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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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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330～331页。
当时，谢觉哉任《湖南通俗日报》主编。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上述谢觉哉的记述，是他亲自经历的事，但没有说具体日期。
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册），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赴上海的时间。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页。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对谢觉哉的这篇日记，作了简要的解释。她在《万古之霄春意旋》一文中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王定国：《万古之霄春意旋》，载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报》。
上述谢觉哉的日记，无疑可证实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就是说，谢觉哉日记的记载是准确的，否则，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明确通知“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毛泽东不可能提前两个月，于5月就离长沙到上海。
谢觉哉日记记载的6月29日，是1921年阴历5月24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若说是1921年阴历5月离长沙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就是准确的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何职（1）
辛亥革命以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继续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屡遭失败。我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各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下，我国于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面对上述情况，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他决心“以俄为师”，走扶助工农群众，联合共产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伟大的转变，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抛弃了某些过时的观念，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革命目标，同中国共产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样，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就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还通过决议，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31日，举行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及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等。
关于这次会议确定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人选问题，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自述说：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5页。
根据毛泽东这个自述，我国许多著作记述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而斯图尔特R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一书，则有不同的记述：
这场复杂的戏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2～63页。
上述两种说法，一是说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是说任副部长。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据考证，这两种说法都是有误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记载：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闭幕后，于1月31日至2月6日接着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戴季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任秘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8号，广州1924年印本，第61～63页。
《毛泽东年谱》记载，1924年1月3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构，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还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伦、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邵未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恽代英任秘书。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1926年1月1日至19日，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18日，向大会宣读参加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仍推举汪精卫任宣传部长，秘书为沈雁冰。2月5日，汪精卫提议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经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2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长由沈雁冰代理。然而据沈雁冰回忆：“此次毛泽东的请假虽说‘因病’，实际上他是秘密往韶关（湘、粤边界）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长后，首先建立健全宣传工作体系，从调查研究入手，重新制定宣传计划。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理论宣传。在任职的7个月内，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亲自动笔写文章近30篇，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主要的负责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写这么多文章是很少见的。除此，他还特别重视对重大事件的宣传，利用宣传机关的有利条件捍卫国共合作事业，为宣传、贯彻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反动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就这样，他不负众望，很快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于是，毛泽东便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2～165页。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或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任代理部长。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向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此党务案被通过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5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有各部部长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的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毛泽东等辞职问题案。6月2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②
毛泽东是何时被任命为《政治周报》主
《政治周报》，是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期间主编的一份重要刊物。
这个刊物，从创刊到停刊，共出14期。从第5期起，因毛泽东兼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故不再兼主编。此刊虽然只存在了半年，但其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广州、上海、北京、开封、重庆、昆明等全国大中城市及香港等地，都设立了分售处。每期发行约4万份，成为当时深受读者欢迎的一份权威性刊物。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政治周报》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捍卫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驳斥了反革命派对国民革命的无耻诬蔑，热情歌颂了工农运动，为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北伐战争起了宣传发动作用。因此，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毛泽东任《政治周报》主编的时间问题，有不正确的误传。
1987年12月，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书记载：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的一份新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这份刊物在3月初开始发行”。〔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64页。此记载显然有误。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按照党的决议，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2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被任命为宣传部部长。
时至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汪精卫在会上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被会议通过。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
《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代理部长后，为反击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军阀、豪绅之流的反革命舆论的进攻，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认为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宣传阵地，因此极力主张创办《政治周报》，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同意。就这样，经过积极筹备，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名义，于12月5日，创刊了《政治周报》，毛泽东兼任主编，并为该刊第1期撰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了7篇杂文，揭露和抨击广东军阀、政客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6页。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2期出版；12月20日，出版第3期；1926年1月10日，出版第4期；3月7日，出版第5期。从这一期起，《政治周报》的主编由沈雁冰接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46～157页。
