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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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永会背上的刀痕清晰可见　　　　
　　　　第二个采访地是孟子岭的王厂沟，那里发生的惨案更令人震惊。我们从宽城县城乘车出发，沿柏油公路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先到达了孟子岭乡，而王厂沟离这里还有15公里的山路。我们的吉普车沿着小溪边的山间土路驶过两座山后，才到达了这个深山中的小山村。其间，那狭窄的山间土路坎坷不平。当行驶在断崖上时，其土路宽度似乎仅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我在途中还看到，环绕在山间的层层梯田上种满了高粱、谷子和栗子树。　　　　
　　　　虽说王厂沟地处偏僻，但这里却有将长城南侧与承德之间连接起来的一条山路。因此，早在1939年，八路军就往王厂沟派过联络员。翌年，又将该村变成了秘密抗日根据地。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何谓“三光作战”（3）

　　　　为了讨伐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3年期间，设在孟子岭据点的日军曾多次进山扫荡过王厂沟。他们不但焚毁了村庄和粮食，而且还放火烧光了周围山上的树林。日军先杀害了村里的男人后，又把妇女们拽到山上去强奸。此外，为了铲除抗日根据地，彻底切断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日军还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将王厂沟及周边一带的山区设定为“无人区”。当地的村民都被强行赶进了设在孟子岭的“集团部落”中。凡有悄悄返回王厂沟的村民，则一律遭到了日军的枪杀。而日军在连续讨伐中，也曾在山里与八路军发生过激战。战斗中，有百多名日军被八路军击毙（据亲自参加过此次战斗、时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权回忆，此次战斗发生在1943年5月16日。当时关东军第一○一师团第九联队春田中队150余人遭八路军600多人伏击，激战两小时，除10余名日军逃脱外，余被全歼。八路军也伤亡50多人，其中包括阵亡的营长薛辉荣——主编校）。为了复仇，日军又对王厂沟的村民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镇压行动。　　　　
　　　　该村的幸存者们似乎都在尽力地去追忆日军当年的多次讨伐行动，以及那漫长的“无人区化”生活和“集团部落”中的那段早已尘封的历史。有时为了确认一个具体事实，他们还凑到一块儿核对数字。不过，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可以证实，1943年夏季，日军在遭受了八路军的重创后，又对王厂沟一带的村民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全村600口人中，被日军杀害了112人，其中全家灭绝的有45户。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包括那些被强制赶进“集团部落”后死在那里面的人数。　　　　
　　　　幸存者刘殿功（78岁）的证言1943年夏天，日军从四面包围了王厂沟村。敌人逮捕了村民后，便开始追问八路军的去向。刘殿功被捕后，先被押到孟子岭的日军据点，接着又把他绑在一个寺庙的柱子上进行拷问。因日军未得到任何口供，他又被押到喜峰口的宪兵队驻地。此后，他又辗转被关进平泉及承德的监狱。最终，他在承德被判了无期徒刑，随后便被强制押往锦州的纺织厂做劳工。　　　　
　　　　日本刚战败时，他也没被释放。后来监狱里发生暴动，他乘机逃脱了，但很快又被日军抓了回去。不过，后来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也获得了解放。当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刘殿功一心想回故乡，便徒步沿途乞讨，最终总算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小山村。当年和他一起被押往东北做劳工的共有4人，而活着返回故土的仅他一人而已。返回家后他才知道，在那次日军的讨伐中，父亲已遭杀害，妻子被强奸后又被虏，当年9月也死了。据刘殿中回忆，在他所了解的范围内，当年那场大屠杀中村内全家灭绝的就有4户。　　　　
　　　　幸存者李春达（73岁）、刘成国（62岁）的证言日军第一次来这里是1941年春，目的是“集家并村”。当时，村里有4位老人不愿意搬走，日军当场就点着了他们的房子，人也烧死了。开始时，日军只是命令全村人拆房子搬走，到后来便将不服从命令者立即处死。　　　　
　　　　那是1943年夏季，玉米刚吐穗。当时村里的人口已大为减少，而八路军的活动也有所减弱，这时日军又来了。这次他们先烧庄稼和粮食，接着又对没搬走的村民开始了大屠杀。　　　　
　　　　李春达的祖母、母亲和他的未婚妻被日军拽到山上强奸后杀死了。他本人虽然逃脱了，但身上还是中了4枪。　　　　
　　　　刘成国的祖父当场被烧死。其父也因参加过八路军，被日军抓住后就押送去了承德，后来又在那里被处死了。当年刘成国9岁，他曾徒步去承德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此后，他和祖母、母亲、兄弟及其伯父一家人都被迫搬进了设在孟子岭的“集团部落”中生活。在那里，伯父一家人中又有6口人患热病死去。　　　　
　　　　由二位老人的诉说中可知，在日军的这次行动中，村里被灭绝的有7户。包括那些不愿意去“集团部落”的老人、病人在内，全村惨遭杀害的有四五十人。这些死难者并不是被抓到一块后遭集体屠杀的，而是日军闯入分散在山中的各家各户后将他们处死的。惨案发生后，日军曾在当地留守过一段时间，尸体被放置了七八天，气味十分难闻。后来，死者的亲属和村民们才把这些遗体汇集到一起埋葬了。此后，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山参加了八路军，与日军展开了武装斗争。　　　　
　　　　幸存者关贞瑞的证言我们在去王厂沟的途中，曾在一个叫刘杖子的村庄会见了一位名叫关贞瑞的老人。据他讲，当时他刚7岁，全家6口人都住在王厂沟。那是1943年夏季，全家人正在吃饭时日军闯进村来，逃跑之中父亲首先中弹而死，母亲则带着哥哥、他及3岁的弟弟急忙钻入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躲起来。因弟弟害怕直哭，母亲惟恐哭声招来日军，便将弟弟的脸紧紧地摁在自己的乳房上，结果弟弟竟窒息而死。日落时母亲以为日军走了，就爬出洞口去看情况，不料却被守候在洞口的日军给抓走了。后来得知，母亲是被日军强奸后，又用刺刀剖开肚子杀死的。　　　　
