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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纳粹亲历第三帝国末日-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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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林被激怒了，他认为，无论有没有火箭筒的武装，将一群12岁的孩子送上战场对于战争的结果于事无补。他告诉阿克斯曼，战争大局已定（他的这句断言足以把自己送上刑场，在纳粹德国，承认战败是一种犯罪行为），“你不能牺牲一群孩子的性命来挽回颓势，”他说道，“我绝对不会调遣他们，我要求取消让孩子们上战场的命令。”阿克斯曼这次学乖了，他承认孩子们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而且答应回去后就取消命令。然而，阿克斯曼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没有从战场上召回过任何一个孩子。
阿克斯曼试图将德国少年推进大屠杀的决心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下达给希特勒青年团的命令都直接来自阿克斯曼或希特勒本人，完全不经过任何军事指挥官。
我们这群留在大臣花园的孩子被解散开来，虽然在这场战争的最后4个月里，有近3万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还在作战，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这群孩子暂时远离了那场大屠杀。随后，我们被送回了在城西面那个舒适的寄宿处，离加图的飞机场不远。我仍然兴高采烈，为亲眼见到了元首而沾沾自喜，为自己出现在历史舞台而沾沾自喜，虽然我只不过简短地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我洋洋得意，因为在我看来，大反击战即将拉开帷幕，但是，出席那天盛会的每个人都不会料到，我们对这一难忘事件的期望将被彻底改变。
这天晚上，阿克斯曼找我私下谈话。我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一上来就问我元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在看到希特勒苍老的面容时，我非常吃惊。
“但是，他周身仍然散发出一种强烈愿望，难道这不让你感到惊讶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决定能一一得以实现吗？”阿克斯曼反问我，“他考虑得非常周全，没有漏掉任何小细节。”
在我看来，希特勒置身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许他的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对新式神奇武器的关注上。我一言不发。
“你难道没有被演说感动吗？”阿克斯曼继续问道。
“不，我被感动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心里不确信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我也被感动了。”阿克斯曼激动地感叹着。
然后，阿克斯曼希望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响应希特勒结束演说前的敬礼。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也许，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吧。”
阿克斯曼接着说，在1个月以前希特勒对青年团发表演说后，立刻赢得了孩子们热烈的“向元首致敬”的欢呼。
我问阿克斯曼，元首在那次演说中讲了什么内容？
“基本上和今天说的差不多。”阿克斯曼回答道。
然后他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我是否会开摩托车（我当然会开），然后他还问我是否熟悉柏林城（我当然熟悉），然后，他带着询问的神色指着我左手带着的两枚戒指。
“那是我母亲和女朋友送给我的。”我解释说。
我不太愿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但是阿克斯曼显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我女朋友的事情。
“她是红十字的护士，在霍夫的军医院工作，我是在那里养伤的时候认识她的。”
“在战争期间，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阿克斯曼暧昧地回答。
