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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普京一个人的振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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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但是与其日后痛苦，不如当时痛苦。”普京的第一段恋情就这样夭折了。
普京大学毕业后才认识后来成为妻子的柳德米拉。毕业后普京成为克格勃的职业情报官员，在莫斯科受训之后，又被派回列宁格勒工作，他仍然和双亲住在一起。
柳德米拉·什克列布涅娃是加里宁格勒人，比普京小七岁。柳德米拉出身于普通人家，父亲亚历山大·什克列布涅夫在机械修理厂工作，母亲叶卡捷琳娜是车队的收款员。柳德米拉是个美人，中学毕业后，当过邮递员，还在工厂当过车工，后来在加里宁格勒工学院学习了两年。但是她对工程方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就退学了。之后她考进航空公司，当了一名空中小姐。
1981年，柳德米拉刚刚22岁，有一次，她与空姐中队的一位好友前往列宁格勒游玩。在为期三天的旅游中，那位女友的挚友，一位名叫谢尔盖·罗杜尔金的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盛情邀请她去列宁格勒苏维埃剧院听音乐会，于是，那位空姐也随之恳求柳德米拉一同前往。哪知道，谢尔盖·罗杜尔金知道柳德米拉要去，于是，也叫上了他的好朋友普京。这样，当柳德米拉随女友和女友的音乐系朋友来到剧院时，普京已坐在售票处窗口旁边的椅子上了。当时，普京并未给柳德米拉留下什么印象。用柳德米拉的话说：“当时他穿着俭朴，其貌不扬，如果在街上，我绝对不会注意他。”
也许是一见钟情吧，第二天普京作东，请柳德米拉及其女伴到剧院观看演出，接着又是第三次。就在这次见面时，当普京与柳德米拉在地铁口互相道别时，普京突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柳德米拉，要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普京是决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人的。普京深情地对柳德米拉说：“我在警察局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暂时不能告诉你真实情况。”柳德米拉是后来才知道普京在克格勃工作的。
柳德米拉后来回忆说：“我一来到列宁格勒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正因为如此，我过得非常愉快。城市令人喜欢，遇到一些好人，很让人开心……”
返回加里宁格勒后，柳德米拉只要有空就打电话给普京，随着感情的递增，柳德米拉索性就利用工作便利，乘飞机赴约会。柳德米拉深情地回忆说：“一般人是乘公共汽车、电车或出租汽车赴约，而我是乘飞机去谈恋爱。”经过三四个月的电话倾诉和多次见面，柳德米拉从内心深处感到普京是她心目中向往的男人。虽然他貌不惊人，但是他内在的魅力像磁铁般吸引了柳德米拉。
时光荏苒，一晃三年半过去了。有一天，普京突然对柳德米拉说，“经过三年半的接触和交往，你现在该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不爱说话，脾气也不好，有时还会让别人受委屈。做我的伴侣是有一定危险的。现在你该决定与我的关系了。”开始，柳德米拉还以为这是普京的托辞，然而转念一想，不对，这话分明是要分手之意，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已经决定了。”
“真的决定了？”普京显得很惊讶，旋即用探求的目光注视着柳德米拉，似乎想从中发现些什么似的。柳德米拉点点头，以为他们的关系就要告吹。想不到，普京却说出了令她激动万分的肺腑之言：“我爱你，想选择一个日子和你结婚。”
柳德米拉随即来到列宁格勒，进入普京的母校列宁格勒大学。苏联的大学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是敞开大门的，柳德米拉又曾经在大学读过两年书，因此很顺利地被列宁格勒大学录取，读的是语言专业。她本想读德语，但是没有名额，于是被分配读西班牙语，还学了法语。
198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正是列宁格勒最美好的季节，在涅瓦河的一艘游轮的“浮船”餐厅，这对有情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双方亲属都出席了，大家按照俄罗斯传统的方式，庆祝他们成为夫妻。
婚后，改姓普京的柳德米拉一面继续读书，一面做兼职的工作，补贴家用。年轻的普京夫妇仍然住在斯塔切克大街普京双亲的家中，他们的两个女儿玛莎和卡佳也先后在1985年和1986年出生。柳德米拉的双亲多次从加里宁格勒到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发现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很紧。两对亲家每次见面，因为相同的家庭背景，总是谈得很融洽。
柳德米拉后来跟随普京去了德国，1990年回国后，柳德米拉又回到了圣彼得堡居住，在大学教书，平时开着从德国带回来的“伏尔加”牌轿车上下班。她的邻居说，柳德米拉不施脂粉，待人随和。
2000年，柳德米拉得悉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并提名普京为代总统后，意识到自己将会成为没有私生活可言的公众人物，所以哭了很久。在普京参加总统大选期间，柳德米拉在接受访问时坦白承认，她对政治“从来没有任何兴趣”。事实上，即使以俄罗斯的保守标准来看，柳德米拉作为政界人物的妻子，其作风也被认为是极为低调的。
普京当选总统后两天，克里姆林宫仍没有片言只字介绍这位“第一夫人”。这可能是因为“前车之鉴”，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作风开放，十分讲究衣着和生活品位，所以俄罗斯人普遍不喜欢她。柳德米拉和前任第一夫人利娜（叶利钦太太）似乎都明白个中道理。不过普京当选总统后，传媒对他们夫妇俩的报道也愈来愈多。职业间谍
普京大学毕业后，正式加入克格勃。尽管名声不佳，但是国际情报界公认，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几乎都出自克格勃。普京进入克格勃的时候，克格勃已经开始衰败了。当时苏联处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后期，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滞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扩大；另一方面，苏共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日益僵化，克格勃作为对内专政工具的功能更加突出。