　　　　母亲被抓走后，他和哥哥也被日军从洞里拖了出来。日军用刺刀捅了他哥俩的腹部后，又把二人扔回洞里，随后用石头封了洞口。哥哥当即死去，幸好关贞瑞的刀口较浅，他就自己动手清理堵在洞口的石头，后被前来寻找他们的亲戚救了出来。在这次惨案中，他亲眼目睹了惨遭杀害的母亲和哥哥的遗体。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何谓“三光作战”（4）

　　　　另外，他的祖父也是被日军害死的。有一年，他祖父在别处给八路军放哨时被日军抓住了。敌人先用刺刀剜掉了他的双眼，随后又将其残忍地杀害了。这样一来，他全家6口人中竟有5口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下，活下来的仅他一人。关贞瑞老人说：“如今一干点儿重活儿，伤口就疼。虽说我是个受害者，但从没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　　　　
　　　　全村人都是证人中国人把上述这些屠杀事件习惯上称为“惨案”，如果将中国人说的“惨案”一词译成日文的话，则用“事件”二字较为贴切。虽然这种处理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带有明显的轻视之意，但作为撰写本书的作者，我认为若将每个杀人情节都说成是“屠杀惨案”的话，那么日本读者也就难于理解了。我还在孟子岭一带听取了另外一些当地较为知名的重大事件，如九狐岭事件等等。当然，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件我未能采访到。不过，宽城县的采访结束后，我又对兴隆县进行了调查，其中还访问了一些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中未提及过的地方，如蓝旗营、半壁山、鞍子岭、羊羔峪、栅子沟等地的镇及村庄。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些幸存者，同时也听说在我之前，曾有一位日本女性也走访过这些地方，并准备为此发表论文。虽然本书的对象并非仅局限于“无人区”，但其目的还是想让当今的日本读者去了解一下，日军当年在当地干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　　　　
　　　　不过，像上述这种听证调查方式，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是，先将那些已选定的证人，以及他们曾在何地做过几次证言之事，都如实地告知给我们这些外国人，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惯例了。然而让那些已选定的证人把预先准备好的东西，再复述给听证人的方式也有问题。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则很难再打听出一些更详细的，以及更鲜为人知的事情了。正因为如此，在一些疑窦丛生的日本人中就有人不相信这种证言了，而且这还成为了一种趋势。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仅对中国人而言的。当年日本人在听取调查战争体验时，不也是同样持这种怀疑的态度吗？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式的这种听证条件并非尽如人意，但亲临实地去了解当地的状况，直接聆听幸存者的证言，也是调查工作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吧。因为要想全面掌握过去的状况及事实，仅从书本或资料中是无法获得的，而且也没有那种亲临实境的感觉。因此我主张，今后日中两国都要继续开展对幸存者的取证调查工作。然而，有些日本人既不脚踏实地地去调查验证一下事实根据，又不相信中国人，甚至还指责中国人的说法是“老生常谈”，对此我也就无言以对了。　　　　
　　　　虽说作者实地调查的事例不胜枚举，但仅向读者描述证言的详细内容和现场状况，也并非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整个“三光作战”而言，我所举证的事例仅仅描述了“无人区”的一部分而已，并不代表整个事实的全部真相。　　　　
　　　　但是，作者之所以要举证上述这些事实，目的只是想提醒日本读者们明白这个道理，即当年活下来的那些中国人，一定会把他们当年的痛苦经历，直接地告诉给其后代（子子孙孙）及亲朋好友们。这已不仅仅是幸存者本人的事了，可以说，它已经融入了多数中国人的骨肉亲情之中。　　　　
　　　　在某个村子里，我曾故意试探着问一位幸存者：“你现在做的证言，有谁能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呢？又有谁亲身体验过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呢？”对此，老人坦诚地回答说：“那几户被杀光的人，当然不会出来作证了，而且，当年亲身受害者们也都所剩无几了。不过，目睹现场的仍有很多人，要说证人的话，村里哪家哪户没有受害者呀？可以说，全村人都是证人，无论问谁都一样！”听了老人这番话，围拢在我们身边的村民们，包括年轻人在内，都爽心地颔首称是。　　　　
　　　　兴隆县城郊外保存的牺牲者墓群，其中有墓碑的是当地村民的坟墓。　　　　
　　　　尽管如此，我在旅途中仍屡屡苦思冥想：为什么日军抑或说是日本人，当年非要跑到如此偏僻荒凉之地来呢？为什么很多日本人非得死在异国人的强烈敌意和蔑视之中呢？想象一下，当那些气喘吁吁的日本人登上寸草不生的山岩，却突然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时，他们吓得四处乱跑的样子吧；再想象一下，我们的先辈在这里到处杀人放火，甚至于还干下了强奸妇女的这种不耻于人类的卑鄙行为吧。因此，我认为在赞美或把这些先辈们视为英雄之前，出于人类的基本仁爱之情，我本人及我的后代，读者及你们的后代，都不希望再度重演当年的悲剧吧。其实按我的本意，我并不想到如此荒凉之地来听这些沉重、痛苦而又难堪的话题。但我之所以要到这里来，且又要每天倾听这些沉重的话题，其目的只是想把这些珍贵的证言记录下来，传给后代，希望日本人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并且绝不要重犯当年的错误了（本章中所记录的中国人的话语，皆为同行而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生、亦是我的学生铃木旭君给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为什么及如何实施“三光作战”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日军开展的“毁灭、扫荡、和剔抉”