在这次会谈快结束的时候，阿克斯曼告诉我，他将让我做他的信差，为他决定建立的阿克斯曼之师效命。我的工作是穿梭于近20个希特勒青年团小分队的营地之间，传递消息。这些小分队奉命保卫柏林城，主要驻扎在桥头和主要道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被挑中担任如此重任。阿克斯曼手下有无数能征善战的士兵，但是他却挑选了我做他的一名信差。我来自布雷斯劳，并不了解柏林。为什么他没有选择一个来自柏林的士兵呢？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呢？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递送希特勒自杀前的最后一批急件。我写信给安妮·玛利亚，告诉她这个消息。我预备在信尾签上名字的时候犹豫了片刻，我应不应该在信里告诉她我爱着她呢？我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于是在信尾签上了“深爱你的莱曼”字样，一股温暖的爱意涌上心头。然后，我上床睡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六章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1）
在那个宿命的星期五；德意志大臣花园中人来人往。不过那天早上来柏林的绝大多数纳粹党高级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来大臣花园见希特勒最后一面的成分多过向他致以生日祝贺。这帮鼓动德国人民誓死捍卫祖国的纳粹高级将领，没有几个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搭在即将沦陷的柏林。希特勒躲进了他的地下城堡，让留在大臣花园的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几分钟后，大臣花园的院子里乱作一片，大批的仆人和勤务兵匆匆忙忙地将行李箱和板条箱装上卡车和小汽车，预备冲出柏林，逃到安全的地方。柏林城几乎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只有一条路通往南面的巴伐利亚，苏联军队即将攻进柏林城。
这天早上，高级将领们请求希特勒从那条路逃出去，也有人建议他飞到南面的贝尔格夫，退守到位于布彻斯加德的阿尔卑斯碉堡。贝尔格夫处在这座纳粹民族主义屏障的中心地带，占地约3万平方米，四周围绕着绿茵茵的群山，南面的湖泊地区与慕尼黑交界，并且延伸到奥地利。这个地区纵横密布着军事基地、雷达站、武器军火库和油料堆放处。希特勒的许多高级顾问将希望寄托在这个最后的碉堡上，希望这座民族主义屏障能够抵挡住盟军的攻势，并且成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盟军没有对包围中的柏林展开全面进攻，因为他们的军事参谋认为，最后的战役将在阿尔卑斯山中打响）。鲍曼、希姆莱、戈林和斯佩尔都在贝尔格夫附近靠近布彻斯加德的地方安了家，他们的住所也都挖了地堡。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鲍曼正在监督在奥巴萨尔斯堡进行的一个巨型地下城堡的修建工程。
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过去的几天中，希特勒固执地不肯做出决定，他时而宣布会在最后时刻离开柏林，时而又认为，苏联人会被自己的军事天才们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
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他在等待着“全盘皆输”的最后时刻，而且不时谈及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副官谈论起在奥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计划，或者声称德国的大规模反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对他突然间改变想法的行为大为光火，或许莫雷尔医生开出的镇定剂混合兴奋性的药物鸡尾酒疗法给希特勒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
但是，在最后的10天中，军事局势严重恶化，希特勒明白大势已去，自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德国就要面临战败的命运了。最后几天里浮现在希特勒脑海里的头等大事是，应该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应该逃跑并死在斯佩尔称赞的“周末度假小屋”呢，还是应该留在柏林，与这座沦陷的城市一道走向灭亡？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那天早上，希特勒暗示说，他不会去巴伐利亚。不过，如果其他人愿意到巴伐利亚去，他不会阻拦。接下来的几天里，几架飞机搭载着希特勒的私人随从，他们将离开柏林，飞到布彻斯加德。
在希特勒的生日那一天，赫尔曼·戈林成了第一个逃出柏林的纳粹党人。在那天早上面见希特勒时，这位德意志空军上将没有穿上他那身绣有肩章的标志性银灰色制服，他穿着一身普通的橄榄绿制服，看上去像一个陆军军官（希特勒的一名侍卫不屑一顾地评价说，他活像一个美军的陆军军官）。戈林早在几个月前就把妻子艾美和女儿艾达送到了布彻斯加德的安全地带。在这天早上，他告别了位于柏林东北面斯霍勒夫海德卡林宫的官邸。这座有无数房间富丽堂皇如宫殿般的大厦装饰着很多精美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从犹太人和被德国占领国家的人民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的。那天早上，戈林醒来后发现苏联人已经跨过奥德河，离柏林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因为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戈林把他收敛来的所有艺术品打好包，随时预备撤退。现在，他正在指挥人将这批宝物装上24辆卡车，预备运到巴伐利亚。