普京进入克格勃以后，才发现现实中的克格勃与想像的大不一样。他后来回忆起他刚出校门时，同事多是老同志，其中有些人已经接近退休年龄。
有一次，普京应邀参加一个计划的讨论时，一位老特工说计划应该如何如何写，初出茅庐的普京有些不知深浅，插嘴说：“不行，这样不行。”
“你是什么意思？”老特工很惊讶。
“这不合法。”普京答到。
对方吓了一跳：“什么法？”
普京只好给他引用法律条文，指出其中的不妥之处。
“但是我们有上级指示。”对方并不接受普京的意见。
普京只好再次引用法律，但是同事们似乎在听“天书”。最后，那位老特工露出了讽刺的神情：“对我们来说，上级的指示就是法律，普京同志。”
后来，普京才明白，这些老前辈们就是这么长大的，也是这么工作的。但是，受过系统法律教育的普京，却一直无法接受那些观念和行事方法。
后来的几个月里，普京通过了一道道程序，也写了几份报告，然后又被派去接受了六个月的特工训练。当上司终于相信他已经掌握了基本要领之后，才派他回列宁格勒，在反情报处工作。在那里，普京工作了四年半。
当然，间谍工作是要保密的。普京的克格勃生涯，主要是跟踪和监视克格勃认为可疑的外国人，如外交官、游客、商人，或是苏联本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普京被认为忠于职守，他在克格勃的最初几年，作为一个新手，想必在工作方面的表现是不错的，否则就不会被派往国外。普京后来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当然要做许多见不得人的工作，这是事实，很遗憾。”
1984年普京再次受训，这次是在莫斯科的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该学院是克格勃专门培养对外情报官员的地方，学员可以在将要前往的国家的模拟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普京所在专业是用德语教学的，生活环境也模拟德国。普京当然明白，结业之后，他将被派往德国。
“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1985年，普京从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受训后，即由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第四处派遣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他以这里为基地，以整个中欧的德语地区（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为舞台，度过了他克格勃生涯中最有成效的六年岁月。
本来普京是可以选择到联邦德国（西德）工作的，西德当时已经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之一，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较好。但是，如果要去西德，必须先在莫斯科的第一总管理局四处
工作一段时间（一年至三年），而去东德就没有这个要求。普京显然是急于建功立业，选择了不需要在机关坐班，立即就可以到第一线工作的方案——东德。
普京在民主德国的六年，主要住在德累斯顿，但是莱比锡也是他经常去的城市，因为他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的主任，这是他的公开身份，实际上他和格鲁乌（东德的情报机关）的合作主要是在莱比锡。也有报道说，监视驻德苏军，也是普京在德国工作的一部分。普京小组的办公室是一座建于1909年的二层楼别墅，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大门有武装警卫。50米外就是东德的特工总部。
普京在德国究竟是怎样开展间谍活动的？以及他间谍生涯的表现如何？是人们希望了解的谜。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位据说曾在80年代受普京控制、直接为其提供情报的特工“M”的文章，首次披露了普京初到德国从事间谍生涯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据报道，M特工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前刑事警察督察官，而实际上他是具有十年克格勃经历的地下特工，主要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1985年，他首次在前东德德累斯顿的一幢公寓里见到普京。他对普京的第一印象远远谈不上满意。
“普京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前上司克格勃情报处官员介绍我们相识。”M特工说，“由于普京是一位刚出炉的新手，于是我就向他详细介绍了在德从事间谍活动应注意的事项。显然，他一点经验也没有。这是他第一次赴海外从事间谍工作。他虽然对间谍理论了如指掌，但却不了解具体操作时的规则。”
就在见面后不久，普京未能按时前往某地参与一次接头活动，要知道那次会面是好不容易才安排好的，这让M特工大为光火。“要知道忘记与你负责的特工接头就等于犯了有可能危及对方生命安全的大错误。”他说，“我警告普京说，除非他克服掉不良行为，否则我就立即不干了。”
但普京天生就是一个克格勃的可塑之才。不久，他的努力就使M特工变得温和起来。然而在另一次，他又出岔了。那天普京去接头，递交一个由克格勃设计安装的无线电装置，该装置内部配有一个秘密的录音装置和一个尖端的定时器。据称，这个无线电装置是设计在秘密特工中使用的，但是普京不得不承认，他不知道怎样操作这个装置。
M特工说，普京有五年时间是他的头儿。普京开始几乎很少说话，总是寻求建议。“他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不怎么守时。”M特工说，“可是这种现象不久就改变了。他对德国人的工作观念极为崇拜。他成了一个一学就会的人，而且作风变得很麻利。”
