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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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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西学，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非常动听，但是就连一条狗，也知道只吃骨头（取其精华），不吃垃圾（弃其糟粕），难道我们连条狗都不如吗？
事情很明显，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算是一种理想，一种态度，决不能成为行为的方法，以张之洞之聪明，难道不知道吗？简直是笑话。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伦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
张之洞为什么抛出这么一套理论呢？这证明了他对当时政局的清醒认识和他的高智商，当时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搞着，但是朝中态度很微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是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奕？和李鸿章表示反对，慈禧态度暧昧。此时走错一步，后果将不可预料，而他张之洞一向是标榜改革的，他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名誉会长，还答应每月支持强学会三千两银子的经费，变法中坚杨锐和杨深秀是他的学生，和梁启超也多有来往。
他这么做主要是做两手准备。如果变法成功，自己也算个功臣，但是当他看到强学会的第一期报纸竟以孔子为纪年而没有用光绪纪年时，便知苗头不好，于是登报自去会长头衔，并借口经费紧张，不予兑现每月三千两的援助。更绝的是他还闭门修炼，弄了个《劝学篇》。文人毕竟是文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你康梁不是要尊“孔圣”吗？那不就是“中学为体”了，至于“西学为用”嘛，老佛爷也不反对啊，洋务运动不是搞了二三十年了吗？这一招果然是八面玲珑，新旧两派看了都喜欢。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全盘主张是在维新变法期间，以辅助变法内容不偏离传统体制和名教的目的而推出的。那么，他到底是新人还是旧人呢？《时报》在张之洞去世后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
张之洞搞出的这个超美观的理论，不仅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大清王朝的面子。大清的改革啊，变法啊，说白了，都是逼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大家都是稀里糊涂地干着，一人一个心眼，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干什么，很有点无厘头的色彩。
诸位也都知道，咱中国人干啥事都要有个理论做指导，否则就干不好。面对着理论缺位的现状，最高统治者的郁闷可想而知。这时，《劝学篇》的出现，给老太后解了围。
“中学为体”，说白了，就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当基础看待，不管怎么变都不能离了这个宗。于是，老太后吃了定心丸，顽固派们也高兴。把保守集团这边哄爽了之后，老张又用“西学为用”把改革派也哄爽了。两边都哄爽了，事儿自然就好办了。老张还真不愧是大清的第一支笔啊。
老太后将《劝学篇》下发各省省长、教育厅长各一部，令其大量印刷发行，广为传达这一重要学说。《劝学篇》还打入了国际市场，一个叫渥内基的美国传教士竟将《劝学篇》译成英文，题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华的耶稣会教士，还将此书弄到法国去了。它的影响广播于海内外，由此成为一代名著。
今天，每个上过高中历史课的人，都知道了张之洞和他的“中体西用”，但往往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玄机。
第29节：包尽天下事，方圆一瞬间
（四）包尽天下事，方圆一瞬间
对于一些大人物，如果总是仰视，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模样，对于他们，也许只有在哈哈镜中，才能还原真实的面目。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张都督的奇闻轶事——哈哈镜中的模样！
张之洞是个典型的夜猫子，每日下午2时始入睡，到晚上10时始起床视事。（如果那时有互联网，张公肯定能成为一个著名的网虫。）下属们要找他，有时要等到半夜。当年的斯大林也是如此，全国官员的生物钟都为之改变，结果，当斯大林去世后，时差很难改变了。例如，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皆在晚10时以后。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老头子有时还没睡醒，只好在门厅坐候，往往一等就是好几小时。道府以下属官，好几天都见不着张大帅的面那是常事。所以当时湖北的官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能“拼体力”。但是张帅毕竟不是铁打的，为大清国日理万机，操老心了，加上年纪也大了，体力难免不支，有时与客人谈话没几句，就呼呼入睡，将客人搁置一旁。
1902年，袁世凯从河南彰德返天津，绕道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设宴款待，又屏退左右密谈二小时。当谈得起劲时，张之洞却睡着了。
《张之洞像》袁悄悄告退，嘱仆从不要惊动张大帅。清制，凡总督出和辕门须鸣炮致礼，袁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当鸣炮礼送。炮声一响，将张之洞惊醒，自知失礼，急忙追至下关，向袁表歉意，相约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从武昌入京觐见，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和属官司设盛宴款待。当袁亲自率领属官举杯为张祝酒时，张之洞又一次伏案呼呼入睡，使袁颇为难堪。
对大名鼎鼎的袁世凯都是如此，可见其他官员的遭遇了。对于张督的这种睡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后来，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其中一条即为“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谕令粤督李瀚章查明具奏。瀚章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自己继任时应用裕如，心存感激，遂奏复：“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可见朝中无人莫做官真是至理名言。
