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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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发现迈耶的决定性的发现，在时代上恰可呼应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甚至经济学的体系也使用了同样的概念；从亚当·斯密以来，价值问题便与劳动量（quantity　of　work）发生了关系。相对于魁奈（Quesney）和杜尔哥（Turgot）而言，亚当·斯密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从有机结构转向了机械结构。作为近代经济理论之基础的“劳动”（work）概念具有纯粹动力学的意义，在经济学家的语言中，有一些术语恰好对应于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熵、最小作用等命题。
因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力的中心概念自从在巴罗克时代产生以后所经历的各个连续的阶段，以及它与伟大的艺术和数学的形式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便可以发现：（1）在17世纪（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力的概念的形成是图象式的，且与在1630年左右走向消亡的伟大的油画艺术颇为协调；（2）在18世纪（拉普拉斯与拉格朗日的“古典”力学），力的概念获得了赋格风格的抽象特性，且与巴赫的音乐相一致；（3）随着文化达至它的终点和文明化的才智压倒了精神，力的概念则出现在纯粹分析的领域，尤其出现在多项复变函数的理论中，无此，则力的概念的最现代形式便无从理解。


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7）


十三
但是至此，不容否认的是，西方物理学正趋近于其可能性的极限。归根结底，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西方物理学的使命只是把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转形为一种理智知识，把文化青春时期的信仰形式转形为精确科学的机械形式。并且，虽则这项使命还将有一段时间继续去搜求越来越多实践的、甚至“纯粹理论的”结果，可这些结果本身，不论何等种类的，皆属于一种科学的表面历史。只有该科学的象征主义和其风格的历史，才属于它的深度所在。可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那些深度中，我们的科学的本质和内核正在迅速地解体。直至19世纪末，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处在动力学的自然图象的一种内在完成、一种日渐纯粹、日渐严格和完满的方向——接下来，那种曾把它带向理论的最高明晰性的东西，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溶剂。这种发展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事实上，现代物理学的高级才智们，根本还不曾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来自一种固有的历史必然。这一情况与古典科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内在地完成其自身时，处于同样的相对阶段。分析数学到高斯、柯西和黎曼那里已实现了它的目标，而今天，剩下来的工作，只是弥补它在结构上的缺漏而已。
这也是那种突然而致命的怀疑所发生的源头。该怀疑所指向的事物，包括甚至昨天还是物理学理论中不可挑战的基础，包括能量原理的意义，包括质量、空间、绝对时间等概念，以及一般的因果律。这种怀疑不再是巴洛克时代那带来丰硕成果的怀疑，已不再能把认识者与他的认识对象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它是一种会影响某一自然科学本身的可能性的怀疑。不妨略举一例：目前正迅速增强的、对运算和统计方法的应用，其目标只在于结论的或然率，而先行放弃了绝对的科学精确度——这本是充满希望的较早各代的科学家的信条——这种发展不是正好体现了一种无意识的怀疑主义的深度么！
