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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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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人表面和善私下充满了矛盾的暗礁。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平时不用说，处处显得很“面”。而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左宗棠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因此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甚至狠毒。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曾国藩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虽然对得工整，但是言语却显恶毒。天长日久，嫌隙渐生。
如果说这些都是日常的小矛盾的话，那么天京城被攻克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的笔墨官司，就是二人从此产生了天大矛盾的根源。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于是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
不想左宗棠也密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有邀功请赏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于是两人一时之间你来我往，大打口水战。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十几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但同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
然而慈禧太后大耍手腕，说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而左在新疆建立功业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于是只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此举不异于在两人脆弱的关系上再砍上一刀。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然而名臣毕竟是名臣，当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然而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个关系由衷的评价。左宗棠的挽联使我们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满，或者，他和曾国藩交恶是两个人共同演出的一段双簧，目的就是让清政府放心，如果真是这样，那真不知道该谁悲哀了。
第18节：永不言败的战争之王
（五）永不言败的战争之王
当然，镇压太平天国算不上什么功绩，如果算，那也比不上曾国藩。左宗棠一生对中华民族，甚至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谁能保我疆土，惟有左大将军！
同治年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清政府无暇外顾之机，侵占新疆。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同治十年）侵占伊犁，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但是当时东南沿海防务也十分紧张，清政府不像现在的美帝，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必须在“海防”与“塞防”之间作出优先抉择，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极端的和平主义者李鸿章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而左宗棠则不同意李鸿章的“新疆贫瘠论”，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而且从战略意义上考虑：“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面对举棋不定的清廷，左宗棠慷慨陈词，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终于，害怕失去国土、背上历史骂名的清政府决定与俄国人赌上一把，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胜算还是大点。1875年，朝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一次，清政府是豁出去了，面对经费不足，皇帝甚至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可见什么时候都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清廷这一次不要命了，北极熊还不是乖乖服软，可见事在人为。
左宗棠是幸运的，如果说这是一场事关国运的赌博，他代表中国把宝押在了自己最拿手的事物上面，不像翁同龢，两次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关口把宝押在自己一点也不擅长的赌法上，结果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灾难和羞辱。左宗棠不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家，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左宗棠决定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其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作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新疆偏远辽阔，作战物资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后勤保障准备，而且面对艰苦的条件，必须对部队进行整编，不愿去的可以发路费回家，以确保出塞之师的斗志和士气。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一》所谓“速决”，实在是因为空虚的帝国无法承受长时间的战争，否则将为战争所累。当然，并非你想速决就能速决的，充分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和正确的指挥是关键。在这些细节上，左宗棠是相当有经验的，他甚至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细节决定成败。从这点来看，左宗棠必定成功。
《左宗棠平西战图之二》任何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将军都不会忽视武器的力量，毕竟将军们的专职就是打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手腕还是留给政客们去发挥。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可以说这时左宗棠的部队已经是接近近代军队了，火器占的比重相当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军粮运输非常困难，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将是“拼经济”“拼后勤”的战争，左宗棠才要求精简部队，速战速决，而且对军粮运输非常关注。他开辟了三条运输军粮的线路：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此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驻军哈密并兴修水利、屯田积谷。但是哈密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而且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经过努力，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万事俱备，只等开战。1876年4月，左宗棠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肃州。时已入新疆的张曜部屯哈密，金顺部屯巴里坤、古城一带。根据既定方针，左宗棠令刘锦棠率所部湘军分批出嘉峪关，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所部先取北路；命张曜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阿古柏得悉清军西进，即由阿克苏赶至托克逊部署防御：以白彦虎等率部分兵力防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阻击清军；以一部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一线；主力2万余人分守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成犄角之势。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虽然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一举歼敌5000余人，并乘胜于18日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尔后，左宗棠命刘锦部驻守乌鲁木齐，防止阿古柏军北犯，并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攻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11月6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为阿古柏军占领之地全部收复。