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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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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地下干部赵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4天中，对被捕的居民轮番审讯二三次，用尽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终仍是一无所得。
2月12日（正月初八）早晨，敌人大声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至晚上，敌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车押去兴隆。剩下的30多人被赶到3个新挖的大坑边沿，面朝里背朝外跪下。尔后，日寇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燃着，大火冲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着事先准备好的凉水，扑上来照着30多个被捕居民的背部连刺。顿时，热血迸溅，腹破尸横，惨不忍睹！接着，日寇又在此地惨杀青杏沟、马圈子南沟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间，日寇杀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杀之下，只有杨茂林一人死里逃生，那是在众人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杨茂林乘敌人去北道站岗之机，猛地向南跑去。一个特务紧追，向他头上打了两棍子，又放了一枪，他左肩中弹，仍跑上南山，从而获得重生。次日，日寇将在兰旗营关押的群众全部送往兴隆，或继续杀害或送往东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这次死在兰旗营和外地的计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妇庄”。惨案后，日寇和特务到该部落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于惨案造成该部落居民患病和冻饿而死的又有62人。从这次惨案至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该村原来总人口的577％。幸存者只有老弱病残102人。“寡妇庄”一词，不仅铭刻着42年前大帽峪、兰旗营这篇血泪斑斑的历史，也记载着兴隆县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何连仲张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2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责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3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被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们“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人之后就给下一个人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是在这样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在这伙恶狼一样敌人的面前，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一部分部队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南双庙惨案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四乡，他们清乡、讨伐、修“部落”、建“人圈”，大搞“无人区”，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蹂躏我山河，残害我人民。南双庙曾是“扫荡”中受害最惨重的村庄之一。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出关，深入承德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纵队转移后，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那时，杨雨民和高振东率领的武工队，经常活动于南双庙及其附近一带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南双庙人民也经常配合八路军部队活动，他们扒铁路、断交通、割电线、砍线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同时还配合部队袭击警察分驻所、村公所。为了镇压南双庙人民，日本侵略者曾派遣特务四处活动，搜索情报，曾调动宪兵队、讨伐队，巡回“扫荡”，实行大清查、大检举、大屠杀。
1943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这天深夜，日本宪兵队100多人偷偷地从承德来到南双庙。进村后，他们挨门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病残体弱，把人们全部驱赶到村南庙前的空地上。尔后，他们通过翻译开始对人们进行审讯：“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办过事？”“谁是村干部？”……对日本侵略者的审讯，人们只以沉默作答。敌人恼怒了，一伙汉奸特务蜂拥而上，霎时，110人被抓捕。敌人又拳打脚踢，棍棒打，刺刀逼，不让被抓捕者的亲属接近。最后，被捕者被用绳子一个个联起来拉走。
