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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地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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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占区，甚至连抗日工作基础最好的五区张家坟一带也有一些群众走出山沟，领取“良民证”归入了敌人指定的“部落”，一些党员和村干部也进“部落”向敌自首。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平北丰滦密的“无人区”（2）
伪华北方面敌人还从1942年4月开始，强征5000多青壮劳动力，沿着山边突击挖掘“治安沟”（即“封锁沟”）。10月底，“治安沟”挖成，西起昌平的桃峪口，途经丰滦密九区的平义分、北宅、白厂，四区的红螺镇、范各庄、流水庄，六区的康各庄、卸甲山、署地、坟庄，二区的北白岩、尖岩、庄户，三区的董各庄、燕落、不老屯、学各庄、石匣，东至潮河岸边的辛庄止，总长180华里，宽3丈6尺，深1丈6尺。沟边每隔一里建一炮楼，大炮楼驻日伪军，小炮楼由沿沟各村保甲棍团监守。接着，敌人将大沟以北、长城以内地区宣布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把百姓统统赶往沟南，沟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烧毁。为限制八路军在大沟两侧活动，还沿沟烧山并村，先后将沟北牛盆峪、东沟门、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村的山林全数烧毁，又把沟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恒河西山、穆家峪西沟等强行并入了大村。在敌人的淫威下，沟北大部分群众不得不搬往沟南，另有少部分群众躲进了深山，“治安沟”以北遂成为荒芜地带。这样，在丰滦密联合县内就形成了东自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到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的山地“无人区”。
“部落”群众的生活处境非常凄惨，他们不但终日受监视，服苦役，而且经常遭受敌人的打骂凌辱，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部落”内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不许群众私留和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运输犯”、“国事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原村长王金鼎，仅因摘了自家果树的一点果子，就被判为“经济犯”惨遭杀害。部落在生活上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只配给少量混合面、1盒火柴、半斤盐和3尺布，经过层层克扣，到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有的“部落”每人每年仅实得9寸布。百姓长年吃野菜，穿衣更困难，许多成年人只在腰间围一块布，有的全家仅有一条裤子，谁外出谁穿，姑娘、媳妇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里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遮羞。“部落”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多是几家人挤住在一种用柴草搭的“马架房”里，房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臭气熏天，瘟疫疾病流行，成批群众染病身亡；冬天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很多人冻饿而死，据1942年资料记载，这一年每个“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庙子“部落”仅400口人，这一年就死了160余口。
日伪为了彻底断绝“无人区”军民的生路，除了在“扫荡”中大肆烧杀掠抢外，还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对丰滦密“无人区”施行“割青”政策。每当庄稼吐穗灌浆的时候，日伪军就进行“割青扫荡”，驱赶大批敌占区百姓手持镰刀进入“无人区”割青苗。仅1942年7月，敌人一次就割毁了地处“无人区”内的二区、五区、七区三分之一的青苗，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庄稼被全数割光。
