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地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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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交烟干13—18两，还要交线麻干，这些都由专门的粮食组合和鸦片组合严格检质、检等低价收购，农民在这里还要受一层勒索。完不成就要挨毒打，拘留，甚至灌凉水、辣椒水、煤油等毒刑折磨。另外，牲畜、皮张、绒毛等都有强制任务。　　　　
　　　　沉重的税负：除伪政府规定的税捐外，地方还任意摊派各种费用，多达30余种，如地亩捐、房产税、人头税、猪头税、车辆税、村公所费、证明书费、甲长费、招待军警官吏费、电线费、修炮楼费、协和会费、飞机献纳金。除此之外，伪官吏还想尽办法勒索，迎来送往、婚丧嫁娶都要敛钱要物，一年到头敛不完的花销。这些花销是在农民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硬是敲骨吸髓榨取出来的。　　　　
　　　　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布、棉、线、盐、火柴、火油、肥皂……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每人每年配给布10至15尺，棉花4两，火油每月半两，盐三四两，根本不能满足最低生活需要。这一点物资还经常断供，而且层层卡油，真正到农民手微乎其微。这些专卖品，群众不准买卖，谁贩运就被当做“密输犯”、“经济犯”抓起来，谁家吃顿大米、白面也是犯法的。　　　　
　　　　由于日伪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大面积荒废。一般的“部落”要荒地15％左右，被划为“无人区”的“部落”荒地30％左右，最多的达50％。据统计，124个“部落”有耕地34万亩，1943年荒废8��8万余亩，占总面积的26％，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畜禽大批死亡。柳溪乡是个山场较好的地区，但畜牧业也遭严重破坏。全乡1943年初有大牲畜1200多头，到1945年仅剩700多头；羊5000多只，仅剩不足2000只。徐营子“部落”原有大牲畜270头，剩百来头，羊1000多只，剩200多只。据1943年统计，124个“部落”有大牲畜1万头左右，死3600多头。有许多户连最低的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不少户完全破产，1944年至1945年就有4240多人外出逃荒。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宽城制造“无人区”（1）

　　　　中共宽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宽城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其范围：东起青龙河西岸的双松汀，西抵滦河东岸的兰旗地，长约150公里；北自冷岭子（后延伸至锦承铁路南）；南至长城，宽约100公里，遍及现今行政区划的25个乡镇、180个村。这块“无人区”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都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宽城的“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是同步进行的。大体分为局部试点和全面推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1年8月，伪青龙县政府在青龙国民优级学校召开有全县各机关、各协和会、各警察署、各村公所头目参加的“集家并村动员大会”。大会由伪青龙县副县长西岛宽（日本人）宣读《青龙部落建设通告》及《集家并村命令》，而后县协和会本部、日本宪兵队头目讲述所谓“集家”工作意义和具体时间、方法、步骤。大会决定把大地村作为首批试点，并成立县集家工作指导部，主任由西岛宽兼任。大地“集家”试点组织机构是：集家工作五人小组，下设武装班、巡视班、拆房子队。另外命令大地警察署、警备队、县本部驻孤山子中队、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大地协和会分会、大地村伪自卫团共350人在集家工作组统一指挥下，所谓“协同作战”。集家工作组组长由伪民政科科长桑春担任，副组长由伪民政科街村股股长王子合担任，组员3名（其中1人是翻译）。动员大会后的第3天，大队人马窜赴大地。　　　　
