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误会 作者:傅国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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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侄儿方和生的绝笔中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　于地下。盖袓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　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殷切地期望他为国尽力，善事祖父，教　导弟妹。
广东的李晚从南洋回国，过家门而不入。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饮弹　身亡。在就义前一天他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　事而怕死，非大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　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也写下了多封大义凛然的绝命书。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说：“本　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　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梅培臣等人的信和上面内容一致，也说“书　此以当绝笔”。此外，他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　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
笔上言”。（这封绝笔《黄兴集》没有收，见《孙中山藏档选编》20页，中华书局版）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黄兴当时也是抱了从容赴义之心的。所　以，起义失败后盛传他已战死（实际上他只是负了伤，幸免于难，在香港　养伤），他的朋友杨笃生还为此忧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　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　”当广州事败的消息传　到上海，《民立报》的同人都以为他也真的献出了　“一颗头颅”。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文弱的书生，并不是人人都像黄兴那样能够上马　杀贼，只凭着一腔热血，却表现出如此的大勇。他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学　生或华侨，却有着如此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够如此无畏地面对死亡，　这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是这些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　源。壮哉，黄花岗！世纪末的中国人真应该去读一读黄花岗志士们的绝命
风萧萧兮易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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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一读那些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书！
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　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　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一一　“他们有理　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　决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　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蕴藏在最光　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　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位留学生，28位海外侨胞（其中有　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位记者，2位教师，12位工人，14位农民，14　位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　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　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　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　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　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1906年留学日本，精通英、德　等国语言。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　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　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90年前的　羊城三月之路，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　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　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　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　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　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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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称李文甫“非常猛烈”、受伤被俘“从容谈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　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　义理之勇为之也。”　“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备之同志”。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召开的黄　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　召开的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　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　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　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　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　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　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　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　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　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　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　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　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　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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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
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试图为中国的一切错综　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的，孙中山是第一个人。这　个伟大的中国人，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这是因为　他的目光穿过各种各样的现象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　他早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在清朝垮台前的16年里，他流
孙中山像
伟大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竟然难以理解“五四”运动思想的重要性。
亡海外，在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居留，对西方近代文明和西方的政治制　度运作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爱，他流亡过的西方各国的先例，最　后都被他概括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说，它的形　成曾经历了　…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　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会长名为“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就　是民主国家的大总统。这是他对民族、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也可以说是
“二民主义”。（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1　98页，中华书局年版）
1904年孙中山替美洲致公堂重订新章，第二条就是以“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逸史》第三集aoo页）在此之　前，《苏报》案发生后几个月，孙中山在日本创设革命军事学校，招收有　志于学军事的留学青年，开学时就以这十六字作为誓词。1905年春天，他　在欧洲与愿意参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订立盟书，其中也有这四句话，而且　成为后来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早在朱元璋北伐元王朝的檄文里就有“驱　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明太祖实录》，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　与中国社会》379页，学苑出版社年版　“创立民国”的响亮口号则是孙中　山率先提出的，与兴中会誓词相比，多了　“平均地权”　一项，这是他民生　思想的滥觞。同盟会成立后5个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概括为民　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还没有“三民主义”的简称。同年12月，　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广告上登载“提倡民　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一语太冗长不便，就简称“三民主义”代替，　（《革命逸史》第三集的8页）这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后来孙中山认为　这一简称适当而采用，这一名词也就成了普通名词，被广泛采用。
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进一步　阐述了三民主义，同时首次提出了五权分立。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论述直　到他去世前的一年，才由他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但由于发生商　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1924年12月首次出版了根据　他的演讲记录整理的《二民主义》一书，这本书的孕育时间前后达30年。　虽然作为一个名词它早已流传于世，而且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前后有些变　化，如他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所以只有“务达民权　民生两主义”，晚年学习苏联以党治国，又加进了　“联俄联共，抉助农工”
孙中山的历史性遗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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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但大体上，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学说，是孙中山针对中国
的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三民主义几乎能够为全国的人所接受，1949年前毛泽东也不止一次　地说过为三民主义奋斗的话。但全部接受这个主义的人不多，即使在国民　党的骨干中对民生主义有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辛亥革命前，焦达峰等　同盟会员另外成立共进会，誓词中就把“平均地权”改成了　“平均人权”。　但这个主义中的确包含了一些能够让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都感动的东西。　因此在袁世凯死后的中国，不少军阀都试图以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来装　饰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割据和专制寻找动听的词汇，当然差不多每次都　出卖了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能够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中始终屹立不倒，　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至死。
