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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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害羞，温驯而又热爱和平的天皇　
“达到至美的时刻就是全世界都一片和平。”在一首含义幽远的小诗中，裕仁天皇这样写道。然而他的一举一动是如此地被拘囿于日本苛刻的传统范围之内，所以这个热爱和平的人极少会表露出对和平的渴望。　
裕仁生于1901年，在一个完全得不到爱的氛围中长大，他一直感到压抑和恐惧。按照宫廷的惯例，他在仅有10个星期大的时候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在一连串的监护人和导师的照顾下长大，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共11位学者像填鸭似的拼命往这个小男孩的脑袋里塞着各种科目的知识。　
尽管被培养日程束缚着，但这位皇太子却显示出了十分独立的思维能力。12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神话———他是太阳女神的后代，因此他自己也是一个神———和他的历史老师展开辩论，使这位老师震惊不已。他的首席监护人西园寺公望亲王告诫他不要发表这种异端邪说，并且向他解释说日本人民需要相信他们的天皇是神圣。西园寺公望还说，为了日本的福祉，裕仁必须保持像神一样的庄严，高高在上，决不能把自己卷入俗世的事务中。　
裕仁长大后，变成了一个害羞自闭的人，尽管他还保持着一点点个人的自由空间。他成为了一个严谨的科学家，狂热迷恋西方的各种体育运动，他甚至还敢于反抗那些权力煊赫的顾问，因为他们反对他自己中意的婚姻。但在所有关于他的天皇职位的事务方面，他仍然只是一个法律和议会的严格服从者，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使天皇退缩到了一个宗教性象征元首的位置。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对法律和议会深信不疑地服从。　
当日本的军阀集团将日本逐渐拖入与中国以及后来与西方盟国的战争时，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府首脑们的计划，裕仁从来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有力的呼吁来进行矫正。他只是在他所写的一首诗里气语暖昧地表达了他的忧患：“当我游览纪伊水道海角的时候/远方的海上正低垂着乌云。”虽然天皇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精神权威其实是极为巨大的，而他并没有能将其利用起来，所以在日本的战争悲剧中，天皇也有一部分责任。　
裕仁的父母：大正天皇和贞明皇后。按照宫庭的习惯，他们把皇太子的抚育任务交给了监护人。　
三岁的裕仁。当时他离开父母，单独住在日本皇室那个拥有超过3000名仆役的庞大宫殿中的一个小房子里。　
一位东方王子的西方历程　
裕仁有一次曾经承认，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1921年那次长达6个月的欧洲旅行，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说：“我生平头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更自由的生活。”　
英国皇室相对随意不拘的生活方式令这位时年20岁的皇太子大吃一惊。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英国伙伴——威尔士亲王竟然被允许在大众餐馆吃饭，以及在夜总会里和漂亮的姑娘们跳舞。他把坦白、平易近人的英王乔治五世视为自己的偶像，后者曾经像父亲似地拍着他的后背，称他为“我的孩子”。　
裕仁带着一大堆西方式的爱好返回了日本。他打起了网球，并且在皇宫的院子里修了一个九洞的高尔夫球场。他改吃英氏的早餐，诸如鸡蛋和烤面包片（而不是米饭）；改穿西氏服装，只是除了一些十分重大的仪式性场合之外。在每年一度的水稻插秧仪式上，他甚至还带着一顶西式的毡帽，而他的官员们则都戴着插秧者戴的那种传统的宽边草帽。　
他还不顾继承人问题上的风险，毅然选择了一夫一妻的西式婚姻方式。在裕仁登基之后，他和妻子良子生出来的全部是女儿，而女儿是不能继承皇位的。他的顾问们纷纷劝说他采取古老的解决方法，广纳姬妾直到其中的一个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的皇位继承人为止。裕仁竭力顶住了这些巨大的压力，他的忠贞最终得到回报：1933年，良子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　
和英王乔治五世同车穿过伦敦时，裕仁向行人们致意。此时令他大开眼界的20天英国之行刚刚开始。　
身着白色网球装的裕仁及其妻良子在一起进行双打比赛。时为1924年，即裕仁从欧洲返回的三年之后。　
裕仁在他宫中实验室的海生动物研究过程中小憩。他后来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　
裕仁家庭的合影。裕仁身着西服套装，皇后良子怀抱幼小的皇太子明仁，旁边是他们的三个女儿。　
裕仁身着传统礼服，手持节杖的形象。1928年，裕仁天皇在京都的古皇居正式登基。　
卫队在天皇的座车前抓捕一名被怀疑意图对裕仁不利的士兵，而实际上这名士兵只是想向他申诉陆军中的虐待行为。　
1930年，长跪而坐的村民们还被允许见到天皇。　
大阪市长由于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随意而被迫辞职。　
文化冲突中的风暴中心　
在整个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裕仁一直陷于理想和野心的冲突里。和许多进步的日本青年一样，他明白自己的国家应该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繁荣。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激进的陆军和海军军官们的极力反对，他们主张的是征服全亚洲，并且要铲除所有倾向于追求和平式发展的人。　
曾有两名煽动者企图刺杀裕仁，但是流产了，另外还有六个人发起了请愿活动，请求他改善日本的状况。有好几个温和的政治家被军国主义者和右翼军官所暗杀，其中就包括原敬首相，原因就是他在1921年曾积极鼓励裕仁的欧洲之行。　
