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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饩炀斓刈鏊枷牍ぷ鳎�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责之以民族大义，这对那些骨子里都怀抱着爱国情结的知识分　子来说，很少有不动心的。这和国民党官员的傲慢骄横、飞扬跋扈也形成　了鲜明的反差。
在北大，就在国民党方面动员沈从文南下、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　的飞机票之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大学生乐黛云及左冀进步学生李瑛、王　一平等人也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
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夏衍：《懒寻旧梦录M增补本＇404页）
在浙江大学，1949年元旦前夕，杭州的中共地下党用“中国共产党　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竺可桢以及一批开明教授寄贺年信，希望竺可　桢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用　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这些工作对沈从文、竺可桢等最终没有走到底有多大关系，现在已经　无法猜测，但在他们的心理上是不会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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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王芸生，就在他感叹前路茫茫、面临何去何从

的抉择时，地下党身分的李纯青和奉命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共产党人杨　刚及时给他做了工作。当他得知是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时，就马　上作出了留下的决定，取道台湾到香港，亲自安排了《大公报》香港馆的　起义，开始踏上“向人民投降”之路。对王芸生来说，那是他个人和《大　公报》最好的出路，毕竟当时有过口头的保证，报纸的民间性质不变，报　名不变。
本来《大公报》到1948年还连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　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一系列社评，提出走　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等主张，和知识界的胡适等人呼吸相通。他们的　基本观点包括：“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反对　意气、霸气与武器”、“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　制”、“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概而言之就是“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　纳异己”。这些文章或出自王芸生的手笔，或是他所同意的。但是时局的　变化之大超过了任何预测，国民党在前方兵敗如山倒，一溃千里，在后方　也是糜烂腐敗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眼看着呼啦啦大厦将倾，《大公报》总　经理胡政之已经为这份报纸的出路而忧心忡忡，以他阅世之深，他对时势　的敏感要在王芸生之上。1948年初，他花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了英文版的　《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他又全力以赴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　为今后的出路。他的打算是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　这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大公报》桂林版的退路一　般，确是未雨绸缪之举。他说自己　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　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因积劳成疾而突然病倒，　只得回上海养病，从此卧病在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黯然　谢世。《大公报》的前途已不由他决定，在彷徨之中深感迷茫的王芸生一　旦得到中共地下党方面的承诺，尤其是毛泽东的邀请，如同柳暗花明一　般，让他迅速作出了选择。当然他作出决定的后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　素，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打压与围攻，《中央日报》“三查”王芸生；　给他戴上了　“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等红帽子。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共地　下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自然就奏效了。李纯青生动地记下了　1948年冬　天几度登门和王谈心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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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对话如下：？
“没有出路了！　”他喟然长叹。
“想想办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
“国民党完了！　”他说。
“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　”我说。
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
又一次：
“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他自叹。
下一次：
“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再下一次李纯青告诉他，有人正式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当他得知　是毛泽东邀请他时，他有点惊讶，沉默了许久，似乎不太相信。期间，从　美国回来的杨刚以中共“使者”的身分和他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杨刚再三　承诺《大公报》四馆不易名、不换人，按原样出版，他动心了。最后他对　李纯青表示：“甚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
公报》。”（凌宇：《沈从文传》3补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五
i949年春天，当钱穆谢绝荣氏集团中人的挽留，与同事、哲学家唐　君毅一起告別江南大学，接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南下时，江南已风雨　飘摇，百万雄师正在长江北岸枕戈待旦。作为历史学家、信奉传统文化的　旧式读书人，钱穆已嗅到了那种让他难以接受的空气。“余念于人事素疏；　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　这和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是有距离的，“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　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　之安祥如是也。”（王芝琢：《一代报人王芸生》W丨一丨8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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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是没有看法的，他曾说？？　“其实抗战八　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　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　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　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5页，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I〃8年版）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呵，连钱穆都对国民党的腐　败“恨其不争”。但他毕竟还是与这个政权在情感上更接近些，当上海即　将易手时，国民党政府早已迁至广州，弃数十年老巢而去的“山西王”阎　锡山时为行政院长，一次邀请一批党外人士座谈，主要是追随国民党的两　个小党派青年党、民社党的成员，以大学教授资格被邀请的只有钱穆一　人，他即席发言：