　　　　那么，日军为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三光作战”的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方面所说的“三光”与日军实施的一般暴行有所不同，它指的应是日军自称的“毁灭、彻底扫荡、肃正、剔抉”等方面的作战。然而，即使今日的中国人也并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区分。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把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全部暴行都统称为“三光”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因此，在中国的很多书刊中，有时竟将原“伪满洲国领土”上发生的“平顶山事件”、“集团部落”以及1937年末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等华北以外的事件，都记述在了“三光”政策的范畴内。不仅如此，有人甚至还将日清战争中的旅顺屠杀事件也归入了“三光”政策。　　　　
　　　　仅从中国人的情感来看，“三光”确实代表了侵略和屠杀等含义。其实，我也曾论述过，要说日中战争就必须认为，它基本应起于日清战争时的那段前后长达50年的“对华侵略战争”。在此意义上讲，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的情感和认识了。但是，对于上述这种无限定的用语，本书则是无法采用的。鉴于中国方面的研究只限定使用在抗日战争中的“三光”政策上——在此期间内，日军实施的“毁灭、扫荡、讨伐、肃正及剔抉”作战上，因此，笔者也就首先按照当时的作战开展过程来进行研究了。此外，由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第一、二卷）对“三光作战”方面的记述较为详细，因此我打算在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三光”政策的同时，再根据日方的记述，将两者之间进行对比和补充，这样也许更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吧。　　　　
　　　　按照中国方面的一般性理解——“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扫荡’和‘三光’达到了最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2号中双雁的文章《日军‘三光’政策的破绽》。现按年次顺序将当年的前后战况整理如下。　　　　
　　　　1937年以“卢沟桥事件”（七七事变）为起端，爆发了日中间的全面战争。当年末，刚组建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早已制定的《日军占领地域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将矛头直指“以共匪为重点的团匪讨伐战，以期争取尽快破坏构成共匪的地带”。1938年末，广州、武汉陷落后，日军大本营又策划了“昭和13年秋季后对华处理方案”，并据此向华北方面军发出了第241号命令，要求该军“必须全面负责并确保现占领区——华北地区的治安稳定，尤其是……在谋求迅速恢复主要区域治安的同时，来确保当地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华北治安战》第1卷）。　　　　
　　　　而此时的中国方面也认为，日军已把战略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占领区”，“今后，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敌后方战场将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七十年史》）。由此可知，从这时起日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已在华北地区展开了血战。　　　　
　　　　据日方资料记载，华北治安战的真正开始执行期间，是从1939年初至1940年春。日军的第一期治安作战是1939年1月至5月，第二期是1939年6月4日至6月25日，第三期则是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根据上年度前三期的“战果”，日本华北方面军又制定了“昭和15（1940）年度的肃正建设方针”，当年度的主要目标是在冀中、晋北等地展开治安作战。不过，1940年度中途的8月至12月期间，因中共的八路军倾其总兵力向日军挑战，从而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兵力已达50万，其根据地人口也已近1亿。日军当年度的讨伐目的，一是要削弱共产党军队的扩张势力；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以便稳定华北一带的局势。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方面的总指挥官彭德怀将军（后任元帅及国防部长）对此次战役评述如下：　　　　
　　　　“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以及那些同情我们的人民，团结了持中立思想的人，使一些原来持动摇思想的人靠近了我们，同时也对投降派们所说的那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与了沉重的打击。另外，百团大战的胜利还彻底粉碎了那种八路军‘游而不战’的谣言。”　　　　
　　　　“百团大战”确实使日军遭受了沉重的军事打击，但日军在接受惨痛教训的同时，也认清了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因而痛感到，必须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展开不懈的攻势，以便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批评彭德怀，说他集中兵力与日军打正规战，彻底暴露了自身实力。百团大战后，不但使日军提高了警惕心，而且还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　　　　