诚然，辛亥革命只是将满清皇帝赶下了台，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未　能实现他三民主义的宏大理想。他死时列强依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满　目疮痍，民生维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都未达成，民权主义的目　标更是遥遥无期！透过他忧郁的眼神，我们看到的是他理想未酬的深刻伤痛。
今天孙中山是海峡两岸都肯定的人，在台湾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在　大陆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每年的重大节日（如“五一”、“十一”　等）他的巨幅画像都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孙中山诚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　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各个　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尽管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平均地权”中仍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　大同理想成分，和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贫富”　口号也不无一脉相承　之处，他自己晚年还把三民主义解释成是继承了中国古老的传统，但他的　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已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基本蓝图。然而，
在孙中山四十余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也不是没有遗憾，本文仅指出这　位伟大人物的4个历史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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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一与五四学生的一段对话
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　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
〃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　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　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巳。如果我现在给　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　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
“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　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　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　”（《孙中山集外集》24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0年版）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　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　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一一北洋军，既　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　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褀瑞、冯国璋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　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历史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　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　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　10次武装起义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　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　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
孙中山的历史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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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　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　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　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　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　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　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　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充其量只是掌握军　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　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　奈何。
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　中三眛，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　正革命”　！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　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　它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　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单纯的政治层面入手，以夺取权力为　目标。这些都是一辈子致力于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难以理解、接　受的。他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1920年2月，他　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　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　唱。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　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　大变动……吾蹙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　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胡汉民编
《总理全集》第三卷347　—　348页）
可见在他认为思想仍然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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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而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目光也没有　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　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遗憾二　向曰本借款的条件
1913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自己缔造的共和国成了通　缉犯，被迫再度亡命日本。他重组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义旗，为此他曾　多次与日本人会谈筹款之事。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　隈重信，请日本助中国革新，中国将给予的报酬是“开放全国市场，以惠　日本工商”。（《孙中山外集》244页）8月24日，他与犬养毅说自己正在准备　起兵举事，“此时若在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必给日本外交带来极大好处，为　此日本政府务必支援中国革命，此点请阁下予以关照。”谈及军费筹集情　况，孙中山说：“如若此次仍不能筹足所需资金，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　靠阁下在日筹款。”犬养毅回答筹款的事要与头山满商议后答复。头山满　虽然表示支持孙中山第三次革命，但他不能违反日本政府及军部而支持　孙。孙中山通过他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拒绝给予他贷款。孙中山　8月21日（也就是这次谈话前三天）曾走访过头山满，对此他心中是清楚　的，所以他竟然说筹款“即便附加任何条件”也可以。
1915年底（或1916年初）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　勇作，他在和上原勇作的谈话中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　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
“曰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　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于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　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　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甚至说：“倘日本真能以互助的精神，诚心实意地援助中国的革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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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互提携，为亚洲的独立与复兴通力协作，则中日两国的国界难道不也
可以废除吗？　”（《孙中山外集》　225…226　页）
当然，孙中山也声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但这　些文献表明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孙中山先生曾不惜以东北三省的特殊权　益作为条件，还有“不惜任何条件”的许诺。
即使在袁世凯死后，他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的1917年9月15日，在　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　器、军火和大量贷款’”。“孙中山特别说明，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　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孙中山外集》2抑页）
1918年11月16日，孙中山和日本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以　“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
他说：“目前中国南北对立是日本助长起来的，日本如果改变援助北　方派的政策，北方派就会不攻自灭。
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
山外集》236页）
孙中山虽然是明确反对《二十一条》的，但他愿意给予日本在满蒙的　特殊权益、“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和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　《二十一条》第二部分有关满蒙的要求相比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只不过　《二十一条》更加具体而已一一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祖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　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曰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　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杈，或所有杈。
曰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　各项生意。
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转引自蔡东藩
《民国演义》第二册页，参考《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1】0—＇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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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所提出的有关在满蒙的权利和孙中山的许诺大同小异，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不接受他的条件，支持其革命事业。这恐怕还　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孙中山是　伟大的政治家，但对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许多史实的研究是远远不够　的。
遗憾三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3年，同盟会内部发生多次严重纠纷，矛头都指向领袖孙　中山。孙中山也因此先是在旧金山组织同盟分会时把同盟会改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