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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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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靠希特勒一手提拔，但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却公开背叛了希特勒，他周游德国各地，积极劝说当地领导人不要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对于这些，希特勒全都了如指掌，马丁·鲍曼负责向他汇报斯佩尔的一举一动，可能斯佩尔自己也知道这一情况。
斯佩尔的所作所为，如果放在其他纳粹分子身上，必定难逃一死，就地枪决已经算是运气，若是倒霉的话还会被挂肉钩活活折磨死。但此时的斯佩尔却主意已定，他要重返纳粹狼穴，当面向希特勒解释他的行为，即使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可能的话，他还要向希特勒致以最后的道别。
同一天晚上，希姆莱与勃纳多特伯爵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4月22日之前，希姆莱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与瑞典红十字会代表进行谈判，出于对希特勒的忠诚和敬畏，他始终没敢跨出这一步。但现在，元首的命运已经临近终点——用他最信赖的巫师的话来说，不能再错失良机。于是，在位于吕贝克的瑞典领事馆里，希姆莱再次见到了勃纳多特。为了保证安全，房间里的灯全部熄灭，只留下几盏蜡烛照明。在昏暗的房间里，希姆莱告诉勃纳多特：“元首伟大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他向面前的瑞典贵族承诺，德国会向西方盟军投降，同时也幻想着盟军愿意和他进行交易。在这条路上，希姆莱并不缺乏同伴，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戈林，也正处心积虑地想要分一杯羹。不过很快，无情的现实就会把这两个魔头的幻想击得粉碎。希姆莱和勃纳多特的谈话持续了1个小时，会谈结束后，瑞典伯爵立刻飞往了斯德哥尔摩。
在空军护卫队的陪同下，斯佩尔从雷赫林飞到了加图。在那儿，他又坐上前来迎接他的“斯托尔赫”轻型机，一直飞到位于柏林东西轴线上的勃兰登堡门。接着，斯佩尔亲自驾车穿越险象环生的街区，最后抵达地堡。斯佩尔深知自己是希特勒最钟爱的门徒，希特勒待他亲如骨肉，但在过去的24小时中，从地堡内传来的坏消息令他也感到非常担忧。不过等他到达时，希特勒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镇定。（一些地堡里的人发现在莫雷尔医生离开之后，希特勒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怒无常，令人恐惧了）
现在，偌大的地堡内已经空旷得能听见回声。在上层餐厅的走廊里，戈培尔孩子们的故事书杂乱地扔了一地。厨房里依然透着亮光，曼扎利还在忙碌地准备着每天的三明治和鲜汤。许多官员、秘书、勤务员和佣人都已经永远地离去了，剩下的人除了希特勒和爱娃，还包括他的两个秘书葛达·克里斯蒂安和特劳德尔·琼格、助手奥图·甘什、佣人海因茨·林奇、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另外还有戈培尔一家以及他的助手昆德·施瓦格曼（Gunther Schwagermann）。在以后的几天中，每日来访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主要是一些纳粹顽固分子如鲍曼、阿克斯曼等人，以及克雷布斯、布格多夫、魏德林、蒙克等德军将领，还有希特勒最忠实的飞行机师汉斯·鲍尔。
在进入地堡时，斯佩尔第一个遇到的是马丁·鲍曼。鲍曼之所以留在希特勒身边，并非出于其忠心，而实属无奈之举。他所有的权利和威望都是希特勒赐予的，离开了希特勒的保护，鲍曼的名头就变得微不足道，即便是低级别的纳粹文职官员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过去的几个月中，鲍曼一直在希特勒耳边说斯佩尔的坏话，现在斯佩尔主动出现更令他感到惊诧万分。不过，他很快意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斯佩尔或许是自己惟一的救命稻草。一番寒暄之后，鲍曼请求面前的军备部长说服希特勒尽快离开柏林，前往布彻斯加德暂避。斯佩尔静静地听着，心里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当斯佩尔进入希特勒办公室时，希特勒显得非常冷漠和疏远。他没有同他的部长握手，也没有招呼他就坐，不过至少有一点斯佩尔应该感到幸运，希特勒没有任何要杀他的意思。两人的谈话非常冷淡，斯佩尔试图解释自己抗命行事的原因，不过希特勒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斯佩尔对海军司令邓尼茨的看法，此时斯佩尔马上意识到希特勒正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希特勒还让斯佩尔在柏林和布彻斯加德之间选择一处作为自杀之地，斯佩尔回答说如果自己要自杀，肯定会选择柏林，而不是一个“度假胜地”。希特勒还谈到了爱娃，爱娃希望能死在他身边。希特勒对斯佩尔说：“相信我，斯佩尔。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很容易的事，只要短短几秒钟，我就可以彻底解脱了。”