　　　　集家工作组副组长王子合设计《大地标准部落方案》，大受主子赏识。此方案规定大地中心村公路沿线上建立3个武装防备“部落”，即大地、熊虎斗、木匠屯，需迁22个自然村。“部落”规格200米见方，四周修筑石墙，墙高3米，宽1米，四角设有炮楼，东西大门两个，墙上加设铁丝网，警戒线放在突出位置，墙外土壕围城。“部落”间隔5至20华里。据王子合在1984年供认：“那时山区部落建设以方形为原则，避免多角形，不要靠山依岗，以有利我方军政活动，不利共方出入。”　　　　
　　　　方案批准后，任务交付各班，武装班负责武力督迁，巡视班负责巡回检查，协和会搞欺骗舆论宣传，拆房子队负责拆烧，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的主要措施是：不搬——烧，拒者——抓，逃者——杀。搬出搬入限定10天，违者以“反集家罪”论处。最惨的是松树沟8个自然村，瓦房沟3个自然村，120户、500多口人全部搬入大地。最远的是十几华里，700多间房子全部拆烧。被赶到“部落”的居民只好先露天居住。在“集家”中，枪杀刀挑、活活烧死13人，至于挨敌人棍棒的不计其数。当时敌人把老百姓赶入“人圈”后，紧接着划“无住禁作地带”。规定“部落”10华里以外全部是“无人区”，并埋上“无人区”界碑（1米见方的标准板石，松树沟、破城沟将此石保存到建国后，到“文革”期间被损坏），然后宣布“部落”法规，给自卫团配备武器。　　　　
　　　　敌人在这里折腾1个半月，宣布所谓试点（也叫实验区）圆满结束。强迫22个自然村的1800多口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进入“人圈”，在敌人刺刀尖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烧毁房屋800多间，毁地1600多亩，划为“无人区”面积40多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0％以上。　　　　
　　　　试点结束后，伪青龙县政府组织各级要员到大地进行所谓参观学习。1942年3月在全县全面铺开，村村派驻集家工作队；到1943年3月，宽城境内修筑“部落”99个，“集家”自然村1382个，“集家”28　100户，占总户数82％，“集家”人口　124　000　人，占总人口的85％，“无人区”面积117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70％以上，毁地23万亩，损失房屋23　000间。　　　　
　　　　“治安肃正”实质上是对中国人民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其残暴手段是：烧光、杀光、抢光，这是日伪军在“无人区”里的主要暴行。　　　　
　　　　烧光：就是彻底烧毁人民居住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活动条件，使游击根据地庐舍为墟，林木为灰。宽城“无人区”烧得最惨的是王厂沟、松树沟、大汉沟等三大川游击根据地。1942年春，驻孟子岭日伪军在一个半月里，去王厂沟讨伐7次，烧了7次，全庄230多间房子被烧得片瓦无存，十几名无辜群众被活活烧死，在山上住的“猫山户”，敌人更不放过，放火烧山，一片片山林化为灰烬，漫山焦土。元宝盖张兴华家被烧8次，最后没啥可烧的了，敌人一看院外碾子轴、井梁架是木头的，便倒上汽油给烧了，碾子给掀翻了，水井给填死了。那时节，村村户户碧血殷殷，烈焰腾腾。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里烧房（不包括拆毁）9800间，烧死牲畜11　000头。　　　　
　　　　杀光：就是敌人企图把反满抗日人员斩尽杀绝。他们采取“扫荡”屠杀、检举屠杀、狱中屠杀、秘密屠杀等多种形式，在宽城“无人区”境内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主要惨案有：　　　　
　　　　大屯惨案：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敌人为搜捕周治国游击队，以报峪耳崖金矿、城子岭、三道关的惨败之恨，伪青龙警务科长、绰号屠夫程野正（日本人）纠集喜峰口、董家口、三道关、孤山子等日伪军300多人，对大屯实行血腥大屠杀。一个400多户的村庄被杀害187口人，烧房530多间，杀绝了14户、50多口人，有19户各剩下只有1口人。刘振久一家10口人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挑死5口。当时仅13岁的幸存者侯永会，被敌人一连捅了7刺刀，至今背上仍留7处伤疤。这场惨案中还烧死毛驴10头、猪120口、羊350只，烧毁粮食30万斤。　　　　