等他们全部离开后，戈林亲自引爆了数千公斤的炸药，整座大厦就这样毁于一旦了，“这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得不经历的一件事。”这位德国空军最高司令官居然还有心情开了一个自以为诙谐的玩笑。他不打算让斯大林得逞，绝对不能让苏联军队占领赫尔曼·戈林喜爱的房子。就在戈林祝贺希特勒生日的时候，这支押宝车队正等在柏林郊外，只等戈林返回，就径直开往南部。戈林再没有见到希特勒，德意志空军上将将他的两名高级将领留在了希特勒身边，由他们去应付元首的狂怒。从这时开始，希特勒的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将军，这个装模做样而且优柔寡断的人成为了希特勒期望中挽救德国空军的救星。埃克德·克里斯蒂安（Eckard Christian）曾经是前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他娶了希特勒的秘书葛达为妻。
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艺术家，也是当时的军备部长，他也在希特勒生日这天拜见了元首。斯佩尔和希特勒有多年的交情，希特勒就像斯佩尔的父亲一样，斯佩尔对希特勒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一对父子，只不过没有血缘关系。斯佩尔从未丧失过对这位一手扶持他成长的人物的热爱之情，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他这位导师的行为正在把德国引上无法回头的绝路。希特勒命令实行“焦土”政策，无数的桥梁将被炸毁，他宁可让德国所剩无几的工业被彻底摧毁掉，也不愿意敌人坐享其成。斯佩尔难以忍受这样血淋淋而且彻头彻尾的毁灭论调，他认为这样只能对饱经战争摧残的德国人民造成更多的伤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斯佩尔四处游说各地的地方领袖，试图让他们不实行这项残酷的政策。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2）
斯佩尔也采取了预防措施，他秘密地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的房子中转移走。斯佩尔有6个孩子，孩子们是他最宝贵的财富，斯佩尔不希望孩子们的性命葬送在一项完全丧失理性的事业上。斯佩尔将孩子们送到北方波罗的海的亲戚家，虽然那里仍然处在苏军的严密控制下，但是相对安全些。那一天下午，斯佩尔见过希特勒后就消失了。斯佩尔甚至没有和希特勒正式告别，这让他自己觉得有些良心不安。在离开大臣花园后，斯佩尔驱车前往柏林西北面的布达·威尔士纳克，那里有他的新住所。布达·威尔士纳克的地理位置相当理想，既与柏林保持了适当的一段距离，又离苏联人的阵线较远，相对比较靠近英美两国的阵线。
斯佩尔像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样，暗地希望元首快点死。不过斯佩尔不像希姆莱那么坚决，他的情感复杂得难以形容。和希姆莱一样，斯佩尔自动背叛了元首，但是斯佩尔没有像希姆莱那样竭力掩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数次拜访各地地方领导人的行踪很快会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他料得不错，马丁·鲍曼将他的一举一动毫无遗漏地汇报给希特勒，当然，他也提到了斯佩尔将家人从布彻斯加德转移到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径。
如果说盟军打算在进攻后将德国一分为二的话，那么在柏林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行动，将德国军队分归两个司令部管辖。事情正在悄悄进行着，海军上将卡尔·邓尼兹（Karl Donitz）将成为北部的总司令官。邓尼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党人，正如希特勒希望的那样，他在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一点上是值得信任的。北部司令部位于什勒斯威格…荷尔斯坦因的普隆。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瑟林（Albert Kesselring）则负责南部的军事指挥。希特勒生日那天在他的地堡中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确认了邓尼兹的地位，但是没有对凯瑟林予以肯定。或许，希特勒还在思考是否将他的总部挪到南部并且自己掌控军事大权。又或者，希特勒还没有完全信任凯瑟林，认为他不具备将战斗推行到底的实力。实际上，希特勒没有看错，在这关键的时刻，凯瑟林自己所想的是向盟军投降的可能性。