于是，这两个人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系统，保护M特工的身份，有十幢“安全”的屋子用做会面之地。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往往通过死信箱进行接触联系。在沿易北河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M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他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这些东西往往用来隐藏或传递加了密的电文。或者将情报藏在像石块形状的水泥块里，打碎这些水泥块，就可提取情报了。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三声，那么就是M特工需要紧急见他的信号了，普京会准时地在60分钟内抵达接头的地点。
尽管普京初涉间谍领域时的表现令人不满意，但M特工说，他渐渐地成为非常有效的自我控制者。“随着普京越干越出色，”他说，“他变得更加雷厉风行，总是竭力地控制自己。我渐渐地越来越了解他了。几乎没有事能够难倒他，也几乎没有事可以归罪他。”
“他不饮酒，也不吸烟。他不贪财，也不好色。他总是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总是将秘密藏在心头。他想必也有弱点，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弱点是什么。”
普京惟一的一次放松自己是在1990年年初他回俄罗斯之时，在一次动情的告别会上，他给M特工下达了严格的指示，销毁所有他为克格勃工作的证据。
“他不想返回俄罗斯。”M回忆道，“他担心回国后的政局变化，他已经习惯了在德国的生活。他眼噙泪水地说了再见，并以罕见的真情流露告诉我，我对他就像是一位亲人一样。可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后来普京自己透露，他在德国的情报活动，是以北约为主要目标，搜集的情报都直接报送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为此需要招募当地人。普京在德累斯顿和其它城市也发展了一些当地官员和专业人士为克格勃提供情报。普京也使用“燕子”（克格勃培养的年轻貌美的女特工）刺探情报。克格勃十分擅长利用这些女特工接近目标，先色诱对方，再使之就范，为己方提供情报。在德累斯顿，普京有若干受过训练的“燕子”活跃于贝琉酒店。这座酒店位于易北河畔，离安吉利卡大街不远，是德累斯顿的高级酒店之一，一座三层高的传统德式建筑。这家酒店的登记处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一旦某些有价值的西方旅客入住，很快就会有精通旅客所属国家语言的年轻女子上门。对克格勃来说，刺探情报是不择手段的。当然，他们的西方同行在这方面也不逊色。
德国情报机构近年调查了一个名为“日出”的行动计划，并且认为这个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而寿终正寝，换言之，普京当年布建的间谍网可能现在还在运作。这使德国方面相当困惑。受到德国情报机构调查的前民主德国情报高官和政府官员都不知道“日出”计划，当然受过训练的间谍大师即使知道也决不会透露。因此德情报机构认为“日出”计划实际上还在黑暗之中，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见到阳光。
总之，普京和他的小组（其中有些战友现在成了他的部下），当时直属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的弗拉基米尔·谢罗库夫将军指挥，卓有成效地进行着工作。
普京在德国五年的工作和生活使他得以观察联邦德国社会和经济的运作。他虽然常驻民主德国，但也经常前往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了切身的体验，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的直观了解。事实证明，有这样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外派的经历使普京这样的克格勃官员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比较开放，因而也比较务实。普京在担任俄国总理和代总统之后，曾经多次表示对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好感，特别是对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推动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做法，他深表钦佩。
目睹历史剧变
1984年普京初次离开苏联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结束，表面上苏联国内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克格勃也处在发展的高峰时期。但是，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已经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内伤，甚至可以说，癌变的迹象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就是苏联阵营的岌岌可危。民主德国作为苏联阵营的一员，尽管经济和社会水平在东欧位居第一，但是和联邦德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1／4，社会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30％，职工的收入
只有联邦德国的1／3，进出口总额只有联邦德国的1／10，科技水平比联邦德国落后10～15年。
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演变苏联东欧阵营的主要方向是民主德国、捷克和波兰。长期处于冷战的环境、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西方的渗透和压力、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民主德国执政党本身的失误，这一切都使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逐渐紧张。尽管民主德国政府筑起了坚固的“柏林墙”，希望用钢筋水泥的建筑和武装军人阻止民主德国人移居联邦德国，但是仍然有大量公民采取各种手段出逃西方。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社会生活陷入混乱之中，各地的游行示威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新纳粹组织也出现了，他们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苏军。德累斯顿是新纳粹活跃的城市之一。