　　　　暖河塘惨案：1941年4月26日，驻承德70多名日军武装护送3只军用货船，从滦河直下。到宽城贾家安被何子桥抗日部队阻击，敌人气急败坏，下午4点多钟，敌人疯狂扑向暖河塘，刀砍火炼15人，17户人家有15户死去了男人，成了“寡妇庄”。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宽城制造“无人区”（2）

　　　　王厂沟惨案：1943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敌人为彻底摧毁王厂沟这块抗日游击区，伪热河省警务厅纠集承德上谷宪兵队、于友三讨伐队和孟子岭、喜峰口等日本守备队近5000人，对王厂沟9个自然村实行灭绝人性的8天大屠杀、毁青。庄稼逐块割，山林逐座烧，猫山守土抗战的居民被逐洞杀，8天毁庄稼700多亩、屠杀百姓112人，其中杀绝45户、90多口人。王厂沟的关界村有31口人，只剩下关贞瑞1人。当时关贞瑞7岁，全家6口，被杀5口。爷爷为保护3个孙子，被敌人割掉舌头，挖掉双眼，父亲被枪杀，11岁的哥哥被鬼子一刀劈死，4岁的弟弟被摔死在山崖，母亲被敌人蹂躏后开胸剖腹悲惨死去。　　　　
　　　　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是三天一讨伐，五天一“扫荡”，实行“梳篦山林”、“断臂绝瘤”，几乎哪天都有人惨死在敌人屠刀下。1943年9月13日，张雪涛讨伐队去井家庄讨伐，将1名抗日人员抓捕，绑在苇子沟西河套木桩上，给150多日伪军打了活人靶。据参加打活人靶先开第一枪的张雪队队员宁永满在1966年12月29日审讯中供认：“那次讨伐烧了井家庄11户，55间房子，抢走毛驴7头。‘人圈’外连人带物一齐搜查，那个抗日人员骨头还挺硬，我头枪没打心口窝上，他还骂我狗娘养的，熊种一个。”据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讨伐“扫荡”制造大小惨案153起，其中屠杀20人以上的就有85起。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组织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7次，1942年伪青龙经费总开支5　087　627元，其中“讨伐”、“治安”费为2　350　003元，占总经费的44％。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无人区”人民的暴行，不仅发生在“人圈”外，而且也见于“人圈”内，在“人圈”内也实行检举、屠杀。伪满制定的《时局特别刑法》规定内乱罪、背叛罪、思想犯、国事犯、嫌疑犯、经济犯等50多种，尤其是规定“预防拘禁”、“保护监察”等条款，给日伪军警特提供任意捕人的无限特权。　　　　
　　　　1942年3月9日，伪青龙宪兵队、警务科对大地、熊虎斗、榆木岭、椅子圈、唐杖子等24个村庄实行一次大检举，抓捕420人，惨杀340人，其余判刑。仅唐杖子一处就杀害100多人。1942年5月、10月、11月，敌人在宽城搞了三次大检举、大屠杀，伪热河省高等法院派人坐镇判决，抓捕213人，在宽城街南山根杀死164人，其余送往承德、鞍山。1943年1月，伪热河省警务厅特高科长高石（日本人）亲临宽城坐镇指挥检举，抓捕1500人，杀死410人，当劳工630人。　　　　
　　　　有的检举纯属拿着中国人民生命当儿戏。1943年1月13日，宽城日本宪兵队带着相面先生到洪杖子检举，把全庄人集中到东沟门，让相面先生相面认定哪个是八路军，哪个是共产党，结果当场胡乱点名，抓走27人，杀害8人，其余判刑。更为荒唐透顶的是1942年春，驻亮甲台日伪军在亮甲台街搞检举，把全庄人围在一起，让所有人都张着嘴，敌人逐个检查，谁牙白就抓谁。敌人的理由是：凡是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1942年冬，徐家店有一家娶媳妇，亲朋好友前去道喜，宽城特搜班闻讯赶到，从新郎、抬轿人、贺喜人中检举10多名送往宽城。　　　　
　　　　从1943年至1945年初，敌人搞检举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大，杀人之多极为惊人。1943年12月30日，敌人在全县99个“部落”里搞大型检举，残杀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山家湾子两个“部落”，从1943年到1945年检举46次，被检举341人，被杀79人。　　　　
　　　　1943年夏，伪青龙日伪机关别出心裁实行“防范月”，在特务股长赤种（日本人）指挥下，在宽城境内抓“浮浪”300多人，押了1个月。　　　　
