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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287-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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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精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精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
曾国藩会“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虽不以江督自居,却以苏浙两省的太上巡抚——”
据钱鼎铭说,薛焕与王有龄感念何桂清提携之恩,庇护甚力,尤其是薛焕,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为何桂清请命,先跟王有龄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朝命不许,从而单独上奏,说嘉兴方面的官军将士,请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复苏州,再进京伏罪,朝命又不许。但何桂清始终还在上海,薛焕仅是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费尽心血,对公事上,自然就顾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又问:“受制于下,又作何解?”
这是指苏松太道署理江苏藩司的吴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关,饷源都握在他手中。吴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对军务一窍不通,他的唯一办法是用重金、募洋将,自从用美国人华尔收复松江,益发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银子散漫地花,反而养成了那班在本国立不住脚,到上海来找机会的“洋打手”的骄气,出兵以前,先索重赏;临阵之际,坐观成败;如果打了个胜仗,回来又索重赏。薛焕也觉得这样搞法,不是回事,无奈吴煦已成了地头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来交道,只好听任吴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过好几次兵,前后不下三四万人,无奈成军不能出队,一出队就打败仗。”钱鼎铭紧接着又说:“天下皆知善战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携带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则善用湘勇,莫于湘人,吴人望涤帅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则不求涤帅又求那一位?”
“我老师新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令,责任不轻。统筹全局,分其缓急,这也是他老人家身负艰巨,不能不持重之处。再说治军贵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个局面,事权不专,办事也棘手,到那时辜负吴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说事权,既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吴观察,岂敢不听涤帅的指挥。在地方上,请转陈涤帅,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一定唯命是从。”
听得这一说,李鸿章更觉事有可为。将彼此的谈话回想了一遍,认为薛焕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这方面问得特别详细。
“听说薛中丞叮嘱招募委员,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庶几乎一经招募足额,便可成队,一经成队,便可出仗,一经出仗,便可成功。”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倒弄得钱鼎铭愕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调甫兄,你也在珂乡带过勇,打过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样的事吗?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盘,银子花出去就可以打胜仗,那何不打银子?兵勇枪炮都不用,只拿大把银子撒出去,长毛就会望风披靡!天下岂有斯理?”
“是呀。”钱鼎铭说:“我们也觉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 ”李鸿章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薛焕的如意算盘,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肯教给钱鼎铭学个乖。
听完李鸿章的报告,曾国藩也觉得薛焕派委员到湖南募勇的办法,天真得可笑。“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头打仗立功,跑回家乡去干什么?薛焕所说的那些“老兵”,其实是湘军各营的溃勇,或者被裁汰资遣回籍的“兵油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照曾国藩以威继光遗规订立的招募条件,是决不能合格的,李鸿章也服膺这些道理,所以一听钱鼎铭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
“老师,”当笑话谈完了这件事,李鸿章正色说道:“薛中丞散漫花钱,一定会把湖南的风气搞坏,未曾入营,先多方需索,以后我们去募勇就难了。只怕九叔回湘招军,也受他的影响。”“九叔”是指曾国荃,其实国荃的年纪比李鸿章还轻,不过照世交规矩,不能不这样尊称。
“那倒还不至于。”曾国藩徐徐说道,“其实淳朴农夫,何地无之?少荃,你也不妨回你家乡去招募一支勇看。”
李鸿章异常机警,听出曾国藩无意中透露,有让他带兵的打算,他所求的就是这个机会,但不出则已,一出也得像左宗棠那样,担当方面,才能舒展怀抱,所以这时出以沉着,淡淡答道:“那是以后的事,眼前援沪一节,总要老师先定下主张,才好措手。”
“饷源是要紧的。”曾国藩徐徐答道:“胡润芝当年在武昌,月筹40万,供馈长江上下游,如果不是他,何有今日?”