当一种自足的、自我一致的力学的发展的可能性将永远地止息时，那样的时刻就临近了。正如我已经说明的，每一种物理学必定在运动问题上惨遭失败的下场，因为在运动问题上，活生生的认识者个人总是古板地强行挤进认识对象的无机的形式世界之中。但是在今天，不但这一困境仍然内在于一切最新的理论之中，而且三个世纪以来的才智工作已把它尖锐地带入了焦点所在，以至于无视它的存在已成不可能的事。自牛顿以后，万有引力理论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可如今，也只能被当作一个有着时代局限的、靠不住的假设。至于能量守恒原理，如果假定能量在无穷空间中是无穷大的，则这一原理也毫无意义可言。接受此一原理，便与空间的三度结构不能相容，无论这结构是无限的，是欧几里得式的，或是（如非欧几何所呈示的）球面的且具有“有限但无有边界”的体积，结果都是一样。因此，能量守恒原理的有效性只能局限于一种“自足的、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系统”，可这样的一种限制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但是，象征性的无穷正是浮士德式的世界感在这一基本观念中所要表达的东西，亦即那不过是对不朽与世界灵魂的观念所作的机械的和广延的再观念化。事实上，知识从那一情感中不可能成功地形成一个纯粹的系统。再有，发光的以太不过是近代动力学的一个理想假设，经由以太的存在，每一运动便可获得可动的性质，但每一个有关以太之构成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假设，均因其内在的矛盾而告破裂；尤其是，开尔文爵士（Lord　Kelvin）已经以数学的方式证明：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不受抗力干扰的光导体结构存在。另外，依据弗雷内尔（Fresnel）的实验的阐释，光波是横向的；故而以太必定是一种刚体（确实带有奇怪的性质），但这样的话，弹性定律也必适用于以太，这样一来，光波又成了纵向的了。麦克斯韦…赫兹的光电磁理论的等式——事实上是具有不容置疑的有效性的纯粹无名的数字——排除了任何力学对以太的解释。因此，再加上相对论的结论，如今的物理学家已认定以太只是纯粹的真空。但是，这终究与推翻动力学的图象本身无甚差别了。
自牛顿以后，质量恒定的假设——力的恒定的对偶体——已获得无可争议的有效性。但是，普朗克的量子论，以及尼尔斯·玻尔由此得出的有关原子的精微结构的结论——实验的经验已经证明其为必然——已摧毁了这一假设。每一自足的系统，除动能之外，还具有一种与此系统不可分离的辐射热能，故而，纯粹凭质量的概念是无法表征这一系统的。因为，如果质量可用活动的能量来加以界定，那它事实上不再可能在热力学状态维持恒定。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强行让量子论去适应构成巴洛克“古典”力学的那些假设；尤其是，连同因果连续性的原理一起，牛顿与莱布尼茨所奠定的微积分的基础都受到了威胁。但是，如果这些还只是足够严重的怀疑，则相对论的毫不容情的犬儒式的假设可谓是击中了动力学的心脏要害。经由A。A迈克耳逊（A。A。　Michelson）的实验的支持——该实验表明光速不受介质的运动的影响；并经由洛仑兹（Lorentz）和闵可夫斯基在数学上的预备工作，确立了相对论的特定倾向，就是要摧毁绝对时间的概念。天文学的发现（在此，现今的科学家完全是自欺欺人）既不能确定相对论，但也不能反驳它。“正确”与“不正确”并不能作为检验相对论的假设的标准；问题在于，在经由无数有关辐射和热力学的假设所人为地发展出来的混乱观念中，相对论本身能否作为一种有用的假设站住脚。但是，无论如何，相对论已经消除了那些物理的量的恒定性，而把时间的因素加入了恒定性的定义中。并且，不像古代的静力学，西方的动力学所知道的，也只是这些物理的量而已。再也没有有关长度和刚体的绝对的度量。由此，绝对的量的限度的可能性，以及因此“古典”的质量作为力与加速度之间的恒定比值的概念，都宣告坍塌——随后，另一种作用量，即能量和时间的乘积，被当作一种新的常数确立起来。