日本陆军的高级指挥官们都声称他们无法控制低级军官们所进行的这些杀人之类的恶行，但实际上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私下里对于这些暴力行为是首肯的，并且还从中获益。一直存在的刺杀威胁着裕仁的一些自由派内阁成员和顾问的生命，所以他们就轮流劝说天皇要超然于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之上，保持传统的角色地位：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令人敬畏。　
这样的角色正是陆军的高级军官们所想要的：天皇的脚步只限于宫墙之内，不会对他们的征服计划进行任何干涉，但又拥有神一样的地位，在战争来临的时候能够将国家团结和激发起来。　
军队接着又发动起一场宣传运动，使裕仁和人民更加疏远。过去普通的人们还被允许可以瞻仰天皇，但现在只要有天皇在场，他们必须深深鞠躬，绝不能抬头观看，以表示对天皇的崇敬。特定的高级官员获准可以向天皇注目示敬，但有些人却因为所谓的没有对天皇表现出足够的尊敬而丢掉了官职。　
一位名叫加濑俊一的外务省官员看穿了陆军的花招，他宣称说好战的将军们“故意在皇家周围散布宗教性的神话迷雾”。加濑俊一还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天皇“完全只是水中月影”，而“真正的月亮就是军队，他们掌握着实权并且享受着所有权力带来的好处”。　
裕仁本人也看透了这种将他完全架空的所谓尊敬，他带着平静的失望说陆军是“在用绣着花的绸缎将我慢慢闷死”。　
臣民们匍匐在东京的皇宫前朝拜。从1936年之后，警察对任何胆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一位沮丧的象征性元首的形式职责　
尽管在法律上和习惯上，裕仁没有任何实权，但他还是要履行那一大串烦人的礼仪性职能。天皇要主持每一次帝国议会的开幕式，参加军部的正式会议，假日里要去参观神道的神社，检阅陆军的演习，还要穿上整套的军式礼服（见右图）去欢迎访日的外国要人。　
评论家认为，在这些会议上，裕仁应该更好地运用他的精神权威，更强烈、更直接地表达他自己的意志，实际上，他确实偶尔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试图纠正军事领导们穷兵黩武的路线。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的时候，裕仁敦促他的内阁要执行一个“不扩张政策”，然而就像皇室管家所说的那样，裕仁的努力就像“往沙子里钉钉子”一样毫无作用。　
在1941年9月6日那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内阁会议上，战争最终被确定。在这次会议上，裕仁再次表达了和平的愿望。他引用了其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诗，诗中问道：“为何风雨乱人间？”据报道称，内阁成员们对裕仁的话感到“惊惧”，但军队首脑们也对天皇只是暗示性地表达，而非直接提出而感到“释然”。于是日本的将军们就立即着手将他们的战争计划付诸实施。　
就座于一面金色屏风前的裕仁在主持军部的一次会议。与会的军官们都把手放在膝盖上，肃然端坐。　
身着长礼服的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一起向天皇（立于后部者）鞠躬。　
在军事演习中，裕仁观看部队乘坐两栖登陆艇。　
1935年，在等候迎接满洲国皇帝溥仪时，裕仁与手持照相机的一位亲属说笑。这张照片是被禁的，因为天皇看起来太有人情味了。　
“上天之子”的偶然远足　
在偷袭珍珠港之后，裕仁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宫中囚徒。他极少露面，只是在庆祝日本取得巨大胜利，以及后来战争情形不利于日本时，去查看惨遭轰炸的东京才出来一下。1945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皇宫的防空掩体中度过的。　
为了战争，天皇做出了他所能做到的最痛苦的牺牲：他放弃了挚爱的海洋生物研究，认为这是在战时一项不合时宜的自我放纵行为。作为替代，他写信向他的战士们表示鼓舞和赞扬，并且为他们祈祷。他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他感到无比痛心，因此在1942年夏天之后，内阁成员和宫里的官员们就联合起来，向他隐瞒那些最坏的消息。他希望战争能迅速结束，即使在他的军事将领们以他的名义下号召日本人付出更大牺牲，流出更多鲜血的时候也是如此。　
1942年2月，裕仁站在皇宫的护城壕后面，注视着欢呼攻陷新加坡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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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黑暗之谷　　　
一项秘密研究　　　
1943年夏天，战争打到了日本的家门口。从此往后，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源被从民用经济中调去支援军队作战，日本人民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到了1944年的秋天，尽管这时美国的密集轰炸还没有开始，日本人已经深深陷入了他们所称的“黑暗之谷”。　
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内发生的情形只不过是验证了一项战前秘密研究的结果。这　
项研究的参与者之一，经济学家稻叶秀三后来对他们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我们开始懂得如果日本加入战争，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摧毁，不光是日本的经济，还有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会在巨大的痛苦和绝望中崩溃。”但日本政府对于些警告完全不予理睬，只是力图在1942年进行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在这一目标失败后，面对拥有巨大战争物资生产能力和充足兵源的美国，日本完全无法与之相抗衡。1943年，在主要由美国潜艇构成的盟军海上封锁线形成之后，日本巨大的商船船队的活动逐渐断绝。而相当一部分的食物和几乎所有的关系命脉的原材料都是靠海运进来的，因此它们的供应也就被切断了。　