“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最后　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　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　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他说　自己的意思只是希望存亡危急中国民党政权“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　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4页）可惜无人理踩，不过是天真的书生放一番空　言罢了，不过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钱穆之所以离开大陆、。到香港办学的端　倪来。
他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多年，曾邀请吴宓来，也曾多次促陈寅恪来，都　被谢绝。他在“师友杂忆”中提起那时熊十力无意离开大陆，梁漱溟、杨　树达等都不愿出走时，不无感慨如此之类，难于缕举”。
“根株浮沧海”的痛苦只有每个人自己咀嚼，胡适在离开大陆前之所　以反复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与傅斯年　两人在长江边喝酒，也是一边背诵这首诗，一边禁不住泣下。“枝条始欲茂，　忽值山河改”，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实际上恐怕没那么　简单，对胡适他们而言，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　热切向往_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深感以和平方式播撒文明的种子、推　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对国民党他们也有一肚子的不满，从　抗战时期到1947年，傅斯年对权势显赫的孔、宋家族都有过激烈的抨击，
胡适像
胡适在离幵大陆前反复吟涌陶渊明的　《似古》诗第九苜。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　新政权充满了真诚的期待，　感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　了”，可以洗刷鸦片战争以　来的百年耻辱，赢得民族独　立，实现国家统一，走向经　济富强。张元济的这一心态　很强烈。1949年10月1日，　在亲历天安门广场的盛典之　后，他百感交集，提笔给毛　泽东写信，并送林则徐的　《林文忠政书》一套：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
写下了一系列震慑一时的檄文，因此而被誉为“傅大炮”。胡适从《新月》　时代以来对国民党也多有批评，一度关系紧张。他们为代表的自由知识群虽　也有入阁做官的，但总体上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这个体制。他们的主要角色　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办刊物，是从文　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胡适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　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　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其中　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　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1949年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　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　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　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　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　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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楽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　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　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5　—　276页）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　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旧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　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　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　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张元济书礼（增订本）》　269页，商务印书馆I〃7年版）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　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在　《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他指出：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　不否认有在一年内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　也没有　‘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
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
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　必不久。”（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丨0页，湖南出版社丨9肋年版）
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的佩服。　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经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　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他建国之初写　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　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　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
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梁漱漠全集》第六卷805
一　80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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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　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　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　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　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　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梁漱漢全集》第八卷77页）　在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之后，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　读书人见到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岂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是张元　济的自挽联中的“及身已见太平来”，还是梁漱溟1951年在政协会议发言　中声明的“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完全是由衷之
七，
更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去留之际的选择不是政治性的，其中起更大作　用的毋宁是家庭原因，拖家带口难以流徙。从浦江清日记看，他当时是清　华大学教授，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从未想过要走。1948年12月12　口下　午，有同事告诉浦江清“确乎校方对于想走的同仁要给予若干便利”，他　在日记中说：“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　情形。我在南方也无可立足，母、弟在沪、淞，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样地近。　假如我到台湾或广东，反而与母、弟失去联络。”那时清华园里风声已很　紧，谣言四起，卖菜的老农说共产党的军队已到了附近。晚上他们家杀鸡　请客，客人有朱自清夫人等，“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　望今夜睡一个好觉，到明天醒来，局面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　已被解放了。”从这番话我们不难判断，他们对共产党的到来在心底里表　示欢迎。尽管埋头于古典文学的浦江清对共产党毫不了解，但他认为“都　是中国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　损失和遭受破坏。”（《梁漱溟全集》第六卷857页）