如果我们能弄清楚，卢瑟福与玻尔的原子观念所表示的无非是：实验观察的数字结果突然被配以原子内的一幅行星世界的图象，而不再是从前所以为的原子星群的图象；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些空中楼阁般的假设现今是如何飞速地涌现的，而每个矛盾又是如何立刻被一个匆忙间新制造出来的假设所掩盖的；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何等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意象互相间是矛盾的，也与“古典的”巴洛克力学相抵触——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观念化的伟大风格已经走到了终点；并且，如同在建筑及形式艺术中一样，一种专门从事假设建构的工艺已取代了它的位置。只是我们在实验技术方面的那些极端杰出的成就——是它的时代的真正的产物——隐藏了象征主义崩溃的事实。
十四
在以上这些没落的象征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构成热力学第二定律之主体的“熵”的概念。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是对动力学的本质的通俗阐述，但它并没有说到西欧心灵的构成特性，即对于这一心灵而言，自然只有在对位式的动态的因果律（与亚里士多德的静态的、雕塑式的因果律相反）的形式中才必然是可见的。浮士德式的世界图象的基本要素不是姿态，而是行为和——机械地思考——过程，而第一定律只是将这些过程的数学性质置入变量和常量的形式之中。但是第二定律却更进一步，对自然事变显示了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并不曾先验地受到动力学的概念基础的影响。
从数学上看，熵是一种数量，由一个自足的物体系统的瞬间状态所固定，而在一切物理的与化学的变化下，其量只能增加，而绝不会减少；我们最乐于见到的，是熵保持不变的情况。熵，像力与意志一样，是一种内在地清晰而有意义的事物（对任何人而言，这个形式世界是可理解的），但对它的阐述，却因人而异，绝不能使人人都感满意。在此，又一次，在世界感要求表达的地方，才智显得力不从心。
一般而言，按照熵的增加与否，自然过程可分为两类：可逆的和不可逆的。在任何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中，自由的能量被转变为受束缚的能量；如果这种死能量要再次变成活能量，唯有通过在某一继发过程中把活能量的剩余量瞬间地合并，方有可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煤炭的燃烧——即是，如果想把水的潜能转变为蒸汽的压力，进而造成运动，就必须把储存在煤炭中的活能量转化为由二氧化碳的气体形式所束缚的热能。由此可见，在世界的整体中，熵不断地在增加；也即是，动力系统显然在趋向于某一终极状态，不论此状态究竟是什么。不可逆过程的例子有很多，诸如热传导、扩散作用、摩擦现象、光的发射，以及化学反应等等；而可逆过程的例子，则有万有引力、电的振动、电磁波与声波等。
迄今还没有人充分地体会到的东西，并且那导致我们把熵的理论（1850年）当作是标志着西方智性的那一杰作即古老的动力物理学开始走向瓦解的东西，就是理论与实际的深刻对立在这里第一次被引入到理论本身之中。第一定律已经画出了因果性的自然事变的严格图象；但第二定律通过引入不可逆性而第一次把属于直觉的生命的趋向带入到机械的逻辑的领域，以致同该领域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冲突。
如果把熵的理论一直推展到它的结论，则结果是，第一，在理论上，所有的过程都必须为可逆的——这是动力学的基本假定之一，而在能量守恒定律中得到了极其严格的再度确认——但是，第二，在事实上，自然的过程全部都是不可逆的。甚至在实验室的实验的那种人为条件下，哪怕最简单的过程也不是真正地可逆的，即是说：一种状态一旦过去，便不可能被重新确立。故而，目前状态下的科学体系，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引入了一种“原初无序”的假设，以平复理智的假说与实际的经验之间的矛盾。一个物体的“最小粒子”（只不过是一个意象）整个地表现着可逆的过程，可是在实际的事物中，最小粒子处于不规则的运动中，而且相互干扰；所以，观察者所经验到的，只有不可逆的过程，而通过取其发生次数的平均概率，不可逆过程便与熵的增加联系在了一起。如此一来，熵的理论便成了概率计算中的一章，我们已经以统计学的方法取代了精确科学的方法。