　　　　上述说法是否确切暂且不论，但此后日军大规模地彻底讨伐行动，确实给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据“华北方面军军情报告”中称：“就剿灭共军而言，各兵团通过连续肃正讨伐及对其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已使共军之战斗力蒙受了巨大打击。”此外，时任战区司令官的多田骏中将在报告中，先夸大了此次治安肃正作战已取得了实效，其后又称：“在我军的连续的肃正作战打击下，山西省西北部及晋察冀边区的共军及其根据地已大部被消灭。此前三年其苦心积累的物资也同时被摧毁。在蒙受我军如此巨大军事打击后，共军的战斗力已明显丧失。”（1941年4月，摘自《现代史资料》第9卷）　　　　
　　　　这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报告中的“消灭”一词，对此江口圭一已在其著作中做了详细介绍。他认为百团大战后，华北方面军则开始实施起原定的，包括使用毒气在内的第一期晋中作战（1940年9月）了，而最先发出“彻底扫荡消灭敌根据地”等命令的，似乎应是第一军参谋长田中隆吉少将。江口圭一的这一推测，应来源于前文所提到的那个桑岛节郎，因桑岛在其著的《华北战记》中曾说过：“我认为，或许‘三光作战’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田中隆吉吧。”江口据此写道：“从桑岛的记述中可知，冈村上任之前，多田司令官就已开始实施‘三光作战’了。”森田康平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说：“由此可知，三光作战的实施，理应是从1940年的晋中作战开始的。”（所谓的“治安肃正”源起于伪满洲国，从1932年3月至1945年8月共进行三期。在华北，早在1938年12月2日，日军大本营规定华北方面军的一般任务：是确保现占领地华北的安全，特别要确保河北、山东、山西及蒙疆等要地的安全。华北方面军据此制定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计划，此为华北治安肃正之始。到9月，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把治安肃正发展为“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日占区向八路军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和消灭抗日军民。从“囚笼”政策到“三光”政策是治安肃正的不同阶段，而“三光”政策则是“囚笼”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主编校）　　　　
　　　　在此我预先声明，虽说“三光”与“消灭”二词可认为同义语，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方面并不认同日军是从这时起才开始实行“三光”或“三光作战”的。对此，我认为按当年的实际状态来看，“三光作战”理应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后，日军便在这次军事成果的基础上，又乘机对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施起了综合治安强化。但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台前者是傀儡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治安军，而幕后操纵的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不过，这次日军在要求傀儡政权提供配合的同时，又向中国人明确提出了经济封锁与地方自救的方针。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三光作战”的开始（1）

　　　　由日军和傀儡政权共同开展的治安肃正强化运动，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是1941年3月至5月，第2次是1941年7月至9月，第3次是同年11月至12月，第4次是1942年4月至6月，第5次是1942年10月至12月。　　　　
　　　　中国方面指出，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还同时向冀中、冀东、晋中等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战”和“驱逐战”，由此给中方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我认为，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实际上就是日军的“三光作战”或中方称的“三光”政策的开始（由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编写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指出：从1941年起，日军将华北地区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三种，在“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在“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在“非治安区”［即我根据地的基本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欲彻底毁灭我根据地。另外，“三光”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上，社论题目为“粉碎日寇秋季扫荡”。文中指出：日军在经济方面“实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口号，对于我根据地的建设事业更极尽捣毁焚毁之能事”。在以后的社论中也曾多次提到“三光”政策。姬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