秋收季节，日伪军又进行抢秋“扫荡”，驱赶大批百姓进入“无人区”抢割庄稼。为保住即将到手的粮食，抗日军民一面突击抢收，一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抢秋之敌。群众在护秋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1942年秋收时，日伪军到张家坟抢割庄稼，把割下的谷穗堆放在一起，然后又到别处去割。隐蔽在附近山上的张家坟村群众见敌人离去，马上冲下来把谷穗全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日伪军返回运庄稼，见大堆谷穗不翼而飞，气得往山上胡乱打枪，毫无办法。秋收以后，日伪军又疯狂地下乡“扫荡”抢粮。1942年12月初，石匣据点百余名日军到“无人区”内古石峪村抢粮。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遵化山区的“无人区”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遵化地处冀东，北靠长城，与兴隆县相邻，东与迁安（今迁西）相接。日本侵略者为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割断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行了所谓“民匪隔离”。从1942年秋季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与东北的关东军协同，在长城沿线及其他山区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在遵化东北部的洪山口和西端的新立村，分别建了两个部落（即“人圈”），日伪军对无人区的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统治。
一、集家并村
遵化县境内长城沿线共61公里，日伪除把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10公里地段划为“特区”由伪满洲国直接管辖外，下剩51公里长城沿线，几乎全都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日伪军抓来大批民夫在长城沿线以南5公里处挖一条横贯东西的“防共沟”。沟宽、深各一丈左右。沟的北沿夹上树枝寨子。隔一公里修炮楼1个，重要山头、道口都有伪治安军据守据点。整个“防共沟”共筑大碉堡27个，日伪约派了4个兵团的兵力驻扎。“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分为三种情况：最惨的是成立“部落”，人们称“人圈”。长城沿线东端17个村居民被赶进洪山口“人圈”，西端的9个村被赶进新立“人圈”，把老百姓世代居住的房屋统统拆掉或烧毁，使大批无辜百姓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二种是强迫毁掉住房，赶走居民，这类村有93个；第三种是“集家并村”，对地处纯山区的32个村，人被撵走，房子被封。
据统计，遵化县境内“无人区”总面积28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9％，包括6680户、31 000多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计950户、4600口人。
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伪疯狂推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夹击、包剿外，还专门组织快速部队，普遍检查他们所到之处，不论沟谷川道，还是丛山峻岭，都反复搜索，经过之地，草木过刀，房舍过火。挖洞、推墙、填死水并，把群众掩藏的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也给抢光。日伪军实行“集家并村”，强迫群众进入“人圈”，稍有迟缓不搬的见一个杀一个，甚至把砍下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示众。家在“无人区”的群众惨遭杀害1200多人。仅马蹄峪、沙坡峪、冷嘴头、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就杀害647人。盆楼峪的农民廖振富在“集家并村”时，实在没处投奔，急得一家老小抱头痛哭，为求活路，不得不让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向南走，他领着闺女往北走，他妻子讨饭流落外乡，廖振富爷儿四个活活饿死在口外；冷嘴头农民张森、张斌哥儿俩，多年口挪肚攒刚盖上三间房，日伪硬逼他们搬家，故土难离，恋家不走结果到了期限，日军放火烧了房屋，哥儿俩也被打死。寨主沟180多间民房全被烧毁，但群众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舍不得离开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前后烧过19次，他们翻盖了19次。连马架子窝棚都不放过，最后一次被日军抢走牛羊200多头，驴36头，掠夺的财物用160盘驮子运了6天。两年光景，遵化县长城沿线有112个村变为废墟。前杖子村罗圈峪处在偏僻的深山沟，由于日军军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只有那里一度保存了21间住房，但后来，有本村坏人告密，日军快速部队得到消息，即行大规模搜山，说这地方是“八路军的老窝”，还是给烧光了。