显然，此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跟编年学一样，统计学是属于有机的范畴，属于流变的生命、属于命运和偶然，而不属于定律的世界，也不属于没有时间的因果原则。如人们所知道的，统计学尤其适用于描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即是说，适合于描述历史的发展。在伽利略和牛顿的“古典”力学中，统计学是毫无地位的。而现在，突然之间，要想理解那一领域的内涵，或者要想使那一领域的内涵变得可以为人所理解，只有经由统计学的方法，只有在或然率的观点下——而不能在巴洛克思想家一致主张的先验确定性的概念下——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对象其实正是我们自身。在这种情形下，“被认识的”自然，即是我们经由活生生的体验所了解的自然，即是我们在我们自身的生命中所体会到的自然。而理论所断定的东西（以及存在本身必须断定的东西）——即是，这一理想的不可逆性在现实中决不会发生——只不过是陈旧的严格的理智形式的遗骸，是与对位音乐构成为一对孪生姊妹的伟大的巴洛克传统的遗迹。但是，诉求于统计学的方法即以表明：那一传统所规范和赋予效力的力量已经耗尽了。生成与既成、命运与因果律、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等要素开始混淆在一起。有关生命、生长、衰老、方向和死亡的各种公式，也都奔涌而出。
从这一观点看，这就是世界过程中的不可逆性必定意味着的东西。它不再是物理的“t”（时间）的表达，而是真正历史的、内在地体验到的、且与命运同一的时间的表现。
巴罗克物理学从里到外是一种严格的体系，只要它的结构未受到此类理论的打击，只要它的领域绝对地摆脱了那表现偶然和纯粹或然性的任何东西，它就还是这样一种严格的体系。但是，一当这些理论出现，它就变成了观相学的。“世界的过程”由此被展现出来。世界末日的观念带着其本质上不再是公式的公式面纱出现了。某种歌德式的东西进入了物理学——如果我们了解了歌德在《色彩学》中对牛顿的激烈反驳的深刻意义，就能认识到此处所意味的东西的整个重要性。因为在这里，直觉的幻想在反驳理性，生命在反驳死亡，创造性的意象在反驳一成不变的定律。自然知识的批判性的形式世界作为被唤起的对立面从自然感受、上帝感受中产生出来。在此，在文化晚期的终点，它已抵达了最遥远的距离，正在开始返回家中。
因此，又一次，在动力学中作为效能的意想的力量以它的魔法召唤着浮士德式的人的历史激情的伟大象征，即关切——那是对最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展望，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性的研究，是一种预见的状态，是自白和回顾，是响彻我们所有的乡村并度量着生命之过去的钟声。时间一词的时代精神总指向一个目标。这种时代精神，只有我们能感受到它，只有器乐能传达它，而雕塑艺术就不能。而它的这一目标在西方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生命意象中都有体现——如第三王国、新时代、人类使命、进化的结局。并且，它在熵中也有体现，即作为所有浮士德式的“自然”注定的终结状态。
方向感，作为过去与未来的一种关系，已经暗含在神话式的力的概念中，而这个教条式的形式世界整个地就依赖于这一概念；同时，它将在对自然过程的描述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因此，无须赘言，熵作为无数自然事件借以聚集为一个历史的和观相的单位的才智形式，从一开始就整个地为一切物理的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当它一出现（它注定会在某一天出现），就作为科学归纳的一个“发现”扬言获得了来自物理学体系的所有其他理论要素的“支持”。动力学在接近其目标时越是耗尽它的内在可能性，其图象中的历史特征就越是决定性地走到前景，命运的有机必然性就越是坚定地与因果律的无机必然性相并而行，方向就越是要与纯粹广延的因素即容量和强度一决雌雄。这一过程的经过情形，已由一系列属于同类的大胆假设所显现的外观标示出来了。这些假设表面上都只是由实验结果得出的，而事实上，早在歌德时代，浮士德的世界感和神话就已经想象了这些假设的出现。
这尤其体现在有关原子裂变的古怪的假设中，这一假设可以解释放射性的现象，根据那一假设，铀原子虽在所有外力作用之下，却能保持自身本质不变，达数百万年之久；但是倏忽之间，没有什么确定的原因，骤然爆发，将其最小的粒子散布于空中，而速度高达每秒数千公里。在放射性原子群中，只有少数能被命运所选中而造成放射现象，其邻近的原子却全不受影响。故而，在此所呈现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图象，而不是“自然”图象；虽然统计学的方法在这里也已证明为必要的，我们仍几乎可以说：在放射性的原子中，数学的数字已为编年学的数字所取代。