那天下午，希特勒照例在地堡中的私人起居室摆上茶点，招待他的秘书们。希特勒非常喜欢女性围绕在他身边，而且越年轻漂亮越好。在这一点上，希特勒遗传了家庭的传统，他的父亲阿罗伊斯（Alois）就和许多非常年轻的女性发生过关系。年轻的女性容易控制而且容易满足。在希特勒的圈子里，女性从未享受过平等的对待。希特勒喜欢用一种老派的巴伐利亚态度对待女性，俨然以恩人自尊。他喜欢称她们做“我的孩子”或者“亲爱的”，夸张地亲吻她们的手背。希特勒偶尔也会和这帮女子们调调情，但是虚情假意的成分居多。他和自己多年的秘书克丽斯塔·施罗德保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施罗德总是称他为“AH”或“老板”。1938年施罗德有一次生病住院了，希特勒带着鲜花去探病。“人们会想，我在与秘密情人幽会呢！”他解释说，而施罗德也承认，她非常崇拜希特勒，但是，仅此而已。施罗德已经三十几岁了，在希特勒地堡的所有秘书中，她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为希特勒工作年头最长的秘书是乔安娜·沃尔夫，她也已经三十几岁了，从1924年起就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希特勒尤其喜欢沃尔夫，总喜欢用兄长般的口吻称呼她为“沃尔夫尼”。
秘书中较为年轻的是特劳德尔·琼格和葛达·克里斯蒂安。琼格只有25岁，金发碧眼，身材苗条。那天下午，让琼格非常震惊的是，希特勒第一次承认德国可能会失败。在这之前，琼格一直对希特勒所说的神奇武器和大反击深信不疑，然而，现在，希特勒说话的语气好像大势已去，他们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琼格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虽然不动声色地呷着茶，心里却在盘算，她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
托德·琼格在1942年成为希特勒的秘书，之前她向内务部秘书资料库投递了申请材料，然后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被选中在元首办公室工作。她曾经在罗森伯格的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工作过，并且嫁给了希特勒的副官汉斯·琼格，汉斯在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中牺牲。希特勒很喜欢汉斯，听到他的死讯还难过了一阵，元首很少在听到他认识的人的死讯后感到难过，并且他亲自将这个噩耗告诉了琼格。
希特勒称琼格为“孩子”，由于琼格在所有秘书中年资最短，所有打杂的事情都是她来做。琼格在希特勒垂死挣扎的期间还常常代笔为希特勒撰写政治遗书，常常要工作到凌晨4点钟，而其他人此时却在享用蛋糕和香槟。琼格在战后形容说，希特勒是一个“有魅力的人”，非常喜欢和他的宠物狗布隆迪嬉戏。“布隆迪如果比上一次跳得更好，希特勒就会十分开心。他还说，和布隆迪出去散步是最让他放松的休息。”琼格后来承认，她或许太过于敬畏元首，“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着迷，”她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老板，是一个慈父般的朋友。尽管我的内心在不断警告自己，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呆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让我着迷的不是他所说的内容，而是他说话行事的方式。”
葛达·克里斯蒂安也比较年轻，和琼格一样长得很漂亮。克里斯蒂安快30岁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的不少人都为她着迷。克里斯蒂安曾经和党卫军陆军上尉艾利赫·凯姆普卡（Erich Kempka）订过婚，艾利赫负责管理柏林城的司机和交通。在战争的最后时期，艾利赫是在大臣花园度过的，听从希特勒的调遣，他作为油库的保管员，将在希特勒的最后时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的未婚妻也将留在希特勒身边。“我们分道扬镳了，”她在战后回忆道，“我无法原谅这样的背叛。” 他们在1946年离婚，像打发“蠢货”一样解除了他俩之间的夫妻关系。有一件事很奇怪，希特勒的所有秘书在战后都没有结婚。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3）
列席这次下午茶的还有希特勒的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她身材矮小，长得像老鼠一样，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曼扎利负责在上层地堡的小厨房中为希特勒烹饪特殊的素食，她经常和希特勒一道用餐。事实上，希特勒年轻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坦白说，这位奥地利厨子认为“食不可无肉”，她偶尔会偷偷地在希特勒的食物中加一勺肉汤或油脂。“绝大多数时候，希特勒都能发现这种欺骗行为，他会非常生气，然后就会胃痛。”琼格回忆说，“到后来，他让她只做些清汤和土豆泥。”