　　　　敌人的屠杀，凶狠残暴，花样翻新，亘古少闻。什么“断食空腹”（不给饭吃，强迫招供）、“倒栽莲花”（倒头活埋）、“军犬舞蹈”（让狼犬扑身乱咬）、“内滚绣球”（把人脱光衣服放进钉满钢针的木箱里，盖上盖顺地乱滚）、“电磨粉身”（把人放在电磨里碾成肉酱）、“枪刺沙袋”（把人放在口袋里敌人练习刺杀）、“钢针刺骨”（用钢针扎入致命处）、“火烧活人”（往人身上倒汽油，点燃烧死）、“虾公见龙王”（把人头脚捆在一起，像虾一样投入水里淹死）、“木桩勒马”（把人绑在木桩上活活勒死）、“电动绞死”、“开膛取心”等等。1944年5月8日，大地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吉尾带领大地特搜班去南沟门讨伐检举，将青山口村抗日干部王福、邢金堂抓捕，带到大地小西沟门，毒刑追问八路军情况，王、邢二人至死不说，破口大骂。敌人恼羞成怒，将二人开膛把心肝取出。当场，叛徒马君捧着两位烈士血淋淋的心肝对其主子说：“食人心脑聪，吃人肝眼明。”日本鬼子吉尾当场吃掉心肝，并赏马君10块银元。至于灌煤油、辣椒水、凉水，压杠子，砍头，刀铡，那是到处可见的刑法。据冀东区抗战8年灾情损失统计：敌人在宽城“无人区”检举抓捕21　750人，其中杀害13　400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宽城制造“无人区”（3）

　　　　抢光：就是抢空游击根据地一切财物，不让抗日人员立脚生存。敌人每次讨伐“扫荡”，除杀人，抢财、抢物、抢牲畜外，还要抢人。1943年初，姜大讨伐队去县西野鸡峪、椁椤台、蘑菇峪一带讨伐，抢来20多名青年妇女，威逼嫁给手下官兵。据《日本法西斯八年来在边区暴行》一书中记载：八年抗战时期，宽城“无人区”被抢走大牲畜250头、猪羊6��8万只，抓丁要夫75万人次，抢走衣服14万件。　　　　
　　　　“人圈”是人间地狱，吃、穿、住、行无法言状。　　　　
　　　　吃无粮：由于天灾敌祸，土地荒芜，有许多“部落”连年颗粒不收，只好夏吃野菜冬吃糠，树皮扒尽山菜吃光。王厂沟刘殿阳全家5口人，有一角子（折合一市斤）小米吃了半个月，小米没了，没办法把枕头糠倒出来吃掉了。那时，富人过年肉山酒海，穷人吃糠咽菜。有的户到过年用柴禾换点豆腐渣就算过好年了。　　　　
　　　　穿无衣：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穿不上裤子，见人躲在“避羞坑”里的事不足为奇。一年四季换不上衣服，几件衣服全家人轮换穿的比比皆是。　　　　
　　　　住无房：有的住碾道棚、门洞子、破庙，即使有个住处的户也是马架子房，拥挤不堪。隆冬满屋飞雪，炎夏臭气熏天。晚上睡觉能盖上破麻袋片、破簸箕就算将就户。蔡家峪“部落”周占尧妻大雨季节生孩子没处生，只好把孩子生在水没膝盖的碾道里，起名叫“水生”。　　　　
　　　　行不让：“人圈”实际上是个“集中营”，人们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检举、查户口家常便饭，一天出入身带“许可证”，通过岗楼如过鬼门关，浑身上下搜个遍。1942年腊月，王厂沟刘殿甫因外出超过规定时间，岗哨不让进“部落”，结果冻死在碾盘上。1943年6月，破城沟肖印发因下地种萝卜误了时间，被敌人活活打死。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谣：“早上菜，晌午汤，晚上糠粥照月亮。　　　　
　　　　“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雪花飘，身上没衣裳。　　　　
　　　　“借债、上吊、坐监牢。”这就是日寇制造的“人圈”里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不仅这样，“人圈”一到夏季，污泥浊水满地，苍蝇臭虫成灾，鼠疫、伤寒、霍乱、痢疾、疟疾、疥疮广为流行，每天冻、饿、病死屡见不鲜。1942年夏季，大地“部落”传染疥疮，死了30多口人。当时人们说：“生疥先由手上行，腰里转三转，屁股扎老营，毒气归一就丧命。”蔡家峪“部落”800多人，平均每年疫病而死100多人，从1942年到1945年，死了300多人。家家陈尸，户户嚎啕，人死无人抬，就地房中埋。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建设部落，自兴乡土”的“人圈”生活。据统计，八年抗战时期，全县冻、饿、病死在“部落”的有8500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平北丰滦密的“无人区”（1）

　　　　曹友林鲍星时　　　　
　　　　平北东部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6月创建后，像一把尖刀深插在伪满洲国和伪华北统治区的接合部上，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因此，在日本华北方面军1941年秋抛出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中，把“扫荡”丰滦密根据地作为实施该计划的开端。同年秋，伪满也在其以制造“无人区”为中心内容的《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中，将丰滦密长城沿线山地列为实施“肃正计划”的重点区域之一。于是，1941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四），伪满和伪华北统治区纠集了万余日伪军联合对丰滦密根据地发动了为时两个月的毁灭性大“扫荡”，开始制造“无人区”。　　　　
