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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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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写了几张这样的“大字报”？把所写的“大字报”贴在何处呢？对此，R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写道：
笔和枪是毛毕生所用的工具，加强防卫的部队则被调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他以《炮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他写道，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大反响。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
……
毛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它一半像诗，一半像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90页。
上述《毛泽东传》的记载，是有误的。其实际情况，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2月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50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3页。
然而，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1966年8月上旬，在中南海院内的确贴出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对此，《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在“目录”的提示中写道：
8月上旬，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了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纸黑字，令人震惊。警卫战士们窃窃私语：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
是啊，在中南海贴出这张大字报是怎么回事？对此，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解释说：
忽然有一天，大概是8月上旬的某一天（大约是8月8日或是还要晚一些）上午，毛主席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在距游泳池不远的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一张大字报。由于它靠近食堂、游泳池这些群众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时间便围了许多人观看。我回中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时正好路过这里，也凑上去看了一下。
那是在一张普通的红纸上用黑墨写的，那字迹也说不上工整，但每一个字都能使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看着，想着，觉得从字面上看虽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从内容上说，却很不理解。对所指的那些严重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哪些人打击革命，颠倒是非，实行了白色恐怖呢？
大字报接下去写道：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再往下看，文尾署名的是“毛泽东”，时间是：“1966年8月5日”。一看到这个署名，真使我吃惊不小，不由得暗暗说，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印发给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一个抄件而已。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10页。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这段记述证实，当年在中南海院内贴出的毛泽东的大字报，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更不是毛泽东所贴，只不过是别人的抄件而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见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这一“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何时？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60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18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60年代初吗？此说有悖于史实。
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转载了《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一文。此文的“导语”中写道：
如果说中国只有一个人清楚上山下乡运动始末，这个人就是顾洪章，有人这样告诉记者。1954年，他就进入当时的内务部移民局，涉足处于萌芽状态的上山下乡问题。此后，他一直在国家主管上山下乡的部门工作——不管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即便在“文革”期间，他的工作也未曾中断过，尽管那时候，红卫兵甚至没有放过他所在机构的档案。
直到1994年，他才离开解决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相关部门，那一年，他68岁。
幸运的是，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堪称上山下乡的“活档案”的当事人，他说这是他首次向传媒公开内情。见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
那么，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顾洪章对记者说，他于1954年就到内务部移民局从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但轰轰烈烈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1955年。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同样强调上山下乡参加劳动。
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倡导毕业生积极到农村参加劳动。
1955年4月，毛泽东批转了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推广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刘家秀、杨映、曾淑玉等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取得显著成绩的经验。
1955年8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在全国开荒3868万亩的号召，发动广大青年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这件事。
1955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郊区的杨华、李秉衡、庞淑英（女）、李连成、张生5位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交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共青团北京市委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并且积极组织发动，从800余名报名者中挑选60人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8月30日，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前往黑龙江省萝北县。行前，北京市各界青年1500多人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并把一面写有“北京市志愿垦荒队”的锦旗授给垦荒队。继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北大荒后，又有16个省市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边疆、荒岛、荒原。
1955年9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序言和104篇按语。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99页。在选编此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大显身手的模范事迹材料，于是便从中选择了两篇编入书中。其中一份是《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另一篇是河南省郏县李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篇经验总结，欣然提笔写道：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795页。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40条”）。其中强调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撰写的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积极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到1957年底，据20个省（市）的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达79万多人。
上述情况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始于60年代初。其实，早在1954年5月党中央就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1955年8月，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1年到1966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
对毛泽东晚年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92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写道：
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到1966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07页。
果真如此吗？不是的。翻阅1961年至1966年8月的《人民日报》，便可看到以下的记载：
1961年1月14日～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月14日～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共讲了6个问题。其“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其他问题”。
