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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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等。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极开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往来，在国际舞台上开创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因而引起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关注。除此，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则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热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和日本出现了与苏联不同的情况，兴起了毛泽东研究热。
1960年1月，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了大型刊物《中国季刊》。该刊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原为费正清的学生，1956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后来，他加入美国国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由于《中国季刊》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争取文化自由大会”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一创刊，就在其第1、2期上连载长达29页的、西方“毛泽东学”反共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的论文《“毛主义”的传说》。该书重弹麦卡锡主义的老调，把论战矛头直指本杰明·施瓦茨1951年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的论点。
面对魏特夫的挑战，本杰明·施瓦茨没有等魏特夫将论文载完，就在1960年4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第2期上发表反驳文章《“毛主义”传说的传说》，重申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观点。
这场颇有影响的论战，虽然走向了两个错误的极端，但对西方“毛泽东学”的发展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因此，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苏联学者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属于“新左派”，而且是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陈志让于1967年出版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
欧美学者对日本学者收集整理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施拉姆曾说：欧美所有以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作者，都把这个东京版本作为自己的引证来源。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我国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文和讲话汇编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译成日文，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80年代形成高潮。其研究领域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三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研究；四是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研究。1963年知文阁出版、金相侠所著的《毛泽东思想》；1977年2月出版的河映爱所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1983年出版的柳济麟所著的《毛泽东理论与共产主义中国化》；1980年太阳文化社出版的罗昌柱的专著《毛泽东的生平与斗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了韩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有10％是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题的。
从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总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政府组织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的，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设置了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其中，美国、日本等国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国家仅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就多达1000多种。从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所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现在美国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其规模要比日本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可以有50卷到60卷之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为此专门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专著。
总之，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致力研究毛泽东，大量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巨大，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国内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中，也有许多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有些著作，热衷于记述“秘闻”、“内幕”、“隐秘”、“野史”，随意选用道听途说的传闻，甚至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捏造事实，胡编乱造，内容严重失实。《毛泽东之子——毛岸龙》一书，就是明显的典型。此书涉及的党和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情况，都纯属子虚乌有。所谓“毛岸龙”也是冒充的。1992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谜》一书，借释谜之名，大量叙述没有任何根据的迷信传闻，不仅失实处甚多，而且有严重的政治错误。1993年2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书中的记述严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的长儿媳刘思齐对这种严重违反出版管理规定，无中生有，随意编造事实，歪曲丑化毛泽东形象的行为非常气愤。