清朝惯例，翰林当到内阁学士，不是内用为侍郎，便是外放为巡抚，原无足奇，奇的是张之洞升内阁学士还不到半年的工夫，就有此任命，不能不说是异数。因此，给他去道贺的人特别多。张之洞兴奋得不得了，亲拟谢恩折子，得意忘形，自命为“敢忘八表经营”的话也说了出来，一时传为口实。“八表”是八方之极，亦是“天下”的别称，“八表经营”可以解释为开国英主力战定天下。张之洞下笔不检，用了这句成语，如在雍正、乾隆年间，不丢脑袋也会丢官，但嘉庆以后，文字狱久已不兴，而且清流的口气，向来阔大，所以山西巡抚想经营八表，不过传作笑谈而已。而挖苦他最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兄张之万。一天张之万带了两个挂表，有人便说，表只要准，一个也就够了。他这样回答人家：“我带两个表不足为奇，舍弟有‘八表’之多。”
梁启超，时年二十出头，举人的功名，无品无级的身份。他要来见总督了。按理说来了就来了，总督见你一面就是给你面子，可是张之洞呢，将总督府的中门大开迎接梁启超，还问巡捕官要不要放炮，吓得巡捕官大惊失色，忙说钦差大臣来了才放炮，直闹得热气腾腾、喜气洋洋。这还不算奇，奇的是远远一声竟喊出了“卓老”两个字，举座愕然。“卓老，我早就盼望你来了。”又是一声“卓老”，分分明明，再不敢怀疑是听错了。张之洞说：“你学问老到，文章老到，叫你一声卓老亦不为过。”可见张之洞很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甚至不惜放下身段，但是也正是自诩才华盖世，因此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有一位布政使对此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了。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张之洞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两人已经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已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鞠了个躬就没影了。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难理解一般读书人的贫穷，一贯拿钱当王八蛋。他常说：“一个人，身上总得有个二三十两的银子吧？”加上他为人豪放，讲究排场，喜欢搞点文物鉴赏，还经常请人吃饭，送礼更是大方。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之洞便让手下去当铺典质。所以当时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吧。张之洞的一位弟子傅岳曾追忆说：“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张之洞爱名不爱财在晚清那是出了名的，不过还是我们心直口快的辜先生说得实在，他说：“他挥霍了一辈子，欠那么多债，自己是潇洒了，后人怎么还？”
1905年，张之洞还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得到清政府批准。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走完了他那无比正确的一生。享年73岁，谥号文襄。
第30节：政坛上的野狼
第六章
荣禄：政坛上的野狼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有证据云：“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奸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第31节：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一）算算荣禄的人脉指数
荣禄的官场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号召“任人唯贤”，可荣禄是“中人之资”，他是怎么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来在大清这样的“宗法氏族”专制体制下，“任人唯贤”有猫腻。什么叫“贤”？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当权者说了算。所以你得有机会向说了算的人证明自己的“贤”，你得进入当权者视野，让他给你机会办办差，历练历练。否则，大清国好几亿人，凭什么就让你当这个官？到最后，“任人唯贤”只能是“任人唯亲”，即任用亲者中的“贤”人。
因此，你如果自认为是个“贤”人，想干一番事业，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当权者“亲”起来，找到机会，否则只能被讥笑为“眼高手低，不切实际”。康有为，搞搞西方那一套还成，搁大清，就差得不是一点点了。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不亲近当权者不说，竟然一开始就要改革官制，摆明要将荣禄他们扫地出门，其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要接近当权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几百万，也不是个个都能接近当权者。方法之一是你得有个“好”爹，而荣禄不仅有个“好”爹，还有个“好”爷爷。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捐了躯，父亲在围剿洪秀全的马仔时捐了躯。这个躯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也以此弄了个好出身，属于朝廷信得过的自家人一类。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询问就是关怀。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
荣禄旧照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荣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就凭这俩妹妹，就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加10分。（这招虽然很俗，但是屡试不爽，实在不行，没有妹妹可嫁的话，给人做媒也行。）
荣禄不仅有妹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好，给老荣再加10分。
荣禄不仅有妹子，有女儿，还有老婆。他找了个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再加10分。
这一下子，荣禄靠着老婆、妹妹以及两个女儿，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人脉指数一路飚升，90分！剩那10分在哪里呢？呵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没这10分，你这壶水，就开不了。
剩那10分，就在于“经常走动”。