最后的道别（2）
在随后的8个小时中，斯佩尔同地堡内的其他人一一道别。他看望了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并主动提出要把她的孩子转移到安全之处，但戈培尔明确表示拒绝撤离。看着眼前的这对夫妇，一切都已无需多言，斯佩尔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但一想到那些天真的孩子们，他还是感到无比的恐惧。斯佩尔还拜访了爱娃，她拿出一瓶香槟，两人开始坐着聊起来，而此时的希特勒正在隔壁屋子里睡觉。
第二天一早，凯特尔元帅就在离美军阵地不远处找到了温克的部队。虽然温克一贯看不起凯特尔，但面对元首的命令，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向元帅保证会去解救柏林，但等到凯特尔一走，他立刻向手下疲惫不堪的将士传达了另一个命令。温克以近乎道歉的语气告诉他的部下，他们又将面临新的艰巨任务。他强调说，第12军会开赴柏林，但绝不是去救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帝国，而是要在易北河与柏林之间开辟一条通道，让士兵和平民可以安全撤离，逃往西方盟军处。温克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直取波茨坦以打通一条逃亡之路；另一路则向东挺进，突破苏联人的包围圈，与伯西的第9军实现会师。他再次向士兵们重申，他们的任务不是营救希特勒，而是去拯救深陷苦难的士兵和民众，避免更多无谓牺牲。
在那天晚上逃离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行色匆匆，那就是卡尔·科勒——赫尔曼·戈林在柏林的联络官。当希特勒前天在地堡内大发雷霆时，科勒并不在现场，但克里斯蒂安将军向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包括元首歇斯底里般的怒吼，他对军队的痛斥并誓言要死在柏林。当然，还有一条最为重要的信息，即希特勒有意让戈林负责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科勒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宜通过电话传达机密，他匆匆登上一架飞往慕尼黑的空军飞机，直奔戈林在奥巴萨尔斯堡的住处。
在听到科勒的汇报后，戈林惊呆了。虽然早在1941年6月，希特勒已经发布法令，任命他为元首继承人，但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是让戈林大感意外。很显然，希特勒已经流露出退位之意，这是否意味着帝国元首的宝座马上要落到他戈林的手里？希特勒还宣称戈林比他更善于谈判，很明显是要求他的空军元帅与盟军展开和谈。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戈林感到高兴了，他早就盼着能和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和谈。但戈林还想进一步证实消息的可靠性，他明白他的死对头马丁·鲍曼一定会竭力阻止他登上王位。
4月22日，戈林决定往柏林拍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用词十分小心，避免出现任何对希特勒的不敬。在征求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后，最终形成了如下文字：
我的元首：
惊闻您决定留守柏林的消息，令我感到万分意外。为了维护帝国的千秋基业，我请求您允许我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法令，代表您掌管国家和人民，并在国内外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力。如果在今晚10点之前依然没有得到您的回复，我将认为您已经丧失了自由行动的能力，该法令的生效条件自动满足，我将正式代理行使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个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我为您的处境深感担忧，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愿上帝保佑您，期望您能早日平安归来。
您忠实的奴仆：赫尔曼·戈林