沈从文当时的心态——“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　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浦江清：
《清华园曰记西行曰记》（增补本）246——2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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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选择了留在北大，等待变化。他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说更多的是为　了家人。在写给亲戚的一封信中他坦言：“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　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　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　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哪会搁到这个孤点上　受罪？　”（《沈从文全集》第27卷丨53页'　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另据他的学
生汪曾褀回忆，沈从文之所以没有离开北平到台湾去，“其中一个原因：他　过去曾资助过一些学生到延安去。另外，他还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　严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会帮忙说话
的。”　U沈从文全集》第19卷抑一21页）
还有一点，就是在吃尽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苦头之后，人们在心理上都　普遍盼望变化，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本身是陌生的，甚至一无所　知，但对共产党心存好感。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的一番话确实说到了点　子上——“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　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　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李辉：《汪曾褀听
沈从文上课》，《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14曰）
浦江清所说的“都是中国人”，大致上可以代表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　心理。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是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　普通的中小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原因。所以包括清华大学在内，讲师、教　员、助教的政治态度就和教授相去甚远，一般来说左倾的多，而教授阶层　相对就更复杂一些，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都有。这大概是社会地位所决定　的，处于中下层的人求变之心更切。
国民党逃亡时制定的“抢救计划”也只是要争取那些有名望、有地位
的大知识分子，实际上放弃了千千万万普通的知识分子。北平告急时，被
国民党政权列入“抢救”名单的是四类人：一、“各院校馆所负责人”，二、
“因政治关系必离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蒋介石曾亲自过问此事，并指定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负责实施。
实际上有许多人不愿离开，冯友兰、徐悲鸿等都拒绝南下，竺可桢拒绝去
广州或台湾，陈寅恪虽然离开了北平，但不愿去台湾、香港或美国，最终　留在了广州。
在历史选择的关头，就出现了这样的镜头：一面是失败的国民党方面　急于“抢救”四类“有用”的知识分子（如同抢用黄金、美钞一样），一面　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从1948年3月起到19奶年3月间，郭沫若、马　寅初、茅盾、柳亚子、王芸生等各方面的知识分子350多人先后分20多批　秘密离开香港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其中柳亚子他们这一批有二十　几人，多人留下了日记，比较可信地记录了他们“知北游”时一路上的心态。　这是双方争取的“两头”，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大知识分子，比如叶圣陶、　郑振铎、宋云彬等，这些并无太多政治色彩、党派之见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选　择北上（或留下），更多的不是政治上的选择，他们都是埋头学问、一心扑　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读书种子。对他们来说，国民党是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道义上的选择。
浦江清日记清楚地记下了清华园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态。1948年12　月16日，北平城内外外交断绝，邮信电话都已不通，他听说胡适夫妇已飞　往南京，陈寅恪也已成行，眷属还留在北平，清华校长梅貽琦“似尚未成　行”，黑板报上说国民党要梅飞南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　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　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护学校是同
心的。”（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7页）
12月27日上午，当他从黑板报上得知梅貽琦确已飞到南京，与胡适　等在南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名称　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　先生及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　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　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摇动
分子加以鬌惕……”（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的3　—254页）
八
一般青年学生、教师大都是左倾的，杨静远的情书提供了一些答案。　1923年出生的杨静远保存了大量1945年到1948年间“写给恋人”的书信，
其中就有许多关于青年人普遍左倾的第一手记录。比如她早在1945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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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的信中就写到，她到重庆一所小小的私立东华中学
‘‘在他们那个学校里，真是可谓‘民主’　了。先生和学生打成一片，像　个小家庭。言论也极端自由。他们公开骂政府，同情中共，讥笑美国，恭　维苏联，也许当着我的面，还没有平日那样自由哩。共产党，在他们看来，　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　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　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　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　情共产党罗！　’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　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
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Z　（浦江清：《清华园H记西行曰记（增补本）观一266页）
杨静远是杨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儿，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大　致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更接近。她于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外文系，1946年赴美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