9月24日～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
1963年2月11日～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1964年5月15日～6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
1966年8月1日～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从1961年1月至1966年8月，毛泽东就先后主持召开了这么多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怎能说只召开过一次呢？
王洪文保卫了毛泽东清除了林彪死党吗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针对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出现的新情况到南方巡视，以便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克服分裂党的危险。
而林彪及其死党，为了抢班夺权，对毛泽东的南巡行动非常恐惧。于是，便极力寻找机会，趁毛泽东外出之际下毒手，以实现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对保卫毛泽东起了什么作用？1998年《家庭》杂志第12期发表的《王洪文胞弟谈家事》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吕树龙：《王洪文胞弟谈家事》，1998年《家庭》杂志第12期。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起到了“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作用吗？追寻毛泽东的行踪，看一看王洪文的表现，便可得出正确的结论。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7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在武昌住了10天，于8月27日夜间到长沙。8月31日下午1点钟左右离长沙，当天晚9点到南昌。晚10点多钟，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9月2日上午吃过午饭离南昌，于3日零点到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停放的列车上，找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空五军政委）谈了话。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这天下午15点35分，乘专列由杭州出发，18点10分抵达上海。
特别应当说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经觉察和了解到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所以匆忙离杭州去上海。
毛泽东在杭州动身前，汪东兴才给王洪文打电话告之毛泽东就要到上海，还叫王洪文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
专列到达上海后，王洪文到车厢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怎么没见许世友来呀？王洪文回答说：已经给南京打了电话，说许世友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说罢，王洪文随即下车，回住处继续打电话找许世友。汪东兴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
9月1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到上海后，毛泽东便和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到11点多钟，毛泽东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许世友、王洪文一起走了。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说毛泽东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急忙吃完饭，便乘飞机赶回南京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毛泽东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专列便急速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去。9月12日13点10分，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结束了南巡之行。
从上述毛泽东南巡的行踪来看，毛泽东于8月15日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到9月10日上午前，毛泽东曾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停留，并且同许多人谈了话，而其中没有王洪文。直到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去上海，江东兴才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在此之前，根本谈不上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毛泽东于9月10日18点10分到上海后，王洪文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给南京军区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速来上海；二是向毛泽东汇报对庐山会议有关问题的认识；三是许世友于11日上午10点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后，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
除此，王洪文还有不利于毛泽东安全的表现：一是提出请汪东兴不要住在毛泽东的专列上，而搬到车下住；还提出让汪东兴到锦江饭店去吃饭。汪东兴考虑专列的安全拒绝了。二是把王维国拉上专列，与毛泽东相见。王维国是林彪的死党，在毛泽东到上海的前一天，即9月9日下午，曾与于新野一起察看地形，策划在上海谋害毛泽东。三是王洪文请许世友在锦江饭店吃饭时，当车站的警卫人员向他报告毛泽东的专列走了的情况，王洪文将这个情况小声告诉了许世友，当时王维国在场。由此可见，王洪文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甚少，没有很好起到保卫毛泽东安全的作用。
实际上，毛泽东南巡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完全由汪东兴负责，并带有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保卫人员。专列到上海后，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安排到外围去了，在毛泽东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警卫人员，以防不测。在离毛泽东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有上海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为了保卫专列的安全，汪东兴特别派了哨兵守卫。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南巡能安全离开上海，绝不是王洪文的功劳，怎能说毛泽东南巡时他起了保卫作用呢？
关于王洪文在毛泽东南巡期间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死党的问题，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清除林彪死党，是在9月13日凌晨发生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机叛逃事件后进行的。在毛泽东南巡期间，党中央还没有做出清除林彪的决定。所以，根本谈不上王洪文在毛泽东南巡期间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死党。9月11日中午，王洪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同时请了王维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如若说王洪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的死党，无疑是毛泽东结束南巡回到北京，发生“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事。对王洪文协助南京军区清除林彪死党的情况，当年参与审理林彪死党案件的空军前保卫部部长高德明在《秘密审判林彪“小舰队”内幕》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几乎在9月13日至9月18日之间，在京所有参与计划实施“571工程”的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胡萍，空司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司办公室二处处长朱铁铮，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司军务部装备处处长郑兴和，空司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等分别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
随着事态的逐日明朗，周恩来总理把当时主持清查工作的人逐渐扩大范围，并向各地林彪的党羽动手。
这是一个深夜，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接到周总理的电话后，急令副司令员肖永银赶赴上海，在上海锦江饭店以开会、看文件的名义，分别设下现场。很快，在王洪文的配合下，于9月20日羁押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9月25日，继南京方面羁押了南京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之后，9月30日，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被收审……鹿音、赤男：《秘密审判林彪“小舰队”内幕》，《中华儿女》1999年第11期，第71页。
毛泽东在上海遭到战斗机的扫吗
1971年，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的阴谋逐渐暴露出来。但是，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毛泽东不是很清楚。俗话说：欲知天下事，走遍天下路。毛泽东为了了解情况，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到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巡视。
对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的情况，《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写道：
1971年秋，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宅邸遭到了战斗机的“扫射”。〔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75页。
此记载有两个明显的错误。据《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记载，第一，毛泽东这次南巡，是在9月10日15点35分乘坐专列由杭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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