日伪规定的“禁作地带”，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日军使出最恶毒的一招——割青。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竟给连割三次，就连栽的萝卜、蔓菁、南瓜等矮株作物也都给铲掉。秋季敌人没有搜到的地段庄稼成熟了，日军又乘机大肆抢掠，辛苦一年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眼睁睁地落入日伪军的手中。头道城子的陈谋义、方平、方占相等7人，正在抢收玉米，伪讨伐队围上来，当场枪杀了方平、方占相，抓走了其余的5人，一直下落不明。
由于“三光”政策的摧残破坏，“无人区”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有的没有房子，不得不跟牲口挤在一块儿住。起初，马架子窝棚还用石块垒上围墙，多次被烧垒不起了，只好在四面透风，夏不挡雨，冬不避寒的窝棚苦挨，往往一个山洞子里竟有几家同住。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百姓无出路，拆房盖草庐，七家子、八家子，同住一个屋……”这样穴居野外一直挨到日本投降。衣着方面更是苦不堪言，有的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有的一家子抻盖一条破被，轮穿一件老羊皮筒，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里，有的为了御寒，不得不钻柴堆取暖，拢火烤身，许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茧。吃饭是当时的一大问题，常年填肚子的只有野菜、野果、树叶、树皮、胡绿豆，秋黄季节才能找出青玉米、老南瓜之类进口。吃饭没碗，只好用碎石板、菠萝叶、窝瓜皮代之。做饭没锅，只好用残锅底、破洋铁桶、破钢盔代替。日伪黑夜观火，白日看烟，一缕青烟暴露出去，就可能招致清剿。老百姓想出办法，让炊烟通过山洞或地窖散开。如果突然发生敌情，便把“锅”、“碗”背上转移或者就地埋藏。最紧急时，有的群众隐蔽在洞子里竟然三四天不食不动，冷嘴头一位农民何荣，年岁大，身体有病，家里人进了口外水泉“人圈”，他留在家里没走，临走时给他做了一笼筐树芽饽饽充作干粮，原想过几天来人看他，可是饽饽没吃完，何荣已死。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人圈”内的生活
被赶进“人圈”者，如同陷入人间地狱。遵化西部的新立村“人圈”集中了9个自然村及散居山民530户、2400口人，1942年秋季成立了“部落”，四周筑起高大的墙围，围墙四角和大门设有岗楼。凡成年的男子除老残者外，统统编入保甲自卫团（棍儿团），昼夜轮流巡查。青壮年还得去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沟，打死累死无人管。
日伪对“人圈”控制极严。每10户为一甲，30户为一保，全“圈”为一乡。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只证明身份，禁止与“圈”外发生联系。汉奸、特务在圈内横行霸道，时常通过“检举”，把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输运犯之类罪名强加给无辜百姓头上，随意捕杀。报国队员王雅如、张文奎被特务盯上，日伪军包围了他们的家，两人以“政治犯”论罪。1942年大“扫荡”，伪军把新立村“人圈”的百姓圈到太后陵附近的广场上，抓出5名所谓“可疑分子”，当众杀害。又有汉奸告密说陈敏、段文龙“私通八路”，被绑上扔进火堆。日伪本意抓劳工，却说什么抓被“检举”的政治犯，把许多青壮年抓到外地做苦工，一次将新立村“人圈”的谢振邦、金连喜等31人押送东北服劳役，一去未归。
兵劫、病疫紧相连，传染病给“无人区”带来更大灾难。“无人区”的百姓衣食住全没保障。“人圈”内污水溢流，粪便遍地，蚊蝇随处孽生，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有病无医无药，造成各种传染病蔓延。1943年夏季，鸡鸣村一带“无人区”流行瘟疫，这个村病倒100多人，仅数日内，死亡人数竟有50口之多。1943年5月到8月，新立村“人圈”闹霍乱、痢疾，刘福贵一家4口3天之内全家病死。这个“人圈”因传染病死亡达530多人。那时候，“人圈”里几乎家家送葬，户户号哭，十分凄惨。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迁安县境内的“无人区”（1）
吴振强尹成清
当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迁安县辖区与邻县接壤地区先后成立了丰滦迁、迁青平、迁卢抚昌联合县抗日政府，迁安至建昌营公路以西的长城沿线地区属迁青平联合县所辖。早在１９４０年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党的组织，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加之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军将其划为“非治安区”，视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之一。