那天出现在希特勒私人住所中最神秘的女性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她就是爱娃·勃劳恩。绝大多数人在知道爱娃的存在后，都非常震惊。除了希特勒核心小组的人以外，几乎没人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爱娃·勃劳恩三十几岁，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小，为人坦率，操着洋洋得意的巴伐利亚口音，十分天真。她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29年，当时她是希特勒摄像师海因利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助手。她在1931年成为了希特勒的秘密情妇和贝尔格夫的“女主人”，但被严格地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
希特勒从不允许爱娃出现在任何外交或新闻场合，更不会让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是在贝尔格夫，只有希特勒的心腹斯佩尔、戈培尔、鲍曼和希姆莱等人才能见到希特勒和爱娃一起。戈培尔一手导演了对爱娃的低调处理，因为他希望希特勒被视为德国的救世主。当然希特勒自己也希望这样，或许元首自己也为爱娃的巴伐利亚口音感到尴尬。爱娃还有两个姐妹，希特勒总是称爱娃是“一个朋友”。虽然他自己常常在众人面前羞辱爱娃，但也会在玛格达·戈培尔公然蔑视爱娃的时候发怒。爱娃两次试图自杀，第一次是在1932年11月，她被人发现时，脖子上中了一枪。这或许是她在受到希特勒漠视后的一种强烈抗议。直到1945年4月，希特勒才在公开场合表示对爱娃的爱意。当时他们已经身陷地下城堡，爱娃明确表示了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愿望，表示愿意陪希特勒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希特勒当众拥吻了爱娃，这让旁观者大吃一惊，备感尴尬。
但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向爱娃示爱。海因利希·霍夫曼曾经说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希特勒曾经对爱娃·勃劳恩动过真情。“对于他来说，爱娃不过是个可爱的小玩艺，她缺乏逻辑性，头脑愚笨，只是长得漂亮而已——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希特勒才能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直以来都在追寻的宁静和放松。”1943年，希特勒告诉斯佩尔，很快他身边就只会剩下2个忠实的朋友了——他的宠物布隆迪和爱娃·勃劳恩。
在纳粹党执政的早期，希特勒最喜欢的是坐在他喜欢的慕尼黑餐馆和啤酒窖里，面对一群亲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偶尔他会让一些女性参与这样的聚会，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宁可选择一个纯男性的谈话环境。霍夫曼回忆起，这样的聚会偶尔也会邀请一位女性参加，“偶尔，她也能参加男人们的谈话，但是被绝对禁止抵触希特勒或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而在这个下午，第三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元首几乎不和将军们或他曾经最信赖的纳粹党领导一起就餐了。据说，希特勒从来没有单独和约瑟夫·戈培尔一起吃过一顿饭，尽管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希特勒打扮成德国传奇人物。但是，希特勒非常愿意和秘书们以及厨师呆在一起（偶尔也会和他的秘密情妇在一起）。一些尖锐的观察家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希特勒在席间闲谈的话题单调无比，只有那些听命于他的人才能勉强忍受一二。他谈论的话题通常都很沉闷，说的都是国际犹太人的“邪恶”、对精妙建筑艺术的鉴赏和复杂的种族理论。曾经有人说过，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无法容忍和希特勒谈论这些话题。
但是，希特勒一生迷住了无数女性，他的性取向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声称，希特勒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同性恋者，他将自己同性恋的冲动发泄到战争中。很多人怀疑希特勒是否和爱娃·勃劳恩或者其他任何女性发生过关系。一位布彻斯加德的仆人在后来接受审讯时承认，爱娃在希特勒来访的时候需要服食避孕药，他的证词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没有人能够摸清希特勒的内心世界，更不了解他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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