当日，被抓捕的人们被押到离南双庙10里远的新杖子。在这里，日本侵略者对人们施以酷刑：烙铁烙、灌辣椒水、压杆子、刺指甲、吊大柁，人们惨遭折磨，但仍坚贞不屈。一个姓靳的小伙子，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乘放哨的日本宪兵不注意，抄起镐头砸去，砸得这个侵略者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最后他也被侵略者枪杀。
日本侵略者的严刑拷打一无所获，他们又施诡计，假惺惺地释放20人，但余下的85人却于正月初二被拉到承德，押入承德监狱。以后这85人中，有5人被砍头，69人被折磨致死，11人被送往安东（今丹东）、抚顺、阜新充当劳工。
日本侵略者在南双庙抓走人后，又放起一把火，把房屋烧毁，把粮食焚光，把牲畜烧尽。经这一劫难，南双庙村成了废墟，400多口人死去了一半，并且有10余户死绝，多数户死去男人，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人间地狱“无人区”证言与口供
小林实
陈平先生就长城附近的“无人区”，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发表了证言。而我确实是参加了作战并干出了残暴行为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作如下报告。我在华北派遣军第108师团第242联队第1中队，曾与陈平先生直接交战。
我在1942、1943、1944、1945年间，以陆军伍长、军曹、曹长、分队长、指挥班长的身分在长城线附近的“无人区”参加作战，现为残暴的非人道行为作证。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长城线一带与八路军（后来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的部队，是以搞掉八路军根据地和战斗活动地区为目的，是为破坏万里长城两侧的村庄，使村民无法生活而作战。
“无人区”是把15—20间房的小村庄一间房不留的全部烧毁，把村民迁入由日军警备地域内的集团部落之中。为了制造“无人区”，预先划出指定的区域，发出布告说：“在村庄居住者要迁到指定的地区”，强制迁移。在居民全部迁出后，进行烧光作战，对此，居民当然也有反抗，而对抵抗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进行逮捕射杀或抛入贮藏蔬菜的地窖，再放上藁子等点火进行烧杀。
青年农民则辗转各处进行反抗，被抓捕后则迫使他们挖深坑，在坑前站着许多农民，在这些农民面前，命刚入伍的士兵锻炼胆量用枪刺进行刺杀，那些年青人落入身后的坑中，迫使农民用土埋掉。
这其中也有母子同时被斩杀的。孩子在临死时叫“妈妈”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荡。还有，部队的军医把孕妇仰面绑在门板上，连麻醉都不进行，声称进行“医学研究”而剖腹将母子一同杀害了。
干出这种非人道的勾当，干出极为残暴的行径，还认为这是为了“东洋和平”，为“天皇陛下”，为“孝敬父母”，因此，中国人把我们叫做“东洋鬼子。”
我作为中队的指挥班长，忠实地实行了彻底消灭八路军的作战。当地居民和八路军总是一起对日军的占领政策进行不断的抵抗，有时进行反攻。为了把当地居民与八路军分离开，捕捉没有民众掩护的八路军并予以歼灭，便在万里长城线上制造了广大的“无人区”地带，干出了难以言喻的罪恶。刚才，在休息中与陈平先生谈话时，听说，在先生的史料中有小林实军曹的名字。
这样现在还保存有部队名和我的名字，我一个人杀过许多八路军，还笃信这是为国家利益、为天皇陛下，而且是为了乡土，是孝敬父母，其实，这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军队就是由身心凝聚着军国主义的士兵而组成的魔鬼集团。在无人区干出了烧、杀、抢掠的“三光作战”的勾当。
这种“三光作战”不仅我所在的中队实行过，而在占领长城线一带的第108师团等大部队也都实行过。
因此，了解日军这种行为的居民家庭便弃家，相继逃往远处。居民逃走是困难的，部队出动去追捕逃走的居民，用枪刺威胁捕回，为使不再出现逃跑的情况，将数人连串绑着抓回，将首谋者在居民面前杀死。当时，被日军刚刚砍下的二三十个人头并排挂在长城的墙壁上示众。对在黑夜取走人头的居民不容分说进行射杀。人头长时间放置已经腐烂，日军对腐烂的人头不进行处理，而是让遗族领回。而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倒霉的事情是在诸位所居住的地方或者诸位所熟悉的人身上发生，那该怎么想呢？这种事情日本报纸上并不刊登。报纸上只是写着“××部队在河北的长城线取××的战果”，而“把割下的人头挂在城墙上”的这种事大概是不会向大本营报告的吧！而大本营命令“要确保长城线”的结果就是实行这样的“三光作战”。执行命令的人“有必要向中国人们表示诚心的谢罪”。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全家进行抵抗的家族，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和姑娘、小孩子都对日军进行抵抗。日军就把这个家族的人都抓捕起来，把手绑着押入地沟。这家人们相互保护，把小孩子围在中间，表现出战栗与恐怖。中队长命令把手榴弹拉出引信投入沟，五六发手榴弹啧啧冒着烟在这家人脚下转，一齐爆炸，炸成七零八落的尸体在硝烟中与许多肉片一齐散落下来。
干出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即使日军忘记了这种行为，而被害者是永远不能忘的。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制造“无人地带”（1）
铃木启久前日军第127师团师团长、中将。铃木于1942年1月至1943年7月间，任日本第二十七师团少将步兵师团长和“北部防区”司令官，驻在冀东地区（伪冀东道），司令部设在唐山市。
一