１９４２年８月中旬，日军驻迁安守备队队长滕川协同伪警备队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家屯等据点伪治安军1000多人，在迁安长城沿线百余村庄反复“扫荡”，疯狂抢掠、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并强行逼迫数以万计的民夫挖壕沟、修筑炮楼。首先完成了东起刘家营（今卢龙境内），西至刘皮庄一线的深１丈２尺、宽１丈的封锁沟，并沿途修筑了徐流营、朱家店、草场、郑庄、建昌营（据点）、雷庄、东密坞、西密坞、三岭（村南、北山各1座）、张庄子、黄金寨、大何庄、小何庄、万宝沟、曹古庄、沙涧（今属迁西）、刘皮庄等１８座炮楼。炮楼分别以班或排为单位进驻日伪军把守。
这条封锁沟东西长近百华里，北至长城约８至２０华里。内部地区７２个村庄，即为“无人区”，长城南侧８华里内，为“无住地带”。并在封锁沟沿线南部沙河庄、王古庄、刘皮庄、五重安、三岭、黄金寨、大崔庄、小崔庄、大新店、平林镇、后窝子、前窝子、曲河、小套等十几个村庄修筑了“人圈”，即沿每个村庄周围挖成深宽各约１丈的壕沟，或打上木桩织成铁丝网，村口设一吊桥，限制出入（多数村庄没有建成），形同长城外伪满地区“集家并村”的“部落”，因此当地人也称之为“人圈”。
日本侵略军还将迁安西部地区的王家湾子、水峪、白龙港一带宣布为“无人区”（敌人称之为“暂时无人村”），用于封锁丰滦迁抗日根据地（尽管多次烧毁王家湾子、水峪、龙湾、金龙口、混屯峪、黄槐峪、白龙港等十几个村庄，企图“集家并村”，但是遭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坚决抵制和沉重打击，“无人区”的设置始终没有成功）。
壕沟、炮楼完成后，１９４２年底，日本侵略者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更加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长城沿线迁安“无人区”内７０多个村庄数千名群众被强行赶入“人圈”，野蛮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４００余人，摧残无辜群众近千人，烧毁房屋6400余间。仅在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５日（1942年农历腊月初十）这一天，就放火烧了小关、白洋峪、大庄、小庄、抬头岭、商庄子、娄子山、大洼、装货沟、石梯子沟、五道沟、四道沟、大沟、石门、新开岭、马井子、杏山、铜洞子等１８个村庄，几千间民房和未来得及转移的大部分物品俱葬火海化为灰烬。当时有２００户的小关村就被烧毁房屋近千间，使这村成为一片废墟。更加残酷的是地处伪满“国境”线关卡的白洋峪村竟先后被烧８次之多，就连一个窝棚也不能存在。大庄村农民刘开山宁死不进“人圈”，毅然扑向火堆，发出阵阵撕肝裂胆的呼喊：“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你们就烧吧，宁可烧死也不给王八蛋挖沟！”大火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以生命和血的代价控诉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暴行。白洋峪村杨义、宫占友、宫桂荣也因不愿“集家”被日军当场打死。
“无人区”大部分群众，誓死不进“人圈”。栖息山上住窑洞，冬不能御寒，夏不能防暑且非常潮湿，近千名群众染病而死。当时有８００口人的小关村就死去３００余人，仅郭印忠一家就死去８口人，李权福一家老小６口人也先后染病而死。腥风血雨笼罩着的“无人区”，噩耗频传，尸骨遍地，惨不忍睹。
“人圈”里的生活则更是苦不堪言。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夜不关门，以待日伪军随时搜查，许多妇女被乘机奸淫，就连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６０岁的老太太也不能幸免。“人圈”里的群众啼饥号寒，多以野菜、树皮、草根、白薯秧叶充饥。过着“衣不遮体，糠菜半肚”的生活，冻饿而死的群众难以数计。“人圈”里的男性群众均被强迫去挖沟、修筑炮楼。小关村郑印宝不满14岁就被抓去做苦役，稍稍怠工就遭到毒打。一次郑印宝等７个小孩只因迟到不足一分钟，便遭到了日军迫其跪石子、晒太阳的惩罚。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几个可怜的小孩脸上滚落下颗颗豆大的汗珠，稚嫩的小腿跪破了，血染红了石子。即使这样，也没有免却日伪军劈头盖脑的皮鞭、枪托的毒打。
在日伪军规定的“无人区”内，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并在“无人区”边缘地界标有“无住禁作地带”的木牌。农民不种粮食何以为生，“人圈”里的百姓，只能乘夜间偷偷逃出，摸黑耕作。但是，灭绝人性的敌人企图断绝抗日群众一切生存条件，地即便种上，却仍然遭到敌人的毁坏。驻黄金寨塔山炮楼伪治安军一个姓史的班长恶毒地对出逃耕作的群众唱起小调：“我们当兵的到处有饭吃，南京不收，北平收，南京、北平都不收，河沟两岸种中秋。你们这里不种芝麻我们吃香油。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你们是天生的短命鬼，荞麦也不让你们种。”群众强压着内心的怒火，眼瞅着已过芒种时节，地种不上，心急如焚，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了。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迁安县境内的“无人区”（2）