“就是这话啰!”李鸿章赶紧接口:“上海一地,每月所收关税厘金,可用来作军饷的,总有六七十万。比胡润帅当年的收入还多。而且一出一入,所关更巨。”
曾国藩点点头:“我也知道。上海是要想法子守住的。我想写信找沅甫来商量,看他所募的六千人,能不能先用在上海?”
李鸿章心想,曾国荃一心想收复金陵的大功,不见得肯到上海。但这话自己不便说,说了倒像自己想讨这个差使似地。老师的意向不明,躁进怕为他看不起,不如不说。
不说却又不可,缓不济急的话,应该可以说的。于是他这样答道:“老师,苏绅望安庆,如大旱之盼云霓。而且长毛‘二李’,裹胁几十万人在浙西,一旦猛扑上海,后果不堪设想。老师若是定了宗旨,请九叔带队赴援,那也就不必再商量了。迳自写信给九叔吧!”
“沅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出于他的自愿,才能坚忍不拔。强使行之,并非善策。”曾国藩想了一下又说:“世事千头万绪,还得要从长计议。眼前先不谈可行的,要先谈不可行的。少荃,我倒请教,现在有一大支兵将在这里,千里迢迢,重重阻隔,怎么到得了上海?是不是一路打过去?要打,当然先打金陵;若非如此,用哪条间道?这些疑问,如果瞠然不知所答,那就无从谈起了。”
一句话将李鸿章问得哑口无言,不过他的心思极快,心里在想:“既然钱鼎铭能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去?”这样自问着,突生灵感,脱口便喊了声:“老师!”
喊了这一声,却又不响了,只怔怔地看着老师,眼中流露出喜悦而迷惘的光芒,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从容问道:“少荃,你有什么好主意?”
“门生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此事非借重洋人不可。”
“你是说,照他们在上海的办法,也是募洋将洋兵,替我们来打仗?”
“不是。不是募洋将洋兵,是以重金募洋商。”李鸿章放低了声音说:“门生打算雇几条洋商的大火轮,载运兵勇,鼓掉东驶,一路冲过去。老师看行不行?”
曾国藩闭目不语,眼中浮起一幅景象——这幅景象出现在这年初夏,胡林翼应邀到东流商议进兵方略,曾国藩邀他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形势。骨瘦如柴的胡林翼,立马遥望,意气甚豪,指着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说他们已为釜底游魂,指日可以平服。一句话未完,颜色大变,口吐鲜血。
这是因为胡林翼突受刺激,刺激来自两条西洋的轮船,逆水直上,迅如奔马,洋人有此利器,不能不忧。胡林翼本来就有肺疾,从此病势日重,半年功夫,竟至不起。临终前几个月,有人跟他谈起洋务,他总是闭目摇手,神态忧郁地说:“不谈,不谈。这不是我们所能谈得出结果来的。”
曾国藩在这方面,跟胡林翼约略同感。这时李鸿章提到“洋商的大火轮”,自然而然地忆及往事,既忧国势,又悼良友,所以闭目不语,神色不怡。
李鸿章不免诧异,“老师,”他问,“忧虑的是什么?”
“当年——”他将当年荩臣忧国的因由,说了给李鸿章。
“胡润帅原是深谋远虑的人。不过洋务连谈都不愿谈,也未免过分。”李鸿章停了一下说,“照门生看,师夷以制夷,倒是可行之道。”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还谈不到。”曾国藩将话题拉了回来:“安庆被围的那时候,城内的长毛,就靠洋商的轮船接济,官军拿他们没有办法。轮船外包铁甲,其行如风,用洋枪打是不中用的,不过,拿大炮轰呢?僧王守大沽口,恃有炮台,英法军舰不敢贸然内犯,看起来,轮船不能不怕大炮。这一层,你要仔细思量。”
“门生想过了。运兵的消息,当然要严防外泄。雇船的时候,不必先跟洋商说破,到时候兵上了船,不怕洋人不就节。”
曾国藩沉吟久之,方始开口:“这样做法,迹近挟制,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而且也怕洋人不服,反倒会泄消息。照我看,这件事做倒可以做得,总须先求稳当。第一先要仔细探查,此去有哪几处会受长毛的炮轰,可有闪避之道?第二、要跟洋商说得明明白白。水脚贵一点倒不要紧,必得听我们指挥,要走要停,白天走,还是夜里走,不能随人摆布。”
“老师顾虑得是,我就照老师的话,跟钱调甫他们去说。”
“不忙,不忙!”曾国藩摇其头,“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尚无眉目。少荃,我这里怕抽不出多少人,沅甫虽有六千人,是不是肯担当此任,尚未可知。再说,进围金陵,亦不可缓。你能不能自己练一支兵?”