她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谈话说：“我从1938年与主席相识，直到70年代初离开他老人家，作为主席家庭成员，对一些所谓‘纪实’闻所未闻，甚感惊诧。有的作者甚至大段编造主席的所谓内心独白，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学的角度，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在民间必然会有一些传说。这些传说，作为一种“口述的历史”，表达了一定历史阶段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赞美。例如“朱德的扁担”、“周恩来的睡衣”等，就是既有事实根据，又寄托了人民美好感情具有积极意义的传说。毛泽东也有许多类似的传说，如“浏阳遇险”、“瓦窑堡巧设空城计”等，而且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至今。河南人民出版社将这些传说编为故事结为一集，推出了《毛泽东的传说》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有的著作，违背历史真实，大肆宣扬封建迷信，通过“算命先生”之口，以生辰“八字”，来证明毛泽东是“真龙天子”。甚至说毛泽东打仗取胜全靠《周易》，因精通“奇门”而使北平和平解放。1993年3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人之谜——神秘的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一书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此书记述说，按照精心研究《周易》的人得出的结论，南京在周易中属于“死门”，是“溃败枯竭之地”，因此不能居住和前往。毛泽东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一生从未去过南京。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早在1920年四五月间，就曾到南京游览。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先后10多次到南京，怎能说他深受《周易》的影响一生从未去过南京呢！
阅读有关毛泽东的家世、轶事和人际关系的图书，可明显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互抄袭的现象。在抄袭中，不仅重现原书中的差错，而且还抄出了新的差错。
特别是一些不法书商见利忘义，为了牟取暴利大肆盗印出版物。更为恶劣的是，还擅自编印一些胡乱编造的，以讹传讹的图书，因而造成很坏的影响。
国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存在问题更多，性质更严重。因为国外的专家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目的和出发点非常复杂。有的采取敌视的态度，极力歪曲毛泽东思想；有的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需要，才去进行研究的；有的则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一种学派去研究。除此，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对毛泽东的生平和伟大革命实践情况知之不多，掌握的情况非常有限，所以其评述必然有许多失当之处，史料有误的情况更加严重。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对书稿中说法不一的情况进行探究，本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多方面考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材料将其整理成文。就这样，从1982年至今，历时18年，将所写的有关文章汇编成本书。
特别应当说明，为了撰写本书，曾拜读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如果不学习参考他们的这些著作，不从他们的科研成果中受到启迪获得教益，显然难以完成本书的写作。为此，特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书的论述，除了纠正对毛泽东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评述有误之处，还对其他许多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表面看来与毛泽东无关，不属于毛泽东生平事迹的内容范围，其实与毛泽东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本书中也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论述。
还有一点应当特别说明，纠正国内外出版的毛泽东图书中的错误，对毛泽东有关的人和事说法不一的问题做出准确可靠的结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内容涉及的范围甚广，其时间跨度较长。其中有的问题，曾是专家、学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至今仍有争议。而本人由于常识水平不高，对其掌握的史料有限，区区管见，肯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田　树　德
1999年9月
于长沙望月湖寓所

毛泽东的先祖（1）

《韶山毛氏族谱·卷首》（第二次修订）记载：“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
“澜沧卫”是古代地名，现今是什么地方呢？
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写道：
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云南澜沧（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页。
解放军出版社于1996年1月出版的《东方巨人毛泽东》一书，同样记载毛泽东的始祖太华“从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省吉水县内）迁徙云南澜沧（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李捷、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页。
查阅《云南简史》、《滇考》、《永北府志》、《明会典》、《读史方舆纪要》、《云南图经志》、《永北直隶厅志》、《明史·列传》、云南《永胜县志》等著作，根据其记载，由此可知上述记述把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由江西迁徙到云南之“澜沧卫”，解释为是今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有误的。
现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南部，思茅地区的西南部，东和东北隔澜沧江与思茅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相望，东南与勐海为邻，西和西南与西盟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相接，南部和西北部与缅甸毗邻。县城距昆明市745公里，距思茅镇173公里。
论历史沿革，该县在西汉时为哀牢地。东汉至隋属水昌郡。唐南诏时属水昌节度地，大理政权时期属永昌府。元属木连路。明清时为孟连长官司（后改称宣抚司）管辖，上隶顺宁府。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于圈糯置镇边直隶厅，隶属迤南道，此为澜沧设治之始。镇边之名，即镇摄边境之意。十七年（1891年），厅治迁勐朗坝，时镇边直隶厅全境包括今澜沧、西盟、孟连三县全部及双江县一部分。二十九年（1903年），厅治复迁回圈糯。1913年，废行，改为镇边县。1915年，因与贵州省镇边同名，乃以其地滨于澜沧江而易名为澜沧县，隶属普洱道。后废道，隶属云南省第二镇边督办公署。1928年，将其划归双江县。1935年，在所辖岩帅、勐角、勐董等地置设沧源设治局。至此，澜沧县辖今澜沧、西盟、孟连县全境，隶云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4月成立澜沧专员公署，其下分设澜沧、东朗、孟连、上允、溯涛（即宁江县，当时纪念解放宁江时牺牲的尹溯涛而得名）五县。同年12月，撤销澜沧专员公署，宁江县划出，另四县复并为澜沧县。1953年4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澜沧拉祜族自治区（县级），隶属思茅专区。1954年、1956年，孟连、西盟先后划出分别设县。1955年改澜沧拉祜族自治区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沿袭至今。