日本侵略军还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恶毒手段。实行联乡保甲制，十户为一甲，五户联座，一村为一保，数保为一乡。并强令各村组织建立“反共自卫团”（亦称“反共会”）。当时迁安范围内普遍建立了伪大乡。北部“无人区”，以擂鼓台为中心，从于家坎、坎辛庄西至罗屯、沙涧、曹古庄、刘皮庄这块地区有３０多个村子建立了“反共会”组织。一部分投敌叛国的民族败类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铁杆汉奸，成为敌人镇压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傀儡”政权和御用工具。日军特别注意利用“汉奸”的特务活动来监视、威胁人民，宣传“大东亚新秩序”、“日华亲善共存共荣”等欺骗口号来腐蚀“无人区”人民的民族精神，从而加强其殖民统治。
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即“无人区”范围内）高玉芝、魏东风、司营、任宝合４个民族败类相继叛变，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抗日工作受到严重威胁，斗争环境异常恶劣。这些汉奸，为讨好主子，不遗余力地“刺探情报”，并带领日军拼命“清乡”搜查，频繁“扫荡”。北部“无人区”的敌人仅１９４２年８月８日至８月２７日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彭家洼、东密坞、西密坞、大崔庄、小崔庄、三岭、芝草坞、大庄、提岭寨、白洋峪、商庄子等北部地区十几个村庄“扫荡”十多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２００余人，杀害干部群众１００余人，烧毁房屋６００余间。１９４３年底，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抓捕并杀害了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报国会主任李光和建东、建委三名区委主要负责人。更残暴的是日军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０日，举行集体大屠杀，将３００余名干部群众杀害在大杨官营的老牛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人圈”里的群众一切活动都要在日伪军严格控制下进行，出门要出示“良民证”，否则以“通匪”论处。敌人还强迫村民为其看护电线杆，并落实到人头，以性命担保。
侵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疯狂“扫荡”、“蚕食”，制造“无人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迁安大部分地区被“蚕食”，地方武装被迫撤出，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二团，为避敌锋芒也曾一度转移到外线活动。抗日政府在异常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顽强地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组织群众乘夜间去“人圈”、炮楼喊话，争取伪军弃暗投明。还在伪军和伪大乡中开展“良心大检查”。通过抗日力量的工作，黄金寨、姜庄子、雷庄、高古庄、大庄以及青龙河东岸１８座炮楼２００余名伪军相继起义，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政府组织群众破坏“人圈”和“遮断壕”，采取了“磨洋工”或“白天挖，晚上平”等办法，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对“无人区”的设置。小关村青年农民郭明奇曾多次组织黄金寨“人圈”里的群众平沟，并放火烧掉了黄金寨“人圈”出入口的吊桥。大庄村报国会主任刘存本动员本村２００多名青壮年一夜间将三岭“人圈”木桩全部拆掉，并放火烧毁。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负责人周青还带领白道子村２０名民兵，深入口外张杖子俘虏５名监修“人圈”的伪警察。郭明奇等民兵骨干还经常活动在“无人区”，埋地雷袭扰、消灭敌人。敌伪试图在长城沿线东部地区东、西密坞以东建昌营附近建立“人圈”，遭到抗日群众的抵制和打击，始终未能建成。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人圈”也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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