1950年5月，毛泽东点名让翟白元陪他去卢沟桥。毛泽东看了卢沟桥，忽然又要到桥西边看一看，西边的桥早已老化，走起来很危险。可是中央警卫局李副局长又不好说，因为是毛泽东决定了的事情。李副局长找到翟白元，请他给毛泽东做做工作。这时，毛泽东已经迈开了坚定的步伐，让毛泽东收回这一步，翟白元也感到不轻松。
翟白元看到远处的村庄，忽然灵机一动，对毛泽东说：“主席，桥那边就是老百姓的村庄，咱们过去了，围的人很多，影响老百姓的交通和生活。”
着元帅服的聂荣臻元帅毛泽东听到影响老百姓的生活，立即止住了脚步。
1954年的时候，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华访问，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聂荣臻、彭真等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刚刚组建不到一年的仪仗营在营长王立堂、教导员翟白元的带领下来到了迎宾场。翟白元个头不高，没有入编仪仗队，等候在预备队里。毛主席在火车还未到时走出休息室，一眼就看见了翟白元。
毛泽东对翟白元说：“呵，你怎么又来了？”
翟白元说：“你老头都来了，我‘小鬼’也得来！”
毛泽东、周恩来都笑了。
彭真说：“主席跟警卫战士这么熟悉，到现在还开玩笑！”
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的关系可不一般，甚至比咱们还好呢！”
随后，毛泽东走到队列前，向仪仗队挥了挥手，并握住翟白元的手说：“小翟，你带仪仗队，我很放心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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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时期。为了克服物质生活的极度困难，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号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掀起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紧急行动起来了，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
1939年5月初，毛泽东主席从杨家岭搬到延安北郊的枣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