没有前面那90分，你连权贵的面都见不着，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淫”。而有了这些关系，还得走动走动，只有多结交掌握权贵，有好事好差才能轮到自己，有坏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于一辈子不得翻身。荣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两朝帝师李鸿藻换帖，结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荣禄借此拉上了关系。牛人办事，总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办法。
荣禄下基层锻炼期间，就是请帝师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庚子那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做过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工作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看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荣禄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能力惊叹了。
清朝官场讲究的是官官相护，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虽说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风光得很，但也不无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因此得“互相帮助”“相互照应”，而“交情”也就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形成了。当然，这种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钱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没有资源，不能为别人办事的话，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玩。只有手中有资源，能够使众官锦上添花，大家才会认为你有能力。
当然，这层关系网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为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围，因此对老佛爷的脾气和她对某人某事的态度非常了解。对于大臣们来说，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老佛爷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爷也是情绪化的动物，如果没有像李莲英这样的局内人的指点，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说了她不爱听的话，那就不是官有没有得做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和身体说拜拜了。所以荣禄对李莲英非常巴结，送了不少银子。如此一来，荣禄便是朝中有同党，宫中有耳目，皇帝家里有亲戚，如果这样还做不好官，那真是无能弱智了。李鸿章认为天底下就数做官最容易了，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是无能的表现了。笔者猜想是李鸿章多年为官，已颇有心得，自认为已颇有“领导艺术”了，故有此说。不过像荣禄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要是还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第32节：荣禄的B面
（二）荣禄的B面
荣禄的维新态度也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晚清做领导干部，面对内忧外患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点“领导艺术”是不行的。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国强大起来。平心而论，谁不愿意有一个强大国家做后盾，在洋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这时候，衡量晚清官员优劣的尺度就出来了。那就是，有的官员，像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认为能够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倾向于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以图有所作为；而有的官员，像刚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因此拼命反对改革。有时候要想改变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脑袋还难。
有学者认为，满清的守旧大臣们反对改革是因为思想转变不过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慈禧当政直接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母以子为纲”，但是大臣们谁不是乖乖地承认这一现实，拼命巴结慈禧。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因此，就算是慈禧想进行变革，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荣禄为什么要改革呢？
这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虽然荣禄最后把李鸿章排挤掉了，但是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大清帝国的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办，哪一点都比荣禄强。荣禄是因为“只知有后，不知有帝”才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李鸿章打的，外交是李鸿章办的，实业是李鸿章搞的，他荣禄干过什么？作为一个首席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却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危机感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忠烈之后”，荣禄还得考虑下自己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
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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