　　　　敌人采取“分进合击”、“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等多种新战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对八路军十团和抗日政府曾经驻扎活动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交插反复地“清剿”，甚至连当地百姓也不常去的险僻山沟都不放过。“扫荡”中施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把百姓的粮食、牲畜、衣物全数掠走，家什用具捣毁殆尽，房屋草棚一概烧光，连百姓在逃避时丢到河里的物品也捞上来烧掉。尤其残忍的是疯狂捕杀抗日干部群众，以骇人听闻的残暴手段制造了一系列血腥惨案，日军曾先后两次将“扫荡”中捕到的抗日群众带到下营村集体屠杀，第一次杀害群众31人，第二次又杀害了47人。日军还把孟思郎峪村27名老幼妇女驱赶到一个场院全部枪杀，并焚尸灭迹。10月28日，日军又将在井儿峪抓到的8名群众押到双窝铺，推入地窖内用手榴弹炸死。据不完全统计，敌人仅在“扫荡”的两个月里就屠杀干部群众300余人，抓走近500人。　　　　
　　　　日伪为实现其“民匪隔离”、彻底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从万人“扫荡”后期开始推行“集家并村”计划。首先在我十二、十三、十六区，继而又在长城沿线的一、五、七、八区北部大搞集家并村。在这些地区敌人驱赶百姓到指定的村庄居住，四周修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驻有军警特务。他们称这种用炮楼和高墙围起来的村庄为“部落”，百姓进入“部落”便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的一切自由，只能像牛马一样任敌役使和宰割，因此，百姓又愤怒地称之为“人圈”。到1942年3月底，仅5个月时间敌人就在我一、五、七、八、十二区修建了四合堂、对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东西湾子、番字牌、司营子、榆树底下、大沟、牛圈子、上下西仓峪、大北沟门、东石门子、白马关、南化石岭、石湖根、黄梁根、上下窝铺、彿牛沟、火石岭等29个“部落”，并宣布每个“部落”外十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只许耕作不许居住，耕作限制在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之内进行；十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这些地区统称为“无人区”。　　　　
　　　　日伪的“集家并村”遭到了丰滦密人民的激烈反抗，许多人逃进深山誓死不进“人圈”，有的村庄原来是两面村，这时也断绝了与敌人的来往成了抗日一面村庄。于是在1942年，日伪又以6000兵力在丰滦密长城各口和山边山内要地广设据点，使丰滦密地区敌伪据点总数增到了37个。然后以各主要据点为中心，把“无人区”划分成若干小块，指定一个或几个据点反复“扫荡”一块地区，并配备机动兵力在各块之间穿插配合，以进一步“肃清”抗日力量。这一年日伪对“无人区”较大规模的“扫荡”就有32次，中小规模的“扫荡”有1554次之多，全年累计“扫荡”时间长达8个月以上。又有431名抗日干部群众被杀害，1111人被捕，损失粮食3634石、牲畜2124头（只）。同时，日伪还派遣大批特务、密探侦察中共军政机关和山里群众的隐蔽地，发现目标即秘密调动军队长途奔袭。1942年日伪进行有目标的长途奔袭共达40次，造成很大损失，其中伪满讨伐队4月8日突然奔袭密云臭水坑，使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八路军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等30人牺牲，县财粮科长李昨非等45人被捕，制造了震惊平北的臭水坑惨案。以后敌人又利用臭水坑事件进行欺骗宣传，胡说什么“丰滦密彻底肃清了”、“县政府被消灭，县长被打死了，科长全部抓获了”等等。在敌人的欺骗宣传下，部分群众抗日信心发生动摇，离开山区迁入口里口外的敌占区，甚至连抗日工作基础最好的五区张家坟一带也有一些群众走出山沟，领取“良民证”归入了敌人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