从上述历史沿革来看，澜沧县在历史上没有建置卫所。因此，在该县不可能有“澜沧卫”之说。
而实际上，古代之“澜沧卫”，是在滇西北的北胜州（今云南省丽江地区永胜县），而不是滇西南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永胜县志》记载，永胜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西江地区的南部，东接华坪县，东南接大姚县，南邻宾川县，西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鹤庆县一衣带水，北连宁蒗彝族自治县。至丽江行署所在地大研镇102公里，距昆明市516公里。
从历史沿革来说，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开发西南，在今川西南及滇黔地区设立郡县，当时永胜为遂久县地，属越嶲郡，首府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七俘孟获后，增置郡县，将遂久、姑复（今永胜、华坪）等县划归云南郡。
唐贞元十年（794年），在今永胜区域设北方赕，后改成倡赕属铁桥节度。宋代称善巨郡，首府设在今永胜县城北5公里处的大树坪，名为“城纪镇”。
《云南简史》载：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元军从甘肃出发，经川西北过大渡河，兵分三路进攻大理，其中一路到达善巨郡。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将永胜东部改为施州，西部改为顺州，属云南行中书省（简称云南省）。施州和顺州的来历，是根据唐代从昆弥河移来的“施顺部落”（即今彝、傈僳、白等族之先民）人口而命名的。
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又改施州为北胜州。北胜的来历，据冯苏《滇考》载，元兵自北南来，进攻大理，“首捷此土”，故名“北胜”。“北胜”一名，历元、明、清三朝，沿用了418年。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置北胜府，属丽江路宣抚司。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北胜府降为州，属鹤庆府；正统六年（1441年），升北胜为直隶州，属云南省布政使司。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征南大军进云南。十七年（1384年），改北胜府为北胜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北胜州置澜沧卫。二十九年（1396年），统治云南的沐英，根据朱元璋“寓兵于农，屯民实边”的旨意，把率领征南的军队3000多人留在北胜州，设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并在原北胜州城南新建砖石城一座，名澜沧卫城。城高一丈六尺，城围五华里，绕城有河，四门通水壕，有城楼。因此，《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一书，有“洪武二十九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以州隶之”，“于州治南筑澜沧卫城（今永胜县城）”的记载。
明初，澜沧卫与北胜州虽是一文一武分城分治，但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是军事管制机构，所以除握有重兵外，行政上还直接统治北胜、蒗蕖、永宁等州。正统六年（1441年），改北胜州为北胜直隶州，直属云南布政使司管辖，使澜沧卫仅主掌兵权。弘治九年（1496年），北胜州治衙门改置澜沧卫城南角（即今永胜县幼儿园、印刷厂、永北镇人民政府及农科所等所在地）。
如若探究澜沧卫的名称，一种说法是因永胜县境内有澜沧山，卫以山得名。《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载：“澜沧山，在城西南二里，高二百丈，卫与驿皆名澜沧以此。”《新纂云南通志》有同样的记载：“澜沧山，永北（城）西南二里，高二百余丈，卫与驿皆曰澜沧。”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永胜县被金沙江三面环绕，据《永胜县志》记载：“明初以前称金沙江为北澜沧江，卫以江得名。”
除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还提到“南澜沧”的称谓。1995年1月20日《云南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祖先与云南新考证》一文甚至说：“北胜州又称南澜沧。”据云南《永胜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北胜州》、《新纂云南通志》等著作记载，北胜州从未称为“南澜沧”。
说“澜沧卫”是今云南永胜县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还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现在的云南永胜县程海乡凤羽山下的毛家湾，以沙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村。这两个村，有毛姓人家140余户，计有1000多人。查阅民国三十年（1941年）编撰的《永胜毛氏族谱》（二修），便可得知这些姓毛者，都是毛太华的第二个儿子毛清二的后代。
除此，在永胜县河口乡毛家村，有毛姓人家110户，计有近600人；金官镇西湖毛家湾，有毛姓人家50户，计有300余人；翁彭乡毛家村，有毛姓人家53户，计有358人；清河乡毛家井村有毛姓人家20余户，计有100余人；片角乡毛家洼村有毛姓人家30余户，计有160余人。另外，梁官、期纳、涛源等乡镇，也都有一些毛姓村民。见简良开：《韶山毛氏与永胜毛氏》，载2000年2月27日《云南日报》。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缪开和撰写了《毛泽东与云南——　一代伟人的生死奇缘》，《永胜报》总编辑简开良撰写了《韶山毛氏与永胜毛氏渊源考》。这两篇文章在报刊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的关注和寻祖的兴趣。1997年4月18日，李讷偕其夫王景清等，从北京专程到永胜寻祖。对他们到永胜寻祖的情况，1997年4月21日的《永胜报》、4月30日的《丽江报》、7月25日的《云南日报》，都做了详细报道。
为了弄清永胜毛氏家族与韶山毛氏家族的关系，2000年6月8日到11日，由简开良、陈世雄、毛唐诗、毛华诗、毛志能5位同志组成的云南永胜县毛氏家族研究课题组，带着永胜毛氏族谱及有关史料到韶山，经与毛泽东的堂叔毛贻彰和侄子毛远俊、毛远义对族谱，证实永胜毛氏家族的派数、字辈与韶山毛氏家族完全一致。例如，永胜县程海乡毛家湾南村的毛泽光、毛泽峰，《永胜毛氏族谱》（二修）的记载，他们是毛清二的后代，毛太华的第20代孙。而毛泽东，《韶山毛氏族谱》记载，他是毛清一的后代，也是毛太华的第20代孙。
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是，2001年6月26日，永胜毛清二的第19代孙毛华诗、毛唐诗和第20代孙毛志能，经过多年的寻找，于2001年6月26日，在程海乡凤羽山下的山沟烂泥中发现了毛清二的墓碑，其碑文如下：
吾族原籍江西吉州龙城，始祖公太华宦游从戎，屯戍澜沧卫，后以军功奉调，携长子四子内迁。
明故一世祖旌表忠义、武德将军毛公讳用，字清二老大人之墓。
前所千总十一世孙毛翼圣率族人重立。
大清康熙七年岁次戊申季春月，谷旦。
毛清二墓碑的发现，无疑可充分证明澜沧卫是永胜，而不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毛太华生有几个儿子（1）

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从江西到云南，又携妻儿辗转千里到湖南定居，带来了韶山毛氏家族的大繁衍。
毛氏家族自在湖南韶山扎根之后，以务农为生，世代相传，约有500年的历史。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的第7代孙始修族谱，定下20代子孙名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