这里一带的道路旁，排列着整齐的青青的杨柳，几层高高的烟囱吐出黑色的浓烟。3架卷扬机不断地发出一阵阵运转声响。离开卷扬机不远的地方，有两三座金字塔型的高耸的煤山。煤块中冒起的自然发火的火烟升向天空。山下，是一片葱茏的树林。广阔的树林中间，有一幢精巧的豪华的房屋，那是开滦煤矿所有人的宅邸。
这里是开滦煤矿的中心地——唐山。
开滦煤矿公司的大门前，站着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这是“开滦矿特别警备队”派出的警卫。
根据日军步兵团司令部的命令，开滦煤矿必须每天产煤11万吨（原文如此，数字有误——编者）。为了完成日军的任务，煤矿当局下令全矿日夜三班制不停开工采煤，名义上每班是8小时工作时间，实际上由于强迫规定的采煤数量太大，每个矿工每班要在坑道内连续做10小时以上的苦工。矿工们仅仅有很微量的粗麦面果腹，日夜受到敲骨吸髓般的剥削。矿工穿的衣服积满了煤炭、脏物和尘垢，变成了纯黑色，闪闪发光，仅仅是腋下和膝盖极小部分还看到一点点原来的蓝布颜色。在衣服的屁股和膝盖部分，缝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仍然难免露出了肌肤。矿工们一年四季也无法洗澡，脸、手都积满一片片黑色的污垢。只有牙齿是白色的。他们用眼睛瞟着矿警，小声地说：“今年中秋节听说又不放假啦！”
一眼能望到这些情景的，是从步兵团司令部的一幢砖造的两层楼房屋，从这里的窗户外望，令人心胸豁达。
在这间房间中，我（铃木）和冈村方面军司令官面对面坐着。冈村是在街上一切行人都禁止通行的严密戒备中来到这里开会的。只见他悠然地吸着香烟，坐在沙发中沉思。步兵团司令部的周围显现出异常的气氛，大量的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在周围警戒。
冈村有他的一套使用人的本领，有统驭人的能力，轻易不得罪人，但是总是把部队的功绩归于他自己。这时冈村对我说：
“今年4月的扫荡战，你的部队粉碎了鲁家峪的八路军秘密阵地，获得了很大的战果。这个地区的治安大大改良。你辛苦了，希望你进一步奋斗，好好地干。”
“不，这不过是偶然的机会罢了。”当时受到冈村的奖励，我心里也不禁有点高兴。
“这个地区的治安确实是好起来了。”
“只是表面上好，实际上恐怕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大体上鲁家峪的阵地是八路军冀东地区重大的根据地，这个地区的阵地若有损失，就对根据地有影响吧！”
“我军占领鲁家峪，使八路军确受到巨大打击，但是他们放弃这处阵地，并不表明八路军减弱了。他们往往放弃一处阵地，又进入另一处山区。另一方面他们对地下工作非常努力，可以说这是增加他们的实力。前几天，从丰润到唐山的重要公路上，1辆日军的联络军车白昼被袭击，1名联络兵被打死，军用联络书信也被抢走了。玉田到丰润的公路上，也发生同样事故。在汽车公路上还发现埋了不少地雷。虽然这个地区表面上看来，八路军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像是一处白色的地区，但是只要剥开一层表皮就发现红色的土地。那么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什么地方呢。我只能回答说，在‘山区’，因此我们必须对‘山区’彻底的打击不可。”我向冈村司令官说出了心底里的本意。
“那么说，你对此事有什么打算呢？”冈村问。
“在我的兵力掩护下，可以进行一次彻底的清剿，首先把凡是与八路军有任何关系的人一律杀无赦，彻底破坏他们的地下组织；第二，要使治安区居民同八路军完全隔开，这是绝对必要的。”
“你的意见可以作为一个方案加以考虑。”冈村的话似乎不是十分赞成我的意见。不过他又说：
“总而言之，这个冀东地区对于日本大陆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必须进一步在治安上加强不可。”
“在这长城附近的山地，有相当多的中国居民，这里虽然不完全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但他们隐藏八路军确是事实。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干一下。”我继续发表了我的意见。
经过大约1小时的会谈之后，冈村回到宿舍休息去了。
这一天的黄昏，各条十字路口和小路、要冲附近都有武装士兵严密警戒。不一会，两辆车头架着机关枪，满载日军武装士兵的军用卡车一前一后护送着一辆小汽车驶到了K饭店的门前，冈村司令官从车上下来，后边跟着的是副官。冈村把帽子和军刀交给副官，在艺妓们的引导下进入一间精致的房间。在房间里，受今天晚上冈村邀宴的高级将校已经到场并开始闹哄哄的高谈阔论了。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制造“无人地带”（2）
不久，有大量艺妓陪酒的酒宴开始。随着酒过数巡，场面也越来越乱，许多军官轮流跑到冈村处敬酒。每一次冈村都夸奖这些将校的功劳，勉励他们。每一个将校也都大事阿谀吹捧这个长官一番。冈村说：“男人在外面胡闹不算什么坏事”，他首先就乘酒兴对艺妓们胡闹起来。
这时突然有个电话找我听，我离席一会儿回来，向冈村报告：
“刚才接到丰润打来的电话，日军一小队在走出某村时被八路军伏击。我方损失为战死1人，轻伤1人，没有什么大事。”
冈村镇静地说：“哦！是吗？”像是若无其事地走开，经过两三个军官的酒席后来到我面前，说：“来，再干一杯！”
接着他又说：
“近来治安军（日军走卒伪华北自治政府军）怎么样了？无论如何他们总是中国人，要充分了解利用中国人的心理和习惯。这点非常重要。好好利用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如不能好好利用，即使花尽了气力也是达不到效果的。这方面的诀窍你要好好注意。”
冈村讲完这番话后，又同艺妓、酒女们胡闹去了。在饭馆的外面，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密地警戒，“保护”长官们在酒馆里狂欢。
二
这里是天津的所谓“日本租界”。在一幢二层楼的房屋门前，两名日本兵在守卫。屋里是西洋式和日本式的混合布置。这是日军的一个师团长的住处。在宽敞的客厅里，壁上挂着西洋式的风景和花卉的大油画。天花板上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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