由此可见，上述那种认为《政治周报》于1926年3月创刊发行，毛泽东任主编之说，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何职（1）
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坚定的农民运动骨干，中共中央农委拟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其中第6条规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落实此计划，毛泽东亲赴江西、湖北、湖南，与三省国民党党部商议此事，得到三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11月底，毛泽东到武汉后，便着手筹办农讲所。
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推选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王礼锡、袭式农等人为代表组成筹备处，着手工作，并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筹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过程中，毛泽东深深感到，根据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的需要，仅仅为三省培养和造就农运骨干是远远不够的。要迎接全国农运潮的到来，就必须培养更多的农运人才。于是提议扩大招生范围。毛泽东的提议得到筹备处其他人的一致赞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便联合国民党著名左派人物邓演达，通过他进一步取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批准，遂决定将三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该讲习所组建后，毛泽东曾在此所任何职？
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记载：
3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任副所长（主持工作）。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6页。
而《光明日报》于1977年3月18日发表的刘征的题为《在武昌中央农讲所》一文记载：
筹建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
重庆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国民革命史》的记载，则是另一种说法，写道：
在筹备工作大致就绪时，国民党中央考虑到要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决定把这个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制，地址在武昌。该所实行委员制，常务委员是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夏明翰为秘书，周以栗为教务主任，下设教务、训练和事务处。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413页。
上述三部著作，对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个讲习所实行所长制，毛泽东任副所长；第二个说法是实行学校执行委员会制，毛泽东是主任委员；第三种说法是实行委员制，毛泽东是常务委员、副所长。那么，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
1977年3月1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在武昌中央农讲所》一文的刘征，于1927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主持考试合格，被录取到中央农民讲习所学习。1927年6月18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毕业。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他当时是中央农讲所的学员，其记述应该说是准确的。
时隔几十年，刘征的回忆会不会有误呢？有的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让我们以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的回忆来印证吧！
1926年12月下旬，张国基从印尼回国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时过一个多月，毛泽东从武昌拍电报要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毛泽东让他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负责接洽教师和编排课程表等工作。因为安排教员讲课和确定讲课日期、科目等，都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所以，他每天都要多次与毛泽东打交道。他在回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有关情况时写道：
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见李捷、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16页。
刘征，当年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学员，而张国基是其工作人员。他们的回忆，都证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实行委员制，毛泽东是主任委员，不是主持工作的副所长。
在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毛泽东任何职
1928年5月，毛泽东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为了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坚定边界割据斗争的决心，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特委，毛泽东任书记。
随后，根据大会决议，于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不久迁往茨坪）。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任何职呢？对此，有以下三种说法：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茅坪成立，毛泽东任主席。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36页。
1993年6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记载：1928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就是在这里（指宁冈茅坪苍边村——引者注）正式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34页。
1993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记载：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随后，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胡长水、李缓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8页。
上述这三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1967年10月，笔者从广州到长沙，曾采访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曾任中共湖南酃县县委书记兼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后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工作，不仅多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与袁文才、王佐建立工作联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比较了解。
当谈到湘赣边界的领导机构和成员组成时，他告诉笔者，1928年5月，毛泽东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兼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
但查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此书明确记载：中共湘赣边界特委（1928年5月22日成立）：书记毛泽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1928年5月成立）：主席袁文才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09页。
恢复毛泽东党籍是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吗
1997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领袖的成功之路》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我们今天看来是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当时，就在文家市转兵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却认为这是临阵脱逃。
谁都知道战场上临阵脱逃将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被指控为临阵脱逃的指挥官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果然，在两个月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赫然写着“开除毛泽东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前，毛泽东是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当选这一职务的。
更糟糕的是，中央的这一决议，传到井冈山时却变成了毛泽东同志被开除党籍。毛泽东当了几个月的党外人士，连党的支部会议也不能参加，就是靠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来指挥部队，直到朱德上井冈山后，才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委员。卢瑞莲、张云英、刘高志主编：《共和国领袖的成功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页。
在这段论述中谈到的毛泽东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显然是指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和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指示信的精神，把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的事。
误传把毛泽东开除党籍后，恢复毛泽东的党籍，重新让他任中央委员，是朱德上井冈山后的事吗？不是的。
中共湖南郴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湘南起义史稿》一书记载，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湘南暴动。3月29日，在湘、粤敌人重点夹击下，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4月5日，率部由湖南安仁县出发，经茶陵湖口圩，到达酃县沔渡。中共湖南郴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83页。
到达湖南酃县沔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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