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第二年他们乘胜追击！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路并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张曜部自哈密西进；刘锦棠部奇袭包围达坂，19日破城，毙俘敌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直捣托克逊，迫守敌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至此，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于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海古拉携其父尸西遁，由白彦虎防守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其弟海古拉，后于喀什噶尔称王，企图在英俄庇护下负隅顽抗。是年秋，左宗棠决心尽复南疆，遂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的荼毒，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作战。10月，刘锦棠部以破竹之势，驰骋2000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之敌益形孤立，内部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亦乘机反正。刘锦棠闻讯，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白彦虎等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阗。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然而，左宗棠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心思转到了如何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上面。在收复失地过程中，左宗棠就设立善后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正因为此，左宗棠才一再提出要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第19节：缺点改不掉，就让大家认同
（六）缺点改不掉，就让大家认同
按照清代相沿而成的惯例，汉员须具备进士出身，才能入阁为相，左宗棠只是举人资格，却被超擢为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因此李鸿章称他为“破天荒相公”。
没有那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儿，这“破天荒相公”可不是随便就说说的。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湘，长沙危急，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力邀，来到巡抚衙门参赞军事。因他守城有方，太平军围攻长沙三月不下，只好撤围下岳州而去。张亮基因此升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直相随。不久，张亮基又调至山东，遭满人胜保所妒被罢官，左宗棠返回湘阴继续过着他半耕半读的悠闲日子。
遭遇了这次挫折后，左宗棠深感宦路艰难，良木难择，一头埋进了书籍与田园之中，决意不再贸然出山了。继任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早闻左宗棠大名，多次派人送信请出入幕府，他执意不从。骆秉章于心不甘，便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陶桄（左宗棠的女婿）的公馆里来了个官差打扮的人，手持一张大红请柬，陶桄接过请柬一看，原来是骆中丞请他去做客，陶桄不知是计，即同来人前往。一进巡抚衙门，骆秉章命人好茶好饭细心伺侯，每日里陪他到后花园看看景，聊聊天，就是不放他回家，暗地里故意派人在外面散布消息，长沙城里一时沸沸扬扬，都说骆巡抚将左宗棠的姑爷扣为人质，逼他赞助巨额军饷，如果不如数交出银子，还要皮肉受苦，左宗棠闻讯大怒，岂有此理，堂堂的陶家公子、左家姑爷居然成为勒索的对象！
左宗棠气冲冲地闯到巡抚衙门，骆秉章一见左宗棠果然前来，哈哈大笑，急忙“倒履相迎”。左宗棠知道原委后，哭笑不得，感于骆秉章的诚意，遂答应全力辅佐，从此在骆的幕府里一待就是六年。六年里，骆秉章待左宗棠如心腹，倚左宗棠如股肱，话无所不允，计无所不纳。对于这个“代理省长”的职位，左宗棠是当仁不让，既然你骆巡抚敢放权，我就敢放开手干，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巡抚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乐得当个甩手掌柜，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左骆这对绝妙组合真是法力无边，不久湖南就内清四境，将石达开逼出湖南；外援五省，为在鄂、赣、皖等省前线作战的军队调拨粮饷、军械、船只，仅在咸丰六年至八年的时间里，就替当时正在江西作战的湘军解送饷银达290多万两，也正因如此，左宗棠政绩日隆，声名鹊起。特别在曾国藩靖港兵败欲投水自尽时，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连劝带骂，使曾国藩幡然自悟，于逆境中再度奋起，俨然成了曾国藩和湘军的救命恩人。
左宗棠经常以诸葛亮自居，与人写信，不署自家姓名，只署“老亮”，有着很严重的“老亮”情节。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克复岳阳，因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打算为他请赏弄个知府当当。老左听到后，立马谢绝。他原来是干“代省长”的，你曾国藩给他谋知府当，那不是存心恶心他吗？他后来给朋友写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惟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意思就是说怕当这个知府辱没了武侯的名声，开始公然已武侯自居了。有一回，他与人聊天，说起料敌如神，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又开始自比“老亮”了。与他聊天的那个人非常聪明，连忙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这一下可挠到了痒处，老左顿时眉飞色舞，开心异常。谁知老左不知见好就收，又谈及近代自比为孔明的人很多，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冒牌的，就数他最名副其实了。与他聊天的人看不下去了，又当即给了他一个苦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老左听着话中有刺，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却也无可奈何。
曾国藩、李鸿章走的是传统的科举之路，这是自隋唐以来读书人所走的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却是世人眼中的“正途”，而左宗棠三次会试，不第，干脆放弃这条“学而优则仕”之路，不再读那些繁琐无用、空谈心性的四书五经，不效仿那些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改读《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地理兵书，这倒为他以后带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会试不第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如果有人来见他，递的名片上写着什么“进士”头衔，他很可能要晾你半天，如果名片上写的是“秀才”或“举人”，他不但会优先考虑接见，还有可能乐呵呵地冲过来与你握手。传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途中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科班出身，老左难以找到共同语言，惟有九江同知王某“学历”不高。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老左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知道左总督也只是个举人出身，于是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果然老左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作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作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形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真是口出莲花，死的也能讲成活的。老左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某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激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立刻口传为趣谈。
左宗棠在家里排名老三，浑名叫“左三矮子”，年长后，家乡人就喊他“左三爹爹”。有一年，与他一起在东山白水洞居住过的几个老乡写信给左宗棠，说要到兰州去看看他，当时正在兰州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非常高兴，给他们寄去了路费。几个老乡来到兰州后，左宗棠只要有空就陪他们喝老酒扯闲天，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一日晚饭后，左宗棠摇着把大蒲扇，挺着个大肚子，笑眯眯地问老乡们：“你们说现在的左三爹爹和原来的左三爹爹有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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