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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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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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公安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注：不知道当年的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这时是否回忆起在延安他配合康生抓别人“特务”时的情景）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颇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注：有句成语叫“作茧自缚”）
…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诧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市，屈辱、悲哀、愤怒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　
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注：如果想起延安的事，就未必坦然）
到了北京，…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　
〃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找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　
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已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休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又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开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竞成决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情测，我能蒙受什么祸事！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别这个　
〃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需要老实交代。〃　
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者，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　
〃，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帅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找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向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　
〃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　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柯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河德式的人物同我博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象是高级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官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喧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历，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时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仟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二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巳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商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　
（注：话外音“老子用这套时，你还穿开裆裤呢。”）这个可怜虫竞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妙诀是对我的每一句听，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入越来越少，只剩下两三人，其中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近你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　
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　
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书）　。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已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博斗了。可惜他只个过是主子的传声简，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问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　
〃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合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而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个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了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　
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允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候街二十几号，此处世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是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部空着。安排我的那栋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而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部满足了我。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组、砚台以及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人管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　
〃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1967年11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1968年，听说原来的瞥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教．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　
〃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大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人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做〃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　
然而见面却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午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赵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功，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　
〃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立功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恩集中到…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向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试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予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椎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拼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昧地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度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叶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刁班〃返回来的督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　
，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设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江河有源　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勿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京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菲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耍我把自己听到的的话告诉刘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菲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注：再让你多嘴！）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话，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果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合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　
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向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行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被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个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斑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注：外人当然不如夫人可靠）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