日本人民对于二战的感受和其他所有的交战国都是一样的：商品短缺、定量供应、通货膨胀、黑市猖獗，以及更长时间强度更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在“黑暗之谷”中所遭受的艰辛还有一个特殊的痛苦之处。尽管日本政府对于那些胆敢发布日本失败消息的新闻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压，人民还是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他们在二战中的失败，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像机器人一样，一天天麻木地在毫无乐趣的工作中饱受煎熬。　
由于被1942年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放松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但到1943年，失败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在地方层次上负责定量供应的邻组忙着把不易保存的食物发放到成员手中，同时还忙着派遣成员们到最近的分配中心去拉回配给品。　　　
木头做成的服装　　　
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制造的衣服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名为“Sufu”的极脆弱的布制成的，这种布的原料就是一丁点儿棉花以及木浆和树皮，然后把他们纺在一起。日本的纺织工业以前位列世界第三，它的羊毛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棉花则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在二战切断了它的原料供应之后，它就不得不采用代用品。最初，纺织厂试图改用在中国占领区所产的棉花。但是事实证明，短绒的华北棉花在专门为棉绒较长的印度和美国品种设计的机器上根本无法纺织。最后，政府一次性　
地销毁了超过800万个的纺锤和25万台织布机，对剩下来的纺织厂，政府命令他们不断提高sufu在棉布中的比例，同时为了解决羊毛供应的不足，就加入了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　
日本只有一种纺织品能自给自足，那就是丝绸。先前，几乎所有的绸布都出口到了西方。海外市场的丧失现在却给后方的人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福利。日本的妇女们发现丝绸内衣这种二战前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现在不仅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但是在鞋的方面就没有这种意外的便宜了。军队对于皮靴不断增长的需求，使民用鞋的生产完全陷于停顿；而为了生产飞机和卡车轮胎，大部分日本人都穿的那种胶底拖鞋也无法再生产了。政府相应地加速生产笨重的木屐，并向那些满腹怀疑的平民们大力推广这种“爱国鞋”。为了配合这场运动，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次健二博士宣称，这种木屐能够“非常好地加强脚趾尖上的小块肌肉”。无论信不信这位博士的话，大部分人都穿上了木屐，并且把战前的最后一双鞋保存起来，以备在特殊场合穿用。　　　
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　　　
然而，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填饱肚子。尽管日本在战时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饥荒，但从1943年开始，上百万的人们都经受着食物不足的痛苦煎熬。而到了1944年，食品匮乏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困扰。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排队等着领口粮，以及到农村搜寻食物。这样一来，日本战时产品的生产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当1941年对美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充当日本人每顿饭主食的大米中，有80％都是由日本的　
农民们自己生产的。政府预想在维持充足的大米供应方面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毕竟，日本的农民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大米单产纪录。日本大米年消耗量的另外20％是由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提供的。而日本人膳食中的另外两个基本品种：酱油和豆腐，则是用从满洲进口的黄豆制成的。　
但是，不久之后，那些正常情况下用以装运大米和黄豆的船只，全都被改用来运输军队和军火了。而那些本来需要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青年们则被征去服兵役。原来用做稻田肥料的化学品被用于生产高效炸药。而由于政府征用农田来修建兵工厂和空军基地，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共减少了8。5％。　
1943年，食品进口下降，政府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就把它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不久之后，就连那些老实的人们也在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格温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国妻子，二战期间留在了日本。她回忆看见一位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全都怒骂了起来。”格温写道，“那位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解释说，除了要照顾七个年幼的孩子，她还有一个90岁的婆婆要侍候。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幽灵人口”的口粮　　　