由于诸如此类的观念，浮士德心灵的神话诗的力量正返归于其源头。在哥特时代之初——那正是第一座机械钟被制造出来的时期——出现了世界末日、拉格纳勒克、诸神的黄昏的神话。跟古代日耳曼所有著名的神话一样，拉格纳勒克（不论是以《沃卢斯帕》的形式，还是以基督教形式的《穆斯皮利》）很可能或多或少模仿了古典的尤其是基督教启示录的动机。不过，它是浮士德式的心灵而非其他心灵的表现和象征。奥林匹亚诸神是没有历史的，它不知道生成，不知道划时代的时刻，也不知道任何目标。但是，浮士德式的心灵满怀激情地投入遥远的距离。其力量、意志皆有一个目标，目标所在之处，即为探索之眼所及的终点。油画的透视法利用灭点所表达的；巴洛克公园利用其“最佳视点”（point　de　vue）所表达的；分析数学利用其无穷数列的第n项所表达的——一言以蔽之，一种由意志所导向的结论，在此皆获得了概念的形式。《浮士德》第二部中，浮士德走向了死亡，因为他已达到了他的目标。瓦格纳《诸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的神话，则表现了这一事实的古老的、非宗教的形式；而熵的理论，则显示了它在今日的形式——作为一种内在地必然的演进之完成的世界末日。


第十一章浮士德式与阿波罗式的自然知识（8）


十五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要勾勒西方科学的最后阶段。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日渐西坠的没落之路已赫然在目。
这种向前展望不可逃避的命运的能力，也是历史才能的一部分，而历史的才能，乃是浮士德心灵所特具的天赋。古典文化已经死亡，如我们也将死亡一样，但它死得无知无觉。它相信一种永恒的存在，故而到了最后，它的日子还过得心满意足，把每一天都当作是神赐予的礼物。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历史。在我们面前，有一场最终的精神危机，行将席卷整个的欧洲和美洲。它的进程究竟如何，晚期希腊化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预示。理性的独裁——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极致——在每一种文化中都代表着壮年与老年之间的那一个时代，且仅此而已。它的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对精确科学、对辩证法、对理论论证、对因果原则的崇拜。爱奥尼克时代就属于古典文化的老年，在我们的情形中，巴洛克时代属于理性上升的时刻。而现在的问题是：它下降的曲线将表现为何种形式？
我预言，就在这一世纪——相当于亚历山大里亚主义的科学批判的世纪、大收获的世纪、最终公式化的世纪——将出现一种内在性的新要素，来推翻科学的追求胜利的意志。精确科学必定要利用它本身的利剑发动攻击。首先，在18世纪，科学的方法已经用尽；接着，在19世纪，它的能力也告衰竭；而现在，它的历史角色已受到批判性的反思。但是，从怀疑论的立场看，我们还有一段通向“第二信仰”的路途要走。然而，这已是文化的尾声，而不是序幕了。在那时，人们不再需要证明，人们只是欲望信仰，而不是解析。
个体自暴自弃，将书本束之高阁；文化自暴自弃，不再用高级科学的才智来展现自身。但是，科学只存在于数代伟大学者的活的思想之中，而书本如果不能活在人们的身上，并产生有力的影响，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了。科学的结论就只是一个理智传统中的一些编目。再也没有人将科学结论的获得视作一个事件，长达两世纪之久的对精确科学成就的狂欢庆祝已经让人烦厌，而这一切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死亡。文化本身的心灵再也没有充足的个体性，它只能通过把越来越少、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创造性的研究者推向当时的领域来表现它的个体性。亚里士多德死后不久的公元前3世纪是古典科学的伟大世纪；而等到阿基米德去世，罗马人登场的时候，它便几乎走到了终点。我们的伟大时代在19世纪。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