当这份电报抵达时，斯佩尔正在希特勒身边。马丁·鲍曼把报告呈给希特勒，脸上难掩欣喜之情。尽管戈林的措辞已经非常注意，但鲍曼还是找到了几个把柄，他特意把晚上10点前回复那段递到希特勒眼前。戈林竟然向元首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立即怒不可遏，他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亲口对约德尔和凯特尔说，戈林是惟一能够代表纳粹同盟军进行和谈的。鲍曼提议严惩戈林的叛国罪行，将他就地正法，但希特勒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复一封电报给他的空军元帅，声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叛国罪，应当被执行死刑。考虑到他过去对纳粹党的贡献，可以免去死罪，但他必须立刻辞去所有职务。4月24日午夜，戈林、科勒以及其他奥巴萨尔斯堡的纳粹官员全都遭到了软禁。当天晚些时候，当局宣布戈林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正式辞去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同戈林相比，斯佩尔的叛逆行为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因此这个小插曲也让他感到有些可笑。不久之后，斯佩尔就向希特勒做最后辞别，气氛依旧很冷淡，希特勒还是没有和他握手。“再见！”希特勒冷冷地说了一声，旋即转身离去。斯佩尔走出地堡，重新穿过混乱的柏林街头抵达勃兰登堡门。他坐上飞机，再次开始一段危险的航行，只不过这次，他要永远地告别柏林了。
当纳粹帝国的末日即将到来时，哈尼斯和我仍然穿梭在柏林城中传递信息，但是我们的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柏林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动物，我们每次出行都会遇到极大的阻碍。无家可归的难民带着所有能拿上的家当，许多孩子都成了孤儿，无人看管的动物满街乱跑。人类发动的战争残酷地折磨着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些残忍恐怖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动物热爱者的心灵。我曾亲眼看到一匹马被活生生地残杀，那个可怜的生命被榴弹炸伤，无助地躺在马路上。人们因为饥饿过度而又没有任何武器，就直接围着它用刀和锯子一块块割下它身上的肉，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母亲屠宰了一条狗，然后用狗血来喂她的孩子们。这种可怕的场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而最常见的就是被坦克履带碾过后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尸体，每每想到这些我都想作呕。
最后的道别（3）
我们还曾见到过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一个十几岁左右的男孩被晾衣绳吊死在柱子上，尸体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右耳被扯掉了一半，鲜血浸透了整个右半边身体。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国民突击队制服，脖子已经明显被套索扭断了。他的双手被捆住放在身后，双腿在脚踝处被捆绑，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显出一种恐怖扭曲的神情。他的袖子上并没有希特勒青年团的臂章，可能是已经被摘掉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布告来说明他的罪行，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这种人都会被活活绞死。
我们不禁盯着这个可怜的灵魂看了好久，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们又向前走近几步，但马上，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可疑人物。一位年轻的武装党卫队军士拦住了我们，要求说出口令，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任何的口令。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纪稍大的人，穿着一件不带任何徽章标志的外套，在我们看来，那似乎是普通警官的衣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件外套上却挂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显然有违常理，因为一般人都不会把勋章戴在外衣上。连哈尼斯都开口说：“他可能是从阵亡的人身上偷来的。”除此之外，他身上没有其他任何勋章，也没有二级铁十字条纹。一般而言，只有在得到二级铁十字勋章之后，才有资格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就让我们怀疑他是个冒牌货。此外，他的举止表现更令人生疑。整条街的街边窗台上都悬挂着白旗，他疯狂地朝这些旗子射击，但精准度却差得好远，显然，他以前从未使用过枪械武器。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威胁道：“要么重新回去战斗，要么我就把你们这些胆小鬼全枪毙了！”
“我们是大臣花园元首府的信差。”我向他解释道。
那个年轻的士兵推了我一把，嚷嚷道：“你别撒谎！”
“我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他显然被激怒了，这下麻烦来了。他长得人高马大，而且从脸色上看吃得也比我好。身上穿的制服崭新笔挺，我这套肮脏破旧的军装跟它相比简直就像一块臭抹布。我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好地方熬过了这场艰苦的战争。