练兵先要招兵,这不是三两个月可了的事,李鸿章有些为难,回乡招募,练成一支可以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劲旅,固是极好之事,就怕远水救不得近火,等练成了,上海已经失守,变成无用武之地,岂非白耗心血。
曾国藩见他沉吟不语,便猜到了他的心事,“少荃,”他提醒他说,“兵总是要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才会得力。鲍春霆会打仗,不会练兵,他的队伍,纪律太差,只能攻,不能守,一屯下来,百姓就要遭殃。这是鲍春霆吃亏的地方,你当引以为鉴。至于军队练好了,不愁没有用处,你不必三心两意,只从根本上去着力,决不会错。”
李鸿章矍然而起,毅然表示:“我遵老师的训诲。”
从曾国藩那里退了出来,李鸿章先不跟钱鼎铭见面,得要找一个人去好好商量,这个人就是安庆克复之前,向曾氏弟兄投诚的长毛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年纪虽轻,在地方上的声名甚盛,他没有读多少书,但行事有游侠之风,喜用奇计,更善结纳。陈玉成在皖北,深慕其人,百计招致,程学启不肯投伪。因为得不到,便愈觉得珍贵可爱,最后陈玉成出了下策,将程学启的父母掳了去当人质,这才逼得他出面,受任了太平天国的官职,领兵扼守安庆城外,与城内的太平军互为支援。
但是,程学启内心是不满太平军的,尤其是用这样的方式将他逼得落了水,更觉于心不甘。不过他为人极深沉,表面丝毫不露痕迹,在安庆的太平军以及陈玉成亦都对他深信不疑。谁知就在攻防战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他拉着队伍反正了。
反正以后,并未获得重用,曾国荃只相信子弟兵,曾国藩则出以持重,不敢过分信任,所以仅拨了一千兵给他,担任不关紧要之处的外围警戒。但李鸿章因为同乡的关系,跟程学启颇为接近,每次相见,一谈就是半天,深知此人才气纵横,有担当、有决断,是绝好将材。这时受了曾国藩的鼓励,预备回家乡招募人马,自然第一个就想到这位同乡。
“方忠兄,”李鸿章喜孜孜地用合肥土话说,“现在有个好机会,贼娘的,好好搞一下!”