再有的就是为所谓的“幽灵人口”索要口粮。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近来并没有来的膳宿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尽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计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达到了100万份之多。　
另外，短缺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黑市的活跃。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　
易变质的食品，它们通常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从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还包括那些从未触犯过法律的人们。他们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在1943年的一次调查中，2000个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购买过某些食品。一年之后，东京的居民们要依赖地下市场获取他们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鱼和三分之二的新鲜蔬菜。　
黑市上的购买者们受到的盘剥是惊人的。到1944年3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价格比政府最高限价高出10倍，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一块肥皂，官价为十分之一日元（2。3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美元）的天价。　
黑市购买者们也要冒不少风险。他们付了钱但并不能保证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无论对于贩卖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黑市交易都是违法的。在进行每次交易时，购买者都十分警惕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经济警察，他们是专门为没收非法货品和惩治违纪者而设立的。　
格温就是一个黑市的受骗者。一个没有信用的家伙到她家去推销“练炭”，就是一种用木屑、煤和木炭压成的小煤砖，日本人把它们放进可以移动的火盆里给房子供暖。那个小贩说由于他的煤砖刚刚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飞涨的黑市价上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格温没做什么讨价还价，就买下了他一整车的练炭，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摆在花园里晾干。但是，在它们干了之后，并没有变成宝贵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来这些煤砖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贩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他们在对普通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并且继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享乐，晚至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然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随着领口粮队伍的增长，那些不这么幸运的人们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抱怨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军队、黑市和权贵们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队。”那些傲慢自大、养尊处优的高官们面对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消息最终开始传回本土时。记者加藤益雄报道说：“人们说他们不会吝于让胜利的陆军和海军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为了得到所需的东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开始用硕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口袋书上扯下来的纸里做成代替品来抽。一向精于品鉴发酵米酒的行家们，不得不努力让他们品味适应一种粗劣的代用品，它是用红薯酿成的，因为红薯的数量比大米充足。这种红薯酒十分有劲，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爆弹”的绰号，意为炸弹。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那些买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妇们，改用一种由碱和洋槐树荚果构成的混和物来洗衣服。漂白剂在货架上根本看不到踪影，于是不知哪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妇女把夜莺粪放进了她的热洗衣水中，这可是一种天然的增白剂。而厕皂的代用物则是一个装满了米糠的棉布包。　
有一些日本人成功地在短缺中发现了幽默之处。一位困惑的公民在一篇题目为《维生素D在洗澡中流失》的讽刺文章中声称没有肥皂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如何保持公　
民的清洁并不是一件轻松可笑的事情。当1944年初燃料短缺威胁到许多东京的公共浴室的时候，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城市的长老们认为，沐浴对于公众健康和心理幸福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维持浴室的开放。邻组的成员们被派出去四处搜寻浴室用的木柴，而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