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巨大变化是普京从未经历过的。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复杂的局势肯定对正常的情报搜集工作会有影响，而且苏联国内的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公开报道中从未提及普京对这场巨变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的感受决不会是兴高采烈的，而毋宁是迷惘、困惑和痛苦的。毕竟，他为之服务的克格勃是苏共的情报机构，又和民主德国的官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苏共领导人导致了民主德国的变化，而巨变的结果是新纳粹对苏军的攻击：德累斯顿的大街上出现了“占领军滚出去”的大标语。普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他的两个哥哥死于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期，现在纳粹居然卷土重来，普京的内心想必很不平静。
对普京小组的直接冲击终于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之后，德累斯顿有人冲击了民主德国情报机构的办公楼，接着又有人来到普京小组的所在地。过去这里的武装警卫这时已经撤销。普京单枪匹马先将人群阻挡在门外，然后要求附近的苏军基地派人来支援，因为办公室里有克格勃的机密文件。苏军起先没有答应。普京独自和人群对峙，他很镇定地和示威者交涉，要求他们不要冲击这个地方。数小时后，苏军抵达，驱散了人群。普京当时的感觉是：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明显，苏联正在生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普京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度过了民主德国最后的岁月，但这还不是他最后一次见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共产党的终结。在东德，虽然苏军还要再过几年才完全撤走，但是作为克格勃的派出机构，普京和其他在民主德国的情报人员都已经失去了在这里工作的基础和土壤，更糟糕的是，苏联的局势远不像民主德国，没有人知道苏联、苏共和克格勃今后的命运是什么。
第三章 走向权力中心
投身政界 相助恩师
1990年1月，普京回到祖国。有人推荐他去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工作，但是他拒绝了。他觉得，克格勃系统已经没有前途，他的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与其在这个系统里，眼看一切在自己周围垮掉，还不如做点别的事情。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退出克格勃，但是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了。
于是，普京回到故乡列宁格勒，在母校谋到了一个职务：副校长的外事助理，显然学
校当局认为他在国外的经历有助于大学的对外联络，当然学校也了解普京的背景。虽然克格勃的名字引起许多人不愉快的联想，而且1990年克格勃本身也受到冲击并且也在改革，但是在列宁格勒，克格勃仍然还在运作，普京当年的同僚，也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部门为克格勃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从外国回到苏联的克格勃情报军官，仍然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继续其情报职业。普京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
1990年春夏之交，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市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普京在大学里的恩师索布恰克这时已经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他在选举中振臂一呼，顺利当选，从一个议政的人民代表进而成为一个大城市的行政长官。索布恰克具有知识分子型政治家的特点，他思路敏捷，善于演说和鼓动，能够直接和人民对话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善于在市杜马这样的场合估计形势，合纵连横。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索布恰克是苏联反对派的一面旗帜。索布恰克虽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斗争的经验，但是，当市长和做议员不同。议员是“务虚”的，特别是当时苏联的人民代表，主要是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议，索布恰克以其法律知识和口若悬河的政治鼓动能力在人代会如鱼得水。但是成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之后，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务实的职位，是必须做出具体成绩，让市民得到实惠的位子。因此索布恰克不能像在人代会那样和其他精英联合作战，而必须有自己的班子，有可靠而能干的助手。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德国回到列宁格勒的普京出现在索布恰克面前。
那是1990年初的一天，索布恰克从市苏维埃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办事，在办公楼的走廊里遇见普京。普京向老师问候，彼此很自然地先是寒暄，然后谈起现状。索布恰克正忙于过去他所不熟悉的各种事务，看到这位学生，他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助手人选吗！只有38岁，当年在学校是优等生，虽然是克格勃，但是没有什么劣迹，在国外多年，为人显得干练，不嚣张跋扈。索布恰克单刀直入，问普京愿不愿意到市苏维埃工作。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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