程学启亦愿一抒抱负,于是倾心筹划、谈了整整一夜、拟出来一个计划,除了他跟程学启所部以外,另外在安徽募新兵五千五百人,日夜操练,士气如虹。运兵到上海的办法,亦由钱鼎铭托人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接头,可以包运。不过,这也不是说办就办的事,太古方面要好好筹划,李鸿章那里,更要多方部署。因此,江苏士绅、还得要耐心等待。
*##刘不才替朱大器接眷的事,另办成了一半,靠孙祥太的力量,安然到了杭州到上海一半路程的嘉兴。再往前就走不通了。
孙祥太得到消息,原来十二月十五,李秀成部下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从松江进攻奉贤,华尔的洋枪队,吃了个败仗。
三天以后,谭绍洸向东攻占南汇,紧接着折北占领川沙,对上海完成东、西三面包围之势,于是十二月廿一日那天,太平军三万多人,攻吴淞、逼宝山,直扑上海。
“以后的消息就很乱了,有的说上海已经失守,有的说洋枪队投到了那一面,有人亲眼得见,高鼻子、红眉毛的洋鬼子在长毛队伍里。”孙祥太停了一下说,“不管怎么赶到上海过年,是办不到的了。”
刘不才自然大失所望。想到全家上下,天天在谈,到了上海如何如何,越发觉得这个消息无法开口宣布,不由得搓着手说:“那,大哥,你看怎么办呢?”他跟孙祥太、小张已在杭州拜了把子,所以如此称呼。
孙祥太默然,从皮袄大襟中掏出一枝烟袋,装上一袋旱烟,点燃了吸个不停。
“大哥,”刘不才定定神,觉得不该害孙祥太为难,慨然说道:“实逼处此,天大的本事也无用,只有等这一潮水过去了再说。”
“‘萝卜吃一截剥一截’,先在我家住下来,看机会再说。
如果松江老大有路子,就再移松江,这样不是越走越近了吗?“
“乱世逃生,计无万全,只有这样步步为营是比较聪明的办法。不过,我跟大哥不分彼此。”他说,“是我的亲戚,又是上上下下十来口人,到大哥府上打搅,怎么说得过去?”
“这话你就说得不对了。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孙祥太又说:“而且,我再说一句,在我们这一行,哪天不开三桌五桌的闲饭?就没有我们的情分在内,只要是点头之交来投奔我,我也不能不管。”
刘不才原是一句场面上的话,过门不能不交代,真个胶柱鼓瑟,就不是江湖道了,因而欣然答道:“那就这样。我先替我们那位朱老太太跟大哥道谢。”
于是朱老太太全家都搬到了孙家。孙祥太这时的身份,变成患难之交而兼通家之好。由于他是刘不才的换帖弟兄,孩子们叫他“大外公”,朱太太跟芙蓉叫他“大叔”,而朱老太太叫他“孙大爷”。为了表示尊敬亲热,奉以上座,亦不回避,事实上乱世礼疏,局局促促两间屋子,女眷要回避亦无从回避起。
*##在嘉兴一住二十多天,虽然孙祥太待朱家老幼,跟自己亲人那样,但寄人篱下,总不是久长之计,而且朱老太太想念爱子,有恹恹成病的模样,所以朱太太非常着急。不过她跟刘不才到底隔着一层,有些话不能不让芙蓉去跟她叔叔说。
刘不才的焦急烦闷,其实也不下于朱太太。只是道路隔绝,实在危险——上海之围未解。夷场上的官绅,成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公所”,一面由苏州的绅士,在籍刑部郎中潘会玮,航海入京,请准西兵会剿,一面会同江苏巡抚薛焕,筹款加募洋人助战。因此,华尔在松江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长毛人多,一下子亦打不退。而且由于溃散的缘故,四处骚扰,道路越加不宁,刘不才几次想单身上路,到松江去寻松江老大,都让孙祥太极力拦住了。
由于芙蓉的催促,刘不才这一次下定决心了,“大哥!”他跟孙祥太说,“我非去走一趟不可。不然,连我都要闷出病来了。”
“不是我不让你去,实在是担不起责任。”孙祥太说,“听说洋人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这几天一定要大打一仗。
且等这一仗下来再说好不好?“
“那等到哪一天?”刘不才说,“我想总找得出一条路来吧?”
孙祥太想了一会说:“既然你一定要走,我来想想办法看。
或者,你写封信,我派人替你去送,当然,送得到送不到,不敢保险。“
这就是说,路上绝无把握。刘不才心里在想,不妨自己去觅觅路子看。所以一面表示还是自己要去,请孙祥太设法,一面出门去看两个新交的朋友。
这两个朋友是在赌场中结交的。赌场当然是秘密的,但刘不才每到一处总能找到这些地方,他的方法是往茶馆里找一张中间的桌子,泡壶茶一坐,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只要时间稍为久一些,就会发现那里在谈赌经,然后耐心等待,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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