哈尼斯身上只带了希特勒青年团摩托兵成员证和驾驶执照，他向那个士兵解释自己是我的司机，受命于希特勒青年团总指挥部，但对方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你们是从前线来的逃兵，”他的语气中带着施虐的快感，“毫无疑问！”
接着，他又转而盘问我。我随身携带了两份证件，分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征召证明和国民突击队的资格证。他一看完，立刻得出结论：我是武装党卫队的叛逃分子，现在又假扮成国民突击队的成员。他认定我们没有合理的身份证明，坚决不允许放行。我给他看了一封信件，收件人一栏清楚写着阿图尔·阿克斯曼的名字，可他还是不为所动。难道他不知道阿克斯曼是德国青年军团的头面人物吗？他脑子出了什么毛病？这时，哈尼斯终于看出了其中的奥妙。
“这小子眼睛盯着我们的摩托车呢。”他小声对我说道。在战争期间的柏林，任何交通工具都显得那样宝贵。事实上，想逃跑的人并不是我们俩，而正是他，他才是真正的懦夫，真正的逃兵。
当时，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只有口袋里的手枪，而他们正拿枪对着我们。我的使命是去传达来自阿克斯曼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据我所知很可能直接来自希特勒，事关重大。我也曾经两次从苏联人的手底下逃脱，可现在呢，瞧瞧我们，被谁抓住了？一个举止可疑的老警官和一个身体健壮的武装党卫队士兵。真见鬼，他应该到最前线去保卫柏林的妇女和孩子！我暗自气愤。
“跟我来！”这位年轻的军士下令道。
我们被带到了街角的一间屋子，并一路走到地下室。那里有几个妇女，在她们身后有一张破旧的书桌，上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文件、一部军用电话机和一个公文包。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胖子，这真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整个德国都很难找到如此肥胖的人。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脸部的神情非常像马丁·鲍曼。他也穿着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神秘的”制服：深灰色裤子，双排扣上衣，再加上天主教牧师式的衣领。这不是一战时的军装吗？这个人难道是执法官员？是他下令吊死了外面的那个男孩？
我把同那个军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眼前的这位军官，让我颇感惊讶和安慰的是，他竟然拿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青年团总部。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我没有撒谎，很明显，这让他吃惊不小。他答应放我们走，但同时警告道：“苏联人肯定监听了刚才的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你们的企图。”他显得有些幸灾乐祸。那个年轻军士极不情愿地交出了我们的摩托车，我估计他是经过一番掂量，觉得不值得为了一辆车而去冒犯鼎鼎大名的阿图尔·阿克斯曼。
那天发生的一切只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戈培尔和鲍曼早已发布了严惩逃兵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任何在盟军面前露怯的行为都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纳粹甚至公然宣称，保卫柏林是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至高无上的职责。在一份名叫Panzebar（按字面意思叫做“坦克熊”）的报纸上，有如下文字：“值此非常时刻，任何不能恪尽职守的人都是叛徒，整个民族的叛徒……弱者总是悲天悯人，只有强者才能坚持到底，获得胜利……元首在哪里，哪里就有胜利！让我们把个人的命运抛到脑后。你可以选择勇敢地战斗然后牺牲，或者向敌人屈服成为可耻的叛徒！”
最后的道别（4）
后来有一次，我曾问过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会不会被自己人处死。他没有听出我的言外之意，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的孩子？当然不会！”可我并不明白谁才是“我们的孩子”？按照法律规定，任何德国青年都接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但哈尼斯和我已经看到，那个在敌人面前胆颤的“我们的孩子”遭受了怎样的命运。我们也看清了那些残酷执法者的真实嘴脸，他们才是真正的懦夫。
第二天早晨，恰逢列宁诞辰，苏联军队在这天发动了24小时不停歇的进攻。为了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一面面崭新的红旗被分发到各个部队中，苏军将领要求他们的战士将旗帜插到每一座柏林的主要建筑上。这里顺便提一下柏林的滕佩尔豪夫机场，这座机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面临苏军包围的情况下，还一直保持着日常的商业服务。但到了那天早上，最后一个航班从该机场起飞，带着9名乘客飞往瑞典。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可以看到周围一堆又一堆福克·乌尔夫战斗机的残骸。
此时，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连夜转移病房。因为如果拖到白天的话，不仅是病人甚至连其他的医护人员都可能会丧命。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总共有14名病人和医护人员需要转移，所有的病人都无法独立行走。希特勒青年团总部抽调了几名人员来协助我，但显然没有人心甘情愿接受这样一项危险的任务。他们的级别都比我高出不少，因此这让我又多了一份额外的使命感。我们当然不可能找到任何救护车，手中最好的工具就是一辆烧木炭的旧式卡车。格特鲁德医生嘱咐我们带走所有剩下的医疗用品，包括几瓶药水和一些绷带。和少得可怜的药品相比，我们带走的冲锋枪和“巴祖卡”火箭筒倒是规模庞大，注定了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辛的撤离行动。
黄昏前，病人们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为每个人安排了特定的担架，整齐地摆放在大楼背后的出口处。当夜幕降临时，我们立刻开始转移。我们前后共跑了6个来回，每一回都分成两步走：首先将病人转移到警察局总部，然后再把他们送到纳粹党总部大楼。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就在运送最后两个病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麻烦。
麻烦的来源正是我们的上级部门曾许诺派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帮忙转移，但这辆车迟迟没有出现，而我们却为此耽搁了整整1个小时。等到最后决定离开时，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急，苏军进入了大楼的正门，我们必须立刻撤退。哈尼斯建议由他在前面带路，我和司机一起坐在卡车前排，其余的病人和姑娘们都躲在后车厢。我们按照他的计划开始行动，但很快，猛烈的炮火封锁了前进道路，一时间我们难以突出重围。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先躲到路边一座坍塌过半的房屋中，把病人安顿下来暂保安全。我让司机同病人和护士们待在一起，随后拿起一把冲锋枪和一个火箭筒冲出屋外。接着，真正的麻烦来了。
一出门我就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两辆苏军的坦克，而且还是宽履带、倾斜装甲设计的T…34型坦克，后面跟着一些步兵。打头的一辆正隆隆地朝一座房子开去，那真是一个让人吓破胆的场景。我发疯似的撒腿就跑，穿过一排房子的后院，躲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这时，那辆坦克已经拐了一个弯，冲进了病人和护士们躲藏的那幢房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伤，但愿上帝保佑他们平安。不一会儿，坦克又朝我躲藏的这间房开过来，我迅速下到了地下二层。那里的窗户很小，高度基本与街道持平。窗玻璃早已被打碎，只留下窗框周围一些锋利的边角。透过窗户，我看到那辆T…34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开炮轰倒一座座房屋。我没有看见一个苏联士兵，估计他们都隐蔽在坦克后面。周围没有出现任何的德国军队。
坦克正一步步逼近我藏身的房子，地下室的墙壁和地板都开始不停震动，发出像搅拌机一般的声音，真令人感到恐怖。不一会儿，坦克和我之间的距离仅剩下7米左右了，我害怕到了极点，同这个钢铁巨兽相比，我的血肉之躯显得那么可怜卑微。没有时间去考虑结果了，我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迅速架起了火箭筒，瞄准前方目标，摁下发射按钮。几乎同时，我闭上了眼睛，心里默默祈祷。
轰！！！
没有巨大的后坐力，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是一声沉闷的炸响。火箭弹残余的弹壳从发射筒中向后弹出，轻微灼伤了我颈部的皮肤，烧焦了几根头发。从发射口冒出的浓烟让我一阵咳嗽，还流出了眼泪。等硝烟过后，我看到眼前的苏联坦克周围弥漫着一股黑烟。这个大家伙安静地停在原地，不再动弹了。我击中它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用反坦克火箭筒进行攻击，竟然一举成功！（后来我才知道，苏联军队对这种简单、方便而有效的手提式火箭筒大感头痛，为了对付它，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整套坦克进攻战术）坦克车上燃起了熊熊火焰，一名苏联士兵从